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0年10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条指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对未成年人承担监护职责。国家采取措施指导、支持、帮助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家庭保护一章中对监护人提出了更高和更细致的要求。从法律角度看，陪读是监护人行使监护义务的一种社会表现。随着广大家庭对中小学教育的愈发重视，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离开原居住地选择陪读，陪读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特殊但又普遍的社会现象。由图1(1995~2020年中小学陪读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可看出，关于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研究呈波动式增长，可见学术界对中小学陪读现象的关注也呈波动增加的趋势。以“陪读”“陪读中小学”“陪读中学”“陪读小学”分别为主题词在CNKI中检索至2020年9月的相关文献，共329条结果，其中期刊文献235篇，硕博士论文47篇，会议论文5篇，报纸刊载43篇，经过筛选剔除官僚陪读、夫妻陪读、国外陪读、文学作品《陪读夫人》等最终确定167篇文献，作为本研究文本分析数据库。梳理我国中小学陪读现象研究的脉络和现状，为学校和社会对陪读家庭和陪读人员进行家庭干预指导提供有益借鉴。

2. 中小学陪读现象文献的计量分析

2.1. 文献数量：呈波动式增长

中小学陪读现象的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和文献分布表侧面反映出中小学陪读现象研究的已有成果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对于中小学陪读现象研究最早的研究成果是1996年发表在杂志《父母必读》上的《为家长解除小学陪读之忧——4~7岁儿童智力训练法函授》，自此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相关研究开始发展。从图1(1995~2020年中小学陪读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和表1(1995~2020年中小学陪读文献分布表)来看：总体上研究成果呈波动上升的趋势。根据上述图表，笔者对我国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研究成果的发展阶段做了划分，大致分为三个时期：萌芽阶段(1995~2003年)，其原因是学者们已开始关注中小学陪读主题，但研究成果很少，由图1可以看出，(1995~2003年)九年间发表文献仅2篇，占发文总量的1.6%，出版机构集中在《父母必读》杂志，关注中小学陪读的机构与学者还相对较少；缓慢发展阶段(2003~2012年)，从数量来看，九年间发表文章总数62篇，占总发文量的33.9%，从发展趋势来看，相关研究发展较为稳定，无大幅度增长、减少的趋势，关注中小学陪读现象的作者逐渐增多，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快速发展阶段(2013~今)，从图1可看出，文献数量呈波动式快速增长阶段，八年间发文篇数118篇，占总发文量64.5%，从相关作者和相关机构来看，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开始关注陪读现象。上述可知，研究者们对中小学陪读的关注越来越多，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

2.2. 文献来源和相关作者：集中在高校(近十年)

对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后发现，由表2“相关作者发文量”可知，发文量排名前十相关作者分别是王莉、谢芳、高星云、张彩燕、香成福、杨银、丁斌、王建民、张彩琴、刘茂昌。经作者通讯地址溯源发现发文量排名前十的作者均来自于高校。由表3“相关机构发文量”可知，相关机构发文排名(前十)分别是：内蒙古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河西学院、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内蒙古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国青年报社，可知相关机构发文排名前9名均为高校。在中小学陪读的相关研究中，高校学者成为了中小学陪读现象研究的主力军。由表3可以看出近些年来，发文量前十的机构9家机构在高校，共发文50篇，占参考文献的27.3%。可以看出高校为中小学陪读研究做出的贡献。

2.3. 关键词词频统计

文章的关键词是文章中心的体现，由表4“陪读关键词排名”可知，“陪读家庭”的频率是17，“家长”的频率是26，要高于“学生”频率5，同时教育资源也出现在排行榜上，位居第十名。表明学者们已经关注到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是形成陪读现象的原因之一。当前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农村家庭中的各个要素，研究方法主要运用调查问卷分析，主要针对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布局等社会制度等。

