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迪博于2018年7月26日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白皮书》，结合在2018年4月30日前在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并披露2017年年报的3487家上市公司中取样3022家上市公司，进行内部控制指数分析评级后得出，2018年上市公司内控评级为A的共36家，占比1.19%；评级为B及以上的公司1769家，占比78.19%；而评级为C、D的占比为21.81%，且较2017年评级为C、D的占比18.83%上升2.98%。我国企业的内控指数评级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B级及以上。

2018年，我国企业面临的外部风险十分严峻，无论是中美贸易战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冲击或是国内资本市场下大股东股权质押面临强制平仓风险所引发的股权结构变动，或是经济发展转型带来的价格风险、市场竞争等风险的上升都迫使我们需要重视企业的内控建设。此外，通过对内控有效性的调查得出，虽然合法合规、财务报告可靠性目标实现了期望目标的八成以上，但是就其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而言，仅有13%完成既定目标，尚有34.42%的公司计划完成率不足一半。

目前，国内关于内控有效性的研究包括影响内部控制的因素，内控评价方法以及提高内控有效性对企业经济方面的影响等方面，本文基于此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为提高企业内控质量提供依据。

2. 实证研究

2.1. 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早期国内外文献集中研究公司层面的影响，如公司成立时间、公司发展阶段、资产规模、财务状况以及业务复杂程度 [1] [2] [3]，现有研究则有意识关注市场化程度、法律环境以及股东性质差异对内控有效性的影响 [4]。

于是，本文基于管理层视角，梳理管理层个人因素与内控有效性的文献。分析发现，管理层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者个人经历、能力、权力以及地缘关系思考，研究方法以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法为主，部分研究还应用稳健性检验做进一步分析。有研究表明高管拥有从军经历或者距离军区较近均能提高企业内控质量 [5]；管理者能力越强，越能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并且越能识别内控缺陷 [6] [7]；管理层权力越大，越有可能发生腐败行为，从而对内控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8]；另外，对管理者间地缘关系的探究得出，地域关系的亲近程度与内控质量成反向变动的关系 [9]。此外，从高管激励的角度考虑，货币薪酬、股权激励等激励机制能促进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并且超额薪酬激励能实现最优化目标 [10] [11] [12]。然而，激励机制却随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国有企业作为非纯粹经济组织 [13]，其中仍保留一定比例的行政人员 [14] [15] [16]，因此，高管出于对政治渠道上升的追求，激励机制在内部控制有效性中的促进作用会被削弱 [17]。基于此，有研究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的股权激励更有助于改善内控质量 [18]。最后，部分文献研究股权制衡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制衡股东能达到预期的内部控制状态，而相同条件下引入国有制衡股东的作用其微 [19]。

2.2. 内控有效性的评价方法

在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和内容上，为衡量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财务报告可靠性程度，由此引入内控有效性的概念，借内控有效性评价反映企业内控质量。通过对国内内部控制评价相关研究的文献分析得出，国内对内部控制评价所采用的方法是建立多个指标评价体系，通过打分和设置权重计算出总得分，而美国《萨班斯》则是通过对内控缺陷的判断来确定内控是否有效 [20]。现阶段对内控有效性的评价主要是从定性和定量角度进行评价，其中定性分析法在国外研究中主要是依据COSO提出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中的三大目标和五大要素，而国内主要是集中于内部控制的制度设计和执行上，主要有风险基础评价法和详细评价法 [21]；定量分析法则是通过对指标的选取，建立内部控制指数，主要有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 [22]，IC-CMM模型法。此后有研究克服单一评价的缺陷，将内控评价范围扩展至评估和修正的体系之中，形成PDCA循环理论体系 [23]。此外，内控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其侧重的差异，分为目标导向型评价模式和要素导向型评价模式，其中目标导向型评价模式主要适用于外部信息使用者而要素导向型评价模式则适合于企业内部的自我评估 [24]。

然而，当下对内控有效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众企业，较少涉及对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研究，况且二者在治理结构、管理体系以及运营目标上存在重大差异，因此，用于公众企业的内控评价未必同样适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即便我国于2014年1月1号出台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行政事业单位虽形成整体层面的规范但由于受政府职能转型的冲击和能动性受限的影响，事业单位的内控效果有待考察，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内控有效性有必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2.3. 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经济后果

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其一是正负效应的影响层面，其二是影响程度的层面。正负效应的差异在于内控建设是否经济，而企业性质及其所在行业决定内控影响程度。以下是具体分析，企业内控有效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为正面影响，负面影响以及无显著影响。

第一个方面，企业内控有效性的提升对企业价值的提高有正向影响。从内控的经济结果来看，依据有效市场假说 [25] [26]，股票价格能反映公司内在价值 [27]，能反映内部控制有效性 [28]，由此通过建立内部控制与股价的联系发现，内部控制越完善，企业股价反映的市值也就越高 [29] [30] [31] [32]。此外，通过对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建立 [33]，发现内控越有效越能提高内控环境质量，间接对企业价值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 [34] [35]。

第二个方面，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绩效会产生负面影响或者是无显著影响。由于内控有效性的提高依赖于完善的内控制度，自2002年美国自萨班斯法案(SOX)后，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企业的内控建设会给中小型企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遵循此条款会给企业带来高额的成本费用，使得更多小企业转向次级市场，因而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36] [37]。况且只有当内部控制实现的收益大于其所需要承担的成本时，企业才会考虑内控建设。因此，出于对内控经济性的考虑，内部控制有效性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负面作用。此时企业需要考虑对内控经济性的把握，确定合理的内部控制强度 [38]，同时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水平 [39]。此外，还有研究得出内控有效性对企业价值并无显著影响 [40]。

