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9年6月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标志着“垃圾分类”行动将提上日程并正式在全国推行。《通知》明确要做好顶层设计；要求到2020年，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同时要求采取简便易行的分类投放方式。上海作为46个先行先试的重点城市之一，率先响应国家垃圾分类政策，在2019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标志着垃圾分类开始步入强制时代。在此之前，上海市通过主流媒体滚动报道垃圾分类新闻，主导了该话题的舆论场；社会宣传方面也通过横幅、宣传栏、海报、标语等方式进行广泛指导；网络舆论方面则通过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多方式多角度联动掀起垃圾分类话题热潮。

从批评话语的角度而言，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或下载安装“垃圾分类小程序”，参与公众科普体验活动，或利用文字、视频、图片等符号形式的资源分享垃圾分类的有关知识，最终在实际行动中做到垃圾分类，其整个过程都是话语深度参与的社会实践。在该社会实践中，政府率先预告将运用法律话语的效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并通过话语形式的宣传来进行行为方式的引导。基于此，本文主要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宣传指导手册》(以下简称《宣传指导手册》)和《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语手册》(以下简称《宣传语手册》)为研究语料，采用费尔克劳(Fairclough)批评话语分析的框架，从话语秩序和话语互动两个方面切入，探究上海垃圾分类政策宣传中的话语秩序和话语互动，以及其中所隐含的权力关系 [1]。

2. 文献综述

垃圾分类作为一项公共政策，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分析了政府推行方式、如何调动公众积极性等方面。垃圾分类政策不仅是在公共事件的摩擦中进行政策转向的，叶岚和陈奇星认为其在推行过程中政府应从公共政策在制度强化、机制创新、系统思维提升等方面着手，从而提出在加强源头分类、优化清运、完善末端、健全回收、充实教育等五个方面加强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施行 [2]。除了政府在推行垃圾分类政策时的创新治理理念外，张璐和谭刚认为公共政策的目标群体也应纳入新规执行的考量中，从博弈分析的角度探索观念转变的重要性，解除垃圾分类新政实行的阻滞 [3]。可见，该领域的研究主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宏观地讨论了垃圾分类政策的创新和目标群体的观念转变，详细探究了政策在制定施行中所涉及的决策思维。同时也可以看出，公众参与，特别是转变公众的观念，对政策的制定和施行都起重要作用。

同样，传媒领域的学者也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进行了研究，主要涉及舆情分析、媒介影响力、媒体话语传播等方面。基于网络舆情，蒋叶莎通过对相关平台的数据收集，以主题聚类的分析方法发现网民对垃圾分类工作以积极的态度为主，并提出了三项对策建议来缓解负面情绪 [4]。周裕琼和蒋小艳从环境抗争性话语入手，从传播学的角度探索了抗争不同阶段中媒体话语的建构和传播的作用，发现新媒体产生的话语主要对内部成员发挥了虚拟组织功能，而传统媒体的介入则是对外部动员起到推动性作用 [5]。艾鹏亚和李武则利用中介模型对媒介使用和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进行探究以及分析不同媒体对行为机制的作用 [6]。可见，大众媒体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在该领域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上。

另外，管理学、法学等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对垃圾分类政策进行了研究，如王泗通针对现阶段垃圾分类的困境，从管理学的角度建议通过居民间的“人情互动”和话语形成的舆论监督，探索出居民可采用共同管理、共同监督的方式来提高垃圾分类的效率和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7]。苏祖鹏和朱艳艳针对垃圾分类政策运行不力的问题，从健全法律制度的角度提出建议 [8]。

可以看出，针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新闻传媒等领域，而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鲜有涉及。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认为，话语不仅参与社会实践，同时社会结构也通过话语来建构 [1]。同时，在政策发布过程中，不同话语之间的互动，建构了通知话语之间的等级关系及其权威性，揭示了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关系 [9]。因此，本文着眼于上海市垃圾分类的实施路径，首先是自上而下出台政策，在发布通知的过程中建构该政策的权威性，通过规范垃圾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以期政策的贯彻落实；其次将政策下达，运用手册、口诀、歌曲等语言形式走进各个社区，号召、引导民众进行参与，同时利用媒体引导舆论，从而实现所有人做到垃圾分类。本文将运用费尔克劳提出的话语分析框架，在对具体话语分析的同时，还在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层面进行探讨，探究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建构作用和隐含的权力关系。

