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夫妻支持，作为社会支持在婚姻领域的一个分支，是一种人际关系层面的互动行为，是指在婚姻关系中，配偶提供的精神或行动上的帮助，使接受支持者感知到价值感和归属感 [1]。此外，夫妻支持也被定义为能够使对方获得帮助，感受到被关爱、被肯定、被重视的支持性行为 [2][3]。

目前，支持的主流划分维度是由支持多维度模型(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Support)发展而来的。支持多维度模型从两个维度来划分夫妻支持：行动推动支持(Action-Facilitating Support)，是指用以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行动帮助；关系辅助支持(Nurturant Support)，是指能够安抚情绪的精神帮助 [4][5]。之后，Russell和Dehle等人 [6]基于多维度模型，将支持划分为4个维度，将行为推动支持进一步划分为信息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其中，信息支持指口头分享各类信息和知识、提供指导意见，工具性支持指付出时间和体力提供行动或物质支持，协助配偶完成任务或解决困难；将关系辅助支持分为情感支持和肢体支持，分别指通过言语描述和肢体接触表达爱、理解、安抚、肯定和鼓励 [6][7]。

2. 夫妻支持的起源与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婚姻研究者们对于婚姻中的冲突性因素研究成果颇丰，大量的研究都在探讨负面的冲突、分歧等消极互动对婚姻关系的破坏作用，发现了冲突解决在预防和治疗婚姻问题中的作用。但一些人认为 [8][9]冲突行为和婚姻功能之间的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这表明婚姻中有未被识别的其他关键的人际关系因素。同时，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研究的重点渐渐聚焦到能够改善婚姻关系的积极因素上，然而，夫妻之间的社会支持作为婚姻功能的一个相关因素，是婚姻中人际关系领域的一个主要部分，但事实上，研究者们几乎忽视了夫妻间的支持对于婚姻结果的决定性作用 [10]。这是一系列婚姻适应理论的重大漏洞，而这些理论强调了支持对婚姻满意度的有利影响 [11]。

同样的，关于社会支持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进展，比如压力、支持和个体适应的关系 [12][13][14]，但是忽视了婚姻关系中获得的支持，也忽视了社会支持与婚姻结果之间的联系 [15]。有研究者提出猜想，认为配偶对婚姻满意度的评估通常涉及对伴侣社会支持的考虑 [16]，1991年，Julien和Markman第一次整合了社会支持和婚姻适应领域，特别的是，他们引入了婚姻内的社会支持。之后，研究者们意识到了整合社会支持研究与亲密关系研究的重要性 [17][18][19][20]。

在此之前，早期关于夫妻支持的研究，大多是围绕夫妻支持对戒烟 [21][22]，治愈创伤 [23]等领域的探索。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少量文献开始探究夫妻支持在婚姻家庭中的角色，比如夫妻支持与濒于离婚家庭的关系 [24]，支持在为人父母中的角色 [25]。

在上世纪90年代，在家庭领域中，特别是在婚姻关系中，开始涌现出大量关于夫妻支持的研究。出现了关于婚姻中的支持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 [26]，工作压力与婚姻支持的关系 [27]。同时，更多的研究开始把夫妻支持作为调节因素，探索其在危险性因素与婚姻质量中的作用 [28]，夫妻支持在家庭暴力中的角色 [29]。

在婚姻关系中，区别于危险性因素的保护性因素可能正是能帮助夫妻顺利克服压力事件的关键资源。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对提高或改善婚姻关系有积极意义的修复性因素。正如Fincham，Stanley和Beach [30](2007)提出的，目前婚姻研究关注的应该是婚姻关系中具有修复作用的积极方面，如承诺(commitment)、牺牲(sacrifice)、原谅(forgiveness)及夫妻支持(support)。

