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化因素无处不在，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载体，任何人类的心理或行为都会受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它的直接产物。文化对人的认知、情感和动机、行为均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中已得到的共识。心理学一方面研究具有文化普适性的心理现象和规律，另一方面也越来越重视对心理现象文化差异的研究。
不同区域的文化是有差异的。描述文化差异的维度，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Hofstede (1980) 对来自72个国家的大量被试的工作价值观进行调查，得出了描述社会文化差异的五个维度，包括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气质–女性气质、长期和短期考虑。 Trompenaars (1994) 对来自47个国家的1万多名被试进行了人际沟通方面的调查，得出了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个人主义–共有主义、中性–感性、关系特定–关系散漫、成就–归属、内在导向–外在导向、连续时间–同步时间七个文化维度。在这些文化维度中，目前得到较多认可并且研究最多的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价值观影响人们建构自我及他们与世界的联系的方式，个体主义者认为自己与他人是分离的，是独立自主的，而集体主义者则认为自己是与他人相关联的。 Triandis (1989) 从自我的角度提出了私密自我、公开自我和集体自我三分模型，他认为不同文化群体中的人们都共有这三种类型的自我，但他们对这三类自我的表现程度是不同的。 Markus和Kitayama (1991) 从文化与自我的角度对文化差异维度进行划分，将自我构念划分为独立型和互依型两类，前者强调关注自我，与他人保持独立；后者强调自我与他人保持和谐关系。随着自我构念的提出和测量工具的成熟，自我构念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Sedikides和Brewer (2001) 提出了包含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的三重自我构念理论。
文化与自我的关系成为近二十年来重要的探索领域。虽然文化差异表现在多个方面，但是在文化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学中关注最多的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独立型–互依型自我构念这两个维度，尤其在对文化与自我的关系的研究中。因此，本文以这两个维度为线索，评述自我文化效应的研究方法。
2. 静态的研究取向
在自我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倾向于将文化划分为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认为西方文化具有独立自主和个体主义的文化特点，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是这一文化类型的代表。而东亚文化则具有相互依存和集体主义的文化特点，如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是这一文化类型的代表。因此，研究者倾向于依据这种文化隶属性来进行自我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取向包含问卷调查、情境抽样等方法。
2.1.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研究自我文化差异的一种重要的方法，通常将同样或加以适当修订的问卷或量表等测量工具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研究对象加以施测，分析他们在同一心理构念上的异同。例如，自尊的文化差异是争论已久的问题。对自尊文化差异的研究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展开的，测量工具使用最多的是Rosenberg自尊量表 (Rosenberg, 1965) ，以及Tafarodi等人(1995)编制的自我悦纳和自我能力二维量表，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具有不同的自尊水平、来源和表现方式。将日本、中国、泰国的被试与美国的被试进行比较，发现具有集体主义文化隶属性的个体比个体主义文化隶属性的个体有较低的自尊水平( Cai et al., 2007 ; Cai et al., 2011 ; Yamaguchi et al., 2007 )，即使中国、朝鲜、日本等文化中的被试表现好于美国、加拿大西方文化中的被试，但后者报告他们的自我能力要高于前者( Tafarodi & Swann, 1995 ; Tafarodi et al., 2011 )。但是在自尊的情感层面上东方文化下的个体并不比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消极 (Cai et al., 2007) 。对53个国家的被试群体调查显示，虽然在控制了自我悦纳和性别之后，最具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比最具集体主义文化国家的个体报告显著较高的自我能力水平；但是控制了自我能力和性别后，最具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人们自我悦纳水平比最具集体主义文化国家的人们较低 (Schmitt & Allik, 2005) 。对马来西亚和英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比较研究也发现了这种自尊的文化权衡现象(cultural trade-off) ( Tafarodi, Lang, & Smith, 1999 ; Tafarodi & Walters, 1999 )。
