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高骈是唐朝后期的名将，生于禁军世家，祖父高崇文是元和初的功臣，被封为南平王。在唐武宗会昌年间，高骈步入军旅生涯，唐宣宗时始立战功。唐懿宗和唐僖宗两朝，高骈声名远播、战功赫赫，并为朝廷所倚重，关于高骈的记载也多与这两朝相关。高骈不仅领兵打仗的能力强，曾平南诏、收复交州，并在平定黄巢之乱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也善于写文章，十分喜好文学，有多篇文章传世。除此之外，高骈也尊崇道教、重用术士等，对于唐朝道教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在《资治通鉴》《旧唐书》以及《新唐书》等官修史书中都有关于高骈的记载，其对唐朝后期的局势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高骈的人生大起大落，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功劳显著，政绩可称；任淮南节度使后，因多次不出兵抵抗黄巢军、上表谩骂朝廷、支持伪权等行为，《新唐书》也将高骈写入《叛臣传》。由于高骈任职淮南期间的一些行事离叛，所以后世对高骈的评价大多偏于批评。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认为“唐之分崩减裂以趋灰烬者，实骈为之”([1], p. 832)；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认为“高骈拥节自雄，外成巢、温之毒，内酿毕、吕之祸。”([2], p. 1113)这些评价大多关注高骈于淮南期间的离叛行为，对高骈前期的政绩基本忽略，评价稍显偏颇。尽管高骈后期的行为对于唐朝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但也不能因此就否认高骈前期的政绩。由此，笔者结合史料，试对高骈于淮南任职前的政绩加以探讨。
2. 坐镇安南
(一) 平蛮乱、复交州
据《旧唐书》载，“安南都督府，隋交趾郡。武德五年，改为交州总管府，管交、峰、爱、仙、鸢、宋、慈、险、道、龙十州。……调露元年八月，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督府。”[3] (卷四一《地理四》，P1749)安南都护府主要管辖交州地区和南部边疆地区，其中包含众多少数民族居住的羁縻府州，加之与南诏国接壤，所以安南地区战乱频发。高骈于安南任职前，李琢为安南都护，他在任时贪婪财物，对当地百姓残暴征敛，很多人因此怨恨而反叛，于是安南被当地百姓联合南诏蛮军攻陷。朝廷虽多次派遣将领进行征讨，但都没有收复。唐懿宗咸通五年七月，在夏侯孜的举荐下，高骈被任命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高骈赴任后，联合五管的军队，先于咸通六年五月在邕管大败林邑蛮；七月在海门整顿军队；九月高骈到达南定，大败峰州蛮军近五万人，并缴获大量稻米以供应军队。咸通七年六月，高骈在交州大破南诏蛮军，并进围交州；十月高骈上奏僖宗蛮寇悉平；十一月，朝廷置静海军于安南，并以高骈为静海军的首任节度使。《册府元龟》载，高骈在懿宗咸通七年“收复交州，尽平蛮贼积岁所侵故地。”自李琢后，安南被陷十年，而高骈短短两年不到便成功收复交州郡邑。唐懿宗得知高骈获胜的消息后，下令大赦天下，并进封高骈为检校刑部尚书；唐僖宗对高骈往昔功劳进行的评价时，认为“最显赫者，安南拒蛮，至今海隅尚守”([4], p. 4707)，足见高骈于安南大败南诏蛮军的功劳在其政治生涯中占据着不小的地位。
(二) 经略安南
高骈自咸通五年七月任安南都护以来，直到咸通九年八月入朝为右金吾大将军，其经略安南四年多，在任政绩颇多。
首先，高骈在收复交州后，于懿宗咸通七年十一月便开始筑安南城和造房屋。据《资治通鉴》载，“骈筑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余万间。”([5], p. 8239)在越南的官修史书《大越史记全书》中，对高骈筑安南城及造房屋一事有着更为细致的记载：
骈据我府称王，筑罗城，周回一千九百八十二丈零五尺，城身高二丈六尺，脚阔二丈五尺，四面女墙高五丈五寸，望敌楼五十五所，瓮门六所，水渠三所，踏道三十四所。又筑堤子，周回二千一百二十五丈八尺，高一丈五尺，脚阔二丈，及房屋四十余万间([6], p. 167)。
