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东野圭吾凭借《放学后》获得了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品，主要讲述了叙述者“我”对两起校园杀人案件的真相的不断追寻。与其后期偏重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同，《放学后》更注重严谨的逻辑推理、奇诡的情节构筑以及出人意料的反转，具有鲜明的本格派的推理艺术特色。
本格派是一种推理小说流派，又叫古典派。本格派推理小说以解谜为主，不注重写实，而以惊险离奇的情节与耐人寻味的诡计，通过逻辑推理展开情节。读者与故事中的侦探永远站在一个平面，拥有相同数量线索，在猜测凶手中寻找阅读乐趣，并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日本社会现象。《放学后》以密室杀人为逻辑推理起点，构建出悬念迭出的文本世界。同时，又将完整的线索隐瞒在繁琐的细节之下，直至最后才予以揭露，给读者带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解谜快感。最后，又通过案件原因的揭露折射日本社会特定时期教师缺位与青少年心理发展问题的黑暗现实，完美地展现了本格派推理小说的艺术特色。而东野圭吾在此基础之上，又通过自己独具匠心的设计，使小说在悬念设置、悬念消解和结局设置上展现出不同于传统本格派小说的推理艺术特色。
目前国外对东野圭吾研究大都关注于其本人的写作风格等方面，针对其单个作品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是对《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等作品进行人物形象的分析以及主题解读，却鲜有对其成名作《放学后》的研究。而国内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东野圭吾作品叙事模式的探讨以及主题解读，比如薛亚亚的《
<白夜行>
的叙述视角分析》 [1]、苟小艺的《浅谈东野圭吾推理小说中的人性救赎——以
<嫌疑人x的献身>
<白夜行>
<解忧杂货店>
为例》 [2]。因此本文拟从悬疑构筑、悬念消解以及结局设置三个方面探究《放学后》独具特色的本格派推理艺术的表现手法，旨在为东野圭吾成名作《放学后》的文本解读提供新的视角。
2. 悬念构筑
2.1. 隐瞒性叙事
作者在《放学后》的文本叙事过程中刻意隐瞒了作品中人物所知道的信息，来达到构筑悬疑效果。
“我”的隐瞒性叙述主要是通过“概述”和“场景”的交替出现实现的。叙事学家热奈特(Genette)根据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的长度之比，提出了四种叙述运动，其中两种为“概述”(summary)与“场景”(scene)。“概述”指叙述时间短于故事时间，即事件过程实际所需时间远远大于阅读文本展现这些时间所用的文字篇幅。“场景”则指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基本相等，最常见的场景是文本中的人物对话。在小说中，“我”在追寻案件真相时，为了验证“我”的推理，去向医务室校医询问村桥和竹井老师值夜当晚，医务室发生的事情，作者一五一十地叙述了“我”与校医的对话情景，在这里叙事时间和话语时间几乎等同，采用了“场景”的叙事方法，但紧接着作者仅仅“概述”了最重要的事件经过，“她把当时的‘事件’详细告诉了我”( [3]，p. 192)。在这里叙述时间短于故事时间，作者故意隐瞒了重要的信息与线索，没有告知读者，构筑了耐人寻味的悬念。
2.2. 误导性人物
作者利用叙述者“我”的感知和主观想法，构建了若干有作案嫌疑的人物形象，潜移默化地引导读者将视线聚焦在这些人物身上。
“我”三次被人暗算，将情况告知校长，校长为了学校声誉却毫不理会，一心想着让“我”撮合他儿子和麻生恭子，之后心生怨气的我又被麻生恭子冷眼相待，“我心里涌上一股恶意”( [3]，p. 26)，这股恶意也驱使着“我”不断对麻生恭子产生怀疑。在村桥老师被杀一案中，怀疑她为了攀上校长家的高枝，意图将知道她不堪的经历的“我”以及与她有不同寻常关系的村桥除去，虽然由于麻生不在场证明的成立，推测倒塌，但她身上的疑点、奇怪举动以及杀人动机却依旧反复被“我”提及：“要说可能性，我倒认为麻生恭子更有可能”( [3]，p. 89)。“麻生恭子是凶手，对我来说，这是最合乎情理的推测”( [3]，p. 93)；竹井老师被杀之后，“我”再次将麻生列为怀疑对象，怀疑她只是误杀了竹井，“我”才是真正的目标，但同样，大谷警官的推测和不在场证明的成立再一次将麻生的嫌疑消减，但对于她的调查却并没有中断，最后“‘逼我不会有任何进展，因为真相根本是在别的地方’”( [3]，p. 149)，麻生的这句话暗示自己的确与案件有关的同时，却也将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作者安排了多个反转，麻生的嫌疑不断被叙述者“我”提起，却又不断被消减，这反而比一味增强麻生的嫌疑更容易将读者焦点转向麻生，忽略真凶的线索，从而让情节变得更加波诡云谲。
