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农村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农村公共品供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但由于供给约束问题，国家通过转移支付无法满足所有的农村公共品供给需求。为了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供需均衡，不仅需要国家相关政策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还需要撬动农村社会的一切力量，其中就包括农民的主动参与。文章基于对河南省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年龄、文化水平、耕地面积、定居倾向、政府对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等对农民参与供给具有影响。其中耕地面积、定居倾向和政府对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的影响尤其显著，反映了农村发展预期和国家政策激励对于农民农村公共品参与供给的积极推动作用。文章认为，为进一步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相应公共政策制定与完善应该强调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内生机制，注重农民的参与积极性。

关键词 :农村公共品，参与供给，内生机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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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发展理念，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这就需要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品质结构的调整方面引起足够重视，并且通过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解决上述问题。而作为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物质助力，农村公共品的地位显得至关重要，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效益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更是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农村公共品是指在农村范围内为乡村社会居民所消费的带有公共品性质的社会产品；其需求由农民个体和群体发出，而其供给却对政府和社会的资源具有极大的依赖性 [1] 。从上述概念不难看出，由于农村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完全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产品供给不太可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各级政府主导实施。省级财政虽然可以为农村提供越来越多的转移资金，但完全依托省级财政来解决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可能性很小。进入21世纪，国家对农村地区投入大量资金，有效推动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但与农民实际需求意愿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进而形成了结构性与区域性不平衡问题 [2] [3] 。因此，如何通过供给侧改革，建立合适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在农村社会结构持续变化、农村利益格局不断重构的情况下至关重要。

2. 文献回顾

目前，国外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研究、需求特征研究、供给实证研究和供给效率研究等。Gilles和Stephane认为个人提供公共品缺乏效率，政府应承担责任 [4] 。在此基础上，Robert和Klaas提出可利用增加转移支付来解决农村公共资源短缺问题 [5] 。不同于政府导向型农村公共品供给策略，Simon和Ravi倡导在居民之间公共需求有重叠的前提下，通过协作自费的形式提供农村公共品 [6]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农村公共品的研究较多，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公共品的概念及本质属性、农村公共品的含义及特征、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农村公共品供给改革的思路、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绩效评估等。在对农村公共品概念化的基础上，张士云等认为公共产品的投入能够降低私人的生产成本，刺激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边际产量，对农业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7] 。陈思源等构建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能力评价体系，实证掌握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能力的变化趋势 [8] ；余丽燕和曲延春倾向于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政府承担责任机制，并肯定了“一事一议”在当前提供农村公共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9] [10] ；而张益丰等提出通过发展农村综合型合作社形成农村准公共品供给新渠道 [11] ；蔡起华等分析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因素，认为社会网络关系嵌入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密切相关 [12] 。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讨，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供给制度变迁、现状困境和对策建议等方面，侧重于政策导向，具有微观性、技术性特征，其理论与方法对后续研究具有总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还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国外学者关于农村公共品领域研究成果均以经济较为发达、城乡发展较为均衡的大环境为背景，而中国还处于转型经济阶段，无论是公共品供给方式还是供给特点都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二是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但大都是从外部视角进行阐释，忽缺乏全面视角和宏观战略的方向性建构。由此，通过引入新的理念来探究农村社区公共品的现实逻辑和未来指向具有填补理论空白的意义。

3. 研究假设

农村公共品供给是基于需求的行为过程，根据行为科学理论，行为源于动机，动机源于需求，而需求离不开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13] 。因此，人的行为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基于已有理论和前述学者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探讨，文章选择农民微观因素国家政策宏观因素作为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参与意愿的待检验因素。农民微观因素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耕田面积、收入和定居倾向，这些因素可能会对农民是否愿意参与公共品供给产生影响；宏观环境包括户籍政策、土地政策、社会保障和政府投入。

4.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 样本描述性统计

文章以河南省农民为调查对象，于2017年上半年采用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在河南省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17份，有效回收率为72%。问卷根据文章的研究目的和以往相关研究设计，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农民微观个体层面(年龄、文化程度、耕田面积、收入、定居倾向)和宏观政策层面(户籍政策、土地政策、社会保障、政府投入)。

(二) 计量模型与实证检验

1) 模型构建

农民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态度有两种情况，一是愿意参与，二是不愿意参与供给，显然因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所以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4] 。

$\ln \left[\frac{P}{1-P}\right]=\alpha +{\displaystyle {\sum }_{i=1}^m{\beta }_i{\chi }_i}$(1)

(1)式中， $\alpha$为常数项，m为自变量的个数， ${\beta }_i$是自变量的系数，表示自变量 ${\chi }_i$每变化一个单位，农民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自然对数值。

2) 估计结果与分析

文章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可以看出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不同年龄段的农民态度差异较大，

