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1] 。春秋时期，战争和祭祀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孙子有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2] ，孙子生于春秋后期，从他的话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战争已经不再像原始社会只靠“舜舞干戚有苗自服” [3] 这种形式上的威压就能取得胜利那般温和，其战争惨烈程度和战争规模都有了很大层次上的提升。然而，春秋又毕竟不同于战国。钱穆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的战争“可说是一种艺术化的战争” ( [4] , p. 71)，而战国时期则是“真赌生命之剧烈战争也” ( [4] , p. 88)。这种区别，在于春秋时期相较于战国时期，“礼”至少在形式上并没有被完全毁弃，尊礼轻诈，重信慎杀，“礼”在军事活动中依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周礼将礼划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种，而军礼涵盖了战前治军，行军；战时致师，作战；战后班师，献俘等各方面的礼仪，同时，亦对统帅和士兵作出了行为上的约束。可以说，军礼，就是当时各国的军法，亦是当时的国际战争法。
本文将分别论述军礼在春秋时期军队的战前，战时，战后的具体体现，并简要分析军礼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
2. 战前准备
2.1. 占卜
《周礼·春官·筮人》 [5] 有记载，“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既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么春秋时期战争作为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之一，战争之前必然要经过占卜。
春秋时期有专门的卜官，曰“大卜”，军事上的占卜行动分为两种，一种是战前的占卜，《庄子》中有“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于庙堂之上” [6] ；《左传》中“卜之以守龟于宗祧”之语，可知战前占卜行动一般是在宗庙中进行的。
占卜一般有以下几种目的：一种目的是预测战争的胜败，以确定是否发动这场战争。《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爆发前，秦穆公请卜徒父占卜，“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三乘三去，获其雄狐”。另一种目的是选择将领。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及巴师至，将卜帅”，这是选择统帅；韩原之战，晋惠公“卜右，庆郑吉。”右即车右，即战车上持戈的护卫者。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伐郑，“晋侯使张骼、辅跞致楚师，求御于郑。郑人卜宛射犬，吉。”这是选择御者。总而言之，战前的占卜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整个战争的部署。
2.2. 祭祀
《礼记·王制》有云：“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 [7] 其中“类乎上帝”指祭天，“宜社”指祭地，“造祢”指告庙。军祭天叫类祭，把即将征伐之事报告上帝，表示恭行天罚，以上帝的名义去惩罚敌人祭地叫宜社。社是土地神，征伐敌人是为了保卫国土，所以叫“宜”。后代多将祭社(狭义指本国的土地神)、祭地(地是与天相对而言的大地之神)、祭山川湖海同时举行。
最为重要的是告庙。《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於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告庙中亦有祭祀过程，是向祖先和神灵说话，并且所说的话全部都要“示于朝”，公诸于众。
随后颁发兵器和车具。春秋时期，兵器藏于国家，有兵事则颁发，战争完结后，亦要收回，如《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此大宫即是郑国的祖庙。
在出征前，一般还要用牲畜，或者俘虏的血涂在鼓面上，名为“衅鼓”。当时人认为，将祭品的血涂在鼓上，祖先就会借助鼓声引导军队走向胜利。
2.3. 迁庙
军队出征前，既然告庙，则是受祖宗之意征伐。因而军队出征(尤其是君主亲征)往往首先要迁庙。《左传·成公十二年》杨伯峻注云：“古代行军，必将先代君王主位载于车上同行”。《左传·鲁成公十六年》中，晋楚两军大战，楚君望晋军开战前准备，晋军“虔卜于先君也”。《礼记》 [7] 有云：“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 [7] 周代礼制社会，强调等级差别，因而天子和诸侯迁庙的规格也有所不同。《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若无法迁庙，则以币帛代之。
曾子问曰：“古者师行无迁主，则何主？”孔子曰：“主命。”问曰：“何谓也？”孔子曰：“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载于齐车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设奠，卒，敛币、玉藏诸两阶之间，乃出。盖贵命也。” [7]
3. 战时礼仪
3.1. 临战之礼
《左传·成公十二年》中记载鄢陵之战前双方的战斗准备：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待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
这一段基本可以概括春秋时期军队交战前的全部准备工作。巢车即瞭望车，主将可以登上观察敌军形势。从这一段可看出，除了召集高级军官进行战前会议，以及塞井夷灶，表示破釜沉舟这些延续到后世战争的基本活动之外，“卜于先君”、“听誓”、“战祷”这些活动比较有春秋特色。下面一一分析。
上文曾讲，春秋时期，军事上的占卜行动一般有两次，一次在出兵前，一次在交战前。如《左传·哀公二十三年》记载的晋齐丘之役：“将战，长武子请卜。”哀公二年，赵鞅攻范，临战占卜，结果把龟甲烤焦了。两次占卜要么被主帅拒绝，要么没有结果，均与胜负无关。可见交战前的占卜大多没有战略意义，倒更像是主帅为了坚定自信心和提升士气。
