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魏禧(字叔子)是明末遗民，生在明末社会动荡之际。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民不聊生。怀着对故国深深的眷恋和对新兴的满族政权的抵制，叔子一家隐居在江西翠微山，终身不仕，纵情山水间以此来保全作为遗民的忠孝气节。这种对忠义的极力提倡，是其对自身遗民身份强烈认同的根本信仰。另一方面，作为遗民，叔子又在时刻反思明亡的教训，反思明末空疏学风带来的不良影响，突出体现在重视史学的借鉴与经世作用，倡导实际学问，力图以此改变学风。
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提倡格物致知，主张学问的根本是要服务于现实，特别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让士大夫以积极入世的态度面对现世社会。在明末清初的巨变时代，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都处于巨变状态，让引领风潮的人物此起彼伏，在这个背景下经世致用成为学风的主流，而叔子在这一潮流和传统影响下，其学术展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
易堂九子是开拓清初学风的代表性人物，叔子深受清初经世致用的学风影响。性格上豪放，个性上不拘小节，曾经步履遍及南北，交友涉及遗民跟各行业的人才，这对开拓叔子的眼界心胸产生了莫大影响，这些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对其学问产生了巨大影响：重视实际才干与实用，贬斥空虚无用之学。在历史观上突出强调智谋与权谋的作用，在评判历史人物时注重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公正评价，杜绝空谈与迂腐之士。通过交游与隐居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人生追求。
2. 史学经世思想
叔子认为学问的根本是能通今达变，而非空谈书本与写八股，这是历史发展潮流中呼唤的人才，也是变革现状最急切之事，而现实中科举下出现的迂腐之辈，让叔子感叹世上无实际才干的人才，外篇卷之一论引，“余往治制艺，不喜规矩先辈，独思以其说明古人之义，制体不同，浸淫乎论策矣。呜呼！论策制科，此余之志也夫” [1]。叔子还揭露当今官场无甚经世之才，他们只是科举制下形同玩偶的迂腐之人，成为国家的累赘人民的负担，“每读国史，清谨忠直者不乏人，而才略逊前代远甚” [2]。在明末这种颓废空虚的士风影响下，官员徒有文辞之饰，腐败无能，社会风气败坏，遂造成国弱民贫而亡国的惨痛教训。有鉴于此，叔子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故叔子在文集中屡次关注涉及时政民生的重大问题，以此才能挽救学风挽救国家于危难。
1) 明季学风浮虚，遗害甚大，对明季学风进行批判，首先就是要辨清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是非。“易堂诸人能够打破门户之见，并崇程朱、陆王之学，认为二者并非水火，恰恰是殊途同归，一脉相承的” [3]。对于长久的程朱、陆王的争辩，只会助长空虚学风，必须立马刹住此风，认为两者本是一家一脉相承，无须过多再争论。“愚谓今日亦 不必更拈畏天命三字特作宗旨，盖主敬中已具有之，而不立名目，尤可以化从来道学家门户蹊径之见，息天下之争” [4]。而阳明学则成为众矢之的，晚明的“狂禅”派导致学风颓废，故叔子极力提倡实学，崇尚实际学问“尝一再游江淮，所交东南士，率多能文章，矜尚气节，求所谓以当世自任负匡济真才者，则又绝少” [5]。叔子极力主张去虚妄，并引出历史上的教训，在《春秋列国论》中批判了空讲礼仪而孱弱不堪的周王室。“今夫衣冠揖让所以卫身，人之有赢毁之疾者则必思剂药物、适饮食以调治之。释此不为而独恃衣冠揖让，岂有济哉？”周王室自欺欺人，自以为谈礼守礼可以抗强敌，最后成为笑柄。在国难关头，叔子警戒人们空谈心学跟空谈礼仪的危害是一样的，这样不注重实际才干而空谈，是重蹈历史的覆辙。叔子提倡经世致用，此论是对崇文者的抨击，可谓石破天惊，也是对明朝空谈误国的反思。一个国家的强盛，是需要经世致用者的存在，而非空谈误国。
