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目前关于梁启超本人和生平贡献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关于其《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亦不缺乏，但从史料观方面去分析却不多见亦或者并不深入。国内外研究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内学者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来新夏的《当代学者文史丛谈：依然集》等书都高度评价了梁启超对近代史学理论的贡献，认为他“自觉承担了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职责”，其书是“能引动人们心向往之的奥窍所在” [1] 。桑兵，於梅舫的《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收录的日本学者桑原陟藏<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肯定梁启超史学理论方面贡献的同时，重点批判其在写作中“关于国外和国内相关的记事上缺乏深入研究仔细考证的不妥当之处” [2] 。除上述著作外，相关期刊论文中徐风兰的硕士论文是对其两部书成书情况、体例方面、史学观等做简单的比较虽然提及史料思想但未展开论述，颜娜则是从哲学层面分析梁启超的进化史观和历史因果关系。周文娟偏重总结梁氏《中国历史研究》在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这些文章或笼统进行两者比较，或就其史学思想、历史教育思想上研究。而周妤对梁启超的史料观相对客观但未结合其书深入分析、冯敏燕仅从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分析梁启超的史料思想，后面提及的这类文章对史料观某一方面有所涉及，缺乏系统的概述。
综述所述，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把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与其史料观结合依旧值得继续深入探究，本文希望通过自己对该问题的一些切身感受和理论思考,进一步探索梁启超史料观思想。从新的视角更加深入地把握史学理论,这不仅有助于将此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中，而且有助于全面地认识史料观,更好地把中西史学思想的结合。
2. 梁启超和《中国历史研究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中国面临即将被列强瓜分的危机，救亡图存已经是整个社会的主旨，尤其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残酷的事实彻底打醒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纵看中国近代史，人们更多的是从戊戌变法中梁启超所倡导的政治变革思想认识到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然他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倡导者，在史学方面，梁启超著述颇丰，涉猎的范围极广，尤其是在近代史学理论上的建树，罕有人与之比肩。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旅居欧美经历，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国外史学的相关著作加上他本人年少时博学多览积累了大量史学材料，具备了研究史学的功底，史学理论上具有西方史学思想与中国时代结合的显著特征。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开始在中国形成，此时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也有新的发展，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就是这个历史时期转折和过渡的作品，《中国历史研究法》是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时的讲稿几经修改整理之后，于1922年一月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名由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出版。书中讨论了史的意义及范围，回顾了过去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提出了史的改造意见，且详尽的论述的史料涉及的范围以及史料的搜集与鉴别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早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就发起过史学革命，倡导“新史学”代替过去的“君史”，此时“《中国历史研究法》不仅仅是《新史学》的继续，而是整体上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以前成就的大的总结” [3] 。
3. 梁启超的史料观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必须以史料为依据。中华文明历经千年，历史上的史料则是浩瀚如海，想要在史学上进行科学的研究，就要掌握着关于史料的基本方法——何为史料，如何搜集、鉴别、整理史料。“若从微观角度认识其史料观的建树，则当以研究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主导，以便全方位地了解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 [4] 。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史料的研究一方面从“说史料”阐述史料的定义和分类，另一方面从“史料之搜集与鉴别”论述史料收集、鉴别、整理的方式方法。
3.1. 史料的范围：拓宽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特别重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认为史料是历史的组织细胞，不准备史料或者使不确定的史料去研究历史，则“无复史之可言”。对史料的定义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可见梁启超把史料的范围定义是极为广的。他强调史料历经时代的洗礼，尤其是经过人为有意的蹂躏和战乱破坏，已幸存不多，对史料的价值如果不加注意很难识别，而现在存的史料又不见得都能用。所以史学比较其他科学研究“最劳而最难”。
由于史料分布范围极为广泛并且难以识别，便于史学研究梁启超把史料归分为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和在文字记录者，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按性质又分三类：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以文字记录的史料按文字种类分别论列为七类：旧史、史迹文件(档案、函牍、私家之行状、家传、墓文等)、史部以外群籍(小说、账簿、家谱等)、类书和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和古文件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梁启超不囿于传统史料研究大胆拓展并详细举例论述不同史料，同时深感保存史料的重要性，深忧国人对古物观念的意识却甚是淡薄。推及当前社会人们游览史迹并在上面刻字的社会现象，梁启超的重视史料的价值和保护史料观念意义深远。此外，梁启超在书中亦多次提醒治史者研究史料的基本态度是忠于史实，即使在这样一个有残缺的史料环境下也应当尽我们所能以求备求确，这才是今日史学的出发点，可见梁启超极为重视治史者的历史责任感。