3. 中小学陪读现象研究的综合分析

3.1. 不同学者对陪读的概念研究：陪读是一种社会现象

陪读，顾名思义是陪伴读书的意思。目前，学术界对于“陪读”没有统一的定义，大致有以下四种倾向：第一，有的学者认为陪读是一个过程。如王欣、卢春天(2019)认为陪读是家庭资源实现资源传递的动态过程，重点关注陪读的社会成因、社会过程和社会后果 [1]。第二，有的学者认为陪读是一个事件。如张菠(2019)认为陪读是一组家庭事件。陪读不但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更带来家庭角色分工变化，进而对家庭关系带来挑战 [2]。第三，有的学者认为陪读是一个行为。如姚玉红等(2019)认为陪读是指父母为子女的学业离开原有居住地，暂居在学校附近以长期照顾生活、陪伴学习为目的的行为 [3]。第四，有的学者认为陪读是一个社会现象。如许加明(2018)认为陪读是指家长为追求更好的教育效果，从老家来到子女就读的学校所在的城镇居住以陪伴孩子学习、照顾孩子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 [4]。综上所述，国内对于陪读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专业的学者有不同的操作性解释，大多数学者更加倾向于陪读是一种现象，是指陪读者为陪读生的学业离开原有居之地，进入陪读生就读学校所在地区暂时居住，照顾其学习和生活为目的的一种现象。在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研究中，陪读是指中小学生家长为中小学生学业离开原有居住地，进入陪读学校所在地附近暂时居住，照顾其学习和生活起居的一种社会现象。

3.2. 社会学、教育学为主，经济、心理学是重要补充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以学科来源为依据，大多数学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我国陪读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其依次是教育学、经济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与生命历程视角。通过对参考文献作者级通讯单位进行统计发现：59%的研究来自各大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学者(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学院名称)，其中一部分研究者侧重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强调一般社会现象(孔德、斯宾塞)如：许加明(2018)认为农村中小学陪读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的形成是多种结构性力量共同形塑的结果，国家制度的规制和传统文化的助推催生了其必要性，打工经济的兴起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为其提供了可行性 [4]。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农村中小学陪读导致了多种社会后果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一部分侧重以个人及其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M.韦伯)。如：田北海，黄政(2019)基于对L镇的实地调查，从家庭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现实出发，分析了农村陪读母亲形成的原因。从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及城乡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进行探讨 [5]。由图2可知，6%的学者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其中，一部分学者以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探析影响他们学业发展、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如：厉飞飞，徐艳(2018)采用问卷调查法发现中学生的学业压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学业压力在年级(F = 1.891，P < 0.05)、父(表现在学业压力中的挫折压力，F = 2.291，P < 0.05)母(表现在学业压力中的竞争压力，F = 2.708，P < 0.05)亲文化水平、学习成绩(F = 3.515，P < 0.05)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6]。一部分以陪读者为研究对象，探究陪读过程中陪读家长的心理弹性。如：冯吉荣，魏寿洪(2018)采用问卷调查法对40名康复机构孤独症儿童陪读家长的心理弹性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7]。25%的学者从教育学角度解读了陪读现象。一部分是以特殊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全纳教育和融合教育相关研。如：杨银，拓小娟(2019)对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自闭症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研究探究融合教育和全纳教育的可能性 [8]。一部分则关注普通中小学陪读过程中亲子关系、学业成绩等。如：牛栏芳，李松柏(2016)利用问卷法和访谈法对调查对象进行资料收集，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孩子的学习成绩、性格特征对陪读有显著影响；孩子所处的家庭环境对陪读有显著影响；父亲职业、母亲的文化水平对陪读有显著影响 [9]。9%的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他们更多的关注家庭成员的阶层流动竞争，教育风险投资，资源优化再生等方面。如：雷望红(2018)通过研究发现，“半工半陪”是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的最新策略，通过牺牲陪读者的劳动价值和家庭全部资源换取家庭阶层流动的可能性，陪读的高成本和家庭的弱积累增加了教育投资与家庭发展的风险性，最终导致农村家庭教育资源投入内卷化 [10]。在生命历程视角和新闻与传播学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各有一位。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则以新媒体为媒介探究人们社会角色和行为的改变 [11]。生命历程研究视角侧重研究剧烈的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与发展的显著影响。如陈锋，梁伟(2015)研究在撤点并校后对农村家长进城陪读后职业再选择的影响 [12]。

综上所述，在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研究中，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居多，其依次是教育学、经济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与生命历程视角。绝大多数学者都能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对陪读这一现象进行解读和探析。社会学者更多的关注中小学生家长，陪读家长社会适应，陪读家长职业再选择，性别视角下的劳动特点等，经济学的学者更多的关注家庭资源传递，优化配置，人力资本。教育学和心理学者更多的关注亲子关系，陪读父母的情绪和学生的学业压力，对于陪读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关注较少。