2) 叔子认为经世致用之“用”，最应该关注的是国家内政大事，以及跟国家生死存亡相关重大问题，特别是导致明亡的几个关键历史问题，尤其当注意。明末党派林立，是造成明亡的巨大教训，在遗民心中对明亡的经验总结成为重要的课题。叔子立主去朋党，清内政。叔子认为“朝廷有党则国将亡，汉唐宋是已。”：“欲去异己，必先植同己，门生故吏，荐引称誉之方不遗余力，使布列于朝廷。”朋党之间同己者则互相称誉，不同己者则不分黑白的攻击。更有甚者，打着君子旗号，为己乃至家人牟利，日取小人而抨击之，造成道德纲常不复存在。最后让国家受损。故叔子得出“取小人之党易，去君子之党难” [6] ；对于明朝长期存在的宗室分封，徒增国家负担，而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宗室无能，无以匡扶王室，叔子建议“宗室莫若以郡县为经而纬以封建。明幅员之广，軼于汉唐，区天下而分之。”宗室被过分削弱造成危难时皇帝无宗室力量帮扶，故赞同有限度的封建，“故参次以王公之封，王之略百有五十里，公之略百里，使世有其土而制其政令，以残错于郡县之间。且夫天下至大，天子之子弟至少也，度其人之封地不足以当王朝十一” [7]。这些藩王的封地小而错于郡县间，国家和平之际无力反叛，国家有难之时则可以兴兵救难，有限分封可以去封建之弊而得其惠。
3) 叔子经世致用之根本是为了国家和民生，叔子敏锐指出，国家存亡根本在民，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一点，重视民生，才能让国家根本牢固，《再与胡给事书》“《传》曰：天立君以为民。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其事理已备。然不求贤士相与共济，则其上虽有仁心仁政，而民终不可得而爱” [8]。还直接上书给当朝重臣，以实际行动，以求改善民生“抚军莫先于清吏，吏清而后民安，民安而后可以行法，法行而后政举，政举而后礼教兴而后风俗成” [9]。经世致用的根本，是为了国家民生。体现了叔子作为遗民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经世思想。而叔子在学问之中，又尤其突出史学经世的作用，认为史学可以强烈的关照现实，给现实以指导借鉴作用。
3. 强调关键人物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
3.1. 人物评价中决断力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特别是心学流行的时代，对传统道德的讲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诚然道德气节作为儒家追求的终极价值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作为遗民，叔子也不例外，但在推崇忠孝观的同时，在明末乱世和空虚学风之下，智谋和实际才干的作用则往往能够力挽狂澜，给本已混乱的社会带来实际性的转变。提倡权谋表面上似乎与儒家传统思想相互背离，于是叔子有一段与朋友关于权谋的争论，“先生所云刑名才智，区区有利于一时，遗害后世不小；经义气节之士，虽未必见用于当世，而启迪万世人心，维持万古纲常者，功甚大” [10]。