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行为激活指的是奖励和非惩罚信号激活行为激活系统(BAS)后产生接近行为和正向情绪的过程 (Gray, 1987) 。基于对艾森克人格模型的修订 (Gray, 1981) ， Gray (1994) 提出以行为激活系统(BAS)和行为抑制系统(BIS)为核心的人格生物学理论。围绕这一人格模型和理论构架，国内外展开的一些研究开始尝试采用这一理论解释变量关系。例如，关于社会期望调节地震灾区高中生外向性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 (王萍萍，许燕，陈咏媛，李佳慧，2010) ，就用Gray的人格生物学理论中的行为激活观点解释了为何外向性对于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的作用。对于青少年抑郁症的研究， 李彦章(2009) 等学者也用这一理论模型进行了相关的探索.通过这些研究和类似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行为激活与大五人格特质的外向性以及积极心理状态的关系已经引起了研究者们的重视，但对这些研究的整理又可以发现，国内少有学者将行为激活作为变量单独进行分析。
Ryan和Frederick (1997) 将活力定义为个体运用自身可以利用的能量，展现生机勃勃的精神面貌且可以进行有力的行动；并且指出，活力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在理论角度上，活力乃是众多理论的一个交汇点(宋洪波，2015)，故有 Ryan和Deci (2008) 特别指出，活力已经成为目前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门问题，相关研究不胜枚举。尤其是当前的积极心理学对活力的关注更为密切： Peterson和Seligman (2004) 将“活力”作为跨文化的6种核心美德之一——“勇气”的组成部分；我国企业员工敬业度的研究模型研究中将活力作为敬业结构的六个维度之一 (曾晖，赵黎明，2009) ；我国高中生理想人格结构研究得到的五个因素也包含了活力 (王振勇，黄希庭，支富华，2002) 。
大五外向性和行为激活的概念更像是相似人格特质表现形式的不同理论解释，所以少有研究将行为激活作为独立变量探讨其与外向性的关系，而倾向直接将强化敏感理论作为外向性的解释机制 (王萍萍，许燕，陈咏媛，李佳慧，2010) ，这与Gray的人格生物学理论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而在本次研究中我们比较感兴趣，当行为激活作为一个独立变量时，它对大五外向性和活力之间关系的影响。
我们对行为激活和大五人格外向性与活力之间关系的好奇主要来源于活力的结构， Nix等人(1999) 提出活力源自个体本身的一种能量激活和生机状态，这也将活力(vitality)与幸福(happiness)等未激活的积极心理状态做出了区分。
所以，我们假设天生外向的个体更容易产生行为激活，进而引发个体本身的一种能量激活和生机状态，最后产生活力。也就是说，我们意图在探究行为激活与大五外向性和活力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行为激活的中介作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行为激活和外向性对活力的作用，同时对于这样三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关系的连结，也帮助我们探求各流派观点的联系和规律。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选取河南省郑州市某高校大学生300人，其中有效问卷252份，男生110名，女生142名。
2.2. 工具
2.2.1. 行为抑制/激活系统量表中文版(Bhavioral Inhibition/Activation System Scale, BIS/BAS scale)
为抑制/激活系统量表中文版共18个项目 (李彦章，2008) ，删去了英文版中不具有良好鉴别力的第1项和第18项，故由原来的20个项目变为18个项目。可分为行为抑制和行为激活系统两个分量表，其中，行为激活系统又包括驱力(Drive)，愉悦追求(Fun Seeking)和奖赏反馈(Reward Responsiveness) 3个维度。各项目为四级评分，按照1 (完全同意)~4 (完全不同意)。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67，行为抑制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41，行为激活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66。
2.2.2. 中国大五人格问卷(CBF-PI-B)
王孟成，戴晓阳和姚树桥(2011) 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CBF-PI)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共40个项目，包括外向性，严谨性，神经质，宜人性和开放性五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包括八个项目。本研究选取其中的外向性分量表，共8个项目，采用六级评分，按照1 (非常不符合)~6 (非常符合)，其中两项为反向计分。外向性量表得分越高，说明外向程度越高。本次外向性分量表的实测信度为0.689。
2.2.3. 主观活力量表(Subjective Vitality Scale)
主观活力量表共7个项目 (Ryan & Frederick, 1997) ，分别为：我觉得自己有活力、我觉得自己常常缺乏能量、有时，我感觉自己活力足的想跳起来、通常情况下，我精气神很好、我期待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觉得自己充满能量、我觉得自己活力不够(反向问题)。采用李科特式七点评分，从1 (完全不同意)到7 (完全同意)，其中一个项目为反向计分。该自评量表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越有活力。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33。
2.3. 统计方法
用SPSS21.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探究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再用层次回归分析检验行为激活是否为大五外向性和活力的中介变量；最后用Bias-Corrected Bootstrap程序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行为激活与大五外向性和活力的相关分析
对行为激活与外向性和活力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行为激活总分以及驱力、奖赏反馈得分均与外向性得分呈正相关；行为激活总分以及驱力、奖赏反馈得分均与活力总分均呈正相关；而愉悦追求得分与外向性和活力总分的相关性都不显著；外向性得分与活力总分呈正相关(见表1)。
3.2. 行为激活在大五外向性和活力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以大五外向性总分标准分和行为激活总分标准分为预测变量，活力标准分作为结果变量，采用逐步法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2)，行为激活和大五外向性依次进入回归方程，两个回归模型均显
著[F(1, 247) = 44.12, p = 0.000; F(2, 246) = 33.78, p = 0.000]，外向性可解释活力15.2%的方差，而增加行为激活后，可解释方差的比例增加到21.5%，R方改变达到6.3%。进一步对各回归系数检验，两者的回归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β = 0.283, t = 4.659, p = 0.000; β = 0.258, t = 4.477, p = 0.000)。
行为激活、外向性对活力的回归分析
以活力标准分为因变量，以行为激活标准分为中介变量，以外向性标准分为自变量，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研究行为激活、外向性以及活力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步：作外向性对活力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c；
第二步：作外向性对行为激活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a；
第三步：加入行为激活，作行为激活和外向性对活力的回归分析，分别得到路径系数b和c’。
