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们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满足的途径，也是社会成员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它有助于个人融入社会，实现社会价值，同时也有助于减少贫困和缓解贫富差距。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业质量一词被予以强调，这符合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质量就业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随着工业化的迅猛推进，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攀升，这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庞大的农民工队伍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源[1]。全国农民工总量不断增加[2]，农民工的学历不断提高，且超过半数的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但是，由于长期受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加之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有限，他们在就业市场上一直处于不利地位，不得不从事高劳动强度、低技能水平低的工作，虽然近年来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流动，并追求市民化的生活方式，但并没有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农民工在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方面与城镇职工存在明显差异，这导致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双重歧视[3]，即岗位获取歧视和工资待遇歧视，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力量。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许多低技能、重复性的工作被取代，由此产生了就业“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兴起也催生了许多新型就业形式，其中平台型灵活就业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对于促进就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4]，比如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平台经济的兴起，创造了诸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大量灵活就业岗位，由此产生了岗位“创造效应”。可见，数字经济的确带来了数字红利，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而农民工作为低技能劳动力的典型，要适应数字经济带来的一系列新的变化，需要其具备对新技术和新业态的适应能力，其中农民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数字经济与劳动力就业质量的研究

现有研究集中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张颖等认为信息化发展、数字交易发展、数字金融普惠发展能显著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而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且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呈“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5]。郑美华等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就业替代效应，从而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并进一步认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提升更为显著[6]。周慧珺基于搜寻–匹配的理论框架，得出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就业稳定性的影响渠道，认为数字经济可以减少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劳动者找到与自身能力更加匹配的工作，从而有利于增强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7]。王珊珊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她认为数字经济对优化和调整就业结构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8]。

2.2. 关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研究

关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核心维度。一个角度聚焦于就业质量的量化评估标准，研究者们主要通过考量工作稳定性、收入水平以及社会保障等客观指标来全面衡量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潘海岚等认为数字经济能够从减少劳动时间、改善福利保障和提高工作满意度这三方面提高就业质量[9]。江维国等在深入研究后，构建了一个全面且多维度的就业质量衡量指标体系，该体系涵盖了工资收入、劳动合同、工作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多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深入探讨了数字素养对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10]。另一个角度是研究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陈冲等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样本划分，从技能异质性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不同技能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及影响方式的差异。张笑寒等从社会交往角度研究农民工就业质量，认为社会交往内卷化会对通过强化就业歧视、降低居留意愿等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抑制作用[11]。张宝红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构建非认知能力的测度指标，探究其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12]。

2.3. 文献评述

综上，现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这一客观环境，考察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会受到何种影响以及作用机制，但是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比较少，而且缺乏对农民工数字素养这一主观因素的研究，而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应该是主观和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分析数字素养高低这一主观因素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第二，通过工作满意度这一主观标准来衡量农民工就业质量，拓展了研究视角和思路。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学界对于数字素养与技能的界定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即在数字社会中，公民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应具备的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这些素质与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数字信息的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在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素养成为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之一，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数字素养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学习方面，数字素养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能力，农民工具备一定程度的数字素养可以打破传统教育模式的限制，农民工可以通过线上教育平台获取个性化、精确化的学习资源，以适应新发展阶段对农民工技能和知识的要求，增强其就业竞争力。第二，在工作方面，数字素养可以拓展农民工就业信息搜寻渠道，数字经济背景下，各类就业信息平台日益涌现，为农民工提供丰富多样的就业选择，使农民工的就业结构不断优化特别是各种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帮助农民工匹配到更多合适的职位，同时也方便雇佣双方的信息沟通。第三，在生活方面，农民工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娱乐和社交，大大提高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另外，农民工利用自身数字素养可以获得更高的工作收入，有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3.2. 数字素养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路径

社会资本是农民工提高社会地位和获取就业信息的重要渠道，个体可以从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信息、声望、财富等资源，有利于个体目标的实现[13]。首先，高数字素养的农民工能够更高效地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获取就业信息，拓展信息渠道，从而增加社会资本。此外，数字素养还帮助农民工通过在线平台建立和维护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增强社会资本。同时，高数字素养的农民工能够更好地利用在线资源，如职业培训和在线课程，提升自身技能，进一步增强社会资本。当前，以微信、抖音等为代表的数字社交网络平台大大降低了社交成本，提高了社会交往的便捷性，农民工可以利用自身数字素养，根据需求建立和拓展自己的人际网络，不断增加自身的社会资本。其次，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具有重要影响，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和机会，帮助他们找到更高质量的工作。强大的社会网络还能在求职过程中提供情感和实际支持，如推荐工作、提供建议等，从而提升就业质量。此外，社会资本还能为农民工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如mentorship和职业培训，促进其长期职业成长。

