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1] 在任何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都是这个社会精神文化的基础和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 [2] 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不断为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做出新的理论指导和阐释，不断丰富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体系。
2. 研究工具及数据来源
CiteSpace是一种将JAVA程序作为编写基础，并用于分析某个研究领域现状、热点问题与有关研究动态趋势的文献计量软件。其通过生成可视化的图谱，建立节点之间关联以及绘制战略坐标等方式来分析研究对象之间的共现关系。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的文献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通过主题词为“主流意识形态”、时间跨度为“2011~2020”、来源为“全部期刊”的文献设置，共得到数据3563份，删除会议通知、书评、期刊寄语等非学术文献后，共获有效文献2557篇，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关的文献计量分析。利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5.7R5，结合CNKI平台的论文数据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领域2011~2020年的相关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更为系统地了解近十年国内关于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热点问题与研究的有关动态趋势，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3. 2011~2020年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总括
3.1. 文献年度分布情况
在2011~2020年期间，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稳定上升，具体发文量情况如图1所示。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3]，并突出强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当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重要性，学术界有关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发文量增幅显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了“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4] 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专题化研究越来越深入，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空间治理、社会思潮引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且政治学、传播学、教育学、社会学、文艺理论等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趋势更为明显。
Figure 1. Statistics of documents issued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mainstream ideology from 2001 to 2020
图1. 2001~2020年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领域发文情况统计
3.2. 发文机构分析
在CiteSpace分析的共词图谱中，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机构以节点的方式呈现，节点越大则表明出现的频次越多，节点间的连线则反映出词条间的共现关系，较多连线的词条，共现强度越强。通过运行CiteSpace，时间跨度设置为2011~2020年期间，节点类型为institution (发文机构)，调整阈值为TopN = 50，共词图谱呈现出176个发文机构的节点(见图2)。基于发文机构共词图谱的分析可见，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等研究机构发文量相对居前，在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意识形态安全、社会思潮传播等方面形成关注度较高的研究成果。
Figure 2. Organization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2. 机构共现知识图谱
3.3. 发文作者分析
在CiteSpace分析的共词图谱中，主流意识形态研究作者的词条也是以节点的方式呈现，节点越大则体现研究作者词条出现的频次越多，节点间的连线则反映出作者间的共现关系，较多连线的词条，共现强度越强，其研究合作的频次越高。通过运行CiteSpace，时间跨度设置为2011~2020年期间，节点类型为author (发文作者)，调整阈值为TopN = 50，共词图谱呈现出402个发文作者的节点，并有66条节点连线(见图3)。基于发文作者共词图谱的分析可见，李晓阳、王永贵、范秋迎、张爱军、杨文华等学者在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的发文量相对较多，着重从意识形态认同、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等方面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李晓阳侧重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入手探求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样式、路径与挑战；王永贵重点研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困境及解决对策；张爱军则以网络空间为研究视角，分析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新挑战及应对措施。发文量较高的专家学者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发展样态。另外，《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孔德永，2012)、《论网络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策略》(杨嵘均，2015)、《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上如何取得共识》(侯惠勤，2012)等为近十年高被引的研究论文成果。
4. 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词分析
基于文献数据的关键词信息，形成以共现分析为基础的聚类，可以将关键词进行有效归类，并可以进一步分析聚类里关键词的关注度和新颖度，客观呈现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
4.1.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通过运行CiteSpace，得到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共计527个节点、2641条连线(图4)。基于关键词共词图谱的分析可见，共现频次排名居前的关键词包括“主流意识形态”(freq = 979)“意识形态”(freq = 398)“大学生”(freq = 253)“马克思主义”(freq = 143)“高校”(freq = 143)“新媒体”(freq = 140)等。另外，“新媒体”的首次出现时间为2012年，但以较快速度成为近十年的高频关键词，可见其在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领域引发较大关注，持续对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新技术、新手段的关注，尤其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关注，是未来需要长期关注的研究方向。