大概代表了传统士大夫对于权谋违背了儒家仁义会祸乱人心的担心，过于强调权谋是否会带来人心不古？叔子解释道“大约君子处国家大事，有决不可用小人之术者。……盖时方平缓，则尚德义，立威信，虽君子之智术，有所不事。时当危迫，君子之智术有不能济，虽借用小人，其心事固已共见于天下矣” [11]。叔子指出，在民族危难关头，君子可用小人之术，“他极力主张“义”应该以“利”即“天下之大利”、以“公利”为内容目的和标准” [12] ，凡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为，用权谋可以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这跟儒家道德并不冲突，不必拘泥僵化于教条。“凡遇大事，有必欲为而难为者，怠则当机而失，后不可補” [13]。这是鉴于无实际才干，官员昏庸无能而让异族定鼎中原的深刻反省。
叔子列举了很多历史上因决断得当而成功的事实。能成大事者，当有一强有力的帮手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如伊尹辅助汤讨伐夏桀。外篇卷之一《伊尹论》“尝观古今国家危疑之迹，非常之举，身当其任者，既已内断于心，则必求夫强力明决敢犯众议者，挺身以发其难，然后大事可济，未有恃一人之力以成事，亦未有临事仓促而能得人者” [14]。伊尹在关键时刻犯众议支持汤，后来之大业才有可能成功。而这个关键阶段的决策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实际才干，只有有头脑有决断力的人，往往能点石成金化险为夷，又如《雋不疑论》“古之能断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众议有所不能夺。”雋不疑果决以理处置了真假难分的卫太子，一时人心皆服，一场风波才平安度过。如果纠结于真假太子，优柔寡断，后果则难测。“唯以卫太子得罪先帝为有罪，则真伪可以不辩，而汉人笃信《公羊》，引经以断，亦无复知其非者，故众议可以一言而决。甚矣！不疑之能权也！” [15] 不疑凭借卫太子得罪先帝一条，引汉人深信的公羊春秋之义折服众人，善于决断的人一定善于在纷繁错杂的众议中一锤定音，化解众人的争纷，成为最瞩目的舆论引导者。这些具有独断力跟担当的人才，恰恰是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最缺乏的，叔子推崇他们，显示出对现实强烈的关怀。
3.2. 强调谋臣跟智谋的重要性
叔子认为成大事者，必有智谋，也必有谋臣相助，否则事难成。《陈胜论》“古今发天下之大难，成天下之大功者，必有人为之谋主；谋主立，而群才有所凭辏而进” [16] ，谋臣好似中流砥柱，可以稳定人心，吸引更多人才。并指出陈胜败亡之因，在于无谋士，虽用一吴广，亦是小器鄙夫。用人及谋略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往往是制胜的关键所在。在评价秦国最终能一统六国时，关键在于范雎远交近攻之策，“在范雎远交近攻之一言。然其先世所以富强坐大西陲者，则在近攻而远者不交” [17]。秦国先期策略在于伐巴蜀取汉中上郡，而不参与诸侯国的争霸，避免了诸侯混战保存壮大了实力。理性正确的国策对国家盛衰之用可见，只有头脑清醒有智谋者，才能让国家真正自立于不败之地。
3.3. 褒扬具有敏锐洞察力和远识气量的历史人物
叔子认为只有有气量的人才能真正发现历史大势顺应历史潮流，在关键时刻做出有利于个人和国家的正确抉择，实现个人抱负。如张良助汉灭楚，本有机会中途扶韩复仇实现自己的初心，而最后始终眼光长远选择尽忠汉朝，《留侯论》中“六国立则汉不兴，汉不兴则楚不灭，楚不灭则六国终灭于楚。夫立六国，损于汉，无益于韩；不立六国，则汉可兴，楚可减，而韩之仇以报” [18]。不知者误以为张良前后行为不一致而不忠，没有对国事对历史通篇的认识，极容易在关键时刻抉择错误。而褒扬有远见的鲁肃，因其一人之器量，而三国鼎立之势成。“弟读《三国志》，叹此时人才，诸葛君而外，推断鲁子敬为第一。是时英才辈出，止知各为其主，独子敬能见大体。故于曹氏力拒降议，于昭烈则曲为扶持” [19]。