表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年纪越大，参与供给意愿越强烈，这可能由于目前留守农村劳动力多为老年人，年轻人大多数选择外出打工，因此对于农村公共设施没有强烈依赖意识；农民文化水平越高，耕地面积越多，公共品参与供给意愿越强烈，说明在文化程度、耕地与供给之间存在农业生产层面的强关系；定居倾向、户籍政策、土地政策对于农民参与供给意愿也存在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目前除了生计考量之外，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与发展前景；现有社会保障与政府投入对于农民公共品参与供给意愿也产生一定影响，这在无形中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农民越来越关注政府政策导向，农业生产也更加具有目标性与可操作性。

3)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表2中，−2Loglikelihood统计量表示对数似然函数的2倍，其数值越小意味着模型拟合有度越高，表中的拟合结果为36.427，数值比较理想。此外，Cox & SnellR²统计量与Negel Kerke R²统计量数值分别是0.578和0.912，表明揭示了解释变量以上的变动。因此，该模型整体预测结果较满意。

(三) 结论与讨论

表2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诸如年龄、文化水平、性别、家庭耕地面积、年收入、定居倾向、土地政策、政府对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和现有社会保障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1) 微观个体因素中的年龄、文化水平、性别、耕地面积、年收入和定居倾向对于农民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影响显著，其中耕地面积与定居倾向的影响尤其显著，这是因为农村公共品中的主要项目，诸如农田水利、道路等与耕地联系比较紧密，农民对于以上公共品的依赖性较强，有较强烈的意愿提高供给效率，进而实现耕地收益最大化。由于现在耕地数量比较少，只有一小部分农户通过租种土地实现了规模化，其对于农田水利的需求较大，参与公共品供给效率意愿比较大；定居倾向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民的定居倾向对于其是否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有较大影响，这是由于农村中的许多中青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其对于土地的依赖性减弱，与农村的纽带仅限于春节回家过年，因此对于公共品供给参与热情不高。相比较而言，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不断推进，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城镇或城市作为理想养老地，无形中降低了对农村公共品的期望，也就自然认为没有必要参与供给，因为无法获得预期回报。除了耕地面积和定居倾向之外，农民的年龄、文化水平、性别和年收入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是否愿意参与公共品供给的决定。相比较而言，年龄越小，文化水平越高，年收入越多的男性比较倾向于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这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年龄小的农民对于农村公共品的实际使用年限较长，文化水平高的农民更加能够清楚认识到现如今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的噬待解决的问题，而年收入越多则意味着其具备一定的参与公共品供给成本。

表2. 回归参数估计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

2) 宏观因素中的土地政策、政府对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和现有社会保障对于农民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影响显著。通过回归系数值不难发现，政府对于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对其参与意愿具有明显正向影响。政府对于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越大，说明政府越重视农业生产，无形中会加强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信心，其越有决心参与到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在5%显著水平下，土地政策态度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如果农户对于现有土地政策态度越加积极，其参与公用品积极性就会越高，主要是土地现如今已经不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源泉，大部分劳动力可以选择从事工业或服务业，因此土地政策必须具备足够的吸引力才可以打动这部分农民继续投资农业，否则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这部分人口红利可能会呈现从农村净流出状态。除此之外，现有社会保障也是农民考虑是否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考虑因素之一。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工农业剪刀差，农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其发展受不到足够重视，社会保障相对于城市来说呈现非平衡状态，导致很多农民对农业和农村缺乏足够信心。如果在社会保障方面可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民就业比较有信心投资农业及其相关公共产品。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主要结论

通过分析表明，农民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9个，分别是年龄、文化水平、性别、耕地面积、年收入、定居倾向、土地政策、政府对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和现有社会保障。

(二) 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国家政府投入是主要供给源泉，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这种外部力量往往不可能包揽下所有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更无法满足不同地区对于农村公共品的复杂要求。通过发现和挖掘农民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参与度，进而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促进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

1) 鉴于农民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主要受到对于农村发展预期的影响，政府应当加大农村地区公共品投入力度，无论是土地政策的实施还是政府的转移支付方面，都要率先考虑农民的切实利益，努力营造农村向好性发展氛围，把农村生活生态与生产生态有机结合，使农民具备足够的信心长期投入农业生产并且进行长远性农业投资。

2)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鼓励农民在主动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时优先考虑种植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可行性，在农村公共品的辅助下实现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创建，进而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效用最大化。

3) 通过文化建设提高农民主人翁意识，让农民切实理解农村公共品供给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增强农民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同时也需要有号召力的各级政府以身作则，加深农民之间、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协作，整合各种潜在资源，在良性博弈中实现农村经济发展。

基金项目

1) 河南省教育厅社科项目“供给侧改革视阈下河南省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参与机制与路径研究”，2017-ZZJH-143。

2) 河南省社科联项目“河南省农村社区内内生型公共品供给现状调查与发展研究”，SKL-2016-325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