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工“逆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应给予足够重视。文章基于对河南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工“逆城镇化”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文化程度、居住环境、土地政策、户籍政策等因素对于农民工逆城镇化选择具有影响。其中土地政策和户籍政策的影响尤为显著，反映了目前我国农村提供的抱持型环境对于农民工“逆城镇化”具有推动作用。文章认为，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应该相辅相成，根据禀赋特征实现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化配置，相应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应当注重农民工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实现。
Abstract:Counter-urbanization has become an issue accompany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which should gain proper attention. This paper applies the Logistic model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migrant labor’s choice about counter-urbanization. Among those factors, hukou policy and land policy exert significant affection which witnesses the role of an embracing circumstance. This paper adopts the view that 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should gain their regards respectively so as to achieve preferential allocation of scarce resources, furthermore, formul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ought to consider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migrant labors.
1. 引言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引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压力逐渐凸显，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遭遇困难，“逆城镇化”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包容的城镇化引起了决策层和学界的共同关注。在本文中，“逆城镇化”是指乡村人口的外流出现逆转，但农耕者人数可能继续减少的过程 [1] 。所谓包容的城镇化就是为人民提供分享城镇化成果的均等机会——即在生产力最高的地方获得就业机会，积累财富和储蓄，以及在全国范围获得同质的公共服务 [2] 。因此，通过改革促进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同时做好“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返乡实践，为他们提供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服务，确保农村地区获得同质同量的公共服务，为这一群体提供包容性环境，通过这个群体自觉的努力实现个人与集体、国家之间各方面利益的和谐相容与俱进。
2. 文献回顾
既有文献比较关注城镇化问题，关于“逆城镇化”的研究不多，而涉及“逆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基本未曾涉猎。诸多学者认为，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日益提高的落户难度和生活成本正逐步将外来人口推出城外，而发展日益良好的小城镇和新农村则越来越多的外出人口拉回。在这种推力与拉力合力作用下，“逆城镇化”现象在所难免，并且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应加以引导 [3] [4] [5] 。李飞、雷潇雨等认为农民的城镇化实质是“弃地”城镇化，需要向“带地”模式转化，而我国的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其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逆城镇化”得以缓解 [6] [7] 。面对以上被动类型的城镇化，应当通过“逆城镇化”把资本的逆城镇化与农民的顺城镇化有机结合 [8] [9] 。另外一些学者，如刘燕舞、王永龙等认为“逆城镇化”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应该遏制其蔓延，大力宣传城镇化的方向和政策 [10] [11] 。由于当前中国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的不同质性，需要调整城镇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对于流动人口的农民工而言，其工作需求与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无法在同一时空得到有效满足，就会影响城镇化进程，应通过城镇化自身发展与完善得以克服 [12] [13] 。
从以往的研究看，学者对于“逆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价上，很少涉及到其原因，尤其是作为“逆城镇化”载体的农村环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逆城镇化”现象的不断演进，城镇化研究应该从建构向解构演进。由于“逆城镇化”的主体中农民工占有较大比率，本研究以返乡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一群体对于“逆城镇化”的选择意愿，以诠释“逆城镇化”现象的主观原因和客观依据。
3. 研究假设
农民工“逆城镇化”是基于需求的行为过程，根据行为科学理论，行为源于动机，动机源于需求，而需求离不开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因此，人的行为是个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根据本文对于“逆城镇化”的概念设定，农民工“逆城镇化”选择分为愿意与不愿意，即是否有意愿结束城市工作，回归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文章选择农民工人口自身特征微观因素、农村环境中观因素和国家社会政策宏观因素作为影响其“逆城镇化”的待检验因素。农民工自身特征微观因素包括年龄、文化程度、性别、身体健康状况和定居倾向，这些因素可能会对“逆城镇化”产生影响；中观环境因素包括家庭环境、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国家社会政策宏观因素包括户籍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保障。
4.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 样本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河南省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于2016年在河南省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获得有效问卷228份，有效回收率为76%。问卷根据文章的研究目的和以往相关研究设计，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微观个体层面(农民工年龄、文化程度、性别、身体健康状况和月均纯收入)、中观环境(劳动合同签订状况、职业技术等级、居住环境、社交对象和社区参与)和宏观政策层面(户籍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保障)。调查样本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二) 计量模型与实证检验
1、模型构建
农民工“逆城镇化”有两种情况，一是选择“逆城镇化”，二是不选择“逆城镇化”，显然因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所用文章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
(1) 式中，
为常数项，m为自变量的个数，
是自变量系数，表示自变量
每变化一个单位，农民工“逆城镇化”选择的自然对数值。
2、估计结果与分析
文章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结果如表2所示。
