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高中生正处于生理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又面对高考的重大压力，其身心健康状况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躯体化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样困扰着这一群体，当躯体化现象发生在个体身上时，会导致个体反复利用多种医疗门诊和不必要的化验检查，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同时不适当的治疗反而会损害个体身体健康，并导致焦虑等情绪，加重其精神痛苦。高中生正处于高考这一转折点，躯体化现象的发生更会加重其身心负担，造成恶性循环影响学业，也会给家庭带来压力，从长远来说，会对社会造成损失。
以往相关研究在“躯体化”的概念上看法较为一致，都引用了 Lipowski (1988) 年对躯体化作出的描述性定义。躯体化指一种体验和表述躯体不适与躯体症状的倾向，这类躯体不适和症状不能用病理发现来解释，但患者却将它们归咎于躯体疾病，并据此寻求医学帮助。一般认为，这种倾向的出现是针对心理社会应激的反应，这些应激反应是由对个人具有个别意义的刺激性生活事件或境遇所造成的。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躯体化是一个临床现象而不是诊断名称 (Lipowski, 1988)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概念，也有研究从分析躯体化症状与躯体形式障碍关系的角度来解释躯体化现象。例如 李望舒(2005) 指出躯体化症状可以在缺乏精神障碍时出现，也可作为情绪激发的生理伴随现象，或是精神障碍的组成部分，并指出躯体化是一种“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的演化过程，经由这一过程，用躯体症状来表达和解释个人和人际间的种种问题，且体验为躯体症状。而目前关于躯体化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涉及社会文化因素，生理机制以及个体心理因素：
在社会文化因素方面，相关文献在综述躯体化产生原因时都指出了文化特点的影响，并且看法较为一致。大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保守的文化观念导致了中国人更倾向于以躯体形式来表达心理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躯体化有间接表达情绪和缓解压力的作用 (Kleinman et al., 1986) 。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解释，例如 汪新建，吕小康(2010) 认为，中国人的躯体化偏好更多地与中国的身心合一的疾病观有关，例如中国传统的中医，其实与西方最近几十年才提倡的“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是相契合的。躯体化这一概念，在中国的背景下，或许更应当理解为一种普遍且正常的求医理由与症状诉说方式。对躯体化生理机制的解释目前还较少，主要是从社会生理心理角度系统解释躯体化现象的产生。例如 吉华平(1992) 认为，当环境的紧张和危机经大脑的认识评价后，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和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的改变来应付危机情景，由于神经内分泌机制引起的儿茶酚胺的释放，可引起心动过速，血压升高，换气过度，皮肤内脏血流减少及肌肉血流增加，而易于产生焦虑、肌肉紧张、疲劳、失眠、性欲减退等现象，如果紧张持续存在则更易出现头痛、背痛、上腹部疼痛、腹泻和恶心呕吐等症状，所以紧张的生活事件很容易伴随有躯体症状。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方面，有研究分别从人格特点和认知特点角度综述了以往国内外对躯体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指出述情障碍、依恋类型、神经质与消极情绪特质与躯体化的产生相关。同样，异常的、放大的知觉风格，对健康与身体功能的强迫性推论，以及倾向于将身体知觉误解为严重生理疾病的信号等认知特点也与躯体化密切相关 (李昌俊，郑涌，刘新丰，2009；2010)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各类躯体化是人对精神刺激及相应的情绪激活主要采取了躯体性反应方式而不是认知性反应 (徐俊冕，2004) 。汪新建等人也指出，躯体化成因与个性特征、心理社会因素也紧密相关 (汪新建，吕小康，2010) 。
通过以上综述可以发现，目前对躯体化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不足：1) 多为医学角度的探索，心理学角度的探讨极少。2) 国内多为综述性研究，本土化实证性研究极少。其相关实证研究散见于采用SCL-90量表得分作为心理健康指标的文献中，对躯体化分量表得分简单提及，并未对躯体化现象做出专门的探讨。3) 多以抑郁症状，焦虑症状，躯体形式障碍等引发的躯体化为探讨对象，只是研究了与这些精神障碍相关的躯体化现象，缺少对正常被试，特别是对高中生的探讨。4) 缺少对各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的探讨。为弥补以上不足，本文以高中生为被试进行实证研究。借鉴 Aronson等人(2006) 、 Houtveen & Oei (2007) 的研究方法，以被试在SCL-90躯体化分量表上的得分对躯体化症状进行操作性定义，并通过路径分析来探讨其内在作用机制。