3. 理论框架与语料收集

本研究主要以费尔克劳的话语研究方法为基本理论框架，对话语实践的分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和“互动分析(interactional analysis)” [10]。“结构分析”主要是对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进行分析，话语秩序指一整套有序的话语生成的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限和关系 [1]。其次，话语秩序还体现在语体链(genre chain)上，表示不同语体在发布时间上的顺序关系 [11]。而“互动分析”则是对诸如访谈、文本等符号活动中交际的分析，主要包括互语分析(interdiscursive analysis)和语言符号分析(linguistic and semiotic analysis)。“互语”是指话语与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主要探究有哪些语体和话语被用来生产文本并通过文本相互联系；而语言符号分析是基于不同层次对文本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本文主要着眼于文本整体结构、小句整合和词汇的选择和搭配三个方面。

本文的主要研究语料为两份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手册，其中《宣传指导手册》由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在2018年9月起走进各大社区，向群众普及垃圾分类的理念和知识；而《宣传语手册》则是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在向全社会征集垃圾分类宣传语后，将部分内容汇编成手册，于2019年6月22日发布。

4. 分析和讨论

4.1. 结构分析

结构分析中首先是对话语秩序进行分析。如前所言，话语秩序是指在社会实践网络中存在不同的符号且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等级关系，它也是社会文化实践在话语上的历史印记 [12]。就上海市垃圾分类的社会实践而言，政府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下发宣传手册至社区、组织垃圾分类主题的轻喜剧巡演等方式进行宣传；媒体方面，主流媒体正面滚动报道垃圾分类新闻、定时播出该主题公益宣传片，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的“上海垃圾战争”、上海广播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公益宣传片等；公众方面，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进行垃圾分类做法的分享，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也通过调侃叙事的方式掀起议论的热潮。可以看出，政府话语、新闻话语、公众话语等都参与到垃圾分类的社会实践中。

但是，这些话语之间并非完全平等的，它们还存在着一定的等级关系。在政府推出这些宣传手册时，它是希望提高公众的环保理念、鼓励自觉参与并广泛讨论以增强宣传的效应，而另一方面公众也通过话语的形式如转发自媒体等非官方媒体的文章或发朋友圈，对垃圾分类政策表达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成为了话语实践的一部分。但是政府通过利用主流媒体的正向报道，主导垃圾分类正面积极的舆论势头，同时控制公众发表言论的方式，限制讨论的内容。由此可见，话语秩序主要反映在官方话语和公众话语之间，但二者也存在着不平等的结构关系，其中政府官方话语占据统治地位，并通过该主导地位来统领垃圾分类，并通过劝导的方式使公众改变传统理念。

话语秩序的另一特点就是语体链，它是话语实践中不同语体在发布时间的顺序关系。本文就垃圾分类社会实践中参与的不同话语，以语体链的形式按时间顺序进行了整理：

(1) 2017年3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2) 2017年4月20日中国网发布《垃圾分类从鼓励到强制，重拳出击“中国式”垃圾处理》的报道

(3) 2018年3月16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

(4) 2018年9月印发《宣传指导手册》并下发至各社区；

(5)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6) 2019年2月20日上海市举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动员大会；

(7) 2019年3月1日上观新闻发布《上海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大整治，居民垃圾不分类会被处罚吗？》的报道；

(8) 2019年6月22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发布《宣传语手册》；

(9) 2019年7月1日上海发布报道《垃圾分类新规今起实施！你关心的热点问题解答来了→》；

(10) 2019年9月18日人民网发布《垃圾分类为何能成为“新时尚”？》的报道；

(11) 2020年1月16日中新网发布《上海将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探索垃圾综合治理新路子》的报道。