相反远识不够者，往往成了时代落伍者，看不到历史的走向与出路，必被历史淘汰。又找出反面案例，《尉佗论》里叔子批评了尉佗在秦末纷争中的不作为，鼠目寸光，楚汉之争时看不到逐鹿中原的大时机而死守本土不敢出击，最后又不知轻重对抗汉朝而丢掉故国。“为佗之策有四，而佗得其又次者……垂头塞耳以自全，功不及天下，名不显于诸侯，是谓又次。然且保境息民，德施甚厚，不智，小以谋大，不力，轻以任重，自度其所可能，苟安而止，不以毒祸百姓，盖犹有足取者” [20]。批判没有远见魄力而循规蹈矩的宋代群臣。叔子《宋论上》开篇就提出“天下之乱，不乱于既乱，而乱于既治；国家之祸，不祸于小人，而祸于君子。”“而既治之乱，君子之祸，则谨守绳墨之士恒有所不及知，知之不敢断然出其言以正告于天下” [21]。叔子认为北宋之政治，罪不在章惇、蔡京，实在司马光、吕大防等养痈遗患。南宋之祸，其罪不在秦桧，而实在岳飞韩世忠等贤将坐失其机，岳飞完全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甚至可以在功成之日清君侧，手中之兵权尽可为国为民尽忠，“忠武一日为纯臣，则举朝忌之杀之，忠武一日为叛将，则举朝畏之尊之” [22]。宁肯多些魄力远见，也不能墨守成规，甚至跋扈自强为国尽忠也比甘受屠戮要强。这莫不是鉴于本朝吏治腐败，养痈遗患的深刻反思。叔子急切呼唤有真才实干的人才出现，有魄力远见的人才出现来挽救时局。
4) 重视识人察人，以史鉴今。历史的重要作用便是以史为鉴，《蔡京论》中蔡京力行差役法，迎合司马光而后受重用，以其表面忠诚迷惑他人。叔子由此得出“有希君相风旨，以忠直为谄谀，廉洁为势利者；有性之所秉，长短各殊，或刚介而嫉妬宽厚而贪汙者。”叔子感慨识人之难，小人之伪装往往让人难以洞察，作为君子只有保持好自身的修养，持公心，作为执政者，识人是保证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选拔品行、才能兼优的人才是关键所在，以此警戒时人，慎选人。
4.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评判历史人物最易陷入主观臆想，最后是非颠倒，无法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正确的评判历史人物可以说是史学家最重要的责任。叔子善于从当时实际出发，设身处地的评判历史人物，又善于考证细节。“愚谓会讲日当分三事：一讲学，今所已行是也；一论古，将史鉴中大事或可疑者，举有三要：曰设身相质问，设身古人之地，辨其得失之故” [23]。“躬庵尝言读史，曰论世，曰阙疑，其高者尤能于无文字处得古人要害” [24]。只有深思细探，才能打通历史的关节，发现深藏在历史湖面下的宝藏而为己所用，唯有这样才能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历史的真实性，有益处当世。
一般人认为宣武门之变是唐太宗一生中的污点，杀兄之罪永难抹灭。而叔子则力推翻前论，认为秦王李世民的即位是合理合情的。首先最初始时兄弟关系尚好，何人即帝位都不会带来杀身之祸，秦王无杀兄的初心与动机，“秦王之心，以为天下既定，兄弟相安，吾为王可已，岂意其必杀己哉？”乃至第一次高祖以太子位让予世民而世民拒绝足以证之，并非后人所论世民好推让之名。直到后来兄弟之争起，也是建成、元吉首先鼓动，必致世民于死地，“且秦王必不可居洛阳，何则？重耳当列国时，越境则献公之令不行，而重耳可生。今四海一家，他日得罪，其可逃诸突厥、吐蕃乎？建成、元吉内结妃嫔，外结德彝，是郦姬二五之谗已深也。”秦王无论是身在朝廷还是远离朝廷，都是死路难逃。宣武门之变实是出于无奈，故叔子认为“秦王不可以罪名也” [25]。在道德评判的同时，还原当时的历史真实情景，窥探历史人物的内心，给予太宗公允的评价。