史书对于高骈修建房屋的数量记载均为四十余万间，虽然关于高骈房屋修建数量的记载存在夸大的嫌疑，但是这些记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高骈修筑罗城及建造房屋是不争的事实。同时，高骈修筑罗城的行为，不仅增强了安南都护府的防御能力，对于当地来说也发挥着防洪、保卫城内居民安全等重要作用，而且也有利于保障和恢复安南地区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由此成为高骈造福当地百姓的功绩之一。
其次，高骈广募工匠，成功开凿从广州到交州的水路，使得漕运无滞，对连接安南与唐朝内地的交通和信息传递，以及使唐朝加强对安南地区的控制、促进越汉两地文化的传播和交流等也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安南至广州的海路多潜石，致使海路不畅，于是高骈在懿宗咸通八年二月时招募工匠开凿巨石。据《资治通鉴》载，“自安南至邕、广，海路多潜石覆舟，静海节度使高骈募工凿之。”《旧唐书·高骈传》对此也有类似的记载，“又以广州馈运艰涩，骈视其水路，自交至广，多有巨石梗途，乃购募工徒，作法去之。”仅一个月后，在懿宗咸通八年三月时，高骈便上奏懿宗交州至广州的水路已成功开通，漕运无滞。据《唐会要》载，“八年三月，安南都护高骈奏，安南至邕管水路湍险，已令工人凿去巨石，漕船无滞。诏褒之美。”([7], p. 1599)
高骈坐镇安南期间也促进了当地的文教事业发展。高骈好文善诗，喜与文人交游，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高骈任安南都护期间亦写下不少诗文，如《赴安南却寄台司》《南征叙怀》《南海神祠》《过天威径》等。同时，高骈成功开凿天威径，顺畅的海上通道也加强了安南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在高骈治理下的安南，一度出现了社会安定的和谐氛围，十分有利于两地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流。《越南通史》中提及高骈，认为学识造诣本就颇高的高骈，到任安南后，对于安南文教事业的发展，以及安南地区文风兴盛局面的出现，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并且认为，高骈的诗作对于安南文人的创作也有较大影响([8]. pp. 224-231)。但比较遗憾的是，由于现今史料残缺，对于高骈在安南为推动文教事业的发展所采取的具体举措，以及高骈对安南文人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等方面已难知晓。何成轩在《儒学南传史》一书也认为，“高骈不仅是晚唐名将，也是晚唐的大儒。高骈这样一位喜文好儒的大将，经略安南近四年，对发展文教亦当有建树，可惜史载阙如，难知其详。”([9], p. 154)
(三) 生祠与“高王”之称
高骈在安南政绩颇丰，一方面平蛮乱、复交州；另一方面在经略安南期间，筑安南城、为百姓造房屋多间、开凿水路，对当地百姓造福甚多。由此深受安南百姓的爱戴，在交州被立生祠。崔致远所作的《生祠》一诗便反映了这一情况，即“古来难化是蛮夷，交趾何人得去思。万代圣朝青史上，独传溪洞立生祠。”([10], pp. 593-594)在《补安南录异图记》中详细阐述了高骈在交州被立生祠的原因，由此“洞獠海蛮，莫不醉恩饱义，远投圣阙，请建生祠。”([10], p. 555)生祠是为了纪念官员有良政或是其有功于地方，于官员在世时为其修建祠庙进行祭祀，以表达当地百姓的感谢之情。这种建祠祭拜行为也反映出百姓对官员的认可，是官员有良好政绩的体现。为官员立生祠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审查和中央政府的批准，皇帝裁定以后才能修建。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逐渐完备的重要时期，其对立生祠作了严格的规定，并有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唐六典》载，“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绩可称，州为申省，省司堪覆定，奏闻，乃立焉。”([11], p. 120)在唐代，凡是能够被立生祠的官员，基本都是在任时政绩斐然的优秀官员，由此可见高骈在安南政绩及其在安南百姓心中地位之高。
在安南，高骈也有“高王”之称。陈金重在《越南通史》中，认为高骈被称为“高王”是由于其治民有方的功绩：