3.2. 史料的搜集和鉴别：归纳、反证
3.2.1. 史料的收集
文章前面所述史料流传至今种类繁多，散在各处，这需要“精密敏锐”的搜集，且不能仅局限于旧史之中，需“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常人向来不认为是史料者，吾侪偏从此间觅可贵之史料” [5] ，首先收集史料的方法要不能仅从一个单个例子中寻找，而要“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梁启超以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事迹来考证中国留学印度人物为例，通过研究慧皎《高僧传》和义净《求法传》等书，统计他们的年代、学业、路线种种类比归纳得知隋唐年间中国的学术思想变迁。这种类比归纳方法的运用需治史者脑筋熟练且具备敏锐感觉，最重要是要有耐心。在使用类比归纳的方法收集史料同时，梁启超把史料分为积极的史料和消极的史料，抽象的史料和具体的史料。他把积极的史料定义为某个时代有某种现象；相反消极的史料则是某个时代没有某种现象，正如后代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前代没有，或者前代普通的事迹，什么原因忽然灭绝，这类史料正是“以无史迹为史迹”为特征。具体史料和抽象史料搜集则全赖“博搜比观”，如人口问题论，物价问题，只有从正史或地方逐步摘录相关记述中推算类比才能得真相一二，这都是抽象史料。最后梁启超提醒治史者注意旧史家故意湮没或错乱证据的部分，要善于搜集证据补全改正，如宋太宗崩于箭疮的复发，而史册之前并没有记载，而由明陈霆考证得出，这需要具备一定的侦察能力。综上所述，可见史料的搜集需要治史者善于归纳总结的。
3.2.2. 史料的鉴别
搜集史料是史学家最大的责任，而搜集的史料如何去鉴别？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梁启超认为在史料鉴别方面,“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 [6] 。在正误上，梁启超提出治史者要培养一定的鉴别能力，摒弃流俗心理，根除心理上的幻觉，如每提到长城就联想秦始皇，每提及道教就联想老子。同时他认为辨别史料的误或者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举出强有力的反证，如上海的历史，有说战国时春申君时期已经存在，但是近代学者研究中国地理变迁得知唐以前上海还没有形成陆地，这就给予直接反证。针对这类有误的史料，史学研究者一方面要敢于怀疑，避免真相被蒙蔽，另一方面假如鉴别过程中遇到旁生的有所触发，可以换一个方向研究，之前的假说可以等待之后后再继续审定。对于同一个史迹，然而存在史料却出现相互矛盾的问题，梁启超认为论原则，最先出现的和与史迹最接近的最可信，但这个原则使用有时也需要分别看待，他以考证玄奘出使时间为例，告诫读书者不能盲目跟风，善于治学的人不应该以问题的大小而有差别对待，问题可能有大小，然而研究问题的精神是没有大和小之分的。
在辨伪方面，梁启超从辨伪书和辨伪事上作了大量详细的论述，他把伪书定义为书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是后人的伪作并假托古人所作，如《本草》号称是神农所作。在鉴别伪书上，他提出了十二条鉴别伪书的例子，前九条重在是使用具体反证法鉴别伪书，如同一本书所说的事情与事实相反，或者是两书中记载的同一件事相互矛盾，后三条则从文体不一，时代社会状态特征不同，思想进化阶段不衔接为例抽象反证，并且他还指出证明真书的六条方法，之后这些理论发展为《古书真伪及年代》这一专著。除此外还提出鉴别伪事的七条标准，他认为鉴别伪书因与伪书有所区别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也有伪书，伪书鉴别方法上他提出反证法的可贵但对于不能直接反证的可以使用间接推断，且反证推论法的使用适和用“盖然”结论，不能轻易下“必然”的结论。
梁启超本人在书中反复讲解史料的辨误正伪是非常复杂繁琐的工作，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和精确的方法，他提醒治史者不仅要继承“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的实事求是主义”，而且注意从外国说要吸收“近代科学家之归纳研究法” [7] ，这些归纳反证的方法对当今的史料研究者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4. 梁启超史料观对当今史学研究的启示
1) 《中国历史研究法》全书三分之二内容是关于梁启超史料观的论述，可见他非常重视史料在史学研究的地位，书中通过种种举例论证来对史料的搜集方法进行论述，以求得出历史真相。这种治学态度和搜集史料方法，不仅适用近代史学，对当今历史的研究和学习依旧值得学习。
2) 在史料的鉴别上梁启超多次强调“求真”，这里所说的“求真”他本人定义为前清乾嘉诸位学者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主旨，这要求史学研究的思想必须立足在实事之上，并且必须使用正确的史料来进行研究。
3) 梁启超强调史料的研究需要治史者不断的锻炼自己的史学思维，同时“多闻择善者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之” [8] ，广泛阅读，提高自己的事业和史学知识的积累量，而这都需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4) 梁启超史料观的最大特点是他不拘于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把史料研究的范围拓展的更宽泛，并且把史料研究从实践层面提升到理论高度，在中国近代史学尚未成形的环境下他在史料方面的研究精神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5. 结论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完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由于梁启超本人深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五四运动之后尤其重视总结其中的价值遗产，而此时他又处在西方文化大量被引进和翻译进中国的时期，所以又具有开放、进取、迎接新文化潮流的思想，他的史学研究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同时又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中优秀的部分结合起来，融汇贯通。梁启超认为史学研究的进步有两大方面：首先是对史料的整理，其次则是观念的革新。梁启超先生把史料整理放在史学研究中的首位可见其对史料重视且他多次强调治史者应树立为全社会做史的责任感。他不仅把史料定义的范围拓宽，而且在史料收集和鉴别上提出归纳、反证的研究方法，这些关于史料方面的理论方法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值得借鉴学习的。且在当今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中，梁启超的继承与创新的治学精神要求史学研究者不仅要常怀一颗真诚求知的责任心更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