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孙绰，字兴公，东晋中期名士，能诗善文，是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历任著作郎、太学博士、永嘉太守、散骑常侍、著作郎等，并袭长乐侯。他崇尚隐逸，欣赏山水之美，与高僧、名士素有来往。
2. 孙绰的行为和心态
孙绰，出生于太原孙氏。高祖孙资是三国时期魏国重臣；曾祖孙宏官至南阳太守；祖父孙楚是“才藻卓绝，爽迈不群”( [1] , p. 1539)的著名文学家，官至冯翊太守；叔父孙恂官至颍川太守。孙氏一族能文者甚多，孙绰家兄孙统“诞任不羁，而善属文”( [1] , p. 1543)，从兄孙盛“博学，善言名理”( [1] , p. 2147)，孙绰更是“少以文才垂称”( [1] , p. 1547)。
孙绰是东晋中期名士的重要代表，我们可以从其人、其事、其作品中看出其行为和心态，并从中窥探东晋中期士人行为与心态之一斑。
(一) 有文才而诞众多秽行
孙绰才学极高，《晋书·孙绰传》称“于时文士，(孙)绰为其冠”( [1] , p. 1544)。《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亦载：“(许)询、绰并为一时文宗”( [2] , p. 229)。
孙绰为庾亮作诔，袁羊评曰：“见此张缓”( [2] , p. 225)，意思是说从此诔文中可以看出一张一弛的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孙绰文章功力之深。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的兰亭雅集，在当时的四十一位文人名士之中，王羲之作前序，而孙绰为之作了后序( [3] , p. 99)，可见孙绰在东晋文坛的声望。
《语林》载：
孙兴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轻之。桓公后遣传教令作《敬夫人碑》1，郡人云：“故当有才！不尔，桓公那得令作碑？”于此重之( [4] , p. 583)。
孙绰担任永嘉太守，当地豪族轻视次等士族出身的孙绰。桓温让孙绰作《敬(郝)夫人碑》，这让郡人意识到孙绰有真才，于是转而敬重他。而桓温在郡人轻视孙绰的情况下，让其作碑文，说明桓温还是很欣赏孙绰才华的。
孙绰对自己的才华也颇为自信。支道林问他自比许询如何，孙绰回答：“高情远致，弟子蚤以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 [2] , p. 463)。他认为自己在情致高远方面比不过许询，但是在诗文方面，许询是比不上自己的。孙绰撰成《游天台山赋》后给范启看，并且毫不谦虚地说：“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 [2] , p. 234)。孙绰自信自己的文章之美，甚至可以发出金石般悦耳的声音。范启本对《游天台山赋》不屑，并讽刺孙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 [2] , p. 234)！后来一读之下，每至佳句，都说“应是我辈语”( [2] , p. 234)。在人前不故作谦虚，自信飞扬，正是东晋时期个性解放的一种表现。
孙绰虽有才华，但品行却为时人不齿。《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记载孙绰“虽有文才，而诞纵多秽行，时人鄙之”( [2] , p. 465)。《晋书·孙绰传》也载：“绰与(许)询一时名流，或爱询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询”( [1] , p. 1544)。
《世说新语》记载：
王文度弟阿智，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有一女，亦僻错，又无嫁娶理。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阳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云：“兴公向来，忽言欲与阿智婚。”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嚚，欲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 [2] , p. 743)。
