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历史上销藏的茶叶主要产于四川、云南和陕西，因此被统称为边销茶或边茶。自宋代以来四川边茶产量不断增加，到明代，川茶产量已经远远超出了陕茶，成为销藏边茶的主要来源([1], p. 65)。清代四川边茶主要是在四川盆地西部边缘进行种植，再由汉族商人按引采购，从雅州、灌县、邛州等地向西运至打箭炉(今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和松潘(今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两地。通过贸易，边茶又从这两个官方的出口点运出，进入藏区后沿着不同方向的道路继续贩运。从采购、出口到运输、销售，边茶贩运的绝大部分行程都要经过康区，而汉藏民族间关于边茶的贸易也基本在康区发生。正是基于康区独特的地缘优势，因此对边茶的考察，就不可不注意康区地理环境的作用和影响。
2. 康区的地缘优势与自然地理
从政区上看，康区的地域横跨今天西藏、四川、云南、青海四省区，并处于四省区的结合部。从民族关系上看，康区无论是对藏族还是汉族，都是传统的边缘地带。康区作为藏族三大传统人文地理单元之一，其地域概念很早就已出现。藏语“康”(Khams)之含义原指“境域”，后逐渐衍生为“边地”之意。[2]《白史》里解释：“所言康者，系指其边地。”[3]对于内地而言，康区在近代也有“川边”的称呼。但在边茶的研究中，康区不仅不是边缘，还是重要的参与中心。其主体性与地方感不应该被忽视。历史上康区作为连结汉藏的通道一直被视为藏族的“金桥”，任乃强认为：“康之得名，源于此地广阔四通。”[4]都表明了康区的地缘意义重要性。因此斯蒂芬·格罗斯反对对康区的“边界”的刻板印象，强调其巨大的内部多样性。这一区域既不是静态的边界，也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可渗透的、不断变化的空间[5]。因此需要认识到康区在古代的边茶贸易中所具备的地缘优势。
康区在地理单元上属于青藏高原，地处其东南边缘。既是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交界区，也是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因此内部地理形态变化剧烈。就地质而言，由于地壳受强烈的东西向挤压，在这一区域形成极大的褶皱，造就了这一区域的地形复杂，高山峡谷纵横，多悬崖峭壁。此外这里山脉众多，主要包括岷山山脉、龙门山脉西段、邛崃山脉、横断山脉等。而同样也分布着许多南北走向的大江大河，自西向东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
就康区地貌而言，总体地势呈现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特点，因此地形是自西向东呈阶梯状逐次下降，西高东低、北高南低成为康区地形的基本趋势。这一地形趋势，决定了康区的地理环境在南、北与东、西两个方向上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康区北部大多处于海拔较高的高原面上，地形相对平缓，气候寒冷，植被稀少。如阿坝州，“全州地表整体轮廓为典型的高原。川西北高原，可以分为丘状高原和山原两个部分，各具不同的自然特点”[6]。而康区南部则属于横断山脉区域，由西向东延伸的一系列东西走向的山脉、河流在此逐渐转为南北走向的高山深谷。呈现出“两山夹一川”或“两川夹一山”的高山峡谷地形。这些高山和河谷，相对高度相差很大。见图1。
Figure 1. Topographic map of eastern margin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Sichuan Basin
图1. 青藏高原东缘与四川盆地地形图
川西高原(康区主体)作为青藏高原的东缘部分，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而紧邻的四川盆地平均海拔只有500米，因此气候差异明显[7]。从四川内地到康区，直线距离很近，但海拔和温度变化却是剧烈的。石硕认为康区地理环境的特点总体上可用三个词汇来描述：江河并流区域、横断山脉地区、青藏高原高山峡谷区。这些特点使康区地形具有很大的阻隔性和分散性。由于河谷深切和高差极大，因此康区是整个青藏高原范围通行难度最大、交通条件最为困难的地区。因此康区普遍存在着一种“沟”域文化带现象，即所谓“一条沟，一种话”和所谓“相对可闻声，见面要十天”“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特现象。所以康区是一个交通阻隔和地域分散、偏辟之地[8]。特殊的地理地形形成了阻碍，使不同区域之间的交往存在了不可忽视的困难。