从影响强弱程度的层面来看，受行业差异、企业股权性质差异以及股权集中度差异的影响，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效果各异。在以交通、钢铁、机械、石油以及化学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内部控制对其影响作用较弱 [41]。而在以航空运输业、纺织行业以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的企业中，内控有效性对其价值影响的程度更甚 [42] [43] [44]。

另外，在企业股权性质与企业内部控制的关系研究中，发现股权性质的差异会导致内部控制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同影响 [45]。其中民营企业受内部控制的影响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二者联系并不显著 [45] [46] [47]。此外，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视角下，研究发现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低，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作用越强；股权集中度越高的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程度受权力制约的影响会减弱 [48]。

通过对内控有效性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除去内控建设的成本考虑，可以基本判定内控质量越高对企业价值的提升越有促进作用，同时由于企业产权性质、资本结构等差异的存在，内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果不同，因此有必要考虑企业的综合因素，相应进行内控建设。

国内外文献的研究，分别从内部控制环境、财务报表错报、会计信息披露程度以及财务报表审计等方面论证内控有效性程度越高越能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因此对两者关系的探讨十分必要。

首先，从内部控制五要素的角度出发，内部控制环境对会计信息质量会产生广泛影响 [49] [50] [51]，因此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会增强信息的可靠性程度，降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52]。其次，从财务报告的角度出发，内部控制有效性能反映在企业的财务报告上，无效的内部控制会导致企业财务报表错报的可能性更高 [53]，同时向社会传递企业盈余质量较低的信号 [54] [55] [56] [57]，而财务状况稳定、内控有效性程度越高的企业越愿意披露其会计信息，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考虑，借此反映其内控良好 [58] [59]。

此外，从财务报告审计的角度出发，建立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会计信息质量评价之间的关系。评价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审计程序之一，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审计效率，节约审计支出，最终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可靠。良好的内控能促进独立审计师审计效率的提高 [60] [61]，而内控的缺陷则会导致审计师更多、更频繁地辞职或是导致审计报告拖延的问题 [62] [63]。同时，审计委员会对内控监督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64]。此外，国内外文献中进一步探讨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同审计收费之间的复杂关系，部分研究认为二者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 [65]，另一部分研究得出审计收费对内控质量十分敏感 [53] [54] [62] [66]。

最后，基于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盈余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会计信息质量，国内外学者建立了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表明内部控制缺陷与盈余质量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即公司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会造成其盈利质量很低，有效实施内部控制的各项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管理层操纵盈余，减少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提高盈余质量 [67]。同时有研究认为公司的盈余质量可以通过内部控制报告审计得以提升 [68]。因此，内控质量越好的企业，越能提高审计水平，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并且能准确通过企业财务报告反映其真实的盈余质量。

自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以来，委托代理问题便存在 [69]。对内控有效性同高管行为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越有效，越能减少高管的机会主义，减少企业的腐败问题 [70]，提高会计的稳健性；而内部控制质量越低越容易诱发高管的舞弊行为 [71]。此外，在高管薪酬的传导作用中，学者对内部控制质量、高管薪酬以及高管腐败三者关系的研究中得出，内控质量越高越可以强化高新养廉的作用 [72]，尤其在隐性腐败方面 [71]。最后，管理层的腐败行为除内控因素以外，还会受到媒体报道、信息透明度等方面的影响 [73]。

由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会对企业商业信用产生一定影响，从融资视角来看，企业的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的一项稀缺资源，一定程度上能代替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因此考虑内部控制有效性同企业商业信用间的联系。除此以外，内部控制有效程度属于公司治理的一个层面，从投资角度来看，考虑公司治理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首先，基于投资视角来看，关于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会计信息质量、市场反应、资本成本 [74] [75] 以及企业价值评估等方面，较少文献涉及内部控制对企业的投资行为的影响，而且研究结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部分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公司的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76] [77]；另一部分研究则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治理能够抑制非效率投资 [78] - [84]，有研究进一步表明内部控制能显著抑制操作性非效率投资 [85]，另外有研究还建立了自由现金流与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有效性程度越高越能通过对自由现金流的控制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 [86]。

其次，从融资角度的考虑，由于商业信用能作为银行借款的替代融资方式 [87]，尤其是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下，商业信用的配置效率成为衡量目标，使得我国企业流动性问题更显著 [88]。国内实证分析通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法，研究内控质量、货币政策以及商业信用三者的关系，分析得出内控质量与企业融资能力成正向变动的关系 [52]，因此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商业信用较好，在其经营活动、财务状况以及在其所处的行业信息优势突出，融资弹性越大，更易形成替代性融资方式 [89]。此外，更有研究探讨了内部控制、银企关联与融资约束三者关系，基于信号传递的影响，非银行关联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提高内控有效性程度实现自身的融资预期 [90]。

3. 结论与展望

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内控有效性的文献可以发现，现阶段对内控有效性的研究主要是从其影响因素、评价方法及其带来的经济后果等角度。对于其影响因素的探讨，本文主要基于公司治理层面中管理层视角的思考，基本认为管理层个人经历、权力、能力以及地缘关系都会对内控有效性产生一定影响；关于内控有效性评价方法，国内只有原则上的规定，对其缺乏有效的评价模式，况且基于对COSO框架的引用缺乏对中国经济态势的结合，缺乏适合国内的内控评价标准，此外内控披露目前仅限于国内主板市场，对在中小板、创业板以及科创板上市的企业未做出强制披露的规定；至于内控有效性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基本可以判断为能带来正向影响，无论是企业价值的方面还是投融资的方面，但需要确定合理的内控强度和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