孙绰使计谋与太原王氏联姻，既解决了女儿的终身大事，又借机攀上了高门贵族，可谓煞费苦心。此事亦见孙绰之城府，因此被视为其“秽行”之一。
此外，《世说新语》有如下记载：孙绰欣赏伎乐时用蔡邕之笛打拍子，却将笛子打折( [2] , p. 727)；他为王濛、庾亮作诔多含自己的深情寄托之词，以至于诔主后人都认为诔主与其关系还没好到那个程度，孙绰有阿谀之意；他高度评价刘惔却将褚裒惹怒，褚裒斥责他，孙绰回泣“卿当念我”，时人“咸笑其才而性鄙”( [2] , p. 720)。这些都是孙绰“秽行”的证明。
然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东晋时期门阀政治达到顶峰2，门第之见根深蒂固。太原孙氏虽世代官宦，但仍不属于高门士族。孙绰虽然以其才华跻身名士之列，但那些高门世家内心还是看不上孙绰的。《世说新语》有这样一条记载：孙绰及其兄到谢安家借宿，谢安之妻刘夫人在隔壁听他们谈话。第二天谢安问刘夫人客人怎么样，刘夫人回答：“亡兄门，未有如此宾客”( [2] , p. 725)！意思是说亡兄(刘惔)的家里从来没有这样的宾客。谢安听后非常惭愧。沛国刘氏和陈郡谢氏都是当时的名门贵族，所以他们轻视寒门出身的孙绰。而认为孙绰“性鄙”者就是当时的贵族。所以，我们在分析孙绰的个性和人格时，需要辩证地去看待。
(二) 嘲戏行为
孙绰性格直率，喜好讥讽。《晋书》记述了孙绰和习凿齿之间的一次唇枪舌剑( [1] , p. 1544)：有一次两人共行，孙绰走在习凿齿前面，回过头来调侃习凿齿：“沙之汰之，瓦石在后。”意思是说洗米淘米，砂子和石子在后面。习凿齿乃饱学之士，自然听得懂孙绰的言外之意，于是便回将一军：“簸之飏之，糠秕在前。”簸米扬米，秕子和糠在前面。习凿齿也讽刺孙绰是无用之才。《世说新语》还记载了二人初次见面的事情( [2] , p. 699)：孙绰去造访桓温，习凿齿也在（两人此前还不相识）。于是，桓温便让他们两人一起交谈。谁知，孙绰开口便说：“‘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雠？”这是《诗经·小雅·采芑》中的句子，原指周天子警告蠢蠢欲动的荆州蛮族，不要与中原大国作对。习凿齿是湖北襄阳人，襄阳在古代属于“蛮荆”之地。孙绰引用这两句诗，对初次见面的习凿齿，开了一个颇具嘲讽意味的玩笑。当然，习凿齿也毫不示弱，立即回送一句：“‘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这则是《诗经·小雅·六月》中的诗句。“猃狁”是周代北方的少数民族，曾被周天子下令讨伐，驱赶到山西太原一带，而孙绰原籍山西太原。习凿齿也巧妙地笑讽了孙绰。
遭受别人主动调侃时，孙绰也会毫不犹豫地反击：孙绰在畎川建筑房屋，屋前种了一棵松树，孙绰亲自培土浇灌。邻居高柔嘲笑孙绰：“松树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绰回答：“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 [2] , p. 124)？据余嘉锡笺疏，这里高柔用孙绰祖父之名(孙楚)来戏弄孙绰，孙绰的回答也暗含了高柔祖父之名，但高柔祖父名已不可考。
以风趣之语相互戏谑、调侃实乃晋人炫耀自己的机警和才华的一种方式3。嘲笑戏弄可以不分场合、不分尊卑，外貌特征、行为举止甚至祖、父的名讳都可以作为调侃的对象。调侃者无所顾忌，被调侃者也泰然处之。《世说新语·排调》就专门记载了士人之间这种无伤大雅的玩笑和嘲弄。
(三) 结交名僧
东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名士和名僧结交，玄理和佛理交融。《世说新语》多次记载孙绰和名僧的往来：北来道人和支道林在瓦官寺讲佛教经典《小品般若经》，竺法深和孙绰在场( [2] , p. 191)。北来道人是指北方过江来的僧人，支道林、竺法深都是佛教名僧。王羲之和支遁是通过孙绰结识的( [2] , p. 195)；孙绰和许询在白楼亭游玩谈玄的时候，支遁也在( [2] , p. 424)；支遁询问孙绰对自己和许询的看法( [2] , p. 462)；王坦之和支道林在西州讲法辩论，韩伯和孙绰也在其中( [2] , p. 704)。
孙绰还为众多高僧写过赞、论，《高僧传》里面记载了孙绰对康僧会、竺昙摩罗刹、支孝龙、朱士行、竺法乘等名僧的评价或赞语共计20处4。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孙绰和沙门人士的往来。毕竟，如果不是相识甚至是深交，是没有办法写出全面中肯的评价的，而如果评价不够中肯全面的话，就不可能在《高僧传》中被频繁引用。