3、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表2中，−2Loglikelihood统计量为对数似然函数的2倍，该值越小表明模型拟合优度越高，表中37.612的结果属于比较理想的值。除此之外，Cox&SnellR2统计量与NegelKerkeR2统计量分别为，意味着揭示了解释变量的变动，该模型整体预测结果较好。
(三) 结果与讨论
从表2的显著性检验结果看，在10%的显著水平下，有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月均收入、劳动合同签订状况、职业技术等级、居住环境、社区参与、社交对象、户籍政策和土地政策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1) 微观个体因素中的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和月均收入对农民工“逆城镇化”意愿影响显著。由表2可知，文化程度和月均收入系数为负值，且统计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小于5%，说明文化程度越高，月均收入相对越高，农民工“逆城镇化”选择意愿越不强烈。这是因为，高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对应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也就越高，较容易胜任城市技术密集型工作，其城镇化也越容易实现；低的文化水平使许多农民工无法通过经济融入实现人的融入，更加倾向于完成城市的
Table 1. Fundamental state of the sample
表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Table 2. Estimate of regression parameters & the results of significance test
表2. 回归参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即期消费与资金积累后返回农村，在农村实现比较体面的自我价值实现。健康状况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民工的身体状况越好，其越有信心在城市立足，倾向于选择城镇化。这是因为，健康的体魄是工作的根本，身体状况好意味着工作持续性较强，也可以从事体力劳动强度大，比较符合农民工教育水平较低的现状，用体力弥补脑力，适合劳动密集型企业。
2) 中观环境因素中的劳动合同签订状况、职业技术等级、居住环境、社区参与与社交对象对农民工“逆城镇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在5%水平下，劳动合同签订状况、职业技术等级和社交对象系数皆为负值且显著。说明职业技术等级越高、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越规范、社交对象圈子越大，农民工“逆城镇化”选择意愿越不强烈。由此可见，农民工在城市工作过程中，比较重视劳动合同与社交对象，这些因素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群体为实现城市化的努力程度。居住环境和社区参与系数同为负值，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可见，农民工的居住条件越好，其“逆城镇化”意愿越不强烈，在城市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是判断农民工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也是最能反映农民工城镇化的衡量标准。社区参与是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标志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城镇化的信心和决心。
3) 宏观政策因素中的户籍政策和土地政策对农民工“逆城镇化”意愿影响显著。从回归系数看，户籍政策和土地政策对于农民工“逆城镇化”具有正向影响。在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户口所附带土地的现有价值和未来可能增值的利益对于农民而言，已经是一笔客观的财产。土地对农民的效用多重化与增值预期明朗增加了农民工返乡的信心与物质基础。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越来越注重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内容、期限等不断扩展，农民对土地增值的预期非常坚定。农民的这种心理预期使其不愿离开土地，离开农村，而是守住土地，待价而沽。农民工的“逆城镇化”意向展示了土地红利的利益归属的预期，在人口红利渐退的今天，依靠土地再次分享改革的红利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尤其是土地农民的诉求。根据现行的法律和政策，农民的土地权益包括农业用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对农村户口依恋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农业户口背后的土地利益。可见，户籍政策与土地政策为农民工“逆城镇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抱持性环境，为农民工提供了一种安全的心理土壤，使这一群体能够克服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未整合的经验所带来的焦虑和不适。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主要结论
通过分析表明，农民工“逆城镇化”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11个，分别是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月均收入、劳动合同签订状况、职业技术等级、居住环境、社区参与、社交对象、户籍政策和土地政策。
(二) 政策建议
随着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民工“逆城镇化”选择反映了这一群体的现实需求，通过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并行不悖地进行，进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实现工业与农业的合理布局与平衡发展。通过发现和挖掘农民工“逆城镇化”选择的影响因素，为这一进程提供抱持性环境。当然，这一过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集体与这一群体自身的共同努力。
1) 鉴于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最主要资源，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与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投入力度，转变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传统青年农民–农民工–传统老年农民”的传统路径，逐步发展为“传统农民–农民工–职业化农民(职业化工人)”的思想，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职业化能力，使得这部分人口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顺利转化。
2) “逆城镇化”进程的不可逆性要求积极探索优化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体制机制环境，打造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围绕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面临的场地短缺、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不配套以及融资难融资贵、证照办理环节等突出问题，做好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与服务能力建设。
3) 提高农村户籍人口农村资产的利用效率，扩大农民资产“资本化”，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财产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整合营造抱持性环境，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在不受侵害的基础上实现效用最大化，为农村劳动力职业发展提供制度性支持。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社科项目“供给侧改革视阈下河南省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参与机制与路径研究”2017-ZZJH-143；河南省社科联项目“河南省农村社区内生型公共品供给现状调查与发展研究“SKL-2016-3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