21世纪以来，许多研究的重点依然为支持作为保护性因素在婚姻中的作用，但是逐渐开始有研究把支持进一步细化，探讨夫妻支持适当性 [31]以及适当性在缓解压力对婚姻满意度影响中的作用 [32]，也有更多的研究开始探索其中的性别差异 [33][34]，对于支持提供影响因素的研究 [35]。

然而，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找出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是必要的 [36][37]。例如，Newcomb [38]认为，确定社会支持在心理功能中的作用与了解如何获得支持同等重要。此外，Cutrona [6]也认为研究影响社会支持的因素是重要的，因为这些影响因素是进一步增加对社会支持的保护性作用机制的理解的先决条件。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只有对夫妻支持的决定因素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之后，才能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支持性干预措施 [39][40]。

所以，进一步澄清夫妻支持的影响因素十分必要，那么，哪些变量可以被认为是婚姻中的支持过程的关键因素？从理论的角度看，被称为婚姻中社会支持的关系视角(relationship perspective)，认为寻求、提供和感知到的夫妻支持受两类变量的影响：1) 夫妻个人特征；2) 在支持过程中的婚姻关系的属性 [41]。

为了更好地探讨支持在婚姻关系中的角色，我们需要综合了解影响夫妻支持的一些关键性因素。下文将聚焦于夫妻支持的影响因素，来探索其机制。

3. 夫妻支持的影响因素

3.1. 个体因素

配偶不同的思维、感受和行为方式是由其稳定的个人差异决定的，众所周知，个人的特质是影响关系的重要因素 [41]。配偶的个人特质会影响婚姻中的支持过程，比如鼓励他们表达对伴侣的支持需求，增加伴侣积极回应的可能性，以及形成他们在婚姻中可以得到支持的观念 [42][43]。

研究显示，个人特质与支持的效果有联系，会影响到个体支持的寻求、提供和反应行为，影响夫妻支持行为的个体因素有抑郁、神经质、依恋类型等。

3.1.1. 抑郁

对于抑郁的个体而言，抑郁可能导致个体更多地寻求伴侣支持，而对伴侣的需求反应能力降低。Coyne [44]提出了人际关系理论，用于解释抑郁对婚姻中的寻求支持和提供支持行为的影响，抑郁的个体比非抑郁的个体更有可能寻求支持，但同时他们的回应能力也较弱，无法对他人的需求做出适当的反应。抑郁症的人际关系理论发现与抑郁症的各种认知、情感和社会缺陷的研究是一致的，抑郁导致了人际功能低下 [45][46][47]。抑郁的人更有可能表现出不合时宜的自我表露 [48]，分享负面情绪和糟糕的自我评价 [49]，并且通常进行过度的寻求安慰 [50]。然而，研究也显示，抑郁的人存在过度自我控制 [51]和反思性 [52]，这些都可能会降低他们对配偶的反应能力。配偶的抑郁症状对婚姻互动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有研究发现妻子的抑郁对互动过程有着更强的影响 [53]，例如，妻子的抑郁症状预示着妻子会从丈夫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首先妻子会更多地寻求支持，从而丈夫也会提供更多的支持 [54]。Davila和他的同事们 [55]注意到，特别是对于妻子来说，抑郁症状与更消极的支持行为(如批评、拒绝或夸大问题)有关。

3.1.2. 神经质

高神经质特质的个体可能会有更多的支持寻求行为。这可能是因为高神经质的个体在沟通过程中 [56]和支持互动 [19]中，会倾向于参与更多的负面人际行为，所以高神经质的人会经历更多的客观和主观压力 [57]，这会使他们倾向于得到更多的支持 [58]，而自我报告数据也表明，高神经质的人倾向于寻求更多的情感支持 [58]。很多研究也显示出神经质特质影响支持行为中存在性别差异。早期的实验室观察表明，高度神经质的丈夫从妻子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积极支持，但妻子的神经质与丈夫的支持行为之间的联系并不显著 [19]。其中的原因可能为女性通常在神经质或情绪不稳定方面得分较高 [59]，反之，男性中有较高的神经质水平的个体更少，而这可能是丈夫比妻子更痛苦的信号。同样也有研究显示，丈夫的神经质与配偶双方的支持行为有关，但妻子的神经质似乎并不是导致这些行为的重要因素。丈夫的特质神经质预示着，在与妻子的支持互动中，他们更可能成为支持接受者 [54]，因为丈夫会主动从妻子那里寻求更多的支持，而妻子也会向丈夫提供更多的支持。这些结果表明，长期经历消极情绪状态的男性需要并寻求更多的支持，他们的配偶可能会以自发的支持回应他们的痛苦，这些发现都反应了丈夫的特质神经质与夫妻整体支持行为之间的积极联系。

