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1920年发表的《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弗洛伊德提出了“生的本能”(eros)和“死的本能”(thanatos)的概念 [1] 。生的本能(包括自我本能和性本能)，是表现为生存的、发展的和爱欲的一种本能力量，它代表着人类潜伏在生命自身中的一种进取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活力。死的本能表现为生命发展的另一种对立力量，它代表着人类潜伏在生命中的一种破坏性、自毁性的驱力。在《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第18卷中，他认为：“这两种本能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保存性的，因为两者都致力于重建一种由于生命的出现而遭到破坏的存在状态。由此，生命的出现将是生命继续的起因，并且同时还是奔向死亡的起因；而生命本身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或调和” [1] 。总之，在他看来，生命的本质就是由于外界刺激而产生的“扰动状态”(disturbed state)，这种扰动一旦平息，生命的火花也随之消失。根据这种本能学说，则心理结构中的矛盾便来自于潜意识自身，而非来自于外界现实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所以，在修改了本能学说后，弗洛伊德紧接着便修改了心理结构说，改潜意识(Ucs)、前意识(Pcs)、意识(Cs)的层次结构为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的动力结构，人格和外界现实都成了两种本能演出的场所。

关于人格结构，弗洛伊德在1923年的《自我和本我》一书中有系统论述，在1933年发表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一书和1940年发表的《精神分析纲要》一书中，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 [1] 。在他看来，本我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性或动物性的一面，处于潜意识的深层。它含有一切遗传的东西，一切与生俱来的东西，同时接受从自我那里被压抑驱赶进来的内容。本我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其内在需要，而不考虑外界情况。在客观现实世界的影响下，本我的某一部分经历了特殊的发展，以充当自身与世界的调解人，这一精神区域就是自我。自我依赖知觉意识，遵从现实世界的利弊法则，控制本能的需求，以保证安全。超我，则是从自我中分化、发展起来的，它来自父母的影响以及师长、社会典范等，要求自我按照文化伦理规范和社会价值标准行事。由于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解除的产物，所以它在本我中有种族遗传的更深远的根源，往往采取非现实的过分严厉的态度。正是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说，超我深入本我之中，它比自我离意识更远。这三个层次中，本我可以认为是人格的生物成分，它的动力能量来自于本能；自我是心理成分，超我是社会成分，它们的能量也同样来自于本能：生本能与死本能——正是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对抗与扰动造成了文化悖论。

2. 两种“本能”的对抗与文化悖论的形成

生本能使人类趋向于联合，凸现自我意识，增强对抗自然的能力，创建人类文明。这种文化的不断内化即形成人格结构中的超我意识。“在超我的构成中，我们似乎能见到一个表明现在是怎样变成过去的例子……” [2] 然而，另一方面，超我又承担了释放死本能的职责。首先，超我自觉压抑违背社会规范的生本能。由于超我体现的是文化的传统，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即人背离原始自然的不断异化的部分，因此，它的目的即在于压抑本能的冲动，为本能的满足设置种种禁令。生的本能，使人类创造了文化，然而文化的发展又反过来抑制人的本能，成了限制人类、束缚人类自由的东西。这两种能量同时施加于自我，于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对本能冲动的压抑导致了反抗，这反抗具有文化的价值，因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弗洛伊德将之称为性本能的转换(升华)作用，即把原本的“性目的”转变为一种与性目的有心理关系的“非性目的”的能力。在《爱情心理学》一书中，他指出“伴随文明而来的种种不满足感，乃是性本能在文化压力下畸形发展的结果。而性本能一旦因屈服于文化而得不到全然的满足，它的那些得不到满足的成分，便要大量升华，创造出文明中最伟大的和最奇妙的成就。反过来，假如人类性欲能够得到全面彻底的满足，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把性的能源转用到其他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只能沉溺于性的快乐，社会也就永远不能发展和进步” [3] 。然而，由于性本能的固置倾向，这种转移或升华作用在促进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人类精神分裂的危险。概而言之，生本能推动超我的发展，而超我中的死本能又反过来压制生本能，形成某种悖论，其结果可能是死本能的胜利——人的主体性的消亡，也可能是生本能的胜利——通过自我的置换变形，产生某种升华现象。

