1. 引言
城市，是人类重要的空间聚合形态，城市空间的扩张、分化、裂变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城市空间规划不仅是对城市物理空间场所、形态的设计，同时也是对社会空间的组织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塑造。对于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的研究，国外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一是主流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二是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或政治经济学，即“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于空间规划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生产方式由“福特主义”向“弹性生产”急速转变，以城市中心区衰落和财政危机为典型体现的城市危机普遍发生。与此同时，城市规划实践也从之前的重视物质形态规划转向对空间利益的争夺和权利归属问题的关注。这样的社会背景促使以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城市空间危机进行理论批判与反思，城市空间规划问题正是这一空间批判与反思过程中逐渐显现。本文试图在梳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于城市空间规划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背后的资本力量与政治权力如何在其利益支配下共谋规划城市空间，以揭示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规划的实质。同时，研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规划问题，呈现出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的一系列空间缺陷和空间矛盾，能够为我国现代化城市空间规划与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借鉴。
2. 资本–权力共谋规划资本主义城市空间
“组织空间生产布局”和“生产空间产品”是城市“空间生产”的两个方面，共同体现着垄断资本和政治权力合谋在城市空间中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1]。一方面，资本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进行空间商品生产，在微观层面塑造城市的具体空间结构与空间面貌；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权机构以稳固统治为目的布局城市空间，在宏观层面对城市空间进行整体设计。
2.1. 资本力量以价值增殖为目的塑造城市空间
资本的本性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分散逐利冲动与国家的政治权力共同塑造了城市空间地貌，城市空间为实现资本的循环、积累与利润服务。城市空间按照其功能可分为两部分：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马克思曾以“工业城市”的视点，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入手，深刻分析了资本如何对劳动者的工作空间进行组织与规划。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一方面要求技术上的机器生产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依赖于规划与组织上对劳动过程的不断改进，后一改进过程与空间的聚集、切割与压缩联系在一起，标志着资本从对时间维度的规划转向对空间维度的规划。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梳理了一条从简单的“协作”，到协作基础上的“分工与工场手工业”，再到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机器大工业”的分析线路，最后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器大工业阶段必然会推翻和瓦解工场手工业阶段建立起工作空间的规划与组织基础，建立起符合机器大生产模式的新的工作空间规划和组织形式。这三种呈递进关系的生产方式，其实是“劳动过程社会化的具体方法和方式，即劳动过程从单个人劳动过程转变为集体的社会劳动过程” [2]。资本不断打破以往对工作空间的旧的安排规划，以为资本主义谋得更大空间的发展，体现着资本对劳动者工作空间的规划与安排。
作为工作空间附庸的劳动者的生活空间的组织规划逻辑同样被资本所攫取，资本规划劳动者的生活空间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服务，结果是劳动者空间生产与生活的内容混淆、界限模糊。诺埃尔·卡斯特里就从劳动者的“工作空间”视域出发，认为在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塑形了“工作空间”，包括作为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空间的等级化“工作场所”，以及作为城市内部空间的等级化“地方”(日常生活维度：城市、城镇和社区) [3]。工作空间是资本增殖的核心地带，但资本绝不会满足于仅对工作空间的控制，工作空间之外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日常生活空间也在资本的控制之下。资本通过对工人的日常生活空间的规划与布局，一方面保证了资本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力的源源不断，另一方面推动了货币资本的循环过程，毕竟工人的消费是剩余价值在流通中实现的重要环节。劳动者的工作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紧密联系，共同受到资本力量的支配，而工作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的结合构成整体性的城市空间。因此，资本通过对工作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的控制，将“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了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挟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乃是资本的一部分” [4]，以资本增殖的要求塑造城市空间。