高骈整顿各项工作，在边境地区建立屯隘，以防敌寇，造赋税册簿，征收赋税，以供支付公用；高骈治民有方，人人钦佩，因被尊称为高王([12], p. 46)。
但“高王”之称的来源除了因高骈本人的政绩外，也有道教及越南政府的参与并为其“高王”形象的塑造提供支持。首先，高骈早年便开始尊崇道教，是一个忠实的道教尊崇者。在安南任职期间，高骈身边也聚集了众多术士，如“天威径”的开凿得力于会使用火药的术士帮助。高骈不仅自身尊崇道教，而且积极推进道教在安南的发展，深得民众信服，安南人因此为高骈立祠，尊称为王。其次，越南自脱离唐朝统治后，进入自主时期，为寻求创建新王朝的依据，而选择将高骈塑造为地方的英雄和守护神。韦凡州曾对《越甸幽灵集录》和《岭南摭怪列传》(越南现存最古老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集)中涉及高骈的13篇神话传说进行分析，发现13篇中有9篇均视高骈为英雄。在这类神话传说中，高骈因驱逐南诏，以及维护安南地区社会稳定的政绩，所以才得到各类神灵的支持与帮助并屡屡获得胜利，后受到安南百姓的赞颂，被尊之为“高王”。对于高骈被称为“高王”一事，张秀民认为，“(高骈)拯民于水火之中，如解倒悬，故越人敬若神明，生为立祠，尊之为‘王’”。18世纪越南的史论家吴时仕也对高骈大加夸赞，认为高骈功劳之伟，高骈前后的牧守将帅均不及他，且在今越南的北宁、义安等地尚有高王庙的存在。
尽管高骈能够在安南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离不开道教及后世对其塑造的成分存在，但其根本还是在于高骈经略安南多年对当地所作出的贡献，得到安南百姓的认可，所以才会被视为当地的守护神和英雄，进而在交州被立生祠及称之为“高王”。
3. 任职鲁地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叛乱被唐军平定。本年三月，从淄青节度使所领范围分出曹州、郓州、濮州，置节度使管三州，并赐号为天平军，治所在郓州。天平军地处山东西南部与河南东北部地区，在制衡魏博与保卫东都等方面均起到一定作用。并且天平军长期管辖郓、曹、濮三州，在淄青镇原十二州中都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三州的军事实力也较为强大，韩愈曾说，“郓为虏巢且六十年，将强卒武。曹濮于郓，州大而近，军所根柢，皆骄以易怨。”所以，唐朝十分重视天平军节度使的任职选择。据《资治通鉴》载，咸通九年六月，“以前静海军节度使为右金吾大将军”。司马光于《资治通鉴考异》中认为，“骈为金吾半岁始除天平。”所以懿宗咸通十年二月左右，高骈由右金吾大将军被调任为天平军节度使。
调高骈于天平军任职的原因在《全唐文》卷七九三所收的王徽《创筑罗城记》中有一定的记载：
“臣伏见今天平军节度使骈，即武威公崇文之孙也……时属庞勋始溃，郓方未宁，骈则再登帅坛，复开将幕，士绝朝饥，尤天夜惊，威加邻部，化敷蜀城。”([13], p. 8308)
“庞勋始溃，郓方未宁”，为了镇压“庞勋起义”所引发的在郓、曹、濮地区的反抗斗争，加之高骈此前在安南抗击南诏，战功不凡，故而调任为天平军节度使。那高骈何时离任天平军节度使？关于这一时间的记载，在史书上的记载存在一定的争议。《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载，“(乾符元年十二月)仍命天平节度使高骈诣西川制置蛮事。”而《旧唐书·僖宗纪》载，“(乾符元年四月)以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兼郓州刺史高骈检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引《实录》，“乾符元年十二月，西川奏云南蛮入寇。十二月，云南蛮寇西川，坦绰致书于(西川节度使)牛丛，欲求入觐。”加之《北梦琐言》卷一一载，“牛丛尚书作镇，为蛮寇凭陵，无以抗拒。高公自东平移镇成都，蛮酋犹传蜀城。”([14], p. 235)牛丛在乾符元年十二月时仍坐镇西川，故高骈由郓州调往西川为节度副大使的时间，最早只能是在乾符元年十二月，而并非《旧唐书》中所称的乾符元年四月。所以直到唐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时，高骈才被调离郓州，考历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任职时间，高骈在任近六年，是除朱宣和朱温外任职最长的节度使。
