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其中明确指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流水线工人作为制造业的主力军，是实现国家跻身制造强国的重要力量。但现有研究表明，流水线员工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6.0%，高于全国城市与农村地区一般人群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王瑾，刘晓曼，王超，李霜，2019)。抑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较常出现的一种负性情绪，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精力减退和行为减少等，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着极大的损害。若抑郁情绪长久持续，极有可能转化为抑郁症，从而导致患者出现躯体化症状，丧失社会功能，甚至放弃生命。
流水线生产是把商品分解成若干个子环节的过程，任一环节出错，都会影响到整个生产进程，因此，流水线工人长期在工作中保持着高度紧张，生理和心理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压力出现时，采取何种应对方式来缓解应激与个人的心理健康息息相关。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指个体面对有压力的情境和事件时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研究表明，应对方式对抑郁产生直接的影响(张月娟等，2005)。应对方式与抑郁的相关研究也在不同群体中展开(章金辉，严伟良，占建华，2005；宋玉萍，李敬田，孙宏伟，隋萍，李爱英，2009；邢超，屠春雨，谈荣梅，傅利军，方益荣，李明，周国俊，2011)。但目前，国内尚未有研究探讨流水线工人这一特殊群体应对方式与抑郁的关系。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流水线工人的应对方式和抑郁现状以及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因素对两者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工厂了解员工心理健康水平，为未来对员工提供针对性的心理服务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以重庆市某电子车间流水线工人为研究对象，发放3704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260份，研究对象年龄在18~45岁之间，均值为23.89，标准差为5.676，其中男2273人，女987人，小学文化72人，初中文化826人，高中文化1461人，大学及以上901人，未婚2748人，已婚445人，离异67人。
2.2. 研究工具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共20题，其中1~12题为积极应对方式，13~20题为消极应对方式，量表采用4级评分，0 = 不采用、1 = 偶尔采用、2 = 有时采用、3 =经常采用。在本研究中，积极应对α系数为0.885，消极应对α系数为0.823。
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Survey Depression Scale, CES-D)，共20题，采用4级评分，0 = 偶尔或无、1 = 有时或少许、2 = 时常或一半的时间、3 = 多数时间或持续。所有题分数相加为抑郁总分，总分 ≤ 15分时无抑郁症状，在16~19分时可能有抑郁症状，总分 ≥ 20分时肯定有抑郁症状。在本研究中，其中积极应对α系数为0.885，消极应对α系数为0.823 (熊戈，2015)。在本研究中，量表α系数为0.889。
2.3. 统计处理
使用SPSS 17.0录入并进行数据处理。
3. 结果
3.1. 电子厂流水线工人抑郁现状及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
3.1.1. 流水线工人抑郁现状
Table 1. The overall status quo of depression among assembly line workers
表1. 流水线工人抑郁的总体现状
由表1可知，此次调研共调查3260人，根据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计分标准，总分小于15分无抑郁症状者1915人，占比为58.74%，总分在15分~20分之间，可能存在抑郁症状631人，占比为19.36%，得分大于等于20分，肯定有抑郁症状者714人，占比为21.90%，由上表可知，本次研究电子厂流水线工人抑郁总分均分显著高于全国成人常模(p < 0.01) (刘峻良，任芬，房玉上，2018)。
3.1.2. 不同性别的流水线工人在抑郁水平上的差异分析
Table 2. Comparison of depression of different genders among assembly line workers
表2. 流水线工人抑郁现状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由表2可知，不同性别流水在抑郁总分均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3.1.3. 不同文化程度的流水线工人在抑郁水平上的差异分析
Table 3. Comparison of depression of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among assembly line workers
表3. 流水线工人抑郁现状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分析
由表3可知，不同文化程度的流水线工人在抑郁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1)，表现为小学 > 初中，小学 > 高中，小学 > 大学。
3.1.4. 不同婚姻状况的流水线工人在抑郁水平上的差异分析
Table 4. Comparison of depression of different marital status among assembly line workers
表4. 流水线工人抑郁现状在婚姻状况上的差异分析
由表4可知，不同婚姻状态的流水线工人在抑郁总分均分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5)，表现为未婚 >已婚。
3.2. 流水线工人应对方式的总体现状
Table 5. The overall status quo of coping style among assembly line workers
表5. 电子厂流水线工人应对方式的总体现状
由表5可知，流水线工人在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总分均分上均显著低于常模(p < 0.01)。
3.2.1. 不同性别的流水线工人在应对方式上的差异分析
Table 6. Comparison of coping style of different genders among assembly line workers
表6. 流水线工人应对方式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由表6可知，不同性别的流水线工人在积极应对总分均分上没有显著差异(p > 0.05)，但在消极应对总分均分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5)，表现为男性 > 女性。
