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助人行为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能使人们更加的充满爱心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助人行为是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行为，对于个体品德发展以及社会适应具有重要的意义。助人行为被定义为个体自愿的以改善他人不利处境为目的的行为，它由于符合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而被接受和鼓励。助人行为是指无私地关心他人并提供帮助的行为。利他行为是最高的助人行为，通常表现在短时的交往中，没有个人目的不求任何形式的回报的助人行为。助人行为涉及助人者、受助者和情境三个方面，受多种原因的影响。近几十年心理学家的一系列研究证明了好的心情能够提高助人行为的发生概率。关于助人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从道德判断、移情、角色采择能力、预期结果、情绪情感因素、情景、受助者特征、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全面的研究助人行为的影响因素(付慧欣，2008)。其中对于心境对助人行为的影响，国内的学者也得出结论积极心境促进亲社会行为，而消极心境则有时促进亲社会行为，有时减少亲社会行为(寇彧，唐玲玲，2004)。有研究证明在威胁下，被试往往会降低助人的行为和意图，相比于内群对外群体会更少(Li & Zhao, 2012)。
Rosenhan等人的注意焦点模型认为，只有积极事件发生在行动者自己身上的时候才能产生积极的情绪，如果此时把注意力转移到他人就会产生优越感，会更愿意帮助他人。若积极事件发生在他人身上则会产生嫉妒等消极情绪，会减少助人行为的发生。如果消极事件发生在他人身上，消极的心境就能够增加助人行为，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移情和更容易注意到他人的困境。有实验结果表明，青少年的移情能力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李辽，1990)。因而移情能力不同，对他人困境的注意力也会不同，所以助人行为也存在差异。该理论指出，积极事件导致积极心境，消极事件导致消极心境，并且心境对于助人行为的影响取决于行动者的注意焦点。这一理论能够解释积极心境促进亲社会行为，而消极心境则有时促进亲社会行为，有时减少亲社会行为这样的实验结果。但是以往的研究并没有探索在受助者并不需要明显的帮助的时候，情绪对帮助行为的影响。本研究认为在受助者并不需要明显的帮助的时候，消极情绪会显著的增加帮助行为。
大量关于助人行为的研究对象多为儿童，青少年等未成年人，利于理论的应用在早期对青少年进行移情等方面的训练来增加其助人行为。最新提出的关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又从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助人行为的神经机制的研究，跨群体的助人行为，群体间的助人行为等的研究(曾盼盼，俞国良，林崇德，2011)。而对于性别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以往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共情能力显著高于男性，而共情能力显著决定帮助行为，所以本研究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情绪的影响，因而助人行为会显著高于男性，尤为是在消极的情境中会显著的比男性的帮助行为多。
能够引起积极情绪的实验有很多形式，在投币公共电话的投币口找到硬币(Cunningham, Steinberg, & Grev, 1980)，参加足球比赛时在获胜的队伍中，想象自己在夏威夷度假(Rosenhan, Slovey, & Hargis, 1981)这种实验性场景的诱导，或者采用音乐，图片，多媒体等作为情绪的诱导，还有积极以及消极的评价来诱导情绪的，视觉材料的使用是最为普遍的(周萍，陈琦鹏，2008)。助人行为的测量主要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助人意向的测量，一种是实际情景的助人行为的行动。本实验研究在受助者的需要不明显的情况下，情绪和性别对简单、非紧急的助人行为的影响。
2. 方法
2.1. 被试
本实验采用西南大学学生23名，其中男性12名，女性11名，年龄在18到22岁之间，被试均身体健康，没有参加过类似实验。
2.2. 仪器和材料
两段诱导情绪的视频，分别为诱导积极情绪视频(疯狂的足球)和诱导消极情绪视频(汶川地震感人视频)。每段视频都是10分钟，在积极情绪有道的视频中，主要是讲述中国足其对进球前后的瞬间，而消极情绪诱导视频主要讲述汶川地震之后的灾难情境中的感人视频。情绪测定量表与Cottrell & Neuberg (2005)使用的情绪量表一致，为1~7的七点量表，1表示情绪非常消极，7表示情绪非常积极。由15道小学五年级口算题组成的计算测试。
2.3. 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2 × 2双因素被试间实验。实验的两个自变量，自变量1性别有两个水平，男和女，自变量2为情绪，分为两个水平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因变量是是否具有助人行为。
2.4. 程序