与麻生恭子不同，“我”对高原阳子怀有歉疚，尽管阳子也有杀害村桥老师的动机，但却从没有或是不愿将阳子归为重点怀疑对象。但客观上，从“我”的回忆中，读者可以读出阳子对“我”抱有不满和怨气；在面对大谷警官的问询时，她对自己行踪的隐瞒；在北条雅美运用推理试图洗清她的嫌疑时，她异常的沉默，加上她拥有可以轻易弄到毒药的途径、所展现给读者的“坏学生”形象以及两次并不完美的不在场证明都让读者怀疑的焦点转向了她。“我”对她主观的“袒护”反而增强了她的嫌疑。叙述者“我”对麻生与阳子的态度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但作者却成功地塑造了两位误导性人物形象，这样对读者心理的把握与对悬疑构筑的把控令人叹服。
“我”的妻子裕美子在作品中也充当了误导性人物形象，裕美子在全文中似乎一直游离于案件之外，出现的场所也仅限于家中，与学校中的人或事没有丝毫联系。但通过叙述者“我”对强迫妻子堕胎的回忆，读者可以看出妻子也许依旧对“我”有着怨恨。当竹井老师被杀，甚至可能下一个目标是“我”，但妻子的反应却是不正常的平静以及妻子两次掩饰打电话的奇怪表现，都让读者感到疑惑。但“我”却没有对妻子不正常的表现有丝毫想法，“我”的这种漠视结合可能存在的妻子对“我”的怨恨，反而会让读者感到不寻常。会误导读者思考看似完全不相关联的人物会不会存在某种深层次的联系，再一次构筑了一层悬疑，甚至直到结局的反转，读者才恍悟这些情节的铺垫意义。
2.3. 精巧的案情设计
作品中，惠子与宫坂主导了“我”三次被暗算、村桥老师之死、竹井老师之死三起案件。作品中精巧而严密的作案计划和手法，以及三起案件环环相扣、互相关联的假象，完美地将众人的推理误导至惠子与宫坂所希望的方向，她们的嫌疑则被彻底掩盖，真相一度被迷雾笼罩。
惠子首先制造了三次袭击“我”的事件，营造有人要杀“我”的假象，为之后的误导众人思路作了铺垫。随后，惠子制造了一间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密室，制造不可能作案的逻辑悖论。密室是普通的更衣室，但看似平常的细节设定都是制造密室不可或缺的条件：男更衣室长期不锁、日式更衣室的推拉门设计及木棍的长度是密室成立的前提；男女更衣室的砌墙没有封死是误导人们相信凶手是翻墙从女更衣室离开的必备条件；崛老师的锁门习惯、储物柜的位置是引导人们进行错误性推理的关键因素；北条雅美的性格是不着痕迹地将错误的推理逻辑推上台前的重要一环。密室的成功构建更进一步产生了虚伪的不在场证明，完美掩盖了惠子与宫坂的嫌疑以及作案手法，构筑了新的悬疑。此外她们由此得到了威胁麻生恭子的关键物品，以至于竹井老师被杀一案中，两人得以完全隐于幕后。由于之前对“我”的三次袭击，营造的竹井被误杀的假象，完美掩盖了村桥与竹井的关联，而“我”则成为焦点，凶手作案动机得以隐于迷雾之下，案件真相再次被掩埋。
东野圭吾没有利用特殊的环境，仅仅是一间普通的更衣室就能够精巧地构筑成完美的密室，不仅引起自杀与他杀的困惑，甚至由此创造了虚伪的不在场证明。随后精心设置的三次对“我”的暗算，在开篇构筑悬疑的同时，还成功掩盖了凶手的动机，达成了完美犯罪。密室的构建，案件虚假关联的构筑所体现的正是东野圭吾纤细而严谨的推理逻辑和作品中浓郁的本格派的推理艺术。
3. 悬念消解
3.1. “连环套”式叙事模式
当村桥一案陷入僵局时，竹井老师被杀，麻生恭子被警方怀疑，但背后的真相仍然扑朔迷离，阳子提供的重要线索又再一次将村桥一案摆上台前。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连环套”式叙事模式能够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和紧张气氛，也是一种推动情节，加快悬念消解的特殊叙事模式。