3.1.3. 依恋类型

依恋作为亲密关系研究的重要一环，大量文献论证了依恋对夫妻支持的影响 [60]。更安全的依恋风格，即焦虑与回避依恋较少，与更具适应性的支持互动相关联。安全型依恋的个体会有更多的支持寻求行为 [61][62]，也会是反应性更强的支持提供者 [63]，他们更加容易识别出伴侣提供的支持 [1][62]。

大多数亲密关系中关于照顾的研究都集中在个人水平，并研究了支持提供模式中的依恋差异。这些自我报告和观察性研究一致表明，与不安全依恋的人相比，安全依恋的成年人是更有效的支持提供者 [63][65]。安全型依恋的人对他人的痛苦的反应更具有同理心和同情心，更有可能为有需要的伴侣提供有效的支持，并且能够将他们的支持行为与伴侣的特定需求相匹配 [64][65]。他们可能对提供支持有更适当的信念和态度，这增加了他们对他人幸福的责任感，并促使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为他人服务。因此，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安全型依恋的人能够更好地为伴侣提供舒适和支持的避风港，并提供让他们的伴侣可以追求自己的个人目标安全的基础 [66]。综合来看，横断研究、实验和观察性研究都强调了依恋和支持提供行为之间的重要联系，并指出不安全型依恋的人不是有效的支持提供者 [56][65][67]。

对于依恋焦虑和回避维度分别进行检验，表明依恋回避和支持互动过程的各个阶段之间存在更强的相关性。对于高回避依恋的个体，更容易忽视痛苦，倾向于退出社会交往，进行个人应对，从而限制了他们的支持寻求行为 [1][62][69]。除此之外，高回避依恋的个体在其伴侣需要支持时，更不可能提供支持 [68]。

回避型依恋与支持互动过程的关系在不同研究中是一致的，但是依恋焦虑与支持过程的关系是相对不一致的。一些研究显示，高水平的焦虑依恋与寻求支持的行为增加有关 [69]，其他研究发现二者没有关系 [1][67]。对于支持的提供，焦虑型依恋与被迫照顾相关，对伴侣的需求有更少的回应 [1][62][63]。总结来看，焦虑依恋不是能预测支持互动过程的可靠因素，但是似乎对支持互动的展露过程有一些影响，其中可能有更加复杂的机制。

结合依恋理论和研究，回避依恋可能与个体报告接受到过度支持(overprovision)直接相关。高回避依恋的人更有可能避免社交互动，独自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即使是少量的支持也可能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对于感到过度支持的接受者，回避依恋可能是潜在的风险因素。相比之下，焦虑依恋个体因存在高程度的依赖，所以可能会对过度支持不敏感，而可能体会到缺乏支持(underprovision)。

3.2. 人际因素

3.2.1. 情感亲密性(Emotional intimacy)

在一段关系中，情感上的亲密被定义为相互的亲密感、温暖、喜爱、依赖感、高度的信任以及伴侣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亲密情感联系以及他们自我表露的程度，会影响他们在压力下向伴侣寻求支持的程度。事实上，健康关系中的伴侣期望彼此能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在他们不堪重负和痛苦时提供依靠 [1]。在关系中体验到更多情感亲密的个体，通常对伴侣提供的支持更加满意 [70][71]。研究者认为，情感亲密性会影响支持的提供，这样一来，更亲密的夫妇可能会对彼此的需求有更多的认识，并更加努力地满足这些需求个人对伴侣的需求有了更好的了解 [70][71]，因此，他们更可能提供足够的支持。相比之下，报告亲密程度较低的夫妻可能更难评估彼此的需求 [72]。