听誓即是战前誓师。战前誓师在春秋之前的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尚书中还有多篇《誓》文。一方面，《说文解字》云，誓，约束也。如此则誓师就有战前“约法三章”，令行禁止，命令赏罚的功能。如《左传·哀公二年》赵鞅对将士誓师：“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明确规定了赏罚细则。其次，誓师的作用是宣传出师的正义性，那么誓师首先就要攻击对方的罪行。“范氏、中行氏反易天命，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随后，便要宣传这场战争的正当性：“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耻，在此行也”。
战祷即战前祷告。战祷的目的是希望鬼神保佑军队取得胜利。鄢陵之战除了战前祷告之外，白天两军交战未决胜负，晚上，晋军再次“蓐食、申祷，明日复战。”可见战祷是非常重要且频繁的。《左传·哀公二年》，恶战之前，卫大子祷曰：“会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这是祈求个人不要在战场上受伤。鲁襄公十八年，晋侯伐齐，向黄河祷告：“献子以朱丝系玉二，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其官臣偃实先后之。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复济。唯尔有神裁之！”这是为自己的行军安全祷告。简而言之，祷告的对象一般是自己的先祖和山川之神，而媒介(或者说祭品)一般是美玉。这和中国古代重视祭祀有直接关联。
3.2. 请战
春秋时期并非没有“不宣而战”，这种战争一般被称为“袭”，不过往往为当时人所不齿。正规的战争礼仪还是以“伐”为主的。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传：“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杨伯峻注曰“声罪致讨，钟鼓堂堂曰伐”，那么既然是伐，就要有“声罪致讨”这一环节，相当于后世的下战书。
请战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义正辞严地数落罪行，例如非常出名的《吕相绝秦》；一种是属于战前的文斗，例如鲁成公二年，齐侯派使者向晋军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 晋国对答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双方虽不出语气有礼有节，但绵里藏针，一方面表示自己的礼节，一方面又表现出绝不屈服的勇气。再如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故意把战争说得轻而易举，表现出自己的胸有成竹和居高临下之感。而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则以一种不卑不亢，刚正有礼的态度回应之。
3.3. 致师
致师即挑战。《周礼·夏官·环人》：“环人掌致师” [5] 。郑玄注曰：“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可见致师当时是一种普遍礼仪。但致师也分两种。一种纯属个人行为。春秋时期的军队和秦以后的军队不同，由于是贵族统帅贵族，实际上上下级并没有像后世那样的绝对领导权，不听指挥擅自行动的将领比比皆是。例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栾黡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将领有着很大的作战自由，因而他们可以用致师这一方式显示自己的勇武或者是谋取战功。
例如晋楚邲之战前，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而后来晋军追上，他们的弓箭只剩一支，便射杀一只麋鹿，献给追兵的首领鲍癸。鲍癸认为他们“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放弃了追捕。同样，晋国的魏锜反过来也去楚国阵营致师，被追兵赶上的时候也射杀了一只麋鹿，结果追兵也放弃了追捕，可见这种行为也是受到当时的普遍认可，并不认为是一种过分的挑衅。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是主帅派遣勇者致师以挫伤对手锐气。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晋国伐楚救郑，“晋侯使张骼、辅跞致楚师，求御于郑……使御广车而行，己皆乘乘车。将及楚师，而后从之乘，皆踞转而鼓琴。近，不告而驰之。皆取胄于櫜而胄，入垒，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挟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复踞转而鼓琴。”即使是受到御者的报复，身处险境，两位战士的勇猛和镇定也使得这次致师大获全胜，同时也表现出其优雅的一面。
3.4. 交战
春秋初期作战，规模很小。齐桓公争霸时士兵不过三万人。待至春秋中期晋楚争霸，双方军队总数往往超过十万，甚至二十余万。这也就决定了春秋早期的战法较为简单，兵车并列横阵，一分为左中右三军，双方正面冲突。其后春秋中期渐为发展，有了佯退诱敌，奇袭埋伏等等战术，但战争的残酷性和机变性尚不足与战国相比 [8] 。
春秋的战争模式基本上是战车先冲锋，待决出胜负后步兵跟上，战车是绝对的主力。
与后世主帅大多坐中军帐不同，春秋时期主帅甚至君主往往会身先士卒，而且多有受伤者。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宋楚泓之战，宋君伤股；《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鞍之战，齐公“不介马而驰”，险些被俘；晋军主帅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鄢陵之战，楚共王带头冲锋，被魏錡一箭射穿左目。由此可见，春秋时期依然是尚武的时代，战争除了为了追求最后的胜利，依然要展示作为一军主帅的个人威严。同时也说明当时战场的死亡率也不是很高，否则一国之君也不会如此轻易犯险。