这些政府文件、政策宣传、媒体报道等不同语体在时间顺序上形成一个语体链。从该语体链可以发现：第一，从时间的顺序来看，市级相关政策的出台是在中央部委联发垃圾分类实施方案之后发布，这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政府发布命令的社会结构；而媒体也是在相关政策的出台后报道，展现媒体受到政府权力的控制，发挥着舆论引导的作用。第二，从语体上来看，《条例》等政策文件属于政策语体，采用了正式语体；而媒体报道则属于新闻语体，夹杂着非正式语体，同时本文语料《宣传指导手册》和《宣传语手册》也属于非正式语体，这体现了新闻报道和宣传材料不仅通过宣传、监督等方式发挥权力作用，还利用话语构建亲民的政府形象和法治、环保的国家形象。第三，从不同语体之间的内容来看，媒体报道中含有政府出台的政策内容，同时这些内容也以“宣传垃圾分类”为前提采用更精准、简练的方式进行展示。

通过对话语秩序的结构分析可以看出，话语秩序主要体现在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不仅通过文本发布的时间顺序体现出来，也在不同语体之间的内容相互对应中，体现二者的相互关系。《宣传指导手册》和《宣传语手册》以政府发放至社区的方式进行宣传，体现了政策“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关系，通过该形式对市民进行垃圾分类知识和法律知识的普及、宣传环保理念，再依靠民间话语的转化将垃圾分类精准地向不同群体进行推行(见图1 [13] )。上海的垃圾分类话语也快速为全国人民所知，说明这类话语在短时间内发布密度较大，反映了上海市政府对中央政策执行的决心以及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同时，公众也积极参与话语互动，或转发吐槽，或建言献策，上海市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也能在制作宣传手册时征集群众智慧，这些都为垃圾分类在其他城市的推广提供了宝贵经验。

4.2. 互动分析

在对垃圾分类的话语实践进行结构分析后，该部分对两份语料进行互动分析，主要从互语分析和语言符号分析入手。

4.2.1. 互语分析

纵观《宣传指导手册》可以发现，该手册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垃圾分类的原因、实施垃圾分类的方法以及对公众问题的解答。整个手册中都有不同的话语参与，政策话语、环境话语、公众话语等话语相互作用，形成了“互语”现象从而建构了“垃圾分类”的社会实践。而《宣传语手册》全本则是根据功能所属分为了科普导教、倡导宣传、文明时尚和普法宣传这四个部分，其中不仅涉及了政策话语、公众话语，还有法律话语、文化话语等，这些话语互相作用，也形成了“互语”的现象。除此之外，网络推文如“以‘猪’为参考的垃圾分类图”、“小龙虾分类法”、“近阶段上海人民的主旋律”等也是将政府的宣传生动化，以民间话语的形式进行传播，与政府话语也形成了“互语”的现象。

横向来看，两份手册在涉及环保问题时，采用了益处论的论辩策略，即某个行为在一定状态下是有益的，行为主体就应该去实施它 [14]，这实质也是在宣传垃圾分类政策的好处以及实施的必要性，这同时也在政策宣讲中解答公众可能产生的疑惑，所以可以发现在这两份文本中存在政策陈述和公众参与之间的转换。在两份宣传手册中，均是以开展垃圾分类的背景原因为开篇进行宣传，如“垃圾分类，可以减少对土地的侵占”、“垃圾分类小事不小，利国利民绿色环保”，将政策话语嵌套进公众话语中，以构建自身权威性；同时也穿插着具体操作垃圾分类的方式，如“可回收垃圾投蓝桶，再生利用聚资源；有害垃圾丢红桶，预示警惕免伤害；湿垃圾放棕桶，培育生机护自然；干垃圾进黑桶，三类以外全进来”。还有对公众产生的疑惑进行解答，如对“为什么湿垃圾要鼓励除袋投放？”进行回答，以达到对公众的宣传和行为约束作用。可以看出，这两份宣传手册通过政策话语和公众话语的杂糅和互动，运用相关政策，采取民间话语进行说教，实现对公众进行教育、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的效果。二者在社会实践中互相配合，其实质就是一个宣传向教育转换的过程，将社区构建成了课堂的形式，并将政府构建成了教师的形象，对公众进行知识的传授。