假设二：数字素养通过提高社会资本来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

4. 实证设计

4.1.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24年11月2日最新公开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2)数据，其调查样本覆盖25个省市，样本规模多达16,000户，调查样本包括全部家庭成员，能够很好地反映我国经济、人口、社会等多方面情况，且个人库中的网络模块和工作模块与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十分契合，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且符合需求的数据基础。根据研究需要对样本进行筛选和剔除：(1)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民工，所以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定义，在CFPS数据库中选取现在的户口状况为农业户口且从事非农工作的样本；(2)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所以保留使用互联网的样本；(3) 剔除遗漏变量、异常值的样本。经过整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6955个。

4.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4.2.1. 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这一术语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国际劳工组织在1999年提出的“体面劳动”概念。该理念强调在自由、公平、安全且尊重人格尊严的环境下，为人们提供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的工作机会，从而推动就业质量的提升[14]，这一概念也涵盖了就业质量的内容。本文借鉴已有研究，从人的主观感受的角度出发，以工作满意度来测量就业质量，工作满意度能够综合反映农民工对就业环境、收入、保障、职业发展等多方面的主观评价，符合“高质量就业”的微观定义(即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弥补了仅用客观指标可能忽略的隐形需求，突破了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局限。具体而言，对工作满意度，设定了一个五级评价体系，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对应1~5的赋值。

4.2.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素养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素养，数字素养是一个综合体现，它涵盖了个人在使用数字设备、高效利用数字资源、持续学习新知识以及通过数字技术与他人进行有效社交沟通等多方面的能力[15]，由于大部分人都是使用手机进行上网，所以根据问卷中“是否移动设备上网”来定义农民工的数字素养情况(是 = 1，否 = 0)，另外，借鉴赵明等人的研究，选取问卷中“是否使用微信”作为互联网使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是 = 1，否 = 0)。

4.2.3. 控制变量

为了更加精确的分析数字素养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控制，因此选取了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上述具体变量的选择、赋值及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1. 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1可知，农民工的平均就业质量为3.72，处于一般满意到比较满意之间，显示出较高的工作质量，但仍有提升空间。此外，农民工的数字素养均值高达0.86，反映出他们对互联网的使用频率较高，表明他们在数字化时代具备一定的适应能力，具有较高的数字素养。

5. 实证分析

5.1. 模型设定

本文因变量为就业质量指数，该变量为连续变量，故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基准回归。构建的回归模型如下：

$Qualit{y}_{ij} = \alpha +\beta Digitalliterac{y}_{ij}+\gamma Z_{ij}+{\epsilon }_{ij}$

其中， $Qualit{y}_{ij}$ 表示农民工 $i$ 在 $j$ 地区的就业质量指数， $Digitalliterac{y}_{ij}$ 表示农民工 $i$ 的数字素养水平， $\alpha$ 为常数项， $\beta$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 $Z_{ij}$ 为控制变量， ${\epsilon }_{ij}$ 为随机误差项。

5.2. 基准回归分析

在基准回归中利用OLS模型对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01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具备一定数字素养的农民工相对于不具备数字素养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提高了21.8个百分点。第(2)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依然显著。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 < 0.1，^**p < 0.05，^***p < 0.01。

具体地，从性别上看，数字素养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更大，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方面受到家庭与社会角色的影响，男性农民工通常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因此他们可能更有动力去提升数字素养，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女性农民工则可能因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如生育、照料孩子等，而在职业发展和数字素养提升上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就业领域的差异，男性农民工可能更多地集中在需要较高数字技能的领域，如制造业、建筑业中的技术工种，这些领域对数字素养的要求较高，因此数字素养的提升能显著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女性农民工则可能更多地从事服务业、轻工业等对数字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行业，数字素养的提升对这些行业就业质量的改善可能相对有限。

从婚姻状况上来看，数字素养对于已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更大，对于已婚农民工而言，由于家庭责任和经济压力通常更大，提升就业质量的需求也更为迫切。数字素养的提升，意味着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事更高质量的工作，从而为家庭带来更稳定的收入。

从健康状况上来看，数字素养对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民工的正向影响更大，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民工在体力、精力和耐力方面更具优势，这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学习和运用数字技能，将数字素养转化为实际的就业优势。此外，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也更具活力，他们更愿意尝试新的工作机会和挑战，也更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和薪酬待遇。数字素养的提升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使他们更容易获得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从受教育程度上来看，数字素养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相比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高5个百分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通常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他们能够更快地掌握数字技能，更有效地利用数字资源，从而在工作中展现出更高的效率和创造力，这种能力在数字化时代尤为重要。

5.3. 稳健性检验

5.3.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微信是获取实时信息，与家人、朋友等保持联系的重要工具，而且微信的普及率较高，已成为当前社会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使得微信使用成为衡量农民工数字素养情况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因此，本文选择将微信使用作为数字素养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其回归结果如表3列(1)所示，微信使用对农民工的影响也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农民工使用微信可以使其就业质量提升，进一步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5.3.2. 更换回归模型

由于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的数值位于1~5之间，属于双侧受限变量，因此本文使用Tobit模型回归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其回归结果如表3列(2)所示。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表3. 稳健性检验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 < 0.1，^**p < 0.05，^***p < 0.01。