3. 康区地理环境对边茶的影响
康区优越的地缘优势和复杂的地理环境在较大程度上深刻地影响了汉藏民族间的边茶贸易形态，最为鲜明地体现在边茶的运输形式与成本、运输路线与城镇兴起的关系、茶叶种植地带与茶叶的品质、边茶走私对民族交往的促进等几个方面，从而使得康区与边茶紧密相连，并反映了其作为沟通汉藏民族间的“金桥”是如何在历史中被塑造和奠定的。
3.1. 边茶的运输形式与成本
由于康区多地震、山崩、滑坡及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其生态环境是比较脆弱的，不能承受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其次该区地势高亢、气候寒冷、山地众多也导致农耕业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限制，而频繁的灾害性天气进一步加剧了康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9]。所以当地农业生产水平总体较低，人民生活贫苦。早在《华阳国志》里就介绍在康区东部边缘的汉代汶山郡(今四川茂县北)，“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10]。土地、气候的恶劣造成当地居民生活艰难，难以自给自足。《蜀徼纪闻》记载金川地形皆“层崖叠嶂，石骨崚嶒。夷人率于山头坡角垦植数稜，种青稞荞麦，无可以久计者。故夷人所收，仅支半岁之食”[11]。由于农业产出低，康区藏族不得不依赖于多种经营或混合经营，如《藏炉述异记》记录了藏族对农牧业的混合经营，“平原旷野，弃为刍牧荒区。砂碛巉崖，争作耕种麦陇”[12]。康区气候寒冷干燥，农作物结构单一，因此不得不依赖牧业等其它经营。使得纯粹依赖农业的汉族人群难以突破生态的界限进入这里，如洪武年间明朝试图在松州(治今四川松潘县)置军卫，但却面临着“山多田少，耕种不能赡军”[13]的困境。在边防重镇松潘，“如松潘与番隔河为界，又苦寒不宜屯种，故城堡之外并无汉人屯落”[14]。所以康区东缘不仅是边防界线，也是生产方式界线，这种情况极大的影响了边茶的运输。
首先，由于生产水平低下，生活困难。因此康区虽然毗邻四川产茶地，但仅仅依靠普遍贫穷的康区藏族远不足以每年消费掉数百万斤边茶。明人就已经发现，“松潘番人贫，而资于茶者不甚急”，[15]因此经济生活水平限制了康区藏族对边茶的消费，这也意味着商人要想获取足够的利益，就需要将边茶运往更远的地方。仅仅在康区内部进行流通，难以符合其逐利的期望，甚至无法补偿成本。这就导致了边茶辐射范围非常广，不仅是康区，西藏、青海、甘肃等地藏区都参与进同四川的边茶贸易，甚至延伸到南亚国家。“中国茶之风行，已成事实。不仅在布丹，即全喜马拉雅、锡金、尼泊尔、拉合尔及拉达克等地，凡有藏人踪迹者，无不嗜好”([16], p. 286)。这也导致古代边茶运输往往具有远距离、长时间等特征。
其次，由于康区普遍地势险峻，道路难行，因此运输方式不得不因地制宜。如《松潘纪略》记载松潘周边道路“危岩绝巘，马不能并列，人不能并肩”[17]。而由雅安至康定，边茶运输条件也很糟糕。“每担运费为三元四角，皆以人力背运，如入康定后再深入内地，尚须改用牛皮封包，用犂牛驼运”[18]。可以看出，由于康区内部地理环境复杂，在打箭炉以东，根据地形条件，茶叶运输不得不依靠人力肩扛手提，限制了运量。而在打箭炉以西，则需要用牛运。可以说，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边茶在康区的运输过程中不得不采取多种运输方式相结合。
第三，恶劣的地理气候影响了运输中茶叶的包装形制，在打箭炉发运的茶包，通常要在藏人开设的锅庄内进行经过第二次包装。任乃强曾描述：“茶包至康定后，番人泡牛皮使软，扎之成包，然后运销各地。”[19]由于运输路途遥远、时间又长，风吹日晒雨淋易使茶叶霉变，因此包裹牛皮既能防水又能透气，但这样的包装也增加了成本。
最后，交通地理的困境也催生出专门的藏族运茶群体。如前所述，在古代，康区对于依赖农业的汉族人群而言是难以进入的，而运茶往往是充满艰辛与危险。同样，在青藏高原开展远距离与长时间的贩运也使得语言不通、环境复杂所带来的风险加剧，令汉族商人难以涉足，“路出西关险异常”[20]。因此在边茶运至打箭炉后便不得不由藏族商人与牧民接手进行贩运。这些运茶的牧民被称为“驮脚娃”。他们从小成长生活在康区，十分适应高原环境。“这种特殊的关外运输方式，只有藏族牧民才能胜任，从事农业生产的其他民族则难以适应”([1], p. 75)。