3.2.2. 不同文化程度的流水线工人在应对方式上的差异分析
Table 7. Comparison of coping style of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among assembly line workers
表7. 流水线工人应对方式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分析
由表7可知，不同文化程度的流水线工人在积极应对总分均分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1)，表现为高中 > 初中，初中 > 小学。
3.2.3. 不同婚姻状况的流水线工人在应对方式上的差异分析
Table 8. Comparison of coping style of different marital status among assembly line workers
表8. 流水线工人应对方式在婚姻状况上的差异分析
由表8可知，不同婚姻状况的流水线工人在消极应对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5)，表现为未婚 > 已婚。
3.3. 应对方式与和抑郁的相关关系
应对方式与抑郁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中，积极应对与抑郁成显著负相关(r = −0.349, p < 0.01)，消极应对与抑郁成显著正相关(r = 0.237, p < 0.01)。
3.4. 应对方式与抑郁之间的回归关系
Table 9. Analysis of regression correlation between coping style and depression among assembly line workers
表9. 流水线工人应对方式与抑郁的回归关系
由表9可知，流水线工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对抑郁均有预测作用，其中积极应对对抑郁有负向预测作用，消极应对对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
4. 讨论
4.1. 电子厂流水线工人应对方式和抑郁现状及人口学变量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流水线工人抑郁水平高于全国常模，说明电子厂流水线工人抑郁水平较普通人偏高。这可能与流水线生产独特的工作性质有关。流水线员工长期进行重复、单调、快节奏的作业，且工作时间长，需要日夜倒班，容易出现过度劳累，压力过大等情况，从而导致抑郁症状的出现。
在应对方式上，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均低于全国常模。说明电子厂流水线工人的应对能力较普通人更差。这可能是因为流水线工人整体文化水平较大部分职业偏低，且因工作劳累常处于身体疲惫状态，因此，在面对压力时，在身体和思想上都缺乏应对的主动性。
在性别上，流水线车间工人在抑郁总分均分上无显著差异。但在应对方式上，男女在抑郁总分均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男性比女性更常采用消极应对的方式。可能是因为多数男性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他们在压力面前理应表现出坚强，从而选择独自承受压力，因此，较少采用诸如向他人倾诉，寻求他人意见等积极的应对方式，更多采用吸烟、喝酒等消极应对的方式。
在文化程度上，不同文化程度的流水线工人在抑郁上呈现出显著差异，表现为小学文化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初中文化，小学文化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高中文化，小学显著高于大学文化。可能是由于随着文化水平的提升，流水线工人的思维更灵活，遇到压力时，更能从客观、全面的角度去思考，因此，更少产生抑郁等负面情绪。此外，不同文化程度的流水线工人在积极应对上呈现出显著差异，表现为随着文化水平的提升，流水线工人更常采用积极应对的方式，可能是由于随着文化水平的提升，流水线工人自我意识更强，对自身的心理健康更为关注，主动应对的意识更强。
在婚姻状况上，不同婚姻状况的流水线工人在抑郁上呈现显著差异，表现为未婚流水线工人抑郁均分显著高于已婚流水线工人。可能是由于未婚流水线工人尚未成家，缺乏稳定的情感链接，在压力面前，相较于处在婚姻状态下的流水线工人来说，社会支持更少，容易孤单，从而更导致抑郁情绪的出现。此外，不同婚姻状况的流水线工人在消极应对上亦呈现显著差异，表现为未婚流水线工人相较于已婚流水线工人更常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可能是相较于已婚流水线工人，未婚流水线工人更少承担家庭的责任，因此，当压力来袭，更容易随个人心意，选择较少付出意志努力的消极应对方式。
4.2. 电子厂流水线工人与抑郁的相关与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电子厂流水线工人的抑郁水平与积极应对成显著负相关，且积极应对对抑郁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消极应对对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Haghatgou & Peterson, 1995; 邢超，屠春雨，谈荣梅，傅利军，方益荣，李明，周国俊，2011；王丽卿，李巧，杨雅，朱慧全，2018；杨轶冰，鲁峰，2009)。
综合前面的研究，我们发现，电子厂流水线工人整体抑郁水平较高，应对能力较低。因此，这个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建议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自媒体以及制作宣传单，张贴海报、开展心理学讲座等形式传播相关知识，帮助他们理解抑郁情绪对心身健康的危害以及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提升主动应对的意识。二是提供心理服务，以心理团辅为主，个体心理咨询为辅，帮助他们及时疏解抑郁情绪，找到适合自己调节情绪的积极应对方式。
5. 结论
1) 电子厂流水线工人抑郁水平相较于普通人偏高，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能力相较于普通人偏低。
2) 不同文化程度的流水线工人抑郁水平有显著差异，表现为小学高于初中，小学高于高中，小学高于大学。不同婚姻状态的流水线工人抑郁水平有显著差异，表现为未婚高于已婚。在应对方式上，不同性别的流水线工人在消极应对上有显著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不同文化程度的流水线工人在积极应对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高中大于初中，初中大于小学。不同婚姻状况的流水线工人在消极应对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未婚大于已婚。
3) 电子厂流水线工人积极应对方式与抑郁水平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消极应对方式与抑郁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积极应对方式对抑郁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消极应对方式对抑郁具有正向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