5.4. 中介效应检验

在上文中已经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直接促进作用，本文进一步验证了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根据资源动员理论，社会资本通过动员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如岗位信息、人情推荐等影响就业结果，而且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数字素养作为新型人力资本，可通过提升信息处理能力和社会交往效率，增强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动员效率。高数字素养的农民工更擅长利用互联网平台，如招聘网站、社交媒体等获取就业信息，扩大社交半径，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也可增强农民工在职场中的竞争力，数字技术的熟练使用促进农民工与雇主、同事的即时沟通，提升互动频率和信任水平，强化强关系网络的支持效应。农民工就通过这些社会网络获取岗位信息，从而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帮助农民工匹配到更符合技能的高质量岗位，提升职业适配度，从而提升农民工对于工作的主观满意度。

表4中列(1)~(3)分别为对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和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部分中介效应成立，这说明数字素养不仅能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还能通过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来间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假设2得到了验证。

Table 4. Intermediate effect test

表4. 中介效应检验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 < 0.1，^**p < 0.05，^***p < 0.01。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202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全国不同省份共6955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以数字素养和就业质量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探索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素养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具有相关性，且前者对于后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进而提升其就业质量。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6.1. 培养农民工数字意识和能力

农民工自身作为就业市场的主力军，也理应成为数字时代的参与者和建设者[16]，他们应该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主动适应数字时代的各种新变化、新要求，提高对数字产品和数字技术的使用意愿，积极参加各种数字技能培训，农民工还需要提升自身创新创业意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化平台，打破创业壁垒，实现“自雇”，提高就业稳定性和工资收入。另外，也要培养数字安全意识，防范网络上虚假的就业信息，加强隐私保护，规避数字化风险。

用人单位要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各种数字专题讲座，创新培训形式、丰富培训内容让农民工充分理解数字化对于个人工作和发展的重要价值，帮助低技能农民工提高胜任数字化岗位的能力[17]，为他们提供在线协作平台、数字办公软件等数字化工具，为提升农民工数字素养提供便利条件，同时要营造良好的数字文化氛围，激发农民工学习热情和创新意识。

地方政府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形成针对农民工数字素养培养方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设置差异化的培养体系，如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聚焦高阶技能，衔接直播电商、智慧物流等新兴职业，针对中年农民工可以聚焦一些生存型数字技能，如移动支付等，针对高龄农民工可以开发一些APP的一键直达功能。

6.2. 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农民工数字素养的培育离不开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宽带网络在农村地区的全面覆盖，此举旨在提高农民工获取数字设施的可及性和便利度，从而有效解决“数字鸿沟”问题，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红利[18]，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应特别关注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努力推动这些区域的数字经济水平同步提高。这不仅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还能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空间，进一步促进他们的就业质量提升和全面发展。具体来说，首先政府部门应当投资建设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广域网络、宽带网络、移动通信网络等，确保农村地区和农民工集中地区的网络覆盖和连接稳定性，加强农村电力、通信和互联网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地区的网络接入速度和质量，确保农民工能够方便地获取数字信息和服务。

另外还要开展数字技术普及教育和培训，向农民工群体提供基础的电脑操作、互联网使用、数字技能和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其对数字基础设施的认知和运用能力，在农村和城市地区设立数字学习中心或数字培训基地，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数字素养培训服务，同时还要进行数字适老化改造，弥合高龄农民工的数字鸿沟。

6.3. 规范数字就业平台，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首先要加强立法和监督，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字就业平台的运营规范和农民工权益保障措施，并加强监管力度，确保平台运营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或部门，负责监督和管理数字就业平台的运营，及时处理平台违规行为和投诉，为农民工就业权利建立一套保护机制。

其次，数字就业平台应提供充分的岗位信息和合理的工资待遇，确保信息透明度，让农民工清楚了解到岗位的具体情况和权益保障，建立公平竞争机制，防止平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确保农民工能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劳动保障。

再次，规定数字就业平台必须与农民工签订明确的劳动合同，明确工作内容、工资待遇、工作时间等关键信息，并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对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确保数字就业平台和用工企业履行合同义务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最后，建立便捷的投诉和维权渠道，让农民工能够及时反映问题并寻求帮助，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和咨询服务，帮助农民工了解自己的权益和维权途径，提高其维权能力和意识。

6.4. 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农民工就业结构

促进农村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农村产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培育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如农村电商、数字农业等，吸引更多农民工返乡创业或就近就业，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参与农村产业发展中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提升其就业技能和竞争力。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促进城市产业向乡村延伸，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打破户籍壁垒，建立更加灵活的城乡人才流动机制，让农民工能够更自由地选择就业地点和岗位。

发展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加大对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包括人才培训、技术创新、政策扶持等，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和提供数字化服务，为农村地区的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支持，吸引农民工就业。

基金项目

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包容性乡村数字治理平台建设”(JCX202303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