一些名僧在玄学上造诣也很高，如支遁对庄子《逍遥游》篇的注解，就让王羲之为之叹服。陈寅恪在《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 [5] , pp. 91-98)中论证了支遁是依据《道行般若经》来释庄子《逍遥游》。将佛理引入清谈，给清谈带来了新的生机，也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徐公持指出东晋时期的玄学已“由曹魏西晋时期的庄、老、易‘三玄’演变而为佛道融通的事实上的四玄之学”( [6] , p. 512)。
(四) 纵情山水
从曹魏到西晋，北方士人主要接受的是老庄理论，玄学盛行。而老庄十分强调对自然的关注。正是由于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北方士人具有一种超然的、艺术的心境。当他们带着这种心境来到南方，把自己的家族在这里安顿下来，开始用老庄那种博大的、艺术的心境打量江南这块陌生的土地。和北方的粗犷不同，这里山清水秀、湖泊纵横、云雾缭绕，弥漫着一种神秘、幽深的气息。他们开始探索这片神秘的土地，并逐渐喜欢上了这片土地。
于是，游览山水成为名士风流的标志。谢安在出仕前和晚年致仕后都以游乐山川作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王羲之也经常和朋友在会稽附近赏观山水，兰亭雅集是一大证明。《世说新语·栖逸》云“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 [2] , p. 572)。《晋书》记载孙统“性好山水，乃求为鄞令，转在吴宁。居职不留心碎务，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 [1] , p. 1543)。孙绰也十分喜爱山水自然，曾经“游放山水，十有余年”( [1] , p. 1544)。《世说新语·赏誉》记载：“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 [2] , p. 420)。在孙绰看来，如果不懂得欣赏自然山水之美，就没有舞文弄墨的资格。
东晋士人在纵情山水的过程中，以一种玄学的眼光去观照山水。孙绰就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组，当百年之溢。……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 [7] , pp. 73-74)。作者投身于山水自然来化解心中的苦闷郁结，纵情山水成为一种医治烦闷的手段。
(五) 偏安心态
《世说新语·品藻》载：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 [2] , p. 456)。
孙绰认为自己在才能和政务处理方面都比不上诸贤，但是却自诩在遨游老庄世界、不受俗务所扰方面，不输给任何人。
孙绰所说的“不与时务经怀”正是当时的一种处世风尚。经过老庄思想的长期熏陶，士人追求一种超脱的人生，只要有一处安身之地，便容易得到满足。当时的执政者有意实行无为而治的宽和政策，包容、兼顾各方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偏安心态成为东晋士人的主要心态。
少数士人有收复中原的抱负，但常常遭致反对。庾亮想趁石勒刚死一举北进，蔡谟就曾上疏反对，认为敌寇十分强盛，应当“屈而避之”( [1] , p. 2035)，此议得到多数人的附和。殷浩北伐，王羲之认为必败，写信加以劝阻。殷浩失败后准备再次北伐时，王羲之在写信劝阻殷浩的同时，又致意会稽王司马道子，希望他阻止殷浩北伐，他认为“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 [1] , p. 2096)！后来权臣桓温北伐，上疏请移都洛阳，孙绰在《谏移都洛阳疏》中提出的反对理由有：“天祚未革，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而已，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 [1] , p. 1545)。长江可以作为天然防线，以守住江南。“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 [1] , p. 1545)。自从丧乱以来，已经有六十多年，河洛地区早已荒废，百姓在江左地区已经深深扎根。“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驱踧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踰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飧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 [1] , p. 1547)。迁都就好比是从安乐之国赶赴习乱之乡。且先不论北伐、迁都的时机成不成熟，孙绰所说的这些理由都或多或少反映出江左人士只求维持现状、并带有一些贪图享乐的心理。北伐当然有风险，怎若偏安一隅安稳？这正是东晋士人通病。