从躯体化描述性定义来看，躯体化倾向是由对个人具有个别意义的刺激性生活事件或境遇所造成的。躯体化还与个体的个性特征、认知特点、情绪特点及其它心理社会因素紧密相关，表现出个体差异性。这符合 Coyne & Downey (1991) 提出的包括压力源(本研究中主要指生活事件)–中介变量–结果(指身心反应的)的反应模式。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心理应激变量，其对心身健康的影响作用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 王极盛，丁新华，2003 ； 许碧云等，2004 )。生活事件就是指个体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压力，是产生心理应激并有很大可能进而损伤身体健康的主要刺激物 (王瑶，2012) 。 梁宝勇等(2006) 指出生活事件是日常生活中引发人们的心理应激反应的最为常见的应激源。而心理弹性是个体在生活的压力下或是在重大的灾难中可以成功地适应的重要心理资源，它不仅是一种功用，而且还是一个动态的活动，这涵盖了不同种类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之间两种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Luthar et al., 2000) 。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心理弹性在压力事件与健康问题间所起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已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研究证明心理弹性、积极情绪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子( Tugade, Fredrickson, & Barrett, 2004 ; Masten, 2001 )，使个体具有抗压能力，在压力或挫折下免除身心障碍的危机。 陈利永(2011) 的研究结果表明应激与心理弹性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心理弹性是应激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变量，心理弹性在应激和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以往研究，本研究拟探讨高中生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与躯体化的关系。研究假设：1) 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与躯体化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且生活事件和心理弹性对躯体化都有显著预测作用。2) 在生活事件对躯体化的影响中，心理弹性起部分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对项城一高学生施测。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389份，回收率97.25%。利用SPSS13.0录入数据，以保留平均数三个标准差以内数据的标准，剔除无效数据后，保留有效数据322份，占录入数据总数的82.78%，其中男生155人(48.1%)，女生167人(51.9%)。高一83人，高二78人，高三74人，高三复习班87人。文科157人，理科165人。年龄15~21岁，平均17.67 ± 1.227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该量表由Derogatis L.R.于1975年编制 (Derogatis, 1975) ，本研究只抽取其中的躯体化分量表，共12个题目，1~5五级计分，分别代表没有症状，轻度，中度，比较严重，严重。要求按照过去一周的状况来填写，它主要反映躯体不适感，得分越高，不适感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测验之前，通过对各班班主任访谈和与学生交流了解，各班不存在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个体，同时受测群体均为近期没有被正式确诊为任何躯体疾病的被试。因此该量表测得是精神障碍以及躯体疾病以外的躯体症状。
2.2.2.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
该量表由 刘贤臣等(1997) 修订，由27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按事件在过去12个月内的发生与否和影响程度分为0~5共6个等级。分为人际关系因子、受惩罚因子、丧失因子、健康适应因子、其他因子共六个维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9。
2.2.3.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RSCA)
该量表由 胡月琴和甘怡群(2008) 编制，由27道题目组成，5级计分，1~5分别代表程度从完全不符到完全符合。分为目标专注、情绪控制、人际协助、家庭支持、积极认知这五个维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2。
2.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13.0对有效数据进行了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与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高中生躯体化现状的分析
3.1.1.
高中生躯体化因子得分分布情况
由表1中322名被试在躯体化因子总分上的得分分布显示，在躯体化表现上有11.5%的被试没有症状，82.0%的被试得分都显示出轻度症状，有6.5%的被试得分显示为症状中度，没有被试得分显示症状较为严重或者严重。从累积比率还看，有88.5%的被试有症状表现。如表1。
3.1.2. 躯体化的被试间差异检验
如表2结果显示，男女生在躯体化因子得分上的差异不显著。年级间差异比较显示躯体化得分上差异显著(P = 0.038)；事后分析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躯体化因子得分上高三学生高于高一(P = 0.017)、高二(P = 0.024)、高三复读班(P = 0.011)三个年级的学生，差异显著。其他各年级间未显示出显著性差异。文理科之间也未显示出在躯体化因子得分上的显著差异性。
3.2. 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与躯体化的关系研究
3.2.1.
