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知幾其人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徐州彭城(今属于江苏徐州)人，唐代较为著名的史学大家。出生在一个诗书仕宦的家庭，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史通·自叙》当中就有相关记载：“余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绔，便受《古文尚书》。” [1] 但是，刘知幾认为经书是十分晦涩难懂的，便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 [2] 此后，刘知幾更是广猎史书，对史书进行广泛地阅读和深入地研究，这些都为他以后写《史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景龙二年(708)，刘知幾在政治上有所突破，官升至秘书少监。专门修国史。但是做了没有多久，就给当时的监修国史的中书侍郎萧至忠写信，请求辞去当时史官的职务，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觉得史官在修史的时候“无不可”之论，陈述了官修史书的不当之处。提出这些看法之后，刘知幾便开始一门心思地整理和编纂《史通》了。《史通》在景龙四年(710)的时候完成。刘知幾在《自叙》中叙述道：“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3] 根据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刘知幾有着自己的史学观点，即要坚持刚正不阿的信史观念。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刘知幾修史的原因、目的。

2. “史才三长”论的提出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史学家的修养问题，刘知幾提出的观点是：才、学、识。他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史学家修养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而最早开始关注史学家修养问题的应该是春秋末期的孔子。孔子总结过，古时候的良史应该是在书写和记录历史的时候，能够“直书实录，无所隐讳”，不应有任何私利和想法。“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4] 孔子是从编纂态度方面，提出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修养的问题。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孔子对史学家的道德问题，规范到了一定的高度。春秋时期，楚国的史官倚相被孔子称为“良史”，因为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上古史籍 [5]。倚相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这是孔子从史学家的知识结构方面进行评判的。西汉的司马迁被后人称为“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6] 这是后人从史学家撰写史书的才能和文笔等方面，对史学大家提出了更多方面的要求。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史学家应该具备怎么样的修养和道德问题，讨论越来越丰富了，涉及的方面也越来越多了。

则天顺圣皇后长安三年，即公元703年，刘知幾奉诏与吴兢、李峤、徐坚、朱敬则等参与国史的编纂。七月，朱敬则上表“请择史官”，强调史才之难“其难甚矣”，请求访“良史之才”，并给予他们“得行其道” [7] 的条件保证。刘知幾给出了以下答复：“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刘知幾正式提出了“才、学、识”这“史才三长”的理论，并且明确说出了三者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刘知幾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了“才、学、识”是衡量一个史学家或者治史家的重要标准。

刘知幾是用“才、学、识”的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并且在治史的过程中，非常注意自身的道德和学术涵养。认为在治史的过程中，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3. 直笔与曲笔

在中国史学史上，有两种不同的学风和治史传统，即“直笔”与“曲笔”。“直笔”与“曲笔”也是关于历史撰述原则的理论。“直笔”与“曲笔”之间是对立的。我们可以从不同治史方法、历史观点、政治观点等看出来。不同的治史方法，往往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在唐代史学当中，这种情况是十分常见的。唐代刘知幾著的《史通》内外四十九篇之中的《直书》与《曲笔》两篇，论述的精辟语言，是对我国古代史学上两种情况的概述，是发自内心的感慨，更是针对当时的治史或者编纂史书的实际情形的感慨。刘知幾在《史通》中提出了“贵直贱曲”的观点，写下了《直书》和《曲笔》两篇文章进行更加详细的继承和批判。

史学家在撰述历史的过程中，能够摆脱执政者的妨碍和自己个人的主观感情的影响，进而独立地撰述历史，将其呈现给后人，这就是刘知幾提倡的“直书”。“直书”要求史学家能够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直书”在中国史学兴起的时候，就成了史学家的崇高的美德，也是中国史学家优良传统之一。刘知幾在《直书》篇中论述：“盖烈士询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於今称之。” [8] 他还用“正直”、“良直”、“直词”、“直道”这些概念解释“直书”。“直书”要求史学家能够在记载历史的时候，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不要依据自己个人的喜恶去歪曲历史事实。“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着眼的，“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的，“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而讲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 [9] 在古代，有许多的史学家，为了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秉笔直书，不畏强权，甚至有的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秉笔直书，公认的，这是史学家或者史官的职责。