在《旧唐书·高骈传》中，对于高骈在天平军任职的政绩有这样的评价，“治郓之政，民吏歌之”。僖宗对于高骈为天平军节度使期间的行为也给予了肯定，认为“汶阳之日，政声洽平”。据《旧唐书·地理志》载：
隋置北海郡。开皇三年罢郡，置下密县于废郡城。大业二年，改为北海县。武德二年，于县置潍州，领北海、连州、……汶阳、……等十七县。(卷三八《地理志一》([3], p. 1453)
汶阳为今山东泰安西南一带，在春秋战国时期汶阳便长期属于鲁国，故懿宗用“汶阳之日”是想说明高骈于鲁地的任职，而高骈在鲁地的任职只有天平军节度使一职，所以“汶阳之日”便是高骈为天平军节度使期间。“政声洽平”则说明高骈在任期间颇有良绩，但史书对此记述较少，并无明确的史料说明高骈具体之政绩为何，仅可从以下两件事来侧面佐证高骈之政绩。
一是，高骈在任天平军节度使期间，天平军辖区曾发生变动，懿宗咸通五年时天平军增领齐州、棣州二州，但咸通十三年时齐州、棣州二州重新被划归为淄青平卢节度使。对于划归变动的具体原因，现今难以知晓，但唐朝在平定李师道后，曾将淄青平卢镇一分为三。据《资治通鉴》载，“以郓、曹、濮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朝廷此举之目的在于削弱原淄青平卢镇的实力，以防止淄青平卢镇的再次反叛。而现在又将高骈管辖下的齐州、棣州划归回淄青平卢节度使的辖区，或也是为了防止类似藩镇过于强大而反叛的问题发生。如若是这样，那这件事便侧面印证高骈治理下的郓、曹、濮地区实力有所增强，体现了高骈任天平军节度使的治理政绩。二是，咸通十四年七月唐僖宗即位不久，本年九月高骈被授同平章事。河朔三镇以及西川镇均是当时藩镇中的强者，刚即位不久的僖宗，对强藩心存忌惮，出于笼络之目的对其节度使长官加相职。所以，高骈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得以加同平章事，究其原因，或许为天平军的实力在高骈治理之下逐渐强大，已经不容小觑，以致僖宗即位不久也开始对其展现笼络的倾向，从而高骈得以授同平章事。
4. 坐镇西川
(一) 再次对抗南诏
唐僖宗乾符元年十一月时，南诏进攻西川，在唐军与南诏的对抗之中，黎州刺史黄景复曾在大渡河击溃南诏，但后因南诏援军及时而至，唐军此后便开始败退。所以在十二月时，高骈被调离郓州改任西川节度副使，负责布置和指挥与南诏对抗之事。乾符二年正月时，高骈在前往西川任节度副使的路途中，又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据《资治通鉴》载，“春，正月，丙戌，以高骈为西川节度使。幸巳，上祀圆丘；赦天下。高骈至剑州，先遣使走马开成都门。”乾符二年二月，高骈至成都的第二天便开始派兵遣将，制定对抗南诏的方案，并在大渡河斩敌众多，擒获了南诏酋长数十人。为以绝后患，高骈又在南诏入蜀的要道处筑城和修复城栅，并派士兵驻守，此后南诏也不敢再次入侵。《资治通鉴》载为：
骈至成都，明日，发步骑五千追南诏，至大渡河，杀获甚众，擒其酋长数十人，至成都，斩之。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又筑城于戎州马湖镇，号平夷军；又筑城于沐源川，皆蛮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数千戍之。自是蛮不复入寇([5], p. 8298)。
至于高骈为何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主要是因为高骈在此前任安南都护时，对抗南诏便曾屡次获胜，所以当南诏再次入侵，朝廷将高骈任命为西川节度使也是理所应当。
在高骈再次与南诏对抗的这场战役中，高骈的军事谋略才能得到更加突出的展现，如治军举措严格、行事雷厉风行、制定的策略更具智慧等等。高骈治军严格的一面，可从前黎州刺史黄景复因失守大渡河，被高骈腰斩一事上明了。虽然南诏被高骈所败后不敢入侵，并于乾符三年三月时遣使者向高骈求和，但小规模的盗边行为依旧存在。南诏的这种盗边行为也使高骈不满，在《全唐文》卷八○一中收有高骈的《回云南牒》，从牒文中的多处用词中也可窥见高骈对南诏不满的态度：
我大唐圣皇帝德配二仪……侵欺大国，荧惑元戎。戮仆之仪，须依古典，已军令处置。诏国前后俘获约十万人，今独送杜骧妻，言是没落，杜骧守职，本在安南，城陷驱行，故非没落。星霜半代，桎梏几年，李氏偷生，空令返国，杜骧早殁，不得还乡。……且杜骧官衔，李瑶门地，不是亲近。但王室疏宗，天枝远派而已。李氏并诏国木夹，并差人押领进送朝廷。是故牒([13], pp. 8429-8430)。
为发泄心中的愤懑，高骈便将其求和的使者斩杀，从中可见高骈行事雷厉风行。