其次，对超我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我的消解。当自我挣脱了原始纽带，获得“自由”之时，却必须独立面对一个完全异化了的世界，为了摆脱由此带来的孤独感，他努力寻找第二纽带，试图成为自身以外更庞大、更强有力的整体的一部分，通过消除自我这一负担而重新获得安全感。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人的理智力量的成长，控制自然的能力增强，另一方面，却是孤独感与不安全感的增加。因之，归属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4] 。文化超我，表现了虚弱的人类的趋同性。弗洛姆在《对自由的恐惧》 [5] 一书中写道：“现代人喜欢把自我看成是社会的‘自我’，认为它是由对个人的角色期待所决定。实际上，这只是对个人在社会中客观的社会责任的主观假象。”“它的根源是真实自我受挫后，以社会的自我自居。”这种“社会模式化的缺陷”，使“他的缺陷本身可能被其文化提升为一种美德，因而给予他一种强加的成就感” [6] 。总之，人，就他从与自然的原始同一状态中显现出来这一意义上说，文明越发展，个体化程度越高，他的自我消解的冲动也越加强烈，这也正是死本能的某种表现。正是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说：“个人是死于其内部的冲突，而人种是死于它同外部世界的斗争的失败” [2] 。然而，这一消解对自我而言，却正是它理性的体现：消解的目的是存在，它同时安抚了死本能与生本能。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物化”的根源之一：既已异化于世界一，便努力趋同于世界三。因此，文化悖论，其表现在于人格结构各层次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冲突，其动力则在于两种本能的对抗。就像地球的引力和斥力一样，这两种本能，一方面使人类在对抗自然中不断获胜，个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一方面却带来更多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一方面使文明不断进步，一方面又持续加深了人类对文明的怀疑和反思。

3. 文化悖论的自我拯救

在文明产生之初，人类即已意识到其悖论的存在，与自我意识相伴而生的是孤独和不安。亚当、夏娃偷食智慧果的下场是被逐出天堂，混沌开窍后体验到的是死亡。而人类持续不断的对天堂、混沌的向往，无疑体现了他对文明、对自我意识的逃避心理。因此，在文明不断进步的同时，人类始终受着文化悖论的困扰，并不断努力寻求解决之道，寻找所谓的精神家园。如何才能在保持文明不断进步的同时消除异化带来的不安与焦虑呢？追求超我，压抑本我，这是所有文明社会的特征。而其间程度与方式的差异以及对超我的不同理解，即形成不同的宗教与哲学。

最纯粹的文化超我形象，可以说是佛。在佛教徒的修炼中，对超我的追求与对本我的压抑得到了最明显的表现。不管时代和社会如何，佛教有几条基本戒律是相同的，这就是所谓“五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放生、布施、恭敬、实语、和合、软语、义语、修不净观、慈忍、皈信正道)。这些行为规范，反映了文化所塑造的超我形象。赋予本我以罪恶感，超我以光辉感，这是文化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也是生本能对人类个体性的肯定。因此，在超我的追求中，固然充满了压抑本我而导致的痛苦，其结果却总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它维护了人的尊严，体现了人之为人的自在性、自为性，是对人类文化进步的肯定。在儒家文化中，虽然对本我的生物性需求并未做完全的戒绝，但却在道德领域做出了种种规范，并将本我的某些需要也纳入理性的范畴加以管制，充分体现了自我的协调功能。道教的修身养性、基督教的谦卑禁欲、伊斯兰教的行善宽恕等等，无不如此，都体现了对文化的代表——超我的推崇。意图通过提高自身修养，来缓解两种本能间的冲突，达到某种平衡。

但是，这种平衡是动态的平衡，无论其维持的时间有多长，并不能否认矛盾双方的存在，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悖论。而纯粹地追求超我，消灭本我，即使在方法上可行，其立论前提就决定了它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超我本身就包含着生与死两种本能。佛教徒的修炼，表面上无论如何努力追求超我，也不能摆脱异己感带来的孤独与虚无。甚至可以认为，正是这种追求，导致了死本能的抬头。如果说对超我的追求是生本能驱使下的一种入世的体验，随之而来的便是死本能引发的对出世的渴求。弗洛伊德曾借用佛家的“涅槃原则”来引申他的后期本能概念。他认为，在心理活动中，占优势的倾向是：努力使那种因为刺激而产生的内部张力减弱，或使其保持恒定，或将其排除。而“涅槃原则”，意味着生命的归宿——归于虚无、圆寂，它是生命的最后境界或趋向。追求超我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而涅槃的过程则是一个不断内敛的过程，这也证实了弗洛伊德对死本能的定义，即它是由于自我保存的外部障碍所导致的一种对生的本能的摆脱，是一种起作用的力，而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以消解自我的涅槃来摆脱追求超我带来的异己状态，这是一切宗教的解脱之道。与此相对，儒家文化虽然也有天人合一之说，也强调养气观心，但始终坚持用伦理道德的信念来建立人格理想，追求大同世界。它提倡惜生，也鼓励舍生取义，牺牲肉体自我，以保证精神自我的完整，虽然痛苦，却成为对我们的个体性的至上肯定，因而具有永恒的悲剧意义。儒家文化的这种强烈的现世性，使其只能成为社会的道德行为的规范，而不是一种宗教，它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