对于支持的接受方来说，在亲密度低的婚姻中，个体可能不太愿意接受配偶的支持，因为某些支持性行为(如身体或情感上的安慰)本质上是亲密的。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接受较少的支持，以避免亲密互动的潜在不适。他们也可能会感知到过度支持，因为他们认为伴侣别有用心地支持他们，或者认为他们的伴侣只是为了保持关系。反之，更亲密的关系增加了伴侣通常对来自伴侣的支持感到满意的可能性 [70][71]。由于在关系中高度的亲密和信任，即使在处理手头的问题不一定需要支持的情况下，接受者也不太倾向于将其视为过度支持。综上所述，这些文献都表明低情感亲密可能是个人接受支持过度的风险因素，因为他们对于获得支持感到很不舒服，其次，他们不太满意他们获得的支持，另外，他们的伴侣意识不到他们的支持需求，更有可能提供“错误”的支持。

3.2.2. 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

冲突管理，包括争吵的频率和时长，解决分歧问题的行为，在争论中发生的心理和身体攻击的程度和严重性，以及解决分歧和重获关系稳定的策略。与情感亲密和支持相关的研究相比，关于冲突管理如何影响婚姻支持的研究要少得多，然而冲突管理是各种关系中最为广泛的研究。此外，由于冲突管理技巧不佳导致的更多的负面影响、对彼此的敌意以及持续的紧张，似乎可能会对后续的支持互动产生影响。当夫妻双方经历了高强度的冲突后，夫妻双方可能会感到不太舒服，不太愿意向另一人寻求帮助，不太愿意提供支持，可能会对支持的努力持更负面的看法 [72]。相比之下，那些能够有效地解决分歧和表达自己不同观点的人，可能也更善于将他们的支持需求传达给彼此，从而影响他们得到的支持的适当性。在观察任务中编码的行为之间的相互关联表明，在冲突期间表现出更负面情感的夫妻，他们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和更少的消极支持行为。此外，冲突行为可能会对支持过程产生直接的、可能是有时间限制的影响，但似乎不会对伴侣的支持产生长期影响：冲突任务中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不会预测接下来一年支持行为的变化。为了理解冲突如何影响支持互动的各个阶段，以及婚姻冲突如何影响支持过度提供，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3.2.3. 支持适当性

支持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所以支持的适当性作为一个人际(interpersonal)因素，也显得尤为重要。在婚姻中，支持不适当的形式有两种，即支持不足(support underprovision) (得到的支持比预期的少)和支持过度(support overprovision) (得到的支持比预期的多)。

而Cutrona [6]提出的最佳匹配理论强调了支持提供者和支持接受者需求之间匹配的重要性。Cutrona和Suhr [73]认为，在支持提供者能够对支持索取者的需求敏感时，最优匹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之后，有研究者将最优匹配理论操作化，定义为能识别情绪线索、并以有所帮助的合适方式作出反应的能力 [74]。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Rini和Schetter [75]强调了支持提供者的敏感性的重要性，对于支持提供者来说，最困难的是需要面对支持接受者的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不是仅仅提供特定的支持类型。也有研究发现，支持提供者和支持寻求者的情感反应之间更大的相似性，以及对寻求支持的伴侣的想法和感受更准确的洞察，会有更具技巧的支持 [78]。其中的重要一方面就是支持的敏感性，敏感的配偶支持可以促进爱情、减少冲突，因为支持可以促进信任和欣赏，并加强伴侣之间的承诺。在伴侣需要时得到的夫妻支持，与婚姻质量更相关 [76]。

