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古以来,“水”是人类生存环境中被关注的焦点。作为地球上最常见的一种物质,在新时期时代,“水”就被人类以记号或图像的方式进行表达(例如:水波纹)。在漫长的生命进化过程中,人类通过长期的生产劳作,逐步形成利用图像或象形记号来指示周遭事物或表达内心的情感。新石器时代刻划在陶器的陶钵口沿上符号或陶文,今天虽然还不能确认这些图像或记号是什么含义,但已具有一种“标记”和“表号”的性质。
陶符(文)是原始时期的图像形式,是部落间生活信息的传达工具。在我国境内出土的陶器,如华北、西北、东南、西南等分布广泛。考古界大致将中国境内的陶器符号分为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陶器符号;与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淮河流域的双墩文化以及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陶器符号的两大系统(刘凤军)[1] 。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第一陶符系统,大都笔画简单,多取直笔,由横、竖、斜划组成,称为几何符号;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第二个陶符系统,造型复杂多变,用笔随形取姿,直笔弧线皆用,多是对物像直观的描绘和组合指事,与甲骨文相似,属于象形符号。由于年代久远,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陶符(文),许多至今无法解读其意义,只能对某些符号进行推测,如“”(推断此类陶符为数字符号) [2] 。目前,立足于先史人类的日常生活,依据科学方法,以陶符系统中的水记号或图像为焦点进行艺术学,考古学的研究,尚未展开。
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2.1. 国外研究现状
人类视觉图像艺术的传播经历了原始社会的图像阶段,关于“水的记号或图像”的造型,早在5000多年前的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就有水的象形文字。后来方便在纸草上书写,发展出草书——“僧侣体”。美洲玛雅民族在公元前后创造了象形文字–玛雅文字,其“水的图像”是具有象形文字和声音文字的结合体[3] 。此外,还有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关于“水的图像”。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确实可信的资料,是我们今天以艺术学、考古学立场及方法解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符中哪些符号代表“水的记号及图像”造型的钥匙(图1)。
2.2. 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在我国上古时代形成的朴素物质观中,水是中国古代五行之一,殷时代八卦中的“坎卦”也代表水
的含义。中国哲学中“气”,“道”等概念都来源于水的形象。中国的东巴文字()[4] ,水书,少数名族的图像(如:尔苏沙巴文字)中都有“水的记号及图像”。中国古代用象形文字来表示“水”(图2),经过不断演变,一直延续使用至今。
在我国,对于上古时代的记号及图像的研究,多数是以考古学展开比较研究(饶宗颐,2007)[5] ;“水的记号及图像”的研究仅局限于隐喻修辞手法上的分析或以文化符号学的视角展开,没有从艺术学、考古学角度对“水的记号及图像”做专业的甄别。
3. 研究的目的
远古先民傍水生活,“水”的记号是先民对水的一种“先于逻辑”的认知。早期的岩画和各先史文化遗址中的陶符,已发现了“太阳”等指示日常事物的记号,可以假设,其中必然会有代表“水”的图像或记号的造型。
末期冰河时代之后,由于大脑的进化,人类具备表达“水的记号及图像”的生物学的基础。因此,人类对于水的记号及图像化认知必然有其普遍性的、共通的视觉表现的特征。
“水”作为流动的物体,是如何被人类用记号及图像化的方法形成原始象形图像或记号,是本研究的焦点。本研究以甄别我国新时期时代陶符中水记号或图像造型为切入口,以先行研究为基础提出假设观点,根据图像学、考古学研究方法展开实证的研究。
4. 研究的方法
以陶符为切入点,挖掘远古时期的指示某一事物的图像及符号的含义,在考古学领域有许多突破性成果。本研究以符号学、图像学以及考古学的知识展开对陶符中的水记号及图像综合的甄别。阿城以图像学的分析方法从造型的角度梳理上古文明的发展脉络,还原出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文明传说中的河图、洛书的图形和意义[6] ,是典型的图像学研究方法,对本研究有直接的参考价值。本研究限定于我国新石
Figure 1. “Image of water” in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图1. 各古老文明中“水的图像”
Figure 2. Evolution of “image of water” and hieroglyphic
图2. “水的图像”及象形文字演变
器时代的陶符(文)的范围。
首先,大规模地收集确实可信的,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记号及图像”,采用前图像志分析[7] (Pr&au;ikonographische Analyse):具体是观察“水的记号及图像”象形,不顾及其他文献,就“水的图像”自然意义作直观的解释。