2.2. 政治权力以稳固统治为目的布局城市空间
资本在微观层面塑造城市面貌，而要使劳动力、资本、原料、能量等要素在城市框架内顺利流动，还需要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权机构从宏观视角把握城市的空间布局，管理城市空间的整合、划分以及组织网络。最初在英国发生的圈地运动，造成农业工人的土地被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地主使用暴力大规模侵占，农民与土地分离，手工业工人的生计随之也被机器大工业剥夺，在资本的驱使下被迫进入城市谋生。大批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其他生产资料都已由资产阶级占有。掌握生产资料的城市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借用技术力量进行对城市空间的空间聚集、区位安排、等级规定、空间优化等活动。
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空间规划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统治的新工具，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通过控制城市规划，使城市空间生产按照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进行。同时，政权机构借助科学原则，以实现资本在城市空间的循环为目的，与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和技术专家一起，通过专门规划、设计创造、符号编码的方式对城市空间进行空间布局与结构升级。“空间规划的背后是权力的介入，资本的渗透和利益博弈，利用统治权力对空间的原始形态做人为的切割与干预。” [5] 资产阶级政权机构通过规划和指派城市空间各部分的等级层次，形成城市空间的区隔化，其目的是保障垄断资产阶级所拥有的“特权空间”而剥夺工人阶级等无产者的空间权益。城市空间按照资产阶级政权的要求，或是被细致的分为工作空间、日常生活空间；或是被划分为白天空间(商品区域)、夜晚空间(娱乐区域)。最为明显的是城市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划分，城市中心是被商业、娱乐、文化艺术以及政权机构、信息中心、决策中心占据的空间，是城市的内脏与核心区域和“高等级”的象征，属于垄断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被放逐到城市中心之外，由此形成符合资产阶级统治要求的区隔化、等级化的城市空间结构。
3. 资本–权力主导的城市空间规划的特点
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空间规划与政治权力统治的关系、资本在城市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刻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空间规划与空间生产的固有缺陷，揭示出隐藏在繁荣的资本主义城市表象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矛盾。
3.1. 空间规划沦为资产阶级实现“财富增长”的工具
如果说城市空间是一座“财富增长机器”，那么城市空间规划就是资产阶级实现“财富增长”的工具。资本的增殖依赖于对空间的开发与占用，与空间开发并行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空间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资产阶级最为看重的是空间的交换价值和价值，因为空间的商品化过程是资本主义实现资本增殖的重要基础，而作为商品聚集、流通与消费的关键场所，城市空间本身也可以产生财富并衍生出财富拥有者的权利。资产阶级通过主导城市空间各区域的设计与规划，使城市空间俨然成为更利于商品交换和实现财富积累的关键场域。
本雅明曾对早期大工业城市巴黎的消费景观“拱廊街”进行考察，认为资本主义商品销售的秘密就隐藏在拱廊街背后。早在19世纪资产阶级就已经通过设计拱廊商业街等城市消费景观，主宰大众的私人消费领域。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拱廊商业街的城市景观逐渐无法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扩大化的需要。到20世纪30年代，豪斯曼城市更新改造计划的施行，使巴黎这座都市被重新规划、建设，曾经的一座座拱廊被宽阔的商业大道、大型百货公司和商场所替代。奥斯曼空间改造与更新极大推动了巴黎地区的工商业资本和区域人口的聚集，促进了巴黎都市商业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城市空间内的街道、建筑物等都被组织起来渗透资本逻辑，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服务。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其在重组旧城市空间的同时，规划与建设着新的城市空间。城市新区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延伸的主要载体，资本通过对新城市空间使用价值的充分利用，推动新空间的价值增殖。当新城市区域中的房产升值、土地升值、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完备后，最大的受益者是城市开发过程中的资本所有者。除此之外，资本主义还通过对城市空中与地下空间资源的开发，以及填海填湖造陆、农业用地转商业用地等方式，想方设法地创造出更大的空间以满足生产。这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疯狂的投资在没有停止寻找新的领域、土地和地区或者补偿的时候，是不会减缓的” [6]。