总之，运输距离远、时间长且地理环境复杂、交通困难，因此运茶过程中不得不因地制宜采取多种运输形式相结合并对茶叶进行特殊包装。同时也需要不同的人群参与进来，使运茶行业得以专业化。这些都导致了成本居高不下，运费昂贵，加之商人为了获利，使得茶叶入藏之后价格惊人，普通民众难以消费。如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曾经感慨茶价高昂，“西藏向行炉茶，运道艰阻，炉茶市价一钱三分，至藏须购至二两五、六钱”[21]。对比之下，其差价高达二十余倍，而造成这一差额便主要是源于康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于运输形式的塑造。
3.2. 运输路线与城镇兴起
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了运输的方式与成本，更是塑造了边茶运输的路线走向与带动沿线城镇的兴起。虽然就自然地理情况而言，康区并不适合开展大规模运输贸易，但阻碍交通运输的并非只有道路险阻。从清代开始，地势平坦的青海入藏道路，作为以往主要的入藏路线逐步衰落下去，而以打箭炉为枢纽的川藏道路则逐渐兴起取代，“凡藏番入贡及市茶者皆取道焉”[22]。叶2a这一转变的背后便是经济地理因素在起作用。“甘肃之道，一由西宁青海开拔，过通天河，经哈拉乌苏八十曰行抵拉萨，此道多沙漠寒痛之地，无深川峻岭相阻绝”[23]。虽地势平坦，但一路经过多是贫瘠的沙漠地带或游牧区，相比之下，康区虽然有高山大河的阻碍，但更具有相对较好的农业定居条件，为入藏人群提供极大的便利。而在康区内部，物质条件也深刻的影响了边茶运输路线的选择。
一般来说，由于康区地理情况复杂多样和过渡地带的特点，因此其经济地理的构成与分布也体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康区是农牧混合与农牧过渡地带，如果从平面的角度来看，在康区，越往西北“牧”的成分越大，越往东南“农”的成分越大[24]。所以总结而言，川西北(大体今天的阿坝州)海拔较高，地理上高原草原为主，生产上牧业成分多，而川西南(大体上今天的甘孜州)海拔较低，地理上以高山峡谷为主，生产上也牧业成分多。形成了高山为牧、河谷为农的生产空间布局特点。这样的生产分布格局也影响到了贩运边茶的道路选择。由四川至西藏的道路一般有两条，一在康区北面，一在康区南面。就北道而言：
闻由炉赴藏，又有北道，亦曰商道。出关北行，由霍耳、竹窝、甘孜、瞻对、德格、热丫前进，经类鸟齐及纳克舒、三十九族等处，即可直达前藏，沿路俱系草地，无高山峻岭，既平且稍近，偶有山，亦平衍易行，唯居民少有，行数程而无人烟者……驿递不通[25]。
北道穿越了康区北部，之所以居民少、无人烟，也是由于康区北面游牧成分较多、生产落后的经济地理特点。对于商队来说，在游牧区穿行不仅缺乏固定的居民点以备休息停留，而且还增加了不安全的因素。如川西北的俄洛人，“(德格)再东北有俄洛，其居民为游牧民族，但其生活之大部分，则仰给于劫掠”([16], p. 6)。同样在川西北的黑帐房生番，也是依赖于劫掠。“地不生五谷，性好剩杀……每被抢劫，俗称放夹霸”[26]。而对于运茶的人群来说，农业、定居不仅意味着安全，还意味着可预计的粮食补给。由于条件恶劣，缺粮问题即使是在靠近川边的内地也十分突出，“入松者(松潘)在茂州……必买米菜带入山去，否则沿途无饮食”。因此不难想见商队行进在地广人稀的北道，其补给的困难。
相比之下，康区南面，河谷地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该区重要农业区和经济林木区[27]。“适合种植小麦、青稞、玉米等农作物。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此地区适宜人类生存繁衍，所以康区南道沿线多有农村，为来往人员提供了粮食来源”[28]。甚至“部分河谷低地产玉米和水稻”[29]。这样的农业地理条件便于长途贸易的开展，以南线商路的几个贸易枢纽为例，如巴塘，“沃野千里，四时和燠”[30]。还有里塘(今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惟俄洛喇嘛了等处地气颇暖，树木成林，生小麦、青稞，南方一带直到乡城、勺朱等处土膏肥厚，树木修伟，杂粮广出，民之食皆取供于此”[31]。总体情况而言，“打箭炉以外土司地方均系种植稞、麦”[32]。农业生产比例相较于康区北部更高，清代川藏大道上的汛塘、粮台设置之所以主要在南线(康区南部)的情况也可佐证，赵心愚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南线沿途居民相对稠密，催办夫马、采购粮食具有较好条件。当然，还可能因南线相对安全等。”[33]对于边茶而言也是如此。南线要道的居民较为集中稠密，也为茶叶运输提供足够的运力，如沈边土司的“番民”因其“地当西藏打箭炉之冲，往来背负茶包获佣值，以资衣食”[34]。所以基于以上数点，相较于北道，位于康区南部的南道在清代自然而然发展成为了四川边茶输藏的主要线路。