另外，再情景化也在垃圾分类话语中有所运用。再情景化是指将一个文本从一个语篇中抽出并被用于一个新的语境中而产生新的意义 [15]。例如，“拎得清”原本是吴语常用词，但在垃圾分类实践中实现了再情景化，以此来展示上海人对垃圾分类的学习速度之快；而“你是什么垃圾”原指在垃圾分类时询问“你扔的是什么垃圾”的省略，由于官方的权力控制，限制了公众的负面情绪表达，因此人们采用这种隐晦的表达方式，暗含一种对垃圾分类的调侃甚至是不满，是对政府主导的话语地位不满的宣泄，从而在网络领域实现了再情景化。

4.2.2. 语言符号分析

费尔克劳关于语言符号分析主要从文本整体结构、小句整合、词汇以及小句这四个方面进行探究 [10]。本文主要从前三个角度进行展开。

1) 文本整体结构分析

针对《宣传指导手册》而言，该文本的整体结构是介绍背景原因、解释实施办法和答疑解惑。从文本整体结构来看，“为什么要垃圾分类”问题的提出使得宣传手册具有很强的人际意义，该问题可以刺激读者的好奇心，从而乐意阅读这份手册，达到宣传并普及知识的作用。第一部分还设置了两个表格“知道吗？”来直观地解释垃圾分类对减少土地侵占的效果以及进行垃圾分类对应节省材料的数量，即给出了要进行垃圾分类的理据，对读者而言具有说服性。从内容上而言，这些知识背景也在证明垃圾分类对现代社会生态发展的改善和对未来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益处。在对垃圾分类的原因进行说明后，在第二章对垃圾分类标准、垃圾分类投放标准、分类容器设置要求和投放规范、垃圾分类收运要求分门别类进行梳理，逻辑上具有连贯性，同时在该章的最后部分对“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进行了插画讲解，让受众对生活垃圾分类从前端分类到末端处理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宣传分类方法的同时，也促使群众可以对清运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共同促进垃圾分类的推行。最后列出了7个常见的问题，并在末尾附上二维码和监督电话，方便群众查询和行使监督权。因此，纵观整个手册，可以看出这份《宣传指导手册》具有互动性，同时在实施操作上运用图示进行讲解，对公众关心的内容有所体现，并以说教的形式对宣传内容进行展现。

而《宣传语手册》通过结合不同语体，例如“口号”语体、“儿歌”语体、“诗歌”语体还有“顺口溜”语体等将手册内容按照所属功能分为科普导教篇、倡导宣传篇、文明时尚篇和普法宣传篇。该手册根据文本性质，旨在对人们分类的观念进行转变，改变原有不分类的生活习惯，对不同语体进行杂糅，让读者在阅读时能够产生愉悦和共鸣。

综合两份手册而言，它们实质都将垃圾分类作为知识来进行宣讲，将宣传手册设计成类似教材的形式，向公众灌输垃圾分类的益处和分类方式，并借助先前条例的法治强制性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对要进行垃圾分类的新生活习惯进行话语构建。