3.3. 环境因素

很多研究关注了夫妻支持是如何减缓压力的，然而，人们很少关注日常压力如何影响社会支持的提供和接受。这一领域的有限工作表明，当配偶在工作中感受到压力时，妻子似乎更善于提供支持，例如，多做家务 [57]。其他日记的研究表明，丈夫报告在日常生活压力更高水平时，也从妻子那里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77]；对于妻子来说，当伴侣在实验室的互动中讨论严重性更高的个人问题时，实验室中观察到妻子提供了更积极的支持 [79]。当提供支持的人自身有压力时，对于丈夫来说，他们在回应情绪上的压力时为伴侣提供了更低质量的支持，而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掌握他人的情绪困扰 [79]，而提供支持的人没有压力时，妻子和丈夫提供的支持很相似 [79]。压力–离婚模型 [80]指出，高水平的压力会导致沟通的缺乏、不卷入、回避和自我表露的减少。在压力条件下，不良的适应行为会使得夫妻会回避并倾向于自己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夫妻支持变得不受欢迎(如：过度支持)。如果压力导致了夫妻的忧虑情绪，也会降低夫妻对支持的寻求和感知 [78]。

一般的模式是，妻子的工作压力预测着妻子能获得丈夫更多的支持(相较于丈夫的工作压力更能预测来自妻子的支持)。相反的是，Neff和Karney [77]实验室的观察研究发现，妻子对丈夫的工作压力的支持更加敏感，反应性更高(例如，当丈夫讨论更严重的压力时，妻子提供更积极的支持)。此外，日记研究同样表明，在丈夫认为压力很大的日子里，妻子会增加自己的支持 [77]。这些差异可能有几个潜在的方法论原因。实验室研究能够促使参与者对压力源进行讨论，很可能会推动情绪支持的过程，而我们对自然发生的支持的直接观察在本质上主要是工具性支持。日常家庭生活的日常活动、家务和任务在实验室里是不可用的，但对日常家庭运作的节奏和内容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81][82]，尤其是在那些需要平衡事业和抚养孩子的家庭中。这可能是因为在讨论压力源的特定背景下，妻子对丈夫的工作压力更敏感，并在实验室设定的情境引发的互动中提供情感支持，而目前的数据显示，丈夫在的日常环境中自发地提供了更多支持，而这些支持一般是工具性的。此外，每日汇报的研究可能是利用配偶更容易看到或容易被回想起的支持，而在这一研究中客观地观察到的支持——尽管是明确的——利用了更广泛的更微妙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不太可能被编码，并在自我报告中被称为“支持”。综上所述，目前的数据表明，妻子的工作压力，尤其是在家庭自然环境中，影响了她们丈夫提供支持的数量。

4. 总结与展望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研究者意识到在婚姻关系中，区别于危险性因素的保护性因素可能正是能帮助夫妻顺利克服压力事件的关键资源。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对提高或改善婚姻关系有积极意义的修复性因素，其中就包括夫妻支持这一因素。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找出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是必要的 [36][37]，因为这些影响因素是进一步增加对社会支持的保护性作用机制的理解的先决条件。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只有对夫妻支持的决定因素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之后，才能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支持性干预措施。

本文将夫妻支持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人因素、人际因素和环境因素，分别就每个分类结合其相关文献，探讨了这些影响因素对于夫妻支持的作用机制。

然而，对于夫妻支持影响因素的探索还远远不够。首先，针对与个人特质的探讨，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消极因素，比如抑郁、依恋焦虑等，鲜有研究探讨一些积极的个人特质(例如，外向性)对夫妻支持行为的影响。第二，关于支持适当性对支持的影响，目前的研究仍未得到一致的结论，过度支持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最后，缺乏针对夫妻支持的干预措施，这也只有在研究者们对支持的影响因素有了更深厚的理论基础之后，才能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制定出一套干预夫妻支持行为的措施。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