边茶贩运对于道路的选择也使康区南部交通沿线的城镇得以兴起，最为典型的便是打箭炉，其凭借地缘优势和较好的地理物质条件而在清代发展为为最大的边茶贸易市场。“西藏西海多食牛羊炒面，需茶甚切，由内地产茶州县负贩，打箭炉为出入所必经，四方茶商聚焉”[35]。其茶叶经济所带来的繁荣有力的推动了打箭炉在康区城市地位的上升，成为“既属川康藏交通之枢纽，复为青海甘肃商品所必经，形成全康政治经济之核心”[36]。此外，类似康区的道孚县也是如此，“道孚亦称为西康第二大商业中心地”，其商业贸易中，“输入以茶叶为大宗”[37]。而这些因茶兴起的城镇辐射了周边更广大的地区。其产生与发展，对于开发康区，促进汉藏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3.3. 茶叶种植与品质
民国时期绘制的一份官方地图形象的反映了四川产茶地分布情况，四川中心即成都平原产茶稀少，主要产茶地集中于四川周边，而四川周边地理上则是以山区为主。尤其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和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之间的雅安、名山、天全、荥经、邛崃、灌县、崇庆、平武等县，这些是销藏边茶的重要产地，不仅产量丰富而且品质优良。见图2。
Figure 2. Comparative map of tea production by county in Sichuan [38]
图2. 《四川各县茶叶产量比较图》[38]
从图上看，这条茶叶种植带由北至南连结，中间向西弯曲，类似于月牙。之所以这里茶叶的种植如此密集集中，也是得益于有利的自然条件，茶叶本身对于环境要求比较高。如茶树生长需要较高的气温，但又不能长期烈日暴晒，所以得在背阴的地方或者树阴下开穴播种。茶树需要充足的水分，但不适宜积水多的土壤，所以最好在海拔较高的山区，常年云雾缭绕，“宜山中带坡峻”，倾斜缓慢的山地既能迅速排水，又能保持一定的水分[39]。而这条茶叶种植带大部分位于横断山区，正好满足了这些要求，根据之前的介绍，可知康区处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阶段。而这里更是康区的东面，虽然多山地，但起伏放慢，海拔下降，且森林植被茂密，水分充足，又避免了如青藏高原的暴晒。这条种植带的良好条件在民国时期就为人所注意：
茶树宜于温湿多雾之较高邱陵地带，土壤需疏松肥美，富腐植质，川省盆地边缘，最合于此种自然降件，为茶树生长之理想环境，故盆地四周均为产茶之区，但西部最丰。全省年产计十万市担左右，川西可占百分之八十，其余川南川东产地零星，产量合计不足百分之二十。川西之茶主销康藏陇青大高原之藏族，称为边茶，在边省贸易上极占重要位置……川东及川南之茶主销省内各地，稀为腹茶[40]。
这样的地理和自然条件虽然对于边茶种植极为有利，但却不适合粮食作物的种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山多田少，赖茶资生”，[41]边茶作为这一区域居民赖以维生的重要商品，得到了更加普遍的种植。早在清代康熙年间清朝就通过鼓励百姓种茶以摆脱贫穷。“再查川西南地少山多，民颇瘠苦，惟种茶获利。连年饬属劝谕居民，于该处荒山密箐，悉行开辟，广种茶树。现灌县、汶川、及邛州一带，渐次繁衍。商民获利，引课渐增，得旨嘉奖。”[42]因此可以说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塑造了区域内居民对于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使其不得不依赖边茶而资生。
同时，优越的种植条件使得川茶质量上乘，受到藏族同胞的欢迎，“雅安边茶品质优良，历来在藏胞中享有盛誉”[43]。如清代周蔼联的《竺国记游》也提到：“番民以茶为生，缺之必病……西藏所尚，以邛州、雅安为最。有锅焙子、日贡、八厦、新野之分。”[44]这些都证明了川茶的优质，不仅满足了藏族同胞的生活需求，而且随着边茶贸易的持续发展，藏族人民对于川茶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并在增进汉藏友谊、维系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使其藏族人民世世代代对川茶的品质，性能，色、香、味都十分熟悉，形成很深的爱好，大有“非此莫属”之概。因此边茶的产销不是纯生产，纯贸易问题，是政治性很强，关系到贯彻民族政策，加强藏汉之间友谊团结、巩固边防，沟通贸易、文化交流，可以牢牢占据市场，都是由茶叶这条彩虹紧紧地联结着[45]。