男性和女性被试均被分为两组，实验主试要求被试舒适的坐于电脑前观看视频，积极情绪组被试观看诱导积极情绪视频，消极情绪组被试观看诱导消极情绪视频。在观看结束之后，被试被要求填写一份情绪测试量表，检验情绪引导的操作的有效性。之后做一份有15道题的口算题测试，算数测试是为了防止被试猜测出实验目的。在被试做完之后，主试告知被试实验结束并让被试离开。
被试离开后会在走廊里遇到实验助手，助手在与被试错过后将书散落在地上并制造出声响引起被试注意，此助手为女性，主试洒书距离被试大概为3米，大约为10本书左右，记录被试是否会返回帮助主试。在被试下楼后有第二位实验助手对被试进行解释和简单的询问关于被试帮助或没有帮助捡书的原因。
实验中保证走廊里只有被试一人，环境安静，无外部干扰。助手对实验情景进行练习过，场景比较逼真。
3. 结果
3.1. 结果操作检查
情绪的结果显示，积极组的情绪显著高于消极组，M(积极)= 5.67 ± 1.07，M(消极)= 2.08 ± 0.97；t22= −0.92；P = 0.039；d = 0.25，因而表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诱导视频操作成功。能显著诱发被试的积极或者消极情绪。
3.2. 助人行为结果分析
图1表示了不同性别的人在不同的情绪下的助人行为，男性消极情绪的条件下助人行为发生的概率最高，而女性不愉快条件下发生的概率最低。
Figure 1. Gender and mood of helping behavior
图1. 性别和情绪对助人行为的影响
如表1所示，将图中数据用SPSS17.0进行卡方分析，P = 0.528 > 0.05，所以性别与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并不存在显著。进一步分析对男性的不同情绪的助人行为进行卡方分析，P = 0.248 > 0.05，结果表明男性在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状态下的助人行为没有显著差异。对女性的不同情绪的助人行为进行卡方分析，P = 0.819 > 0.05，结果表明女性在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状态下的助人行为也没有显著差异。且表明：在积极情境、消极情境下，男性与女性的助人行为也没有显著的差异，Ps > 0.05。
4. 讨论
通过实验数据得出，性别和情绪对助人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只有男性，在消极情境中比积极情境中的助人行为有增加的趋势，但是也并不显著。与我们的实验假设不一致，消极情境中的助人行为并没有显著的高于积极情境，仅仅在男性中有增加的趋势。这与一直以来心理学界的研究结果并不相符，这可能是多种原因引起的。
首先实验的被试共23人，相对来说实验被试较少，这样就无法排除一些因素对实验的影响，比如被试的人格特征，一些极端冷漠和热心的人。而且在实验的分组上，男性不愉快组的被试少于五人，这也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了数据分析的结果。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增加被试数量，提高实验研究的严谨性，排除无关变量的影响。
其次是，实验情景的设置。实验助手需要帮助时可能未被被试注意到。在实验后被试被问及的时候，有被试提到根本没有注意到走廊有人帮助需要。但是由于主试制造了一定的声响，所以这里不排除在一些被试没有提供帮助的情况下自我价值得不到实现，在实验助手询问时以没有注意到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非亲社会行为。同样，的确存在被试由于接电话等原因不能明确其真实意义上是否对主试有所注意。所以，以后的研究中帮助情境需要排除这一无关变量。
再次：情绪的持续性。在情绪诱导之后，被试完成了一些题目。当被试走出实验室之后，诱导的情绪是否还能保持，是否还会起作用，都有待于研究进一步的证实。而本研究也很有可能由于情绪持续时间不长，而导致在发生助人行为的时候，情绪是一样的，因而结果没有显著的差异。以后的实验研究可以改进对情绪的诱导，使用实验性场景的诱导，是被试的情绪体验更加深刻，持续时间更长。
最后：在本实验中男性被试的助人行为多于女性被试，而主试是女性，虽然统计学上差异不明显，但是男性的助人行为有高于女性的趋势，以后的研究应该进一步的考虑需要帮助的对象的性别，是否也会影响助人行为，即助人行为与异性效应之间的关系。
Table 1. Gender and emotions and helping behavior chi-square test
表1. 性别和情绪与助人行为的卡方检验
在实验中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以少部分被试在注意到了主试的帮助需要后虽然没有提供帮助，但是会放慢脚步观察主试把书捡起，之后正常速度离开。这种现象的发生可能是由于被试在心中衡量主试是否需要帮助，如果主试解决问题的时间继续延长，那么我们预测被试很有可能做出助人行为。这就体现出了实验中的需要帮助的情景可能过于简单，一些人认为没有帮忙的必要，而一些人认为这是举手之劳。也就是说本实验中的情景的可帮助性是很模糊的。但是本实验的情景是非紧急状况下的。对于紧急情况和非紧急情况下，被试考虑是否要镜像帮助的过程是不同的。有研究证明非紧急情况下的助人行为要高于紧急情况下的助人行为，一是助人行为的代价提高了，二是对于突发状况被试由于社会复杂的原因有一定的警惕心理(张向葵，盖笑松，陈彩奇，宋小冬，1996)。非紧急状况下的助人行为应该是普遍存在的，而本实验中的有助人行为的被试仅占65.22%。
5. 结论
本实验结论为，在非紧急的、帮助需求较模糊的情境中，情绪和性别对助人行为无影响，交互作用也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