又能细节中见大问题，叔子以好名否定太宗初次推让太子之位，然又能以太宗好名定性之事件见太宗纵囚之事。《续纵囚论》里叔子认为太宗生平勇于好名而过其情实，太宗纵囚是料定他们必会自动归来，即使不自动归来，州县地方官也会想尽办法督促囚徒，顾及太宗好虚名的面子。“上逆其必来而纵，而下亦逆其必赦而来，不然，太宗之德不如是盛也。”叔子批判太宗纵囚之事，“舍圣人不易之常法，而矫情好奇，以侥幸一时之名，往往求荣而反辱，扰无事而多事。呜呼，吾未见其利也” [26]。《续纵囚论》在《唐太宗平内难论》后，两文都涉及太宗，然皆有太宗好名之争论，叔子能于细节中见性质之大不同，给予了两件事完全不同的评价，可谓见识之深，对历史评判的严谨与细致。
评价历史人物时叔子又持辩证观，从多角度切入真实全面评价。唐肃宗灵武即位，历来便有争论。代表观点有范祖禹的以子叛父，王生愈的即位正统论，两论观点完全相悖。叔子则认为肃宗不必称帝西北，仍然可以太子身份号召天下兵马，称帝不是号召天下的必然选择。叔子从另一面又分析肃宗又有必须称帝之举，国家只可有一主，玄宗用人好用小人，政治不清明，而恢复之际唐肃宗所用之人又非玄宗之人，如此之下军心难稳，凝聚力不足，“明皇任小人，穷声色奢侈之欲，毒乱天下，与徽宗略同。向使肃宗以太子收两京，而明皇为天子，天子耄荒，小人因缘用事，必又置其所爱而除其所憎，建功之臣，廪乎有不保首领之懼” [27]。故唐肃宗有必须即位之举。由此叔子得出“论理者必深穷其是非之尽，论事者必深穷其利害之尽”“夫人之论，亦所谓不能深穷其说者也” [27]。只有这样穷究深入思考，才能真正发现问题，给予历史人物以公允评价。同样在《苏云卿论》中，叔子也是一分为二辩证深入的看问题。苏云卿在南宋政权危难之际，选择明哲保身静默不语，“坐视君父危亡，天下涂炭，漠然不动其心，则上不忠于君，下不义于友” [28] ，表面上是不忠，另一面在朝政由张浚操控的情况下，张浚为人刚愎自用，云卿深知不可与其同事，只会带来灾祸，故婉约辞去。“吾于此见云卿之知浚，而浚之不知云卿” [28]。两面辩证足以见叔子察人之功底，也可见叔子对历史人物同情之理解，不可以表面现象或苛刻的伦理道德棒杀一切，足见公允在历史评判中的重要性。
5. 崇尚儒家正义史观
5.1. 叔子认为史可以鉴世，正确的史观对研究历史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
魏叔子一直倾心“左传”学。“禧二十年来殚心《左传》，成《左传经世》一书，尝就正道，谬许为二千余年多仅有” [29]。史学历来就是警戒借鉴当下，叔子极其看中左传之学，即是看重其借鉴之用与微言大义，可以警戒君子谨慎，可以从义理由上约束小人；叔子发论谨慎细微，求远见灼识又不敢以高论求名，“究诸史之未发而不为放言高论以骇世” [30]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涉及到君臣大义，谨慎细微可以为后世提供足够的借鉴，“盖此论关系兄弟君臣大义，言不合道则贻祸天下万世不小，不独文章工拙之故，请极言之” [31]。可以戒善恶，“抑史传之作，所以纪善恶也。善恶之人往矣，而必书者，所以备法戒备法戒也” [32]。又有读史之法“读史易使人心粗，如云过独木桥易跌。是要人细心读史之意，非谓桥不须过，后人误认此语。”：“伊川每读史到一半，便合卷思其成败，然后再看，有不合处，又更思之” [33]。认为研究历史需要细心品味，于是非成败处更需细细探寻，此处方是义理之处，方是可以警戒后世以照现世的根本，才能真正打通古今，有益于现在。
5.2. 历史中正义一方往往成功，而失去道义的一方则以败告终。
叔子认为三代必可复，追求真正合理而公正美好的世界秩序，这是历代儒生的追求。“当此之时，有圣人出焉以救之，则为三代之治；无圣人以救之，则为三代以下之乱，故曰三代必可复也” [34]。这是叔子著史的前提，也是叔子在困难的隐居、交游中支持他的信仰砥柱。