问卷调查的方法有其固有的局限性。由于文化标准和价值观等因素可能影响自我呈现的方式，问卷调查只能反映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某种心理现象在意识层面的表现，而内隐层面的表现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很难反映出来。如有研究发现，虽然在外显层面上，东方文化中人们的自尊水平低于西方文化中人们的自尊水平，但是东方文化中个体积极的自我评价却在内隐层面得以显现( 蔡华俭, 2003 ; Yamaguchi et al., 2007 ; Kitayama & Uchida, 2003 )。研究者认为在具体情境中表达积极自我评价的可能性取决于三个因素：文化中主导的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标准，这一标准在当前情境中的凸显性，以及作出积极自我评价允许手段的可及性 (Kim, Chiu, Peng, Cai, & Tov, 2010) 。此外，跨文化比较必须满足构念等同，要求要考察的心理学构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具有相同的含义。使用相同的测量工具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体进行测量要尤为注意这个问题。如，研究自尊的文化差异采用的Rosenberg 自尊量表，但是这一工具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个体编制的，而中西方文化背景中的自尊概念有很大的差异 (黄希庭，尹天子，2012) ，那么采用这个量表对中国人自尊进行的测量只能反映他们在这类量表上的反应，并不能测得中国人的自尊水平。
2.2. 情境抽样
情境抽样法基本的逻辑是通过激活一定的情境，相同的实验情境对不同文化中的个体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意义，通过测量不同文化背景中个体的反应，进而揭示心理的文化差异。
情境抽样法在归因风格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如，给被试呈现图片，图片中一条鱼游在鱼群的前面，要求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被试群体对其行为作出归因。研究发现，西方人更倾向于做出人格特质归因，而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人更倾向于做出环境等外界因素归因。而且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更容易表现出自我服务归因偏差，他们更倾向于将好的结果归于内因，而将不好的结果归于外部因素 (Mezulis, Abramson, Hyde, & Hankin, 2004) ，而在某些亚洲文化中自我批评归因很普遍 (Kitayama, Markus, Matsumoto, & Norasakkunkit, 1997) 。在自我增强的研究中情境抽样方法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这类研究通常是创设一些成功或失败情境。对于成功、失败与自尊的关系，日本被试认为失败情境与他们的自尊有更大的关系，而美国被试认为成功的情境与他们的自尊关系更大，成功后他们的自尊变化更大 (Kitayama, Markus, Matsumoto, & Norasakkunkit, 1997) 。
2.3. 静态研究的缺陷
不同的文化有其主流的价值观，但是以文化隶属性为依托进行自我的文化效应研究也有一些缺陷：
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被试并不是被随机分配到某种文化中的，研究者从不同的文化群体中选取被试，让他们代表各自的文化，由于很多研究并没有对研究的被试群体进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独立型–互依型自我构念的直接测量，只是在研究前做出预设。而有研究者指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差异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大和系统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 。不同文化的差异可能只是程度上的，并不是性质上的。在群体层面，欧裔美国人更具个体主义和较少集体主义，但欧裔美国人不比非裔美国人或拉丁美洲人更具个人主义，也没有比日本人和朝鲜人有更少的集体主义，在亚洲人中，只有中国人有更多的集体主义和更少的个人主义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 。对美国的四大种族的大学生群体进行比较发现，非裔美国人比欧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的个体主义分数较高，亚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比欧裔美国人表现出较高的集体主义倾向 (Coon & Kemmelmeier, 2001) 。并且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价值观也具有地区差异。喀麦隆相对于个体主义者有更多的集体主义者，北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有更多的集体主义者 (Pirttil-Backman, Kassea, & Ikonen, 2004) 。在个体层面，在个体主义文化(北美)中，对民族身份高度认同者比低认同者有更高的个体主义，相反，在集体主义文化(印尼)中，高身份认同者比低身份认同者个体主义倾向较小 (Jetten, Branscombe, & Spears, 2002) 。这些研究显示，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两者可以在社会水平和个人水平共存，二分法忽略了文化内的变异。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文化中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内涵和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如，在北美、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群体中发现了三种集体主义类型：家庭主义、伙伴关系和爱国主义，其中爱沙尼亚的集体主义最低，俄罗斯群体比美国和爱沙尼亚的集体主义更强 (Realo & Allik, 1999) 。