至于作战中，战士(绝大多数是贵族军人)在杀敌时也有着基本原则，然而戎事以杀敌为礼，类似于宋襄公这种恪守着上古时期“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游戏规则的统帅几乎没有二例，况且春秋时代的礼制也不再像西周那样稳固，桓公五年郑国人箭射王肩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也有许多事例证明了当时亦有许多贵族还是给予了敌方相当的尊重。鞍之战时，齐侯战败逃亡，晋国大夫韩厥在后驾车追逐，齐侯御者邴夏建议射杀韩厥，齐侯认为“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最终被追上险些被俘；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郤至在混战中依然对敌军统帅楚王行礼，楚王也派使者问候，这种场景也只有春秋时能见得到了。
3.5. 逐奔和俘虏
司马法有云：“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晋文公退避三舍，就是在贯彻古法，取得道义上的优势。但是实际上这条礼仪在春秋时期大多数时候是一纸空谈。晋文公退避三舍，楚国子玉依然穷追不舍；鞍之战晋军追逐齐军“三周华不注”，必然也是不止百步。不过春秋时期并不像战国时期一样“尚首功”，例如晋楚邲之战后，晋人战败，“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可见并不对俘虏和追杀十分看重。这实际上也是保持了“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这种原则。
春秋时期捉俘虏的意义一般不出三种，要不就是抓平民当奴隶(杨伯峻注)，要不就是抓贵族换赎金，如“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又或者是换己方的被俘者，如邲之战后，“晋人归楚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战国时期，士兵往往生擒或者斩杀俘虏以换取军功，而春秋时期这种“首功”制度还未诞生。
如果要俘虏的人是君主，那么还有另一套专门的“殒命之礼”。鞍之战韩厥俘虏齐王(实际上是逢丑父)时，“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即殒命之礼。襄公二十五年，“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子展执絷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少一加璧，可能是因为陈国较齐国小的缘故。左传注疏曰：“彼虽败绩，犹是国君，故战胜之将，示之以臣礼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贵贱之义”，可见即使是俘虏，春秋时期还是对君主有着相当的尊重。
4. 战后工作
城濮之战后，“秋，七月丙申，振旅。”振旅即整众班师。鄢陵之战前，郤至曰：“韩之战，惠公不振旅”，就是婉言惠公战败的意思，可见振旅是战胜之后才能做的工作。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后晋文公班师，“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 据杨伯峻注，恺即凯，即凯歌之凯。《周礼·大司马》 [5] 云：“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郑注引司马法云：“得意则凯乐，凯歌，示喜也”。其后是告庙，呼应战前，向宗庙报告作战成果。隐公五年“归而饮至”后杨伯峻注：国君出外，行时必告宗庙，还时亦必告宗庙。《左传·桓公三年》曰：“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杨伯峻注曰：“返，应亲自祭告祖庙，又遣祝史祭告其余宗庙。” 随后是策勋。桓公二年“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爵，饮酒器也。既饮置爵，则书勋劳於策，言速纪有功也。”策勋，即是书劳，在宗庙中向祖先报告战果的同时，将将领的功劳书写在书册之上，以表示国君不忘大臣之功。最后君臣饮酒，即是饮至。一场战争就就此结束了。
5. 后世影响
春秋时的军事礼仪几乎在后世绝迹。究其原因，其根本是战争的目的改变。春秋时期的战争是称霸战争，也就是说，目的是获取霸主地位，得到其他国家的服从，这可以从齐桓公多次帮助小国复国，而楚王攻入郑国首都，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表示服从之后亦没有将郑国灭亡等事例看出来。而战国之后，周王朝彻底沦为摆设，统一中国则成为一切战争的根本目标。其次是铁器促使了兵器的发明和发展，使得战场上的伤亡率大大增加。除此之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北方的马匹进入中原，机动力高度灵活的骑兵代替了战车兵，直到清代，依然是中国战场上的最主要力量。再者，参与人员由贵族转化成了农民。这些改变使得战国以后的战争惨烈程度大大增加，春秋时期的军礼已经不合时宜。最典型的例子是唐至德元载(756年)十月的陈陶斜之战，唐军主帅房琯摆出的战车阵被安史叛军打得丢盔卸甲，证明了后世任何希望复辟春秋模式的战争只能以失败告终。
春秋时期军礼的外在模式，除了个别的固定规则，例如击鼓进军、鸣金收兵、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等等，大多数没有流传下来，但内在的精神却在后世的将领身上有所体现。春秋时期的军人富有贵族精神，使得他们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杀人机器，更有其儒雅守礼的一面。后世的将领，凡是能在青史上留有一席之地的名将，都是有文化，讲礼仪，或多或少地继承了春秋时期这些将领的贵族精神。而《春秋》对于这种儒将而言，更是必读书物。例如三国末年的羊祜和陆抗，互为敌人，却君子相交，互送书信酒药；诸葛亮、岳飞、袁崇焕等人，除了战功赫赫之外，都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而只会杀人的武夫注定难以有大的成就。中国大地上从来未少杀戮和流血，但历史上那些受人崇敬的将领，他们受到的崇敬不仅仅是来源于战功，更多的是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的伟大的人格素养。
6. 结语
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时期，以礼治军、治兵虽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其作为军事文化之源对后世仍有重大影响。以礼治军中对战争性质的理念之认识等，对开启后世军事伦理学具有重要理论作用。
因此，认真研究中国军事文化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以礼治军，将是研究中国军事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