不遵守正义，必会失败。不义之战，只会带来灾祸。《春秋列国论》中，叔子批评郑国喜好逞强示武而亡国，“其兴兵构怨，恃威力以侵凌小国者，莫郑为甚。夫以兵始者，则必以兵终” [35]。在评判晋楚时，晋国能长久得到其他诸侯国的支持，管家在于持心仁厚以得民心，“晋楚皆恃其诈力，而晋犹彬彬然以礼义持其外，楚则济以凶悖，惟利所在，悍然轻犯大难而不复顾，此楚所以当强也。然诸侯服晋久而不叛者，亦在于是” [36]。在智谋的同时，遵守正义获取民心，是制胜的关键所在，“夫能以智力争城略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规模，能屈志协力以得将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泽以得民心” [37]。
叔子认为政治行为和政策必须符合道德规范。《晁错论》，魏叔子认为晁错削藩的方略是正确的，但是方式是错误的，“是故离其交而乘其敝，缓其谋而分其力。秦之并六国，汉之蹙楚，莫不由此。未闻有欲谋其人，顾先声以动之，而激之以合其党也” [38]。同时在《晁错论》后附有门人涂尚松的评价“尤贵心足信服于天下，然后大难除，而国之元气不伤，人心益以固结。万世之濞尽缚于此，不诚然哉？” [38] 叔子录门人之评论如下，见其权变之中亦有重道德之意，盖叔子之权谋亦是儒家之范畴，道德之根本未变。
叔子推崇正统论，《汉中王称帝论》中，费诗劝告汉中王缓称王之事，叔子认为是“诗不知权，则遂失其经”。费诗认为汉高祖取天下，与楚约，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且其时，汉献帝已被废，汉室颓废，曹丕自立，宗室无有存者，此时的形势，与高祖之时形势不可相较，更应缓称帝。叔子则从延续正统的角度认为应该早称帝，“盖为祖宗延一日之统，犹愈于其遽绝也。……如此则高祖、光武之统已绝于黄初之二年。后虽有执义之士，欲以正统归汉而无由得。是故汉祚所以少延，汉中王急于称帝之为之也” [39]。此一时彼一时，即使外在环境恶劣，但正统不能放弃，祖宗家传不能放弃。
叔子认为正义会得上天眷顾。“公剿除群盗，宣力不懈，其以杀人为生人者，固足以寿公而有余矣” [40]。而作恶会得到恶报，叔子认为宋高宗篡位弑君，恶贯满盈理应受到惩罚，“灭天理者天必弃之，光宗病后，不数年而死，而太宗享国长久，子孙之为帝者迄高宗始绝。甚矣乎，天道之疏也！” [41] 通过这种史观的指导，叔子认为可以改变风气，宣扬正气，挽救颓废腐败的社会风气。
6. 明遗民的气节歌颂和人格追求
6.1. 叔子选择隐居翠微山
在明清易代之际，社会残破不堪，灾害不断，民不聊生，“江南号称乐土，然民困服役，不啻十室而五。而扬之下县，七年被水灾，民死亡殆尽。前八月，予之兴化县李廷尉疾，舟百里行田中，茫洋若大海无畔” [42]。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当时士风败坏，尤其是入清以后，苟安于世而失节者颇多，叔子感叹“及其既久，禁网少疎，时和物阜，天下相安无事，则萎靡销铄，偷息屈首走利乘便者，狷介贤明之士接踵而有” [43] ，在这种外部环境中，兵乱祸害不断，异族入主中原，生存或死亡，即殉国与否，是遗民考虑的首要问题，虽然很多人选择了殉国，但同时又有很多人选择了生存。在生与死之间，遗民们面临着种种焦虑与困境。出于避祸或以保留作为遗民的气节和对故国的忠诚，叔子拒不与当局妥协，选择隐居翠微山。“他们往往以隐居山野、躬耕力食来保全其气节，表明其与新朝势不两立决绝态度，是对新朝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抗，是谓对前朝之忠；躬耕养亲，穷居无怨，是谓之孝” [44] ，在叔子一生中遗民的身份认同及对忠孝的坚守成为他在乱世中的心灵支柱，“遗民及遗民心态贯穿了魏禧整整一生，不仅影响了其诗文创作，而且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事及人生旨趣” [45]。