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在近代以来印茶侵藏危机中，川茶牢牢占据市场，成功抵御了印茶的进入。虽然英帝国主义利用自身的武力和技术等优势，强势在藏推销其在印度生产的茶叶，试图以此为侵略武器，打开西藏地方的大门。但是由于藏族人民长期以来习惯并认可了川茶的口味，因此印茶并未受到藏人的青睐。据当时人的回忆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很多年前就在印度和锡兰种植茶叶，希望打入康藏的茶叶市场，可直到印度宣布独立，都始终不能与川茶竞争，因为川茶在康藏人民的生活中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用品，而且印度茶在色香味上都无法与川茶相比。”[46]毫无疑问，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得川茶品质上乘，获得藏人的欢迎，并且逐步受到其认可，以至于“非此莫属”，使得川茶在抵御经济侵略、促进汉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能够大放异彩。
3.4. 边茶走私与民族交往
如前所述，四川盆地受到来自青藏高原的板块挤压，其西部边缘形成适宜于茶叶种植的山区环境。而这条产茶带紧邻康区，大大缩短了茶叶由内地运至藏区的直线距离。同时产茶带几乎贯穿了四川南北，与康区接触面太广。康区山脉、河流整体是自南向北，而且地形起伏较大，绵延起伏的山脉和大江激流成了天然的屏障，不便于往来交通。对于国家而言，只需要控制大的峡谷和山间关隘以及津渡，便可以掌握通向康区的主要交通道路。但由于整个川西地形的复杂困难，而河流山川往往延伸也是不规则或存在大大小小的间隔。因此四川盆地与康区之间仍然存在着穿越高山大河的许多山隘小路，不仅难以为人所注意，而且往往也无法被全面的整合到边防体系中。再加之四川盆地与康区之间本身就存在羌藏汉彝等多民族杂处的情况，全面有效的管理更是难上加难。对此，明人就深有体会。
自大渡河起至金沙江止一千五百六十里，皆髙山峻岭，而五卫八所，各据要领，又皆与西番东猓百十余寨为邻，汉人所藉以徃来者，止有一线鸟道，回绕屈曲殆三千余里，以三千余里之鸟道，经百十寨夷之隘口，虽有营堡稀若晨星岂能保无疎虞，此其无月无日无时无刻而皆当为防。[47]叶9b-10a
边防上的困难也意味着利用更多路径、渠道将边茶运至康区的可能性和机会也大为提高。明清国家为了对边茶进行有效统一管理，施行严格的茶引制度，并在运茶的交通要道和关隘上设置关卡，检查往来茶商的茶引凭证和征税。但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茶叶走私有机可乘，国家难以对边茶的贩运做到全面有效的管控。如在明代随着国家控制力下降，边茶走私严重。“四川沿边一带，俱与番境相邻，私茶通行，一年不知若干万斤”[48]。导致私茶横行的主要原因便是康区东缘特殊地理条件使得走私者可以改变旧的自然景观，人为开辟出许多隐蔽的走私路径以逃脱国家监管，“贩者不由天全、六番故道，私开小路，径通嗒葛。而松、茂、黎、雅，私商尤多。自是，茶禁日弛，马政日坏，而边防日多事矣”[49]。到了清代，逃避管理的私贩问题依然存在，如在著名产茶地清溪县，“有一鸟道可通天全、芦山等处，近闻二径间有匪类以及私贩盐茶昼伏夜行，无从稽察”[50]。
除了地理交通上难以监管以外，政治上的复杂性也使得边防困难、走私问题严重。由于地理景观的阻隔性和分散性，导致了古代康区政治格局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斯蒂芬·格罗斯认为不同权力中心的对抗导致了康区成为权威重叠和分散的地方，破碎的政治-宗教景观和复杂的文化矩阵必然导致这里的“多语性”与“多域性”。历史上康区从未表现出稳定的宗教或政治统一，这里重叠的权威形式有时导致多重忠诚([5], pp. 59-60)。不仅是政治，其族群的分布状况同样也非常复杂分散。如清末官员丁宝桢认为：
再查川省之峩边、雷波、马边、越巂及松潘、理番、龙安、暨宁远府各属，概系夷巢。纵横不下数千里，其间大小各夷约计数百支，内有黑夷白夷之分，种类极繁，不相统摄，互争雄长所，居夷巢，均系崇山峻岭，密箐深林，人迹难到[51]。