其次,采用比较古符号学分析法,通过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古埃及文等对比来对陶符中的水记号或图像进行甄别。
5. 陶符中水记号的分析
5.1. 图像艺术学分析
通过图像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陶符中水的记号或图像,是一个新的创造和新的方法。
前图像志阶段涉及一件艺术品基本的物理事实与视觉事实,即一件艺术品最基本的识别符号,包括形式、线条、色彩、材料及技术手段,人们只有通过对这些事实的感觉反应,识别它的符号,才能进入对作品的探究和讨论。如秦安、乐都、宝鸡处出土的半坡陶符,符号为“”、“”、“”,从线条来看粗细不一,与折线和波浪线造型相似,可以推测是与水相关的记号或图像。
中国的“水”有各种形态,如汉字中“”,苏美尔文的“水”字也有不同的写法,如“、、”,但是其基本结构和形状是以曲线波浪为主来表示水;与古埃及文中的“水”()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都有着曲线感。因为水是流动的物质,并没有具体的形状,按图像学分析,陶符中“水”的记号或图像表现出“水波”、“河流”、“水势”的特征。
5.2. 基于比较古符号学陶符中水记号的甄别
比较史学主要从时间和地理空间来进行比较,也就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比较研究。纵向研究是时间上下古今的研究,横向研究是同一时间段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该方法有不少学者用于陶符或早期文字的研究中,如饶宗颐将苏美尔文字、埃兰文字、中国的陶符等作比较来进行研究[5]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将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8] 。
从考古学视角,“如果把半坡系刻符作为史前文字的一个源头来看待,那么,可以看出它们与甲骨文、金文基本上没有直接关系,它不是汉字的直接源头,但它已经是纯粹的抽象符号,具有文字的性质。它的体型与字母文字比较接近”[8] 。饶宗颐认为仰韶文化半坡陶符对腓尼基字母的影响很大,并将腓尼基字母与半坡系陶符作了比较。其中,与腓尼基字母表结合作比较可以知道“”为“水”的含义,读音用字母“m”表示,而与其相对应的有秦安、乐都、宝鸡处出土的半坡陶符,符号为“”、“”、“”,都是类似波浪形的符号或者似水流曲折蜿蜒的形状,若腓尼基字母与早期陶符相关,可以推测类似该造型的陶符可能是古代水的记号或图像(图3)。
除此之外,苏美尔文,而苏美尔人是最先使用图形来作为表示文字的第一步,自然以之表达具体的东西较为容易,抽象概念则困难滋多,所以苏美人早期对水的表达是基于具体的事物,可以说“”这个符号是苏美尔人对水的直接印象或是水的一种形态表现。而这种符号与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距今5700年的新石器时间晚期)、崧泽文化(距今约5800~4900年)“”“”、甘肃大地湾陶符“”、大溪文化陶符“”、蚌埠双墩陶符“”等都较为相似,而且中国古时的“水”字“”,亦是以曲线波浪形为主,所以笔者推测这些较为类似的波浪形符号也是早期“水”的一种记号或图像。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推测出很多新石器文化遗址的陶符中都有水的记号,从众多的符号的看来,古人有很强的写像能力。陶符中“水”的记号或图像表现“水波”、“河流”、“水势”的特征。湖泊地区
Figure 3. Comparison with Phoenician alphabet and Banpo’s characters of potteries
图3. 腓尼基字母与半坡系陶文比对(节选与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5] )
的水是“水波”;草原地区的水是“河流”蜿蜒曲折;丘陵山区地势高下的水是“水势”的记号或图像的造型。
6. 结论
“水”作为流动的物体,是人类根据周围的物象进行艺术图像化形成原始的印象,并以象形图画的方式来记事或是表达事物,他们用记号及图像来指示水都包含了水的一些象形特征:圆形、曲线形、波浪形、浪花形、点状和圆圈状。
从符号考古学的视角,古人类的符号最终演变成初文,或字母,或汉字,中国的汉字就是原始的记号或图像系统演变而来,水图像必然也符合其规律。
本研究对于探索陶符中“水的记号及图像”,以及与当时的自然环境的关联,为我们了解远古自然地理及其的气候变化,提供了揭秘的钥匙[9] 。
新石器时期处于离末冰期时代不算久远的年代,人类大脑的发达,形成了图像造型能力的认知及生物学的基础。从认知角度,本研究范围,可以延伸到“光”,“时间”等抽象事物,探索人类在新石器时代是如何将这些事物开始图像化,及图像化特征的。未来,以人类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水共处形成记号[10] ,图像,利用数字媒体手法进行信息可视化表现,这项工作能够应用于“水的图像”的数字化博物馆,使得我们直观理解人类对水的认知构造,造福于今天的社会。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水记号的认知及信息可视化表现》(项目编号:2013SJD760027),河海大学中央高校业务费《构建和发展以知识科学为基础的感性工程学设计理论体系的研究》(项目编号:2012B05614)项目的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