在连环杀人案中，凶手再次作案的难度会更大，露出的破绽和线索也就越多，命案的再次发生反而能离凶手更进一步。在《放学后》中，惠子与宫坂杀害村桥后，再次杀害竹井，不安的我“我”对大谷警官坦白了被暗算的经历以及麻生的秘密，麻生恭子被重点调查。未能成立的不在场证明、纸袋与指甲油的线索坐实了她的嫌疑：的确是她掉包了毒酒，但她是被威胁的。这解释了她之前的怪异举动，一直笼罩在麻生身上的悬疑被消解，但真凶依然存疑，案件谜团到达顶峰。同时，再次发生的命案让阳子极为不安，救下再次被袭击的“我”后，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凶手是顶上门后，从男更衣室入口离开的”( [3]，p. 157)。阳子的解释以及目击证词不但消除了她身上的悬疑，全盘打破了之前对密室手法的推理，作者也再一次巧妙地将陷入僵局的竹井一案搁置，读者的目光也随着叙述者“我”的思路再次聚焦在密室杀人案中。
作者采用这种“连环套”式的叙事模式，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性，在加快消解旧悬疑的过程中，又不断巧妙地再次构筑悬疑，最后对于密室手法推理的否定更是达成了悬疑消解轨迹的突转效果。
3.2. 场景
东野圭吾在叙事过程中，铺设了许多看似与情节并无关联的场景，例如对射箭训练的描写，对运动会流程的细节描写等，在这些平铺直叙的场景中，却巧妙地隐藏了消解悬念所必要的线索。
作者花费大量篇幅极为详细地描写了“我”在体育馆教授射箭时的场景，平铺直叙的描写让读者完全忽视了至关重要的线索。例如，对惠子布置密室的线索和破绽——幸运箭的描写，“从几年前，射手们流行带一只完全不同的箭作为装饰，并将其成为‘幸运箭’。”“她的箭长二十三英寸，我的箭长二十八点五英寸，只有那一支长出一节”“‘真好，我也想要一支幸运箭’加奈江羡慕地说”( [3]，p. 39-40)。此外，还有惠子为了给宫坂提供充足的作案时间，拖长休息时间的细节，“原本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今天拖长了”( [3]，p. 40)以及宫坂在村桥被杀之后的表现的差异等，“她对靶子的恐惧好像也消失了”( [3]，p. 71)这样长篇幅的平平无奇的叙述，轻易地让读者忽视了这些细节的线索，但作者借此埋下了消解悬念的伏笔，让最后的解谜显得十分自然，不显突兀。此外，作者对体育节活动场景的描写也占用了极大的篇幅，极为清晰的描写出各个时刻所进行的活动，“两点十五分举行来宾和教职员的趣味赛跑”“两点四十五分，学生和教职员之间的障碍赛开始前……”( [3]，p. 124)不着痕迹的点出了魔术箱与大酒瓶等关键道具的放置地点，这些读者完全忽视的线索，却是打破麻生恭子不在场证明和支撑她置换毒酒的重要证据。
作者这样的叙事安排从推理艺术的效果来看，使得推理过程详实严谨，逻辑论证严密。同时所描绘的场景贴近读者的真实生活，增强了读者对推理逻辑的认同感。
4. 结局
4.1. 凶手的出现
小说终章，“我”通过种种线索，解开了密室之谜，厘清了两位老师死亡的潜在联系，找到了真凶——惠子与宫坂。“我自言自语般说：‘杀人……你没害怕吗？’”( [3]，p. 198)，看似是对惠子的质疑，但对惠子真凶身份的笃定已是溢于言表，这带给了读者极大的震撼。
惠子虽然是连通全文的重要人物，但似乎一直游离于案件之外，毫无犯罪可能的形象。在叙事者“我”的视角中，惠子是极富责任感的射箭社社长，性情开朗，更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与阳子、麻生恭子相比，“我”眼中的惠子与我关系和睦，更近乎于是一种完美的形象，“我”与大谷警官也从未将怀疑的目光聚焦于惠子。客观上，村桥老师被杀的命案现场是“我”与惠子共同发现的，竹井老师被杀，她也是第一发现人，惠子都表出现出了一位高中女生的正常的反应：“惠子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脸色苍白地问”、“瞪大双眼，一句话没说便跑了出去”( [3]，p. 142)，“她脸色骤变，尖叫着后退”( [3]，p. 126)。再加上密室手法与几位嫌疑人的成功误导，主导命案的她被读者下意识地忽略了。在“我”笃定地说出自己的结论时，这样的反转对读者造成的冲击难以言喻，前文叙事者的隐瞒性叙事和积累的悬念，在这一刻开始纾解，瞬间将情节推向了高潮。
4.2. 凶手的自白
随着叙述者“我”与惠子对话的进行，“我”将惠子与宫坂的作案手法如抽丝剥茧般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惠子虽然不断提出质疑，但她动作所表现出的心里的不平静却是对“我”推理的佐证。“惠子的背痉挛般动了一下。像是在掩饰自己的失态”“砰的一声巨响，惠子的弓弦断了。猛地松开的弓朝反方向弹去，在惠子手中颤抖不停”( [3]，p. 200, 204)。
