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本身的迅速发展，正如史华兹(Schwartz, 2008)所说，“网民进入互联网最主要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找信息，更主要的是为了寻找符合自己想象中的他人，以便与之进行互动。”在数字化生存时代，通过网络交往满足社会性需求已经是更为普遍的现象。人们通过网络交往几乎可以实现社会交往的所有属性。网络环境被视为与我们熟悉的青少年发展背景(家庭、同伴和学校)相平行的另一种社会环境，在青少年发展中的影响成为研究关注的新焦点(Subrahmanyam & Šmahel, 2011)。网络环境、大学生网络交往行为和动机与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关系的研究也成为研究的热点。

网络交往是以社会交往为目的的网络使用，上网者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社会交往，主要指在网络空间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情感交流，达到相互影响、相互理解的一种社会交往形式(陈历，2003；华伟，2003；韩红艳，2006)。网络交往动机是网络交往心理产生的基础和起点，而人的心理需要是网络交往动机产生的主要内因(黄少华，2002)。不同的网络交往动机会引导大学生进入不同性质的网络空间，寻找和接近不同的交往对象，进行不同内容的交流(辛妙菲，2009)。在关于网络交往动机的研究中发现一些渐趋一致的结果，网络交往动机的研究结果中都越来越凸显出社会性需要(Young, 1996; Mckenna & Bargh, 1998；朱美慧，2000；Weiser，2001；黄少华，2002；Johnson，2002；杨期泰，2003)而且这些社会性需要与网络使用者人格因素相关(李望舒，2002；胡平等，2003；王生卫2002；励骅，2004；谭文芳，2006)。对青少年和大学生而言，个性成长因素和心理健康因素也非常突出，网络交往动机与人格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渐趋明显，这与临床工作中发现的一些网络交往动机十分吻合(谭文芳，2006；雷雳、柳铭心，2005；韩红艳，2006；陈秋珠，2006；辛妙菲，2009；迟新丽、张大均，2009)。

依恋理论由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1973)提出。依恋是一个持久的情感联结，这种联结是倾向于寻求和维持与某个特定的对象的亲近关系。依恋关系假设提供一个“安全基地”，使个体能够由此投入地探索外界，发展和获得独立(Ainsworth, Blehar,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依恋连接由与早期抚养者的关系形成，但是却持续影响人的一生(Berry et al., 2007)。哪怕在依恋对象缺失的情况下，依恋连结作为“内在有机结构”(Ainsworth, 1969)或“内在工作模式”(Bowlby, 1982)也是存在的。新的经验往往被已有的“工作模式”同化，而且模式会导致“自我维持”的人际交往行为(Daniel, 2006)。因此，依恋模式是一种概念化的持久的情感表征，与接近依恋对象的渴望和被迫分离的痛苦密切相关，会因为环境威胁、危机状况和疲劳等情况被激活。依恋模式反应了不同的自我观和他人观、人际交往功能和情绪管理能力。早期依恋的模式和质量会对成年以后的人格和心理状态产生影响。成人的依恋模式和儿童依恋模式十分接近。成人依恋模式作为内在工作模式对后来社会交往，特别是亲密关系的的影响(Hazan & Shaver，1987)。与Bowlby的观点一致，绝大多数研究成人依恋的理论家都认为，当某个特定的个体处于亲近的人际关系中时，其成人依恋模式会用一种泛化的思维、情感和预期来调节和管理交往方式(Rholes & Simpson, 2004)。依恋风格相对稳定，同时也具有可塑性。如Cozzarelli等人研究发现依恋模式随着自我知觉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依恋表征会发生有意义的改变。有研究提出整合的“终生导向的理论模型”，认为依恋是一个终生建构的过程，儿童会在整个童年期持续联结，直至成人期发展起其他依恋关系。

依恋理论带来启示，依恋需求、自我观和他人观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依恋模式“自我维持”的内在动力会在社会交往行为中起着很重要的内在动力作用。对网络交往动机和行为起着很重要的内在动力作用。反之，网络交往作为依恋风格终生发展的新兴社会环境，又会反作用与大学生的自我观、他人观、亲密关系以及情绪调节等能力的发展。因此，本研究在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图基于依恋理论的视角考察大学生人格基础在网络交往中的内在动力作用。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通过开放式问卷收集题项，通过理论构想对题项进行筛选和归类，再通过因素分析最终确定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问卷的结构维度。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被试1 (团体访谈数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随机抽取的不同学科和年级的2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