同时，遗民身份的保留，让叔子随时感觉身在危难之中，认为危世之下该有所不为，尝劝人隐居，“足下举室流连危城中，是悻祸也。夫祸不可悻，悻不可尝，尝不可恃，恃尝悻以免祸，君子不为” [46]。作为遗民叔子时刻保持谨慎，讲韬光养晦，不求虚名以免招祸，“此时不深自韬晦平淡，将来恐不可知”“坚持此名，致死而无悔矣” [47]。即使在隐居时也时刻处于忧患之中，一生保持忧患意识“自汝生至今时，皆与忧患为始终” [48]。在这种背景下，在内心的紧张与冲突中，回归山野寻找真正的自我，徜徉于翠微山中，试图获得心灵放松的自由与人格真正的完善，“山四面峭立，中开一坼，坼有洞如瓮口，伸头而登，凡百十余丈。及其顶，则树竹十万株，蔬圃亭舍，鸡犬池阁如村落，山中人多著野服草鞋相迎问” [49]。隐居成了叔子人格修炼中重要的一环，也是作为遗民的精神追求与自我人格完善的重要生活方式。
6.2. 叔子广交游，交友甚多，交游跟交友成了叔子实践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
一面“隐居山野、不闻世事的“肥遁”方式显然在他们反复的拷问下显得过分“消极”了一些，不足以成为“生”的理由” [50]。广泛交游，拓宽了他的视野和胸怀，也是叔子强烈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延伸。另一面，叔子交游四方，所交之友也多为遗民，“基于群体的身份认同意识，遗民们为了恢复故国，也为寻求群体的归属感” [51]。“壬癸之际，私念闭户自封，不可以广己造大，于是毁行急装，南涉江淮，东逾吴浙，庶几交天下之奇士” [52]。叔子在交友时，看重以友为镜来窥探自己的缺点，“生平所交石友几不下十人，丈人见易堂诸子，颇以直谅相许，而教诲缱绻，则于益禧尤笃，是固同堂同室人也” [53]。在交友中多受其益，在朋友的帮助下逐渐改善自己的性情和缺点，“朋友讲益，所谓佐使炮制以成是药之切，免是药之罪者，而不敢受敬乎？” [54] 在交友中反省己之过错，提升自己的修养，“出于识见之蔽者，其失在于学；出于学术之偏者，其害根于心。先生意谓禧之蔽在识见耶？谓偏在学术，则禧之懼甚矣！” [55] 通过交友跟交友，叔子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
其友有僧侣，皆是国变之初拒不与当朝合作，隐居山间寺庙以求保全遗民志气，“其后捐妻子弃坟墓，托迹淄衣，识者拟于逊国之雪庵” [56]。“甲申乙酉以来，秃顶批淄衣，二十七年不见人” [57]。这些僧侣，叔子感叹到“夫僧于真，终于伪；有以伪始，以真终；又或始终皆伪愈不失其真者” [58]。其实就是以僧侣伪装遗民身份；有隐士遗民，在国变之际，隐居在乡村，“佯狂弃家，变姓名，教授上海县之穷乡” [59]。；有明忠臣，在明末社会腐败之际，与群奸斗争而死，“时逆阉恣横，公屡疏纠之，削籍归里，复追逮诏狱，身被毒刑以死，天下痛之” [60]。有不屈服新朝而忠于故国殉国者，“武进吴霞舟先生，仗节自焚于东海，其先二十五年，其门人江阴李忠毅公仲达劾魏阉逮狱死” [61]。叔子跟朋友之交出自信仰的趋同，友情颇为深厚，“先生临别握手，泪下沾襟，弟几欲痛哭，恐助哀情，非七十二老人颐养之道，故鲠涕内下。登舆频回首，望白须颓然，不禁心碎” [62]。叔子所交之友都是遗民，对故国有着深厚的感情跟忠诚，这对叔子的影响甚大。故叔子一生尤为重视忠孝跟气节。
6.3. 叔子尤重忠孝跟气节，提倡真道学。
叔子认为读书人做文章必须以忠孝为根本，“文章之本，必先正性情，治行谊，使吾之身不背于忠孝信义” [63]。在读到忠孝名臣岳飞受冤而死时，“禧伏读《宋史》，每至贼桧杀岳忠武王飞事，辄椎胸泣下，呼天自恨不生其时与之同死。盖自古大功至忠之臣，蒙冤以死，未有若忠武王之甚者” [64]。叔子心中对忠孝气节的追求是其作为遗民最大的心理支柱，也是其最显著的身份象征。