资产阶级城市精英声称“增长”会巩固城市的税收基础、创造就业和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但这样的断言实际上是对普通大众的欺骗。真实的情况是“对于很多空间和时间来说，增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好坏参半，而增长机器的断言仅仅是合理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对现实的真实描述” [7]。资本对空间的不断规划不但没有促进就业岗位的实质性增加，还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社会不平等。对财富增长的狂热追求导致空间增长的规模、速度与实际容量不相匹配，反而加剧和恶化了城市的空间隔离和不平等状况。而资产阶级政府背后的财政背景和经济背景使其在缓解社会不平等、保证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作用形同虚设，他们维护的只是增长机器的统治阶层，公民的平等权利根本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3.2. 空间规划与设计是资本强权统治的政治性手段
城市空间规划使“绝大多数优质的空间都不可避免的被资产阶级垄断，用于商业目的以实现土地资本的增值” [8]。对于资本而言，要更多地占有空间改造中的巨大利益，与权力的结合是一条捷径。在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政策设计的条件下，无论是采取正式的手段(如配合政府的发展规划)还是非正式的手段(如权钱交易)，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快、更多地获取剩余价值。这导致空间规划承载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属性与国家职能，规划与设计变为“资本–权力”联合下预防和缓解统治危机的统治工具。
巴黎豪斯曼的大规模市政建设，就是资本如何通过空间规划巩固其对无产阶级的统治的生动说明。豪斯曼通过破坏巴黎空间的历史使用价值而谋取政治统治空间，把工人抛离中心地区的战略旨在让工人远离政治中心与决策中心，剥夺工人基本的城市权利，从而巩固都市的政治中心和决策中心，城市空间中的压迫与不平等被遮掩和隐匿。雅各布斯以美国的都市社会为背景，将城市居住空间分为三个等级：被犯罪、破坏与失望充斥的低收入住宅区，僵化的中等收入住宅区，庸俗的高收入住宅区 [9]。资本和国家权力根据自身需要与利益对空间进行分割，运用严格的等级来规划商业区、休闲区、居住区以及城市边缘区域。资产阶级通过与权力的联合，利用城市规划巩固对无产阶级的控制，剥夺了无产阶级的空间决策权。
作为资本积累、危机与循环的产物，城市空间负载着资本积累的逻辑，其中也内含着资产阶级城市规划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等问题。基于此，大卫·哈维对城市规划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进行了批判，指出城市规划是国家统治工具的一部分，在其控制下的城市规划师也作为国家权力与资本的工具而存在，其知识的使用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但其自身却浑然不觉。曼纽尔·卡斯特将空间被视为社会的物质性表达，城市作为一个空间片断，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它由劳动力再生产的集体消费过程所建构 [10]。城市结构体现着资本主义结构，同样由生产、交换、消费、行政和符号等要素和诸多要素以特殊的方式连接而成，占支配地位的要素是“集体消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组织是集体消费的主要提供者，在其控制下的城市规划机构通过分化都市区域、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城市设施等手段干预城市活动，以进一步符合集体消费的组织要求。资产阶级的城市空间规划与设计体现出了明显的阶级倾向性，城市问题从根本上是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国家对集体消费过程进行干预的结果。
4. 资本–权力主导的城市空间规划的实质
城市空间规划已是资本–权力在空间范围进行剥削的重要手段，导致了空间区隔化、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分配不公、阶级分化与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加深等社会问题。城市空间正义失衡与缺失，劳动者的生存空间被资本剥夺，劳动人民的生存条件在急剧恶化。更需重视的是，资本–权力支配的空间规划极大地破坏了空间的生态环境，由于无产阶级日益处于弱势地位，无产阶级生存环境与公共卫生防疫与救治权利得不到保障，这“直接造成了无产阶级对于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的弱势与无助，必然导致资本对于弱势群体生命健康权利的践” [11]。
4.1. 缓和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
为了满足无限扩张的资本增殖需要以及稳固政治性统治，资本力量与政治权力共谋规划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一方面，资本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进行空间商品生产，在微观层面塑造城市的具体空间结构与空间面貌；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权机构以稳固统治为目的布局城市空间，在宏观层面对城市空间进行整体设计。城市空间的建构与规划无不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空间规划沦为资产阶级实现“财富增长”的工具，其最终受益者是资产阶级的城市精英。空间规划也成为资本强权统治的政治性工具，通过对城市空间的规划设计，资产阶级巩固了对无产阶级的控制，剥夺了无产阶级对空间的决策权利，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深化。列斐伏尔在对空间生产进行了深入批判后，将批判视角转向城市规划，以揭示资本主义空间规划、组织、设计与改造的“秘密”。