被试2 (开放式问卷数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理工艺术等学科的276名大学生。其中男生143人(51.8%)，女生133人(48.2%)；大一学生134人(48.6%)，大二学生75人(27.2%)，大三学生67人(24.3%)。

被试3 (第一次预试数据)：通过问卷星在线问卷调查平台进行了第一次预试。在不同区域(东中西)、不同层次高校(一本、二本、三本、高职学校)大学生群体中随机产生。共收集有效问卷1042份，其中男生323人(31.0%)，女生719人(69%)；来自大城市的学生134人(12.9%)、小城镇的学生404人(38.8%)、农村的学生504人(48.4%)。

被试4 (探索性因素分析)：在东中西部分省份不同层次高校中随机抽取2378名大学生。采用纸版问卷作答的方式，共收集有效问卷2130份有效问卷，其中男生881人(41.4%)，女生1249人(58.6%)；来自大城市的学生554人(26.0%)、小城镇的学生810人(38.0%)、农村的学生766人(36.0%)。

被试5 (验证性因素分析)：在东中西部分省份不同层次高校中随机抽取2256名大学生。采用纸版问卷作答的方式，共收集有效问卷2049份。其中，男生933人(45.6%)，女生1112人(54.4%)；来自大城市的学生580人(28.4%)、小城镇的学生791人(38.7%)、农村的学生672人(32.9%)。

2.2. 校标工具

2.2.1. 谭文芳(2006)编制的“大学生网络使用动机问卷”

该问卷包括“社会交往动机、自我肯定动机、逃避归属动机和工具性动机”4个维度，共20个题项。问卷信度系数为73.47%，内部一致性较高。

2.2.2. 迟新丽、张大均(2009)编制的“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问卷

该问卷共有39个题项，结构为二阶二因素一阶五因素模型。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86~0.897之间,分半信度在0.755~0.828之间，重测信度在0.533~0.706之间；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9，其分半信度为0.889，重测信度为0.603。而且各因素、分量表与总问卷的相关系数全部在0.50以上，说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SPSS18.0进行数据录入和处理(探索性因素分析、题总相关、信度、校标关联效度等)，用Mplus7.0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3. 结果

3.1. 初始题项的形成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随机抽取不同专业和年级的2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团体访谈，初步了解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访谈结果显示大学生网络交往主要具有以下需求：“维护现实关系、促进群体交往、建立和维护亲密关系、认识陌生人、与陌生人网恋”等几个方面。方案中对大学生提到的“网恋”现象给予关注和进一步探讨，发现不少大学生会在网上与陌生人进行“网恋”，满足亲密交往的需求或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等内在需求。根据依恋理论，具有安全型依恋类型的个体，喜欢社交但也能享受独处，而非安全型依恋类型的个体，要么过于专注于寻找亲密关系，要么害怕建立亲密关系。“网恋”现象可能正是反应了使用者内在依恋风格的影响结果。因此，结合依恋理论，对与“网恋”行为相关的动机进行分析，编撰相关题项，包括“希望在网上与陌生人谈恋爱”或“通过网络交往满足亲密交往的需要”等。

之后，随机选取不同年龄和专业的276名大学生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向被试提供本研究中关于“网络交往动机”的定义和举例，请被试结合自己的经历，尽可能多的列出符合定义的网络交往动机条目。问卷部分指导语：“请结合您的亲身经历，尽可能多地列出网络交往的内在动机——“网络交往能满足你的哪些内心需求？”。(例如：能够满足我与亲朋好友联系的需要，可以排解孤独感，可以让我更自由的表达自己，可以以不同的自我形象展示自己，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可以比较彻底地宣泄情绪，可以有更多亲密交往的体验，等等)。”

邀请10名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心理学专业的58名学生对问卷结构和题项进行审阅评定，根据网络交往动机定义对项目进行分析，删除意思过于相近和不符合定义的题项，尽量按照学生的原意修改语言表达不清的题项。最后保留34个项目，形成预测问卷。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被试3运用预测问卷34个题项测查后收集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本研究因素数目的确定采用以下标准：(1) 因素的特征值大于1；(2) 每个因素至少包含3个项目。删除的标准是：(1) 因素负荷小于0.4；(2) 有多重负荷。本研究选取KMO和Bartlett 球形检验对采样充足度及是否适宜进行因素分析检验。结果显示KMO采样充足度等于0.938，表明采样充足度高，变量间的偏相关很小；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27030.776，自由度为561，p < 0.001，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经方差极大正交旋转确定因素负荷，得到6个因子，总解释率为54.832%。结果见表1。