刘勰曾经在《史传》篇中论述到，撰写历史是为了“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这是刘勰从史学的社会功用进行阐发的。他认为，史书编纂的目的，就是批评不正确的，表彰善良美好的，进而能够形成十分美好的社会风气。唐太宗讲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他指出了史学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要通过以往的历史，知道兴盛、衰败，成功、失败的原因，让其为执政者服务，为决策者提供借鉴。所以，只有客观真实地记述历史、书写历史，才能够为后来的人们提供可靠的借鉴，才能够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善恶分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在书写历史或者撰写史书的时候，史学家们必须具备专业的素养，即“求真”。记载历史的时候，史学家们一定要有客观求真的态度。假如，记载历史的时候，史学家们将各种外部和内在因素掺进去，那么，历史的记载就会失真，后来的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就会得出错误的定论，史学能够警示后来的作用也就失去了。所以，史学家在叙述和撰述历史时，必须保持客观真实的态度，必须秉笔直书。

史学家在撰述历史的时候，歪曲历史史实，虚构历史，不客观陈述历史，或者史学家因为某些执政者、个人感情而杜撰历史的现象，就是刘知幾所说的“曲笔”。刘知幾在讨论“曲笔”的时候，用了“不直”、“舞词”、“谀言”、“谤议”、“诬书”、“曲词”、“臆说”、“妄说”这些词。“不直”无疑是“直”的反意；“舞词”、“臆说”、“妄说”是指史家极不负责的行为；“谀言”是阿谀奉承之言；“谤议”、“诬书”是指诽谤、诬蔑之词；“曲词”是指歪曲、曲解之说，都是有明确目的的“曲笔”行为。刘知幾认为，曲笔来源自孔子，他认为：“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 [10] 这是追根溯源地评论。不过，接下来，刘知幾就对“曲笔”这种书写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批评：“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11] 对于“曲笔”，刘知幾给出的批评是十分严厉的，但是也很有道理的。刘知幾的这种批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觉得，若是作为一个史学家，在书写历史的时候，能够能够“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这是极好的，也肯定会受到后世之人的敬仰和称赞，所以可以“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另一方面呢，如果某些史学家在撰述历史的时候，“舞词弄札，饰非文过”，“事每凭虚，词多乌有”，用“曲笔”来写历史，这样的人实在是不能够称为“史学家”。对此，刘知幾将其记述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在撰述历史的时候，刘知幾提倡“秉笔直书”，厌恶甚至鄙视“曲笔”。刘知幾的好恶之心，由此可知。

某些史学家，在撰述历史的时候采用“曲笔”，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应该是受孔子创立的“春秋笔法”的影响。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受重视，在中国思想史上确立了统治地位。儒学或者说是儒家的影响，是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的，包括史学家的思想方面。所以，史学家在撰述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受其影响。儒家学派，在后来一直强调史学家应该“秉笔直书”，但是，另一方面却觉得“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是符合礼教精神的曲笔。孔子在撰述《春秋》的时候，凡是对鲁国名声不利的都加以避讳或者隐晦，而这样的避讳不仅在《春秋》之中，“在于六经，亦皆如此。” [12] 所以，刘知幾感叹道：“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以恶，虽有其美，不加誉也。”孔圣人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第二，史学家在撰述历史的时候，其永远摆脱不了附庸于政治的宿命。虽然，史学家们一直在强调和倡导，历史应该是独立的、客观的，但实际上，历史确是难以真正摆脱政治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或者当政者要求史学家们能够秉笔直书，来彰显自己的贤德，约束自己的言行，防止史学家因为各种原因篡改历史；另一个方面，执政者十分害怕或者忌惮，怕史学家记录得过于详细，过于客观，会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害怕自己背上历史的骂名。所以，史学家们只能遵照执政者的想法和命令，隐恶扬善，“曲笔”书写历史。第三，史学家自己个人的原因。刘知幾认为，自古以来史家中就存在着“君子之德”与“小人之道”这两种不同的品性：“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13]

“直书”与“曲笔”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又是共存的。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的时候，有不少曲笔之处，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刘知幾论述的“直笔”与“曲笔”论，在我国史学史上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的史学家和学者所重视。中国古代的史家门，游走在“直书”与“曲笔”之间。后来的史学家和学者，一直在“直书”与“曲笔”之间寻找着历史的真相。

4. 总结

“秉笔直书”要求史学家能够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要求史学家能够在记载历史的时候，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不要依据自己个人的喜恶去歪曲历史事实。它是历代史学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也是中国史学家优良传统之一。唐代著名史学大家刘知幾在《史通》当中用“正直”“良直”“直词”“直道”这些概念解释“直书”，并对“直书”与“曲笔”进行了对比和讨论，其信史观和“史才三长”论的提出，更是对我们了解史官文化、历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刘知幾同时也承认“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而不能自拔的情况，跃然纸上。所以，我们对刘知幾的“直笔论”，要辩证地认识和分析，进而才能够真正地懂得学史、治史的目的何在、方法何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