生活事件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心理弹性总分及各维度与躯体化的相关关系
如表3，相关(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生活事件总分与压力躯体化显著正相关(r = 0.215, P < 0.01)，心理弹性总分与压力躯体化显著负相关(r = −0.272, P < 0.01)，心理弹性总分与生活事件总分显著
Table 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otal score of somatization
表1. 躯体化总分分布的频数统计
Table 2. F-test of difference between grades and T-test between genders, subjects on somatization
表2. 躯体化总分在性别、分科上的差异T检验及年级差异的F检验
Table 3. Correlation of life events, resilience and somatization
表3. 生活事件总分极其各维度、心理弹性总分及各维度与躯体化的相关关系
负相关(r = −0.268, P < 0.01)。这一结果与研究假设相符合。生活事件量表各维度中的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健康适应三个维度与躯体化显著正相关，心理弹性量表的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家庭支持三个维度与躯体化显著负相关，并且心理弹性的部分维度与生活事件部分维度间也呈现出显著负相关。
3.2.2. 生活事件、心理弹性对躯体化的回归分析
进一步回归分析，检验生活事件、心理弹性对躯体化得分的预测作用，以验证假设1。结果见表4，回归结果显示，生活事件总分对躯体化有正向预测作用，而心理弹性总分对躯体化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Table 4. Regression of life events, resilience and somatization (stepwise)
表4. 生活事件、心理弹性对躯体化的回归分析结果(stepwise)
3.2.3.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于假设1得到验证，即生活事件、心理弹性和压力躯体化都显著相关，符合中介效应的前提 (温忠麟等，2004) ，因此进行假设2的验证，看是否心理弹性在生活事件对躯体化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首先将各变量得分中心化，即各自减去相应的均值，然后按照温忠麟等人提出的实用性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检验 (温忠麟等，2004) 。结果见表5：1) 以躯体化为因变量，生活事件为自变量，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2) 以心理弹性为因变量，生活事件为自变量时，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3) 以躯体化为因变量，生活事件和心理弹性为自变量，生活事件和心理弹性的回归系数均具有显著性。由于依次检验(指前面3个t检验)都是显著的，所以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第四个t检验也是显著，所以不是完全中介效应。因变量压力躯体化和自变量生活事件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当在它们之间加入中介变量心理弹性之后，压力躯体化和生活事件之间的回归系数明显降低(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从0.061降低到0.044)。因此，心理弹性在生活事件与压力躯体化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0.268) × (−0.231)/0.215 = 0.2879，直接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1 − 0.2879 = 0.7121。即在生活事件对压力躯体化的效应中，有71.21%是直接效应，另外28.79%通过中介变量心理弹性起作用。假设2得到验证(示意图见图1)。
4. 结论
4.1. 高中生躯体化现状的特点
4.1.1. 躯体化现象的组间差异
结果表明，在322名被试中，有88.5%的被试有症状表现，其中6.5%症状为中度。且所有被试平均分均大于全国常模16.44。这说明在高中生群体中确实普遍存在着躯体化现象，且部分个体的症状相对严重。这一现状应该引起相关教育部门及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机构的重视。
4.1.2. 躯体化现象的组间差异
通过对不同性别高中生躯体化差异的检验发现，不同性别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 (李夏红等，2002) 结果相一致。不同性别在躯体化现象上的表现相同，这提示我们在对这一现象探讨的过程中，无需过多考虑性别影响。
对不同年级高中生躯体化差异检验发现，高三年级学生的躯体化得分显著高于另外三个年级的学生，而其他三个年级间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仍与 李夏红等人(2002) 的研究相一致。分析原因，可能高一高二学生距离高考压力较远，应激反应较少，因此引发躯体化症状的可能性较小，而随着年级增加，进入高三后直接面对高考的压力，各种生活事件更易引发其应激反应，导致躯体化现象。而进入高三复习班，由于已经经历一次高考，相对高三学生，有了一定经验，减少了对未来未知事件的紧张感，因此引发躯体化症状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
对不同分科高中生的躯体化差异检验表明，文理科之间并未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虽然文理科学生学习内容不同，但是这些并不能显著影响躯体化表现。可能由于不同分科被试属于同样的年龄段，经受大致相同的生活事件且在人格等个体因素上的差异不大有关。
Table 5.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of resilience
表5.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Figure 1. Model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events and somatization
图1. 生活事件对躯体化影响路径：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4.2. 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与躯体化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生活事件总分与躯体化得分显著正相关，且对躯体化有正向预测作用，即生活事件越多，躯体化水平越高。而心理弹性总分与躯体化得分显著负相关，且对躯体化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即心理弹性越高，躯体化水平就越低。这一结果与预期假设相一致。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生活事件既可以直接影响躯体化，也可以通过心理弹性间接影响躯体化，不过主要还是通过直接途径影响。这提示我们，减少作为压力源的生活事件，是减轻躯体化症状表现这一结果的有效途径，而考虑到压力源-结果模式中的中介变量的作用，提高高中生的心理弹性水平，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生活事件对躯体化的影响。本研究结果给了人们一定的启示，关注高中生躯体化，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优化环境，尽量避免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的同时，还要关注青少年心理弹性。尤其是情绪控制和家庭支持两个方面。帮助高中生进行有效的情绪控制，并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可能是预防高中生躯体化现象的着手点。
5. 结论
1) 高中生普遍表现出躯体化症状，躯体化均分高于全国常模。
2) 在躯体化得分上，不同性别及不同分科高中生之间都没有显著差异。高三学生与高一、高二、高三复读班学生都存在显著差异，得分高于这三个年级学生。其他三个年级间差异不显著。
3) 生活事件对躯体化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心理弹性对躯体化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且心理弹性在生活事件对躯体化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致谢
谢谢研究过程中毛晶华，方圆，郭瑞娟给过我的帮助和建议，谢谢刘庚老师和褚卫东老师提出的修改建议。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