从表1可见，各维度范围内对每个项目的共同性的统计表明：各项目共同性在0.424~0.689之间，该问卷各项目有较好的鉴别力。从表1可以看出，除21题外，所剩各题目的区分度在0.30以上，说明各题目的区分度都很好。最后，18题总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32，4个因素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794、0.807、0.772和0.679。每个因素层面的载荷均在0.6以上，且总量表信度系数超过0.80，因此该研究工具可以达到测量学标准可以在研究中加以使用。

对因素负荷小于0.4、有多重负荷的题目进行进行删减，结合理论构想，最后确定18个题目，4个因子，总解释率为57.620%。每个因子最少3个项目，最多6个项目。

因素1——社会交往：17、21、24、30、31、33

因素2——亲密依恋：4、8、12、16、20

因素3——自我认同：5、6、9、10

因素4——情绪调节：15、19、26

根据因素包含的项目意义及问卷设计的初始理论基础——依恋理论，对相应因素分别进行命名。

第一个因素包括6个项目，分别是“增进朋友交流与朋友分享情感体验”；“了解自己关心的人的动态和情况”；“可以在朋友需要时帮助对方排忧解难”；“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内心”；“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以更好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受以便让朋友更深地理解自己的内心”，将该因子命名为“沟通交流动机”；

第二个因素包括5个项目，分别是“在网上寻找男/女朋友交往”、“可以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地与人交往”、“可以获得更多恋爱的体验”、“可以认识一些异性朋友倾述和交往”、“和异性培养感情”，将该因子命名为“亲密依恋动机”；

第三个因素包括4个项目，分别是“可以发现自身的不足”、“在团队合作中或群里的交流中增强归属感”、“吸取经验教训完善自我”、“一起完成工作可以满足相互协作的愿望”，将该因子命名为“自我认同动机”。

第四个因素包括3个项目，分别是“在网络游戏中获得成就感”、“跟网友聊天打发无聊时间”、“通过玩儿游戏排解孤独感”，将该因子命名为“情绪调节动机”。

3.3. 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Mplus7.0对被试5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确定模型对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从而检验模型的正确性。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设置了四个潜变量，即沟通交流、自我认同、亲密依恋和情绪调节4个因子。据此构成样本的协方差矩阵，作为检验模型的基础。经验证性分析得到该模型的各项你和指数(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指数RMSEA为0.065，CFI和TLI等拟合指数均在0.9以上，因子载荷均在0.4以上，表明模型拟合较好，可以接受。据此构建的网络交往动机一阶模型如图1所示。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网络交往动机4个因子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这意味着因子结构可能蕴含更具解释力的高阶因子。因此，本研究假设网络交往动机在初阶因素之上，还存在二阶因素，即4个因子共同反映的总体网络交往动机。据此构成样本的协方差矩阵，作为检验模型的基础。经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该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及结构图(见表3，图2)。

从表3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指数TLI、CFI均小于0.90，χ²/df值为11.85，RMSEA为0.073，这些模型拟合指数与一阶结构模型相比均变差，说明一阶模型拟合更好。

为了进一步考察一阶模型和二阶模型哪个模型更好，将一阶模型与二阶模型做了进一步的比较。温忠麟等人(2004)认为，对于嵌套模型，减少估计参数，自由度增加(Δdf)，如果χ²值的增加量小于临界值(df = Δdf，α = 0.01，0.05时的χ²临界值)，则表明嵌套模型的简化可以接受。模型比较结果发现，一阶模型在χ²/df指标上略有胜出，卡方差异Δχ²= 310.587，Δdf = 2也表明一阶模型比二阶嵌套模型更可取(Δχ²> χ²(2，0.05) = 5.99)。

对两个模型的比较结果说明一阶模型的设置合理，即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为由4个一阶因素组成的多维模型。这与本研究假设一致，即验证了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的多维结构。同时表明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问卷的结构效度很好。

3.4. 信效度分析

3.4.1. 信度

本研究在全国选取了2256位不同学校和专业及年级的大学生作为重测信度被试，与前测测验时间间隔为1个月，共收集到有效问卷2049份，其中男性26位、女性14位。结果显示，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913。详见表4。

从表4看，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问卷总分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2，各维度得分也均在0.60 以上，说明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问卷及各因素的内部一致性较好、稳定性良好。