有为父报仇的孝子，“父冤虽白而仇不诛，则人子不可以一日释，古人所以重报仇之义也” [65]。而叔子的家庭亦是有极深厚的孝的传统，兄子世杰在其父亡于兵乱后，悲愤难当而亡，叔子为其做祭文时痛哭“今又以死孝成名，追随吾兄” [66]。在士风日下，变节无耻之士益多的情况下，极其重视气节，“大节则取义，小节则全身，勿动于名而轻其生，勿牵于不忍而弃其义” [67]。在伦理纲常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叔子极推崇节妇，“古今之称节妇，与忠臣并重，而节妇为尤难” [68]。表达了叔子对气节的无比推崇，在国变之初兵乱之际，为了保全自身的忠贞和对明朝故国的忠诚，有为国殉国的节妇“甲申乙酉之变，妇死其夫，子死其父者，不可胜纪；而以妇人从容就义，于吴门又得一人，盖宋子实颖之母” [69]。有夫死后拒不改嫁，从夫而死，“夏君读书攻苦成疾卒，节妇誓死以死殉” [70]。这些守节的烈女成为叔子心中对家国忠孝的典型，成了真道学的践行者，在其文集中屡见不鲜，上演了一出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故事，叔子大力褒扬他们，反映了叔子心中那种对忠孝的无比推崇。
在忠孝观的影响下，叔子作为遗民，满怀深情的纪念那些为国尽职、为国捐躯的忠臣，以直笔写史，弘扬这些为国尽职尽忠的人。这些忠臣以死践行了中国士大夫追求的最高人格，成为叔子心中的人格楷模。有为国戡乱的有为志士，保护人民财产于乱世中，“古之抚贼者必我足制贼，贼畏威而怀德，然后听我”“斩首八千，降敌数万人” [71] ，有为国为民至死不屈的谏官，不惧怕重臣，直言进谏，“爵尝乘驴擅出入东安门，一日与公遇，执其驴付所司，罪状爵，因以撼保” [72]。有身处乱世而廉洁为民之臣，视天下之民如子，而自己则清贫不堪，“出则步行，应门无纲纪之僕，童子三四人，供事而已。君之下车也，征税之耗，视前蠲其大半” [73] 有心怀公义心，帮扶流民拯救苍生，“扬之乳弃子者翁在焉，食饥者翁在焉，立赏格拯溺人者翁在焉，桥路唐肆茶药之施，翁无不在焉，甚矣，翁好行其德者也” [74]。这些人的存在代表着国家希望，也在乱世之中闪耀着无限的人性光芒，成为后世永远敬仰的对象。
还有以死践行儒家忠勇观的英勇之士，如蔡维立，在朝廷抵制魏忠贤，后出战宁远大战辅佐祖大寿，最终巡抚山西，在国难关头寡不敌众，“身轻，不即死，时盛脱铁甲加公肩而气绝” [75]。如涂世名，兵败被俘，“不屈而死焉” [76] ，如刘文炳，身为皇亲国戚，亲身经历了甲申之变皇宫混乱之境，得知皇帝自绝煤山无力回天，举家自焚，自己“命取酒至，以一杯北向酬地拜皇帝，一杯酬公主，自饮一杯曰：此永固报陛下殿下时也。遂自刎” [77]。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在叔子文集中不胜枚举，这些人以生命践行着对国家的忠诚，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叔子不吝笔墨大力为这些勇士书写传记墓志铭，一面是控诉战争的暴行，另一面也体现了遗民心中对故国无比的怀念和对英雄的无比推崇。
7. 结语
“古所谓仕，非如近世用帖括，反掌取富贵，庸庸然资守位，可以坐致公卿也。大者，上引其君于当道，下不使匹夫匹妇有不得其所” [78] ，概括了叔子一生的人格修养追求。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叔子作为遗民，以自己的学问力倡实学，一生推崇忠孝，为清初的学风转向乃至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值得后生敬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