结果表明(见表3)，在第一步的回归分析中，外向性对活力有着正向预测作用；在第二步的回归分析中，外向性对行为激活有着正向预测作用；第三步将行为激活这一中介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中，在控制行为激活对活力影响的基础上，外向性仍正向预测活力。回归系数的减少(从0.401下降到0.283)，表明行为激活在外向性和活力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使用Bias-Corrected Bootstrap程序对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 (温忠麟，叶宝娟，2014) 。
Table 1. Correlation with behavioral activation, extroversion and vitality (r)
表1. 行为激活与大五外向性和活力的相关分析(r)
注：**p < 0.01
Table 2.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itality when behavioral activation and extraversion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n = 252)
表2. 以活力为因变量(行为激活，外向性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n = 252)
Table 3. The mediating role of behavioral activation between extraversion and vitality
表3. 行为激活在外向性和活力之间的中介效应
注：**p < 0.01
首先采用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n = 252)中抽取1000个Bootstrap样本，然后根据这些样本拟合外向性经过行为激活至活力的中介效应模型，生成并保存1000个中介效应的估计值，形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将这些效应值按数值大小排序，用第2.5百分位数(LLCI)和第97.5百分位数(ULCI)来估计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如果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没有包括0，则表明该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使用Bias-Corrected Bootstrap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外向性对活力的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0.1633至0.4025，而外向性对活力的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0.0536至0.1610，说明该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羞怯对生命意义感的直接效应为0.2829，间接效应为0.1039，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7.09%，这说明了行为激活部分中介外向性与活力的关系。
4. 讨论
4.1. 行为激活、外向性和活力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首先对行为激活与外向性和活力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行为激活总分以及驱力、奖赏反馈得分均与外向性得分呈正相关；行为激活总分以及驱力、奖赏反馈得分均与活力总分均呈正相关；外向性得分与活力总分呈正相关。这与我们的理论假设一致，外向性水平越高，个体的BAS系统对奖励和非惩罚信号越敏感，则更容易产生接近行为和正向情绪，因而行为激活水平较高；行为激活水平越高，越容易引发个体本身的一种能量激活和生机状态，而活力就会越高；因而越外向的个体，越容易产生活力。
本研究通过Bootstrap程序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发现：行为激活在外向性和活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且行为激活起部分中介作用。外向性对活力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并部分通过行为激活间接影响活力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在大五人格理论的外向性和格雷人格生物学理论的行为激活概念之间存在理论上的联结。格雷(1970)分别将艾森克人格理论的神经质和外向性维度旋转30˚，提出了对焦虑和冲动的新的度量方式，他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这两种度量方式发展为行为抑制和行为激活 (Gray, 1994) 。可见行为激活理论本身就是基于外向性的概念发展而成，只是不同于大五人格结构理论从词汇学方法的发展 (Tupes & Christal, 1961) ，格雷和艾森克从神经系统的反应(抑制和激活状态)来阐述人格形成的机制和特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发展，就我们今天的研究而言，实际上后者解释了前者产生的原因。也就是说，外向性水平高的个体，其BAS系统对于奖励和非惩罚刺激会更敏感，这种敏感性会使其更容易引发本身的一种生机和激活状态，也就更容易产生活力。
本研究的结果，即外向性部分通过行为激活来影响活力，该结果对于解释外大学生的活力水平差异、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具有实际指导作用。人们生来不同，获得和表现积极情绪的方式也有差异，大学生的活力水平差异，部分是因为先天的因素。但同时，行为激活对外向性和活力的部分中介也说明，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外向性和活力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提示，除了个体先天的神经系统的发展水平差异外，还有其他生物或社会因素影响不同气质类型的个体的活力水平差异，找到这些因素，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外向性和活力之间的关系。这也说明，内向的个体，也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活力水平。
4.2.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发现，行为激活在大学生外向性和活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由于国内外关于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本研究关注外向性、行为激活和活力三者的关系，构建了行为激活在外向性和活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且对三者关系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我们测量外向性、活力和行为激活唯一依赖的是三份自陈量表。自陈量表的局限性众所周知，这几份量表的用语相对比较直接，因此，比较容易受社会期待的影响。虽然在本次研究中测量的信度都是得到保证的，但是不排除一些参与者可能比别人更想表现的好一点。另外，本研究为横断研究，且样本量较少，研究结果有待于大样本的纵向研究的证实；且研究样本仅是一所高校的大学生，缺乏多样性、全面性和代表性，研究结果的推广性和准确性受限，未来研究可以选择更具代表性的样本进行探索。最后，现有的研究并没有证明是否有其他的变量可以中介外向性和活力之间的关系，毕竟行为激活是个体先天发展水平的差异，难以对提高大学生活力水平提供积极的指导，我们本次的研究只是验证了行为激活对于外向性和活力之间关系的解释。更简单来说，需要做后续研究解释外向性以及活力相关的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5. 结论
1) 大学生的外向性与活力呈显著正相关；
2) 大学生的行为激活、外向性对活力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3) 行为激活在外向性和活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资助，项目号：13YJC19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