3.4.2. 校标关联效度分析

本研究选用国内近期关于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的研究成果作为本问卷的校标考察问卷效度，分别是谭文芳(2006)编制的“大学生网络使用动机问卷”和迟新丽、张大均(2009)编制的“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对本研究开发的网络交往动机问卷的预测效度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

从表5看，网络交往动机总分以及各维度得分与两份网络交往动机问卷的相关均达到0.485和0.477的显著相关，进一步表明本问卷测查指标与测查内容非常吻合。

4. 讨论

问卷编制过程中，首先进行了 “团体访谈”。从团体访谈可以看到，大学生根据自己的现实生活需要和发展阶段的心理需求，描述出的网络交往动机具有一些独特性，比如“网上群体交往更能够避免网下群体交往的现实障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归属感和存在感”，这与其发展阶段的自我认同需求密切相关；而“网络交往可以增加很多渠道自由地扩大交往面，建立和发展亲密关系”，又能满足本阶段特殊的交往需求。由团体访谈的结果，以依恋理论的视角建构问卷模型。按照问卷编制流程，通过开放式问卷收集题项；借鉴依恋理论对题项进行归类，形成基本问卷；通过“专家评定”形成初测问卷；初测后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抽取的因子结构再次优化题项，形成正式问卷；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后，从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看，数据非常符合理论构想。以往研究中分散出现的一些与交往相关的动机维度在本问卷中集中体现，所提取的四个潜变量反映了大学生网络社会交往的主要动机，由于借鉴依恋理论建构模型，各维度的水平更加一致，维度的内涵更加清晰聚焦。这比单纯开放式问卷获得的题项更能深入反映大学生网络交往的根本动机。此外，本研究选用的校标量表是国内最近的相关研究，

也是在网络交往/网络使用动机方面研究较为成熟的两份问卷；同时，与其他同类或类似的问卷相比，这两份问卷的理论构想与本研究构想相对接近，作为校标工具更具有检验价值。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也表明一阶模型拟合较好，对两个模型的比较结果说明一阶模型的设置合理，即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为由4个一阶因素组成的多维模型。这与本研究假设一致，即验证了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的多维结构。同时表明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依恋理论作为人格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以依恋理论作为导向可以更加整合地了解人格、动机、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样的多维模型可以更好地反应网络交往动机的内在人格因素的不同作用方向和强度。网络交往和所有社会交往一样，既是网民个体化、社会化成果的体现，也是促进其个体化和社会化的胚胎。“青少年的线上生活与线下生活具有心理上的内在联系。青少年可能将线下生活的议题带到线上生活中。”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青少年和大学生的核心发展议题包括：认同、性和亲密关系(Subrahmanyam & šmahel, 2011)。”一方面，大学生的个体化、社会化水平可以影响大学生网络交往行为方式，包括网络交往的方式和对象等；反之，大学生借助网络交往可以实现其个体化和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对于大学生来说，内在成长阶段的需求和外在心理发展的课题的压力，共同强化了网络交往中的“交往”和“认同”动机。同时，由于依恋基础导致的人格功能水平不同，加之发展阶段的特点，使很多大学生的情绪管理成为大学生的重要心理课题，但大学生往往在情绪管理方面能力不足，青春期的内在压力和大学阶段的学习和发展压力集中在大学阶段，情绪起伏大，应对能力和应对措施有限，导致利用网络交往的不同方式来缓解压力调节情绪的现象十分普遍，使情绪调节动机也会是大学生网络交往的重要动机；另外，从以往对网络成瘾行为的研究中发现，网络关系成瘾是网络使用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类别(杨容等，2004)，“网恋”也是网络交往行为的普遍现象，人们会借助网络来建立和发展各种社会关系，包括亲密关系，甚至导致网络关系成瘾(Young，1996；萧铭钧，1998)。所以，本研究提出亲密依恋的内在需求是大学生网络交往的重要动机，与发展和维持普通社会关系有所区别。

5. 结论

本研究以依恋理论为指导建构模型，严格按照心理测量的程序，完成了“大学生网络交往内在动机问卷”的编制。结果表明：

(1) 基于依恋理论的“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问卷是一阶多维度结构，一阶因子包括：沟通交流动机、自我认同动机、情绪调节动机和亲密依恋动机。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测量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

(2) 基于依恋理论编制的“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问卷，一方面较好地反映了大学生网络交往的主要内在动机，也从依恋理论的视角看到了大学生人格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网络交往行为方面的体现。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