“我”的推理结束后，惠子的告白更加直接地证明了“我”的推理，对于动机与作案细节也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作者最后安排惠子主动交代犯罪细节，是因为没有比当事人更清楚事实的真相，她的自白成为了对作案细节的补充和说明，更让读者看到了她开朗形象的另一面，“‘如果有什么毒药能轻易杀人，我也想要呢，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也没准是自己要用。’”“那声音如冰水滴落，让我后背一阵发冷”( [3]，p. 209-210)。对于杀人的感觉，也只是回答：“很奇怪，心里会涌上一种冷静的杀意”( [3]，p. 213)，这样的自白，在反转案件真相的同时，在塑造惠子的形象上也达成了强烈的戏剧性的反转效果。
此外，作者将揭露案件的过程故意安排在射箭场中，也起到了反讽的效果。小说中对于射箭场进行了诸多描绘，但都是单纯地平铺直叙射箭的场景，射箭场内发生的一切也似乎都与案件的发展无关，一直游离于案件之外。并且，与在数学课上，只为完成任务，仅仅机械地教学不同，射箭场是唯一让“我”不受案件影响，为了在全国比赛取得好成绩，能尽心教授学生箭术，不会表现得像个“机器”的地方，但最终恰恰是在这射箭场中案件真相被揭露，在同往常一般无二的射箭练习中始终信任的惠子展现了自己的心计，“我”给予惠子的“幸运箭”成为了作案的道具。“我没什么可以指导你们的”( [3]，p. 213)，“我”的自语投射出了“我”了解真相后绝望的心情。在“我”全身心投入，唯一能感受到人生意义的射箭社，信任的惠子坦白自己是真凶，对“我”而言，这样安排蕴有着强烈的讽刺意味。
4.3. 凶手的逃离
揭开两起杀人案件的真相之后，“我”在回家的路上，再次被人袭击，袭击者的车上传来了妻子裕美子的声音，原来裕美子也对“我”怀有杀意，之前被人开车袭击的谜团也随之揭开，此时，小说的疑团全部被消解，但“我”却濒临死亡，小说也就此戛然而止。
小说结局并没有交代“我”的生死，看似是留下了开放性的结局，但可以推断，无论最终“我”是得以幸存还是死亡，凶手最终都会逃离法律的制裁。“我不会去检举，只是想知道真相”( [3]，p. 199)“但我不能死，死在这里也留不下什么，只会让裕美子成为杀人犯”( [3]，p. 215)从此处可以看出，即便“我”活了下来，“我”也不会去向警方说明这数起案件的真相，缺乏“幸运箭”等关键线索的警方不可能查清事实，如果“我”最终不幸死亡，惠子作案手法的破绽被永远掩盖，而“我”的死亡也会被误认为是前两起案件的延续，裕美子依旧能游离于案件之外，真相同样会被彻底掩埋。
笔者认为东野圭吾最终安排三个凶手逃离法律制裁，是为了让读者反思悲剧出现的根本原因。宫坂不堪村桥与竹井老师的“视线强暴”意图自杀，甚至于联合惠子谋杀两位老师；“我”无视妻子意愿，强逼妻子堕胎，裕美子心怀怨恨，致“我”于死地。作者借宫坂的极端行为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青少年生理与心理健康的忽视，和普遍存在的教师的缺位现象。如果当时作为老师村桥和竹井目睹宫坂的行为后能给予正确的教育和心理疏导，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裕美子无力反抗“我”的意志，被剥夺了成为母亲的权利，强烈的恨意驱使下做出杀人的极端举动，折射出的是当时男女在社会与家庭中地位的极端不平等的现象。这种使凶手逃离的结局设置，在满足读者揭秘快感的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揭露与反讽。
5. 结语
综上所述，作者在悬念构筑、悬疑消解及结局设置上都用了多种推理艺术表现手法。在悬念构筑上，作者以隐瞒性叙事、误导性人物的构建以及精妙的案情设计，在严谨而细致的推理中误导了读者，同时埋下案件的伏笔；在悬疑消解中，通过“连环套”式的叙事模式加快了悬念消解的进程，并将线索隐藏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场景中，让谜团不被轻易参透的同时，保证了消解悬念时推理逻辑的严密性。在结局中，让意想不到的凶手惠子的突然现身将情节推向了高潮，并通过惠子的自白完全还原了案件经过，丰富了惠子形象，最后凶手的逃离进一步深化了小说主题。因此《放学后》不仅体现了东野圭吾高超的推理艺术表现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作者对社会现状的关注，使读者在积极的文本阐释与互动过程中，获得解谜的阅读快感和对社会现实的体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