3. 孙绰的思想与信仰
东晋时期，大量北方士人为躲避战乱来到南方，佛教广泛传布开来。这样，自东汉末期以来的儒家思想和老庄思想的对立融合中，三教进一步融合。孙绰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其思想受到道家、儒家和佛教影响。
(一) 信奉道家
孙绰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有“高尚之志”( [1] , p. 1544)，即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隐逸倾向。所以他自过江后，长期居住在会稽，过着赏观自然、纵情山水的生活，达十余年之久。孙绰曾作《遂初赋》(现仅存其序)来表达自己的志向：
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 [2] , p. 124)！
从这里可以看出，孙绰否定“坐华幕、击钟鼓”式的贵族生活，向往隐居山林、移情自然的美妙乐趣。他鄙视山涛“吏非吏，隐非隐”( [1] , p. 1544)的处世态度，认为李膺的登龙门为点额暴鳞。孙绰在会稽纵情山水的时候，与王羲之、谢安、许询、支遁等名士、高僧多有往来，“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 [2] , p. 325)。
魏晋清谈盛行，孙绰受到了玄学很大程度的影响，存在鲜明的老庄倾向。孙绰在《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中写道：“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具物同荣，资生咸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泱然兀矣，焉复觉鹏鷃之二物哉”( [7] , pp. 73-74)？这里“齐以达观”正是庄子万物平齐思想的体现。
孙绰的诗歌，向来被认为是玄言诗的代表。有着彻底玄味的《赠谢安》其一：
幽源散流，玄风吐芳。……洋洋浚泌，蔼蔼丘园。庭无乱辙，室有清弦。足不越疆，谈不离玄( [8] , p. 15)。
通过对静谧田园生活的描述，表现了谢安的高雅脱俗，透露出一种玄意。
另外如《秋日诗》：
萧瑟仲秋月，飚唳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叶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9] 。
全诗通过秋日自然景物来感悟玄理，把玄学哲理隐藏在山水景物的背后。特别是最后一句，由怀古之心，联想到庄子的濠上之乐，正是对玄学超脱的人生态度的赞美。余嘉锡认为孙绰的其他诗歌都不见玄胜之谈，只有此句用了庄子之语( [2] , p. 233)。
孙绰所写的碑文诔文在当时很受世人推重。东晋时期著名的大臣如王导、庾亮、郗鉴、褚裒、庾冰死后，孙绰曾为他们撰写碑文。这些碑文因其特殊的性质充满了溢美之词，孙绰因此获得美文家的称誉。孙绰在评价碑主时，多融括玄言。如《太尉庾亮碑》中描述庾亮为人时全都是老庄措辞：“微言散于秋毫，玄风畅乎德音。……窥门者贵其凝峙，入室者议其通玄，摽形者得之廊庙，悟旨者期诸濠川……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 [7] , p. 820-821)特别是最后一句，正是孙绰“出处同归”思想的体现。再如《太傅褚裒碑》：“挺纯粹之茂质，深量体于自然，冲识足乎弱冠。含章内映，而不运曒察之明；玄识沉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尘务不干其度”( [7] , pp. 824-825)。《丞相王导碑》：“玄圣陶化以启源，灵仙延祉以分流。……玄性合平，道旨冲一，体之自然。柔畅协乎春风，温煦侔于冬日。……公见机而作，超然玄悟。”( [7] , p. 813)也都充斥着玄言。