2) 小句整合

对于《宣传指导手册》而言，在第一部分对“为什么垃圾分类”的解答和投放规范介绍中，出现了并列复合句并通过关联词进行连接。例如：

(12) 您可能想象不到，您的一个小小举动，就可以化解垃圾围城，促进资源循环，减少处置终端，改善人居环境，让人们身体更健康。

(13) 如果处置不当，就会造成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引起动物误食。

(14) 上海生活源的可回收物每年约有200万吨，一旦被湿垃圾、有害垃圾等污染后，回收利用价值就会急剧降低。

(15) 凡是食堂或餐饮服务提供单位，应设置湿垃圾(餐厨垃圾)、餐厨废弃油脂专用容器，并设置分类收集和存放专用设备与场所，委托区域内特许经营企业收运处理。

这些句子中，(12)句中的“就”属于承接复句，表示动作的先后顺序；第(13)句中“如果……就……”属于假设复句，且是一致假设复句，即假设成立结果也成立；而(14)句则属于条件复句；(15)句“凡是……应……”属于条件复句，表示前后语句之间的充分关系。这种复合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对进行“垃圾分类”的益处和未进行该社会实践将会带来的问题进行阐释，让公众对此得以信服，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这些话语采用复句排列方式，逻辑清晰，说理性强，旨在对全体民众从思想观念上进行教育，改变他们的行为习惯。

就《宣传语手册》而言，大部分句子都是以押韵的简单句形式出现。例如：

(16) 垃圾分类，认真面对，图文提示，一看就会；

先难后易，习惯OK，干湿分离，不能违规；

回收之物，再生宝贝，有害弃物，专门归类；

持之以恒，各就各位，账户积分，奖励实惠；

绿色生活，家园更美，利国利民，何乐不为。

(17) 垃圾里厢宝货多，阿拉随手分一分；

千万伐要一道去，浪费资源不环保。

(18) 垃圾分类“投”其所好，人人参与公益“沪”动；

走垃圾分类之路，享青山绿水生活；

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记心上。

(19) 垃圾要分类，不分要罚款。

就宣传语手册的性质而言，它主要通过这些“众筹”而来的宣传语，用老百姓自己的语言，以其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公众了解垃圾分类、促成习惯养成。从形式来看，这些宣传语对仗工整且押韵，比如(16)句中“类”、“对”、“示”和“会”，以及(18)句中的“时尚”和“心上”都互相押韵，故而能让公众读起来朗朗上口，传播效果更佳；从内容来看也采用了“寓教于乐”的表现形式，同时还出现了语码转换的形式，如(16)句在中文行文中转向了英文“OK”，以及(17)句中出现的“阿拉”和“伐”属于方言沪语中的词。(19)句用简练的对仗形式向公众科普不遵守垃圾分类就是违法的概念，即“要罚款”，让公众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认识此次垃圾分类的强制性和政府推行此项规定的决心。《宣传语手册》采取多元化的形式，用民间话语的葫芦卖官方话语的药，让两种话语在这种互动中调动公众对垃圾分类的参与度，提高了该手册的宣传效度。

3) 词汇选择

《宣传指导手册》在进行词汇选择时，常用一些政治词汇或环保词汇。例如：

(20) 这座卓越的城市，应该是人人支持绿色发展，敢于向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宣战；应该是人人倡导生态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自觉养成环保习惯；应该是人人参与垃圾分类，用文明的双手扮靓美丽家园。塑造上海品牌，丰富上海文化，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美丽家园，必定会成为上海人民新的荣光，创造“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未来。

(21) 同时，上海生活垃圾高含水率特性和压缩转运模式，也决定了不能集中进行规模化分拣。

(22) 作为文明之都的上海，不鼓励市民在公众场所进食，比如在《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中就有“不得在列车车厢内饮食”的要求。

马丁(Martin)提出的评价理论依据情感参照体的不同将意义资源划分三类，即说话人对事物表达的情感(affect)，对人们性格和行为的评判(judgment)，以及对现象进行价值评价的鉴赏(appreciation) [16]。从这三个句子来看，宣传通过显性表达的方式运用评判系统把上海建构成“卓越”、“文明的”城市形象；同时把开展垃圾分类实践视为上海市人民应该“人人倡导”、“人人参与”、“共建共治共享”、“新的荣光”的理念，默认大众是接受这些理念的，官方也通过这种与读者建立的“人际性关系”来影响大众的意识形态 [17]。这意味着，作为一名上海人，垃圾分类是个不得不做，且必须做好的事情，否则个人的行为就会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拖后腿，无法实现上海的“美好未来”。另一方面，这些句子也通过隐性表达，如“敢于”、“自觉”、“扮靓”等行为规范词对公众进行评价，从社会尊严的角度塑造上海人民毫无怨言、自觉遵守规定的形象，同时也通过“文明卓越”的城市形象来强调上海人民的素质之高，含蓄地表达了垃圾分类政策一定能在上海推进并为公众所接受和执行，对上海的城市和公众形象进行了积极的意义建构。