Markus和Kitayama (1991) 认为个人主义文化有更高概率的独立自我样本，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有更高概率的互依自我样本，这一观点得到了一定研究的支持( Bochner, 1994 ; Trafimow, Triandis, & Goto, 1991 )。但是有研究者对用独立型–互依型自我的理论框架解释观察到的心理现象的文化差异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Matsumoto, 1999) 。对不同文化模式中的被试群体进行研究也发现，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与独立型-相依型自我构念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Santamaría, de la Mata, Hansen, & Ruiz, 2010 ; Sato & Cameron, 1999 )。而且独立我与相依我并不是截然相对的两个自我构念。如 Brewer和Gardner (1996) 指出相依型自我包含关系和集体两个不同的方面；对以色列不同子文化被试群体研究发现独立型自我包含四个维度，相依型自我包含六个维度 (Somech, 2000) ； Kagitcibasi (2005) 提出西方个人主义的自我构念包含人际距离(独立性–联系性)和代理(agency，自治–他治)两个不同的意义维度，形成四种自我类型。 Kashima等人(2011) 认为，性别影响关系自我，女性比男性更具有关系性，不受文化背景影响；而集体自我与城市化程度或自我脱离社区的活动有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因此，在研究自我的文化差异时，要采用相应的文化维度筛查工具，选取能够代表不同文化维度的被试群体。
3. 动态的研究取向
静态研究还有一个问题，文化由于其特殊性既不能作为自变量随机地加以操控，也不能作为解释，因为这种解释会陷入循环论证。那么文化与心理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对自我的影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研究者开始强调用动态的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
考察文化对自我影响的动态性的一个最有效的研究范式是文化启动，即采用启动的技术使某种文化凸显，进而测量个体在被启动的文化背景中的反应。文化启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采用不同文化典型的符号象征，如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中国的龙和长城等；另一种是采用情景激活的方式提高不同文化维度(如独立我或互依我)的短时可及性，使个体处于代表不同的文化维度的情境当中。对北美被试研究发现，当集体自我凸显时更可能出现集体自我证实 (Chen, Chen, & Shaw, 2004) 。
在自我参照效应研究中发现，与西方被试不同，中国被试表现出母亲参照效应 (朱滢，张力，2001) 。但是美国文化启动后，中国大学生的母亲参照效应降低 (Sui, Zhu, & Chiu, 2007) 。对具有双文化经验的个体的研究为文化对自我的动态影响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洞察视角，文化对心理的动态影响也彰显出来。个人主义文化启动比集体主义文化启动的双文化香港大学生报告较高的自我能力水平，个人主义文化启动的高成就者和低成就者的自我能力评定要分别高于集体主义启动的高成就者和低成就者 (Tam, 2009)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当用英语启动比使用汉语启动时对自我特质的评定有显著更大的自我增强，更倾向于认为积极的特质适合描述自己，而消极的特质适合描述他人 (Lee, Oyserman, & Bond, 2010) 。
文化启动技术可以实现对单一或多文化个体的文化价值系统的操控，进而解释文化价值观塑造行为的动态机制。由于在文化启动研究中被试是被随机分配到实验条件或控制条件中的，研究者可以更自信地根据研究得到的数据推断文化的因果影响。针对双文化个体的文化框架转换，Hong等人提出文化动态建构理论，认为一个文化构念是否位于知觉者意识的前部取决于构念可及性的程度，一个构念的可及性越高越有可能进入个体意识的前部引导认知和行为，而构念的可及性在于它当前激活的程度。他们采用文化符号的认知启动实验证实了双文化被试在不同文化框架间的转换 (Hong, Morris, Chiu, & Benet-Mar- tinez, 2000) 。Oyserman等人提出情境化认知模型(situated cognition model)认为文化是一种多维度的而不是单一的构念。他们用综合征(syndrome)来描述文化，文化综合征是相互关联的特征的网络，通过激活扩散提示一个特征也能够使其他的特征在工作记忆中凸显。他们认为文化不只是有一个单一的文化症候群，而是有多元的重叠和存在潜在冲突的文化症候群，它们的不同凸显依赖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和当前相关的情境 (Oyserman & Sorensen, 2009) 。
4. 文化神经科学研究取向