孙绰为高僧们所写的赞语中，也多以老庄之言评佛教人物。如《刘元真赞》曰：“索索虚衿，翳翳闲冲。谁其体之？在我刘公。谈能雕饰，照足开蒙。怀抱之内，豁尔每融”( [10] , p. 156)。孙绰甚至将天竺七僧和竹林七贤相比，且所用评语也带有强烈的老庄倾向：竺法护比之山涛，二公均“风德高远，足为流辈”( [10] , p. 24)；帛远匹之嵇康，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栖心事外”( [10] , p. 27)；竺法乘比之王戎，他们都少有“机悟之鉴”( [10] , p. 155)；竺道潜比刘伶，二人“旷大之体同焉”( [10] , p. 157)；支遁比向秀，二者“风好玄同”( [10] , p. 165)；于法兰比阮籍，“(兰)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籍)傲独不群，亦兰之俦也”( [10] 166)；于道邃比阮咸，二者“虽迹有洼隆，高风一也”( [10] , p. 169)。
(二) 服膺儒家
或许是家风使然，或许是现实所迫，孙绰虽有“高尚之志”，但最终步入了仕途。孙绰长期跌宕官场，加之世代官宦的家风，这让孙绰的思想中夹杂浓厚的儒家意识。
孙绰服膺儒家所宣扬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忠君。隆和元年(公元362年)，大司马桓温想要经纬中国，提出了迁都洛阳的建议，朝廷明知不当，但迫于桓温的权威，不敢反对。孙绰却在此时站了出来，上疏提出反对迁都的理由和代替迁都的方案。桓温虽然承认孙绰说得有道理，但是对他敢提出异议而不满，于是找人转告他“何不寻君《遂初赋》，知人家国事邪”( [1] , p. 1547)！正是强烈的忠君意识指引着孙绰勇敢地提出反对意见。
孙绰对他人的忠君行为大加赞扬。他赞颂庾亮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一意辅佐王室：“要雄戟以扶华毂，勒武旅以翼豹尾。死难之心，义形于色，亲受中诏，奔告方伯，于是群后契盟，同禀高谋，岩栖怀德，以向赴义，拯神器于兽吻，扶帝座于已倾”( [7] , p. 820)。他颂扬褚裒驱除外患、平定中原的豪情：“公志在芟夷凶类，拯拔晋民，缮甲练卒，日不暇给者久矣。遂见机而作，遗其剑履，将龙马河洛，电扫司豫”( [7] , p. 825)。他赞扬郗鉴对君主的忠诚和在政事上的严明恰当：“笃诚简于帝心，明允著于莅政”( [7] , p. 816)。他表彰庾冰的竭力为臣之道，“虽名器未及，而任尽臣道”( [7] , p. 842)。
孙绰浓厚的儒家意识明确地表现在《父卒继母还前亲子家继子为服议》 [11] 中。该文讨论的是西晋挚虞《理疑》所提的一个问题：有一个母亲由于战乱，家庭离散，她在不知道家人是否还活着的情况下改嫁。后来她得知亲生儿子还在世，于是请求后夫让自己回去和亲子共同生活，后夫同意了。数年后，后夫去世，她按照礼制服丧结束后随亲子离去，并告诉继子：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就是死后也不入你们家的坟。但是，在户籍关系上，她仍是那位继子的母亲。现在，她去世，继子应该服哪种丧礼？如果服丧三年(按丧母礼)的话，继母并没有在自家举行葬礼；如果服丧一年(按继母改嫁)的话，继母又并没有再改嫁。针对这个问题，博士淳于睿等人认为应该按照继母改嫁服一年丧。孙绰却持不同意见：当时后夫虽然同意了继母离去的请求，但这仅仅是夫妻之间的协商，并不意味着夫妻关系的断绝。继母为后夫服丧后，竟然不回家，不继续抚养继子。这种“绝亡夫，背继子”的行为违背了三从四德之礼教。然继母虽未尽到母亲的责任，但继母并未和继子断绝关系，也不算是改嫁，继子不应该因此而降低服丧标准，必须严格遵守五服制度。孙绰一方面严厉批评了继母作为母亲不合格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对继子提出了严格的礼教要求。这是重视儒家礼制的体现。
孙绰在《父母乖离知死亡及不死亡服议》中有这样一个观点：“三千之责，莫大于不祀之痛” [11] 。认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后祀乏人。可见孙绰对祖先祭祀的重视，这也是儒家礼制规范的要求。
(三) 笃信佛教
孙绰关于佛教的文章写得极好，明人张溥认为“东晋佛乘文人，孙兴公最有名”( [12] , p. 202)。