Figure 3. Author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3. 作者共现知识图谱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4.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4.2. 共词聚类与战略坐标分析
通过进一步对527个关键词进行梳理，利用相关共现数据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做出较好的数据支撑。通过共词聚类分析，将关键词分为79个聚类，去除20个无效聚类2，最终得到59个有效聚类。围绕59个有效聚类，可以进一步构建以新颖度和关注度为坐标轴的战略坐标直观的分析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在平均共现时间方面，每一聚类关键词与所有关键词年份数据之差，称为“新颖度”，若值为正，表示研究内容被更近时间段的学者研究所关注，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平均共现频次方面，每一聚类关键词与所有关键词频次之差，称为“关注度”，若值为正，表示聚类的关注度高于平均值，若值为负，则表示聚类的关注度低于平均值。基于聚类的战略坐标分析，具体如图5所示，聚类战略坐标图将研究的领域划分为四个象限区间。
Figure 5. Strategic coordinates of mainstream ideology research field
图5. 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战略坐标图
将59个聚类按照不同的象限进行分类分析及解读可以了解位于不同象限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相关问题的关注度与新颖度情况。
Table 1. First quadrant clustering
表1. 第一象限聚类
通过分析表1可见，位于第一象限的2个聚类，其关注度与新颖度均为正值，分别是聚类30“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聚类41“政治传播”，这说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区域类型、方式手段、目的功能等方面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点及热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 [5] 实际上，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直接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的技术手段的应用，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面临时空交织下的新考验、新挑战，并呈现出个性化、社会化、生活化、制度化等发展新趋势。
Table 2. Second quadrant clustering
表2. 第二象限聚类
通过分析表2，位于第二象限的26个聚类，其关注度为负值、新颖度为正值，分别包括聚类21“话语表达方式”、聚类24“教育引导”、聚类25“主流意识形态自信”、聚类26“文化软实力”、聚类32“后真相时代”、聚类35“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聚类36“研究生思政教育”、聚类37“舆论引导”、聚类42“全媒体传播”、聚类43“大众马克思主义认同”、聚类44“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提升”、聚类45“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教育”、聚类46“宣传工作”、聚类47“思政教育创新”、聚类48“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聚类50“网络意见领袖培养”、聚类51“四个自信教育”、聚类54“错误思潮批判”等。第二象限的研究聚类，新颖度高于均值，有可能成为未来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更多关注度的研究潜在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6] 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方向，既要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又要面向未来，动态分析话语权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要做好未雨绸缪，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规范治理，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思潮。这都或将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领域关注度进一步提升的研究前沿领域。
Table 3. Third quadrant clustering
表3. 第三象限聚类
通过表3可知，位于第三项象限的23个聚类，其关注度和新颖度均为负值，分别包括聚类1“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聚类5“微媒体”、聚类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聚类9“社会整合机制”、聚类13“主导文化”、聚类14“网络主导地位”、聚类16“享乐主义思潮”、聚类17“空间转换视角”、聚类19“社会心理”、聚类20“价值观培育”、聚类27“民族精神培育”、聚类28“中国传统文化”、聚类29“意识形态结构分析”、聚类31“马克思主义宣传”、聚类33“以人民为中心”、聚类34“协同发展”、聚类38“中央苏区的意识形态建设”、聚类39“意识形态传播”等。这些研究主题并没有成为专家学者当下的研究热门主题原因可能是，问题的研究具有时效性或者问题的提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变化。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享乐主义思潮”的批判在第二象限“错误思潮批判”研究主题中进一步深化。“微空间”“网络主导地位”等主题词在我国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初期，作为当时的研究热点，关注度很高，成果也比较丰富，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媒体融合的发展愈发迅速，有学者以“后真相时代”定义面临的传播环境挑战，“全媒体传播”“网络意见领袖培养”等成为第三象限研究主题进一步深化的呈现，保持着研究过程的深度延展。
Table 4. Fourth quadrant clustering
表4. 第四象限聚类
由表4可知，位于第四象限的8个聚类，其关注度为正值，新颖度为负值，分别包括聚类2“整合与引领社会思潮”、聚类3“意识形态话语权”、聚类4“传播模式”、聚类6“青年群体研究”、聚类10“挑战及对策”、聚类12“主流价值观”、聚类22“基本经验总结”、聚类23“网络空间治理”等，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持续关注的基础研究领域，实际上，意识形态话语权、整合与引领社会思潮、主流价值观培育等问题的研究具有基础性与长远性，同时也不断面临机遇与挑战之下的对策分析，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对于我们身处“两个大局”交汇点运筹帷幄、保持定力、把握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外，通过全部聚类的综合整理发现，聚类4“传播模式”、聚类5“微媒体”、聚类15“媒体平台”、聚类17“空间转换视角”、聚类39“意识形态传播”、聚类41“政治传播”、聚类42“全媒体传播”、聚类46“宣传工作”、聚类47“思政教育创新”等9个聚类均涉及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问题，而聚类14“网络主导地位”、聚类23“网络空间治理”、聚类50“网络意见领袖培养”等3个聚类，直接关注了网络空间不同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不同的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媒介的新变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所产生的效应是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从纸质媒介到广播电视、从互联网媒介到微博、B站等依托于互联网的多媒体传播平台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产生了不同的传播效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提升在网络传播平台的发展中面临机遇和挑战。