而在《宣传语手册》中的词汇选择则更加“接地气”，例如“分不开”和“臭气”、“污水”并存，“分不好”与“退休工资”、“子孙后代”相关，这实质也在将“垃圾分类”与“身心健康”和“经济收益”挂钩。提及“退休工资”实质也是号召老年群体，敦促他们也加入到学习的过程，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工作，一环都不能少。除此之外，“改变陋俗旧习惯，宜居上海更美好”也暗示当下不进行垃圾分类已经成为“陋俗”，是“旧习惯”，而进行垃圾分类则是“新习惯”、“新时尚”。

综上而言，词汇的选择和搭配隐含了意义建构的方法，在这两份宣传手册中，政府通过官方话语的主导性作用采用摆事实讲道理、列举证据等方式，正向地宣传垃圾分类政策并建构上海文明之都的形象；同时通过权力选择民间话语，强调垃圾分类对于当下和未来社会经济和生态的益处，从而引导人们从善如流，并做到全民参与。

5. 结语

本文运用费尔克劳话语实践方法，从“结构分析”和“互动分析”两个角度对以《宣传指导手册》和《宣传语手册》为主的上海垃圾分类话语进行分析，揭示了话语在社会实践中的建构作用以及话语中潜藏的权力关系。就“结构分析”而言，不同话语如政府话语、新闻话语以及公众话语在社会实践中存在一定等级关系，形成了一定的话语秩序。在垃圾分类的社会实践中，政府话语通过占据主导地位，发布政令，对新闻话语进行控制，主导垃圾分类正向报道的势头，同时通过限制公众话语的内容和发布形式，从而对垃圾分类进行劝导实施。另外，政策语体、新闻语体等不同语体在时间顺序上也形成一个语体链。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政策的出台起到了引导和发起作用，而新闻媒体通过对政策的报道构建自身的权威性，为垃圾分类起到了宣传作用，同时也控制公众话语的舆论导向，对公众的行为习惯起到了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从“互动分析”的角度而言，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互语”的现象，同时其实质是一个宣传向教育转化的过程；而就两份宣传手册的文本分析而言，文本的整体结构具有互动性和说理性，官方话语多采取复合句的方式对问题进行梳理解释，与公众话语在社会实践中形成良性互动，达到了说服明理的效果。另外在词语的选择搭配上，通过评价系统的人际功能，控制了公众话语向积极方面进行阐述，并对上海市及其民众进行了意义构建，塑造了上海市生态文明的城市形象和高素质的民众形象，从而通过权力的控制为垃圾分类政策打造了正面舆论效果。其实质也通过该手册向社会传达：垃圾分类是必然要进行的，其不仅是对旧习惯、陋俗的破除，也是对新时尚新习惯的追求，最重要的是它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后代的，从而用话语对新生活方式也进行了建构。

总体而言，与刻板的政令相比，上海市垃圾分类的《宣传指导手册》和《宣传语手册》具有很强的话语互动性，能够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并参与其中。通过不同话语之间的杂糅嵌套和相关话语策略的运用，构建了“垃圾分类”的话语实践，创造了一些新鲜幽默的说法，塑造了亲民的政府形象和法治、环保的城市形象，但话语互动中也有官方话语对民间话语的控制和选择。因此，可以看出话语与社会实践是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接下来垃圾分类在其他省市的推广中，各社会主体或可借鉴上海市宣传模式中所涉及的话语建构和话语互动的有益做法，有效借助垃圾分类话语来建构和推动垃圾分类的社会实践。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批评话语分析学派及分支理论方法比较研究”(TJWW17-02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