总体来说，笔者认为教育领域下的学者对中小学陪读的关注不足，中小学陪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现象的主体是孩子，家长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已有研究发现这种社会现象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对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产生了影响，无论是高校研究者还是一线教师，都应该关注这种现象。无论是社会学、经济学还是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的关注点更多的体现在现象及现象的衍生产品，而教育研究者的背景决定他们更能从学生出发，以学生为本，因此教育研究者的参与与关注是十分必要的。

3.3. 陪读家庭以及家庭各要素是研究的主要对象

以陪读群体为标准可将中小学陪读的研究对象划分为：中小学生和陪读家长。中小学生又可细化为普通中小学生和特殊中小学生。陪读家长又可细化为亲代家长(父母)和隔代家长(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再者，陪读者与陪读生的关系多种多样。基于参考文献，大致作了以下划分：祖孙、亲子、师生、朋友、夫妻。在中小学陪读中主要有祖孙，亲子，叔侄三种人际关系。以陪读的形式可以划分为与前面统一格式：临陪，因陪读生在校的突发状况，为使陪读生顺利完成学业，陪读者选择临时陪读；半陪，因多种原因，陪读者需要一边陪读，一边工作；全陪，家长为了照顾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起居，放弃工作，全职陪伴孩子。以陪读原因和类型又可划分为统一：随迁型陪读，因父母进城务工而不得不选择择校式的陪读；被迫型陪读，因中小学布局调整而致的(如撤点并校)而不得不被迫选择陪读；主动型陪读，家长们祈求孩子可以获得更高的教育质量，主动选择陪读，主动型陪读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家长。

由图3“研究对象总体分布图”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学者的研究中对家长的关注为43%，学生为37%，家庭及其他为20%，因此家长大于学生对学生的关注。在中小学生这个群体中对于普通中小学生的关注为72%要多于特殊儿童的18%。而且比较少的关注陪读中的中小学生本身，较少的关注在家庭、学校和自我内部矛盾的相互作用下身体和心理所发生的量、质、结构方面变化的过程和结果。

多元背景学者们的问题聚焦是不同的，学者们背景的多元化更有利于深刻理解中小学陪读现象的横向发展。其中教育视角的学者可以给予更多的关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笔者认为，一切为了孩子的健康发展是此类研究主要的目的和价值之一，实现此目标需要更多教育学者们的参与。

3.4. 实证探究成果居多

多数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不同形式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类：针对中小学陪读者群体的群体访谈和问卷调查；针对陪读者的个别访谈；针对某几个家庭的深度访谈；针对陪读生的群体访谈和问卷调查；针对陪读生的个别访谈等等。其中高校学者成为了实证研究的主力军。实证研究法是目前我国学者研究中小学陪读现象的主要方法，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和把握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现状。

综上所述，学者们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实证研究，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型材料，揭露中小学陪读中现实存在的问题，帮助对此问题关注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发现和总结推进先进经验和研究成果，更好地理解现象更深处的矛盾。另外，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需要更加开拓研究方法，实验研究法和对比研究法希望能得到更多学者青睐，从而使实证研究的成果更加丰富。

3.5. 研究内容涵盖陪读的成因、过程、发展、影响

回顾1990年至今的成果，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分析发现，在中小学陪读的相关研究中，概括地说，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为什么要陪读？即探讨陪读成因。第二，怎样陪读？调查显示，陪读群体构成中母亲陪读占75.4%，陪读家庭经济条件状况一般的占56.2%，陪读家长文化程度中学水平者占58.9%。陪读家长以母亲为主，近年来也出现了父亲，(外)祖父母的身影 [13]。第三，陪读中产生了哪些问题？有哪些影响？即讨论陪读的价值。大部分学者认为陪读产生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有的学者认为陪读百害无一利，用“毒瘤”来形容陪读。第四，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讨论策略的实施。各个学者从自己的专业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的建议。集中从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方面改进。

综上所述，学者们认为中小学陪读是集中办学愈演愈烈的必然结果。学者们尽可能地从多方面着手探求中小学陪读的成因，分析目前中小学陪读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家长陪读犹如一把双刃剑，虽然家长陪读能对学生学业成绩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却忽略了陪读生的自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也不利于家庭亲子关系的构建，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和冲突，但研究者们对于此方面缺乏研究的深度。研究者们将更多的关注给予现象的描述，忽略出现问题后策略的相关研究，也缺乏与非陪读生的对比研究。由于缺乏对比研究，作为研究者，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陪读真的像有些学者描述的是一个“毒瘤”吗？社会各界是否把陪读现象妖魔化了？就如当年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倾情渲染导致我们对留守儿童的认知产生的偏差一样 [14]。总之，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中小学陪读本身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如何弱化消极影响，还需要研究者们继续研究。