《喻道论》( [13] , p. 72-90)是孙绰论及佛道的代表作。此文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佛道、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孙绰认为佛是道的体现者，佛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佛可以“游步三界之表，恣化无穷之境。回天舞地，飞山结流，存亡倏忽，神变绵邈，意之所指，无往不通”，如此神通广大。而且，佛是最高统治者，一切神灵都要听从佛陀的指挥：“大范群邪，迁之正路，众魔小道，靡不遵服。”这也是中国民众近两千年来关于“佛”的认知。文章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的著名论点。他认为儒佛一致，儒和佛只是说法的不同而已，“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孙绰认为佛教的因果报应和人间的赏罚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人世间需要明君贤臣来惩恶扬善、判定是非曲直，而佛教是用神明之力来断定善恶的：“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犹能令善恶得所，曲直不滥。况神明所莅无远近幽深，聪明正直，罚恶祐善者哉！”在关于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的问题上，孙绰先是设问：出家是舍弃家族父母，破坏自己的身体，断绝子孙后代的事情，这根本与传统孝道背道而驰，然唯有如此才能广济众生。但这又何异于“斩刈根本而修枝干？”然后回答：最大最贵的孝道是让父母欢心并扬其名，“子贵则父尊”。而佛教徒出家修行正是走“立身行道，永光厥亲”的道路，这就是最大的孝行。孙绰举释迦牟尼出家修行、成道、传教、降服外道直到后来返国探亲说法感动父王，并且给双亲带来极高荣誉的例子，证明此举是无上的孝行。
从孙绰的《列仙传赞》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孙绰所赞的“列仙”，除了老子、商丘子等传统的道家神仙人物之外，还有竺法兰、支愍度、支孝龙、康僧会等佛教高僧。另外，孙绰的《名德沙门赞》、《名德沙门论目》和《道贤论》，都是用老庄的语调来评论沙门人物。
所以，孙绰所理解的佛教主要是从道家、儒家的立场去解读的中国式的佛教，带有东晋的时代痕迹，与真正的、纯粹的佛教不同。
4.结语
孙绰以才学扬名，跻身名士。但却出身寒门，需要依靠自身才华、使用联姻的手段来攀附世家，故而形成了他较为复杂的个性。这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影响的结果。
孙绰好戏谑调侃他人，和名僧多有往来，欣赏山水之美，有东晋士人普遍的偏安江南的病态心理。孙绰的行为和心态是整个东晋社会士人阶层的行为与心态的一个缩影。
孙绰的思想三教杂糅5，主要是用儒、道的观点去解读佛教。他的作品《喻道论》反映了他佛儒同归、佛玄合流的思想。这些都是东晋玄释合流发展态势的一种表现。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安徽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魏晋淮河流域名士与道家”(项目编号：kyx12013041)的成果之一。
NOTES
*第一作者时为安徽大学历史系2012级本科生。
1此处“敬”疑当为“郝”，形近而误。
2田余庆认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见氏著《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3-346页。
3参赵莉《孙绰研究》郑州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4曹道衡通过考证孙绰生卒年，认为《名德沙门赞》中《释道安赞》、《竺法汰赞》、《竺道壹赞》均非孙绰文，见氏著《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晋代作家六考·孙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09-312页。
5马杰《孙绰诗文思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认为孙绰的诗文充满儒道情怀，并将其思想中的三教关系定义为“三教杂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