行为研究无法触及神经层面。文化神经科学是一个将文化、心理与大脑联合起来的新兴的跨学科领域，研究者通常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技术，从神经基础层面可以探讨文化对自我的静态和动态影响。如，在静态研究中发现，相对于背景化的自我描述，赞同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在进行概括性自我评价时表现出更强的内侧前额叶皮质(mPFC)的活动；而相对于概括性自我描述，赞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人则对背景化自我描述表现出更强的mPFC的活动 (Chiao et al., 2009) ，在自我参照效应中，中国被试的自我和母亲分享同一脑区，而西方被试的自我与母亲以及最好的朋友在脑机制上是分离的( Zhu, Zhang, Fan, & Han, 2007 ; 张力等，2005 )。但是对于受中国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双文化被试，西方文化启动增强了母亲、非重要他人与自我的神经差异，而中国文化启动降低了母亲、非重要他人与自我的神经差异 (Ng, Han, Mao, & Lai, 2010) 。 Harada等人(2010) 采用圈出代词任务启动亚裔美国的双文化被试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文化启动后，被试完成一个内隐的自我再认任务，被试看一个自我相关的词语(如，他们的名字)，他们父亲相关的词语(如，他们父亲的名字)或一个不熟悉人相关的词语(如，一个陌生人的名字，控制条件)，要求被试注意每个词语并按键指出词语呈现在屏幕的左侧还是右侧。结果表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的被试在自我相关和父亲相关条件均在vMPFC表现出较大的活动，而只有个人主义启动条件的被试在父亲相关条件中dMPFC和ACC表现出较大的活动。以往研究区分了mPFC腹侧和背侧部分的功能差别，腹侧部分涉及自我相关信息的表征，而背侧部分涉及自我相关信息的评价( Johnson et al., 2006 ; Panksepp & Northoff, 2009 ; D’Argembeau et al., 2007 ; Mitchell, Macrae, & Banaji, 2006 ; Northoff et al., 2006 )。这说明，文化价值观动态调节对自我相关信息评价的神经表征。有研究者向被试呈现三种面部图像：被试自己的面孔，熟悉他人的面孔以及一张拼凑的面孔。结果发现，相对于其他两种类型的面孔，当给个体主义启动组被试呈现自己的面孔图片时mPFC表现出更大的激活；而相对于拼凑的面孔，给集体主义启动组的被试呈现自己和熟悉他人的面孔时mPFC表现出更大的激活 (Sui & Han, 2007) 。采用文化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现，被试的文化价值观，而非文化隶属性，调节自我判断时mPFC内的神经反应 (Chiao et al., 2009) 。这些研究说明，利用神经科学技术能够更深刻地揭示自我的文化效应，在神经科学上也进一步证明了文化对自我的静态和动态影响。
5. 小结与展望
不同的研究方法都能够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洞见，帮助我们了解自我与文化的关系。文化影响自我这一论断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文化行为具有多重决定因素，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内化他们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也并不是所有心理现象都受内化的信念和价值观影响。文化也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对个体的心理或行为产生影响，如，与物质环境有关的经验、政治经济背景等。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自我构念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在文化心理学领域一个共同的信念使文化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了，尤其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国家 (Hamamura, 2011) 。这使跨文化心理学面临着一个危机，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似乎不能用于解释文化差异。也有研究者确信个体主义是一个稳定和有效的文化差异维度，但个体主义也只是文化差异诸多维度当中的一个方面 (Schimmack, Oishi, & Diener, 2005) 。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进行文化心理的研究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及结果的解释上都要持谨慎态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理现象差异的根源及具体表现需要深入细致的分析，而且要从纵向来关注文化对自我及其他心理现象影响的变迁研究。
目前对观察到的自我文化差异的解释大多局限于泛文化维度，即通过一些泛文化维度来描述一些国家文化的不同，比如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独立我–相依我等，这对于深刻剖析和全面了解心理的文化差异是不充分的。有一些心理构念或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其涵义是不同的。这就需要用所研究的文化中的本土概念来描述和解释文化，考察概念涵义在不同文化环境和不同文化时期的细微差异，这对于理解、预测和控制生活于该文化背景当中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更为有益。自我是一个宽泛的系统，包括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精神自我等多个领域，探讨文化对自我的影响也应从自我的各个领域来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
基金项目
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费项目(社科博[2013]9)，项目负责人：尹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