民族众多，且各为雄长，因此在清代，整个川西的边防问题都十分严峻。而具体考察雅州至打箭炉一线(边茶贩运的主线)，同样也是如此。如年羹尧所说：“查四川自雅州以西至打箭炉，南至建昌皆深山大箐，汉蛮杂处之地，番蛮族类不止数十种”[52]。历史上的康区东缘，不同族群和政治势力在这里犬牙交错，再加之地理上的特殊性，这些难以管束的“番”“蛮”之地也易于成为逃避之渊。由于边防的困难，因此历史上边茶私贩问题几乎不可能被根除，而且随着国家权力的衰落或者边茶贸易需求的日益增加，还会不断开辟出新的走私路径，对于国家而言防不胜防。
虽然特殊的地理景观造成了边茶走私在明清两代的猖獗，冲击了官方榷茶制度，造成了国家利益的损失。但是茶叶走私表明明清制度化的边茶贸易模式实际上不能较好地满足汉藏民间贸易的实际需求，“夫番人欲之而不可得，吾民积之而无所施，往来之路，虽有关河之限，交通之利，不止三倍之多”([53], p. 956)。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走私对于促进汉藏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重要的作用。“甚有一种奸商，私挟茶篦，深入番地，利其货殖；又有一种奸夷，私载茶篦，远抵虏穴，收其厚利，则其岁月往来，交结贸易者，禁犹不禁”([52], p. 4402)。虽然在官方看来是“奸商”“奸夷”，但是在往来交易中，以茶叶为载体，民族情感得以增长。如王海兵便指出明中后期私茶贸易呈现出繁荣局面，促进了边地市场的兴起和族际联系的加强[54]。因此从地理特征上来看，康区特殊地理构造形成的诸多僻路小径似乎让茶叶走私愈演愈烈，使边防体系变得千疮百孔。但通过这些路径，民间的贸易需求不仅得到满足，也使汉藏民族间能够更加普遍的开展交往交流交融。
4. 结语
通过对康区自然地理的考察，不难发现这一区域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紧邻产茶地与边茶市场，同时本身也是连接汉藏的“金桥”，因此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注定了康区与边茶的紧密关系。而康区复杂的地理环境极大的塑造了边茶在康区的运输形式，导致边茶贩运的网络辐射更远；运输过程中的不同的交通方式需要因地制宜的相结合；其包装也需要采取一定的特殊形制；运输人群则更加专业化，而这些特点也都使得边茶运输成本高昂，茶价昂贵。在康区内部，基于农牧业地理状况的物质基础条件不均衡分布则深刻的影响了茶叶贩运的道路选择，农业种植情况较好的南路更易受到运茶人群的青睐，使其发展成为川茶输藏的主要路线，而边茶作为汉藏贸易的最主要商品，运茶路线的偏好带动了康区南路沿线以打箭炉为代表的一批城镇的崛起，推动了康区的整体发展。受到板块运动的挤压影响，紧邻康区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形成了适宜茶叶种植的山区环境，并发展成为一大片茶叶种植地带，茶叶产地与康区的接近为边茶的贩运提供便利，同时这一片种植带所产茶叶质量上乘，受到藏族人民欢迎与认可，也长期影响了他们对饮茶口味的选择，为边疆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康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也造成了古代四川边防实施的困难，同时地理上的阻隔也促成了古代康区政治、族群的分散和多样，这也为四川边防的管控形成了阻碍。数不胜数的僻路小径为打破官方统一的边茶管制体系提供了可能，这使得明清使时期边茶在川西走私的情况一直较为严重，虽然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国家利益，但走私的行为同样也推动了汉藏民族间的往来，符合民间的利益需求，加深了民族间的友谊。总体来看，通过对于康区地理条件的考察，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到，地理是如何塑造四川边茶在种植、运输、贸易、管理等多方面的形态，从而进一步肯定了历史上作为“金桥”的康区，在连接汉藏两大民族、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意义。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2&ZD136)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