有学者曾指出，“这一新兴的媒介传播技术重构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媒介环境。” [7] 基于传播媒介来研究如何通过多种形式的媒介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应，成为诸多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另外，有关主流意识形态研究主体的聚类主要包括7个，其中既有涉及到高校、大学生群体、青年群体、民族地区等方面意识形态认同与培养的共时性问题研究，如：聚类6“青年群体研究”、聚类30“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聚类36“研究生思政教育”、聚类44“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提升”、聚类48“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也有涉及历史经验总结、借鉴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历时性问题研究，如：聚类38“中央苏区的意识形态建设”、聚类45“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教育”。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放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群体特点中进行创新性研究，也可以深入探索主体意识形态认同的机制研究。
5.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的发文机构、发文作者、关键词等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客观呈现出近十年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总结分析可以看到：
首先，未来要进一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研究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从研究机构结果来看，各机构之间没有连线，这说明各机构的学术研究独立性较强，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并不密切；发文作者之间虽然有连线但是数量较少，作者与作者之间的合作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另外，分析关键词的聚类表可知，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涉及到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呈现出明显的交叉学科需求，跨学科合作研究将会是下一步的重点方向。在有关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中，机构之间、作者之间以及学科之间应当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学科间通过交流探讨与相互借鉴进行的创新性研究可以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范围，丰富研究成果。
其次，深度探索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的基础性问题。处于第四象限的研究主题中，“整合与引领社会思潮”“意识形态话语权”“主流价值观”“挑战及对策”等聚类总体来看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问题不同层面的研究。对比第一象限的两个研究主题“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政治传播”实际上是热点问题与基础性问题结合之下研究主题的呈现。在未来研究中一方面要关注新颖度较高的象限主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还应从基础性研究领域进一步探索与发展主题相结合的新视角和新变化。
再次，加强对新趋势、新变化的趋势研判，做好前瞻性研究。“话语表达方式”“教育引导”“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舆论引导”“大众马克思主义认同”“思政教育创新”“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等研究主题，新颖度高于均值且关注度相对较弱，实际上这些研究领域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领域面对的新形势、新变化，从基础性问题研究中不断深化拓展形成新的关注点，结合“后真相时代”“全媒体传播”等新技术手段带来的挑战，如何进行前瞻性研究，敏锐捕捉传播发展新变化，借以最先进、受众最广泛的传播媒介，最大程度增强“四个自信教育”“主流意识形态自信”的实效性，是对未来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
最后，从目前的研究主体来看，大多以高校、青年群体、大学生为重要研究对象，近些年对民族地区的主流意识形态研究关注度也不断提高。但是对如农村、企业等关注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方面，农民作为基础性依靠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针对当时社会的农民问题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8]。当前，我国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成果丰硕，农民群众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不断提升，但是农村地区仍然面临受教育水平的不平衡、理论宣传不充分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对其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继续深入发展。分别以主题词“农民”和“主流意识形态”、“农村”和“主流意识形态”对知网数据库2011~2020年期间的论文文献进行搜索，共计获得100篇文献数据信息*。从文献数量看，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力，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就业岗位提供、经济效益创造等方面功不可没。习近平在2022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也进一步强调“要高度关注新业态发展，坚持网上网下结合，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 [9]，表达了国家对于广大就业群体的极高关切，以此为契机，以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为导向的企业文化教育也应当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
NOTES
1南京师范大学于2016年成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单独划属为一个独立机构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专门研究工作，研究中心与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两个机构发文在图谱中是分别呈现的。
2仅有两个关键词的聚类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研究的关注度，因此作剔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