宗教将解脱之道归于涅槃，创造了天堂、西方极乐世界等“圣地”，从而取消了现实原则；在那里，人们无欲无求，摆脱了轮回，超脱了生死，也就无所谓本能；而人本身即以超我自居，已经成仙、成佛、成神。现实、本我、超我并无，所余唯有自我。然而，这样的情形是可能存在的吗？自我是在本我的基础上产生，用以协调现实、本我、超我之间的关系，是针对异己的自然界而言的，失去了它的对立面，自我也必将解体。庄子向往逍遥游而宣扬齐物论，然而齐物又岂能感受到逍遥？“无立足处方为干净”，这立足处非但是肉体的，同样也应是精神的。然而，如此则岂非要在人为“非人”、文化毁灭之后方能消除悖论？可见，宗教可能实现自我解脱，但并不能解决文化悖论。

在世俗化过程中，宗教教义越来越趋向社会道德，贴近大众心理。它宣传因果报应，鼓励人们将希望寄托于来世。如果以世俗的心态审察所谓的“仙境”、“神界”，可以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即它们都具有双重性质。西方是一片“净土”，又是“极乐世界”；天堂是圣洁庄严的，却又给人以人间的幸福感的联想；或者可以这样问：庄子梦中的蝴蝶究竟是素色的呢，还是彩色的？一方面是死的本能导致的无知无识，无欲无求的无机状态，另一方面却是生的本能引起的本我需求的大爆发。宗教给世人最大的许诺永远是以非人间的方式实现的。可见，从世俗的心态分析，宗教的修炼是这样一种行为，它受生的本能的驱使，以追求超我为手段，又受死的本能的影响，以涅槃为解脱之道，最终达到某种状态，使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得以融合。所谓的解脱，是在快乐原则支配下的死的本能的凸现。与宗教的这种出世入世的大循环比起来，儒家的现世的努力可以称之为一种小循环。它一方面肯定个体的力量，一方面又意识到自我的渺小；一方面强调超我，一方面又为本我的满足创造合理化条件。正是由于自我的这种不断协调，使两种本能力量得以顺利流动。在不同的宗教或宗教发展的某一阶段，大循环之外，也同时存在着这种小循环，即它并不排斥本我在现世的需求，而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如晚明士人崇佛，却声色歌妓，并行不悖，即是受佛教的随缘禅影响的结果 [7] 。道家的修炼则更趋重于顺应性情，导其自然的一面。此外，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存在着一种大循环之外的小循环，以顺利释放本能，加速其流动，减少因压抑而带来的破坏性。可见，死的假象下掩盖的是生的欲求，支持大众相信涅槃与来世的动力正是来自生本能。任何一个假想的超越悖论的世界，只要有“人”的踏入即告消失，因为，在人出现以前，这世界本来就是和谐的，历史又何需重演一次？

4. 结语

综上所述，当自我意识出现，人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以后，即受生本能的驱使，对抗自然，创建人类文明，文明累积内化而成人格结构中的超我意识。超我一方面是对人类异于自然的个体化的肯定，另一方面又以其趋同性使个人消解于社会；它对本能的压抑，可能通过升华促进文明进步，也可能加深人的异己感而使人陷入精神分裂的危机。而死本能使人在潜意识中非但不逃避这种消解或分裂，反而有一种自我消解的冲动。理性越强，文明程度越高，这一悖论也越加深刻。弗洛伊德的本能论使人格的三个层次始终处于矛盾运动状态，使文化悖论成为不可避免。这种悲观主义的论调在新弗洛伊德主义中得到了修正。弗洛姆即否认了弗洛伊德人性恶的理论前提，而代之以一种生产性的潜能。认为伦理价值不应在对恶的压抑与放纵之间选择，而应在生产性与压抑–放纵之间选择。通过自发性的爱与生产性的工作将他和自然、社会并和他自己在更高层次上重新联结，从而变消极的自由为积极的自由，把弗洛伊德主义变成了空想的“共产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理论。弗洛伊德在其晚年的《精神分析纲要》中提到，文化成果的某一部分会在本我中留下沉淀性影响，很多由超我奉献的东西会在本我中唤起回响。那么，本我会有一天被文化超我所完全置换吗？而一旦没有了这种本能的对抗的张力，人类或许会进入真正的寂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