4. 中小学陪读现象的反思与展望

4.1. 建设符合教育逻辑结构的陪读理论基础

目前，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陪读者的社会角色，劳动力特点和中小学陪读现象的描述，成因，对策等方面。首先对中小学陪读现象进行事实性的描述或经验性的解释，再对目前的国家政策、社会制度、资源分布、教育结构等指出不合理之处，“上层建筑”的架构研究不足。有学者指出关于陪读已经形成“急速膨胀的陪读现状描述——陪读投射的原因探析——陪读所带来的利弊争议——陪读的建议与展望”研究模式。

尽管如此，作为研究者，首先需要认识到中小学陪读投射的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教育问题，然后结合教育学相关理论对中小学陪读的相关概念进行研究。其次，高校研究者可与一线工作者合作研究，高校研究者目前的理论研究可为一线工作者对中小学陪读的现象加以指导和干预提供理论指导，一线工作者的相关经验又能为高校研究者的理论研究提供支撑和参考，从而促进中小学陪读研究的理论建构。总之，研究者们提高中小学生的陪读现象的关注，以期后来的研究者在概念上加以澄清，拥有教育理论的逻辑结构，尽力实现以陪读生为主体的相关理论的架构，自上而下的对中小学陪读进行研究。

4.2. 融合教育背景下学者合作探索、加强量化实证研究

融合教育已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顶流”，但从已有研究来看，中小学陪读现象研究主要采用理论思辨与实证研究法，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实证研究法主要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少数调查法的研究也主要是自行编制陪读基本情况调查表，以了解中小学陪读的基本信息，多数研究仍是停留在现象描述和经验性解释，缺少陪读影响因素的量化实证性研究和不同陪读群体的对比研究。另外，研究形式上，多数研究局限于某一时期的横断性研究，缺少中小学陪读现象的长期纵向追踪研究。研究视角大多为社会学视角，其他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

笔者认为，首先研究者们可以跨学科学习交流合作探究，一方面是高校研究者与一线工作者的合作探究，另一方面是不同专业背景的高校研究者的合作探究，以了解不同学科的研究思路，寻求灵感；其次需要提升对量化实证研究、对比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的采用，更好的促进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再者加深研究深度，不仅在横向上拓宽研究范围和视野，关注到不同群体的陪读生，还要在陪读的纵向加深研究深度，尝试跟踪研究和干预研究，以期针对性的解决中小学陪读出现的具体问题。如增加学校、社会教育人士对有问题的中小学陪读家庭的跟踪研究和干预指导。通过多种科学研究方法(访谈、调查、对比、实验等)对陪读家庭进行跟踪研究，使对策更具有针对性，以点触面，自下而上的研究中小学陪读现象。

4.3. 提高对中小学不同陪读生群体的关注

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对陪读生的关注仅有37%，且不同类型的陪读生(非正常家庭与正常家庭的陪读生、公立学校陪读生与私立学校陪读生、高中生、初中生与小学生等)，陪读生与寄宿制学生、走读生等群体的学习成绩、心理健康、人格特质等问题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研究很少受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几乎没有。

笔者认为，中小学陪读虽然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亦或是社会，陪读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学业的提高。我们需要把关注点重新立在学生身上，以人为本。另外增加陪读生与非陪读生的对比研究，不同群体陪读生内部的比较研究，以确定中小学陪读生中的问题陪读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对陪读家庭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

4.4. 客观分析陪读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已有的部分研究中，有的学者只看到中小学陪读的消极影响，有的学者认为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中小学陪读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其成因及影响与社会、家庭、自身密切相关，绝不是单一因素所导致的现象。

笔者认为，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要辩证的看待中小学生陪读，系统、多元、全面的分析陪读现象，中小学陪读是我国社会发展在现阶段的独特现象，对于陪读生来说，从某些角度上看他们属于“弱势群体”，但他们并不属于“问题群体”“问题学生”，中小学陪读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但并不是“社会问题”。中小学陪读生是一个被分化的群体，少数的陪读生和陪读者确实会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选择，但并不是这个群体的独有问题。陪读现象可能会有一些消极影响，但其他的社会现象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中小学陪读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注、指导和帮助，但这种指导和帮助不能强制干预。另外陪读现象并不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认识到有的陪读现象是被迫发生的，同时看到陪读的积极影响，客观的看待和评价中小学陪读现象，从而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