大卫·哈维继承了列斐伏尔开创的空间批判理论的旨趣，从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入手，说明为了减少资本流通时间和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需要时间和空间上的进一步规划，显示出空间规划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曼纽尔·卡斯特从“集体消费”出发，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组织控制下的城市规划机构通过分化都市区域、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城市设施等手段干预城市活动，以进一步符合集体消费的组织要求，由此导致城市空间分配和布局上出现的阶级分异、空间不平等城市问题，从根本上是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国家对集体消费过程进行干预的结果。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城市的空间规划给予了一定关注，试图从城市空间规划来寻求新的路径。
但是，从实质上看，资本-权力共谋的城市空间规划是为了缓和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但是这种延缓作用只是暂时的，最终都无法避免过度积累趋势的出现，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大规模的罢工与游行示威都是对当前政治体制的反抗，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依然存在，两极分化定然会使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利益关系不断激化，从而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矛盾激化，政治极化严重，民族问题突出时，工人阶级的崛起将会影响整个政治体制。
4.2. 延缓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随着资本空间化进程的复杂化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尖锐化，资产阶级着力对空间进行严密规划，以求缓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利用空间生产来消除社会冲突的运行机制，哈维从资本的“三级循环”和“时空修复”的角度给出了回答。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目的，在于通过不断运动实现增殖资本的价值，保证资本主义基本结构的持续功能。因此，“资本主义必须要维持永远的循环和周转才能实现利润和剩余价值，否则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 [12] 因此哈维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入手，提出了资本的三级循环理论，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规划的发展进程。资本的初级循环是次级循环的前提和基础，次级循环是为有效解决初级循环过程中的过剩积累而存在。当初级循环中的资本利润率下降时，资本就会自动进入次级循环过程中寻找新的利润空间，转向房地产、大规模基础设施等固定空间资本的领域进行投资。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和解决资本次级循环中产生的危机，必然会扩大社会性支出以加强技术革新、设备升级以及对劳动者的教育培训，进入资本的三级循环过程。哈维还找到了一种“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 [13]，即“时空修复”：“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必然以打破空间障碍和加速周转时间为目标，那对其无情的资本积累的议程来说是基本的。” [14] 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明显特点就是资本盈余和劳动力过剩，而时空修复正是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有效手段。
在哈维看来，对于一定范围内发生的时间修复策略无法解决的过度积累的问题，避免其贬值处理的有效方法就是进行空间性修复。可以认为，空间修复是对资本过度累积问题的相对持久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只是为了解决过度盈余的问题不停地进行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最终很有可能产生其他的负面性影响。毕竟当资本无法实现再转移时，问题就不仅仅是资本的过度积累了，通货膨胀的出现会直接导致经济萧条。因此，无论是资本的三级循环还是时空修复机制，都只能暂时性地缓解资本主义危机。不管资本主义的空间资本如何转变投资方向，最终都无法避免过度积累趋势的出现。
5. 结语
研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规划问题，为我们呈现出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系列空间缺陷和空间矛盾，这为当代中国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加关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空间正义问题、反思空间资本化的合理防范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借鉴。城市规划与建设过程如果完全由资本权力主导，而社会力量薄弱、社会公众参与度不够，其结果是导致城市空间隔离、弱势群体边缘化、公共空间资源分配不公等城市矛盾与问题。因此我国的城市建设应合理认识和利用资本发展城市空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公共治理的城市理念，在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追求多样化的城市空间规划方案，推动我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