高骈制定的策略具有智慧主要表现在筑成都罗城时，为防止南诏乘机入侵，而命僧人景仙入南诏，并扬言他将亲自巡边以迷惑南诏，最后成功平稳完工。高骈遣僧人景仙入南诏，劝说南诏归附唐朝并许妻以公主，主要因为南诏君主世隆自继位以来，便与唐王朝分庭抗礼，虽然被高骈大败，但也从未以符合藩属身份的礼节和态度来对待唐朝使臣。高骈考虑到南诏君臣皆崇拜佛教、笃信佛法，选派僧人景仙作为使臣，自然能够得到较为友善的对待，故而遣僧人景仙入南诏求和。当然，这仅仅只是缓兵之计，高骈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防止南诏在筑成都罗城时进行军事干扰。
(二) 治蜀名臣
自乾符元年十二月调任为西川节度副大使，乾符二年正月任西川节度使，到唐乾符五年正月僖宗紧急调高骈镇守江陵，高骈在西川任职整整有三年。据北宋名相吕大防所书《观政阁记》载，“秦、汉至唐，领太守、刺史节度使之职，有功绩可考，而画像存焉得二十八人者，别图于他阁而榜曰‘观政’。”也即二十八位治蜀名臣，而高骈名列其中之一。高骈在西川任职三年，主要采取了以下治蜀举措：
1) 修筑罗城
相传成都最初的城墙是张仪所筑，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尤其是在唐朝时期，成都作为一个大都市来说，其人口众多，而“蜀土散恶，成都比无垣墉”。并且，多次遭受南诏的入侵，对于成都城的破坏也是较为严重的。为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以及增强成都城的防御能力，修筑罗城势必而行。高骈修筑罗城一事于《全唐文》中所收高骈的《请筑罗城表》《筑罗城成表》两篇上表以及王徵的《创筑罗城记》中，均有较为详细的载述，《资治通鉴》中亦记此事。但对其所筑罗城的规模大小，史书记载不一。其中《创筑罗城记》及《资治通鉴》均载为二十五里，《北梦琐言》卷七《高崇文相国咏雪》与《唐才子传》均载为四十里，《全唐文》卷八七《奖高骈筑成都罗城诏》载为四十三里。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中，《西川罗城图记》记高骈筑罗城事亦甚详，对罗城的范围大小进行了说明，载为三十三里。而《谢立西川筑城碑表》中却载为三十六里，谢表一般存在对功绩美化的一面，所以在《谢立西川筑城碑表》中所提及的三十六里之说，可能就包含夸张的成分。故三十六里之说以上的也许是僖宗幸蜀后所再次扩展之后的，或是将旧城的里数增加进去一并算作高骈的功劳。而二十五之说则是没有计算拥门曲脚，所以数字较小。加之崔致远作为高骈的幕僚，对于高骈的功绩有一定了解，其所记载的应该也更为准确，故三十三里之说的可信度是最高的。
另据《西川罗城图记》中的崔致远自注：“筑版所费钱一百五十六贯，米一十九万石，皆由智计，不破上供。”但按费钱一百五十六贯，疑有误。“贯”字前当有一“万”字，不然太不合理。考《全唐文》中《奖高骈筑成都罗城诏》中记载花费的钱数为“一百五十万贯”。虽然关于成都罗城的大小说法不一，但高骈为筑罗城花费巨多是不争的事实。高骈所筑罗城在大量经费的支持下，亦变得愈加牢固，大大增强了成都城的防御力。即，“金汤既设，铁瓮如坚。控地道之莫能，徒云入寇……纵蛮再至，无计重图。”高骈在完成上述工程后，也被僖宗下令大加褒奖，于乾符四年“(高骈)进位检校司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浙西观察使等使，进封燕国公。”
2) 积极参与地方管理
首先，高骈坐镇西川时，积极行使其作为地方长官的职权，在《北梦琐言》中有关于高骈镇蜀之时，因巡边而寄宿于刺史衙的记载(卷三《高太尉决礼佛僧》([14], p. 49)，以及多起高骈对地方案件的处理和判决：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进刺血写经，聚众教化寺。所司申报高燕公，判云：“断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贝多叶上，不许尘埃；俗子身中，岂堪腥腻。”“宜令出境，无得惑人，与一绳递出东界。”所司不喻绳绞，赐钱一千，送出东郭，幸而误免。后卒于荆州玉泉寺。(卷九《刺血写经僧》([14], p. 188)
高燕公镇蜀日，大慈寺僧申报堂佛光见。燕公判曰：“付马步使捉佛光过。”所司密察之，诱其童子，具云：“僧辈以镜承隙日中影，闪于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逸文卷三《大慈寺佛光》([14], p. 416)
并据《北梦琐言》载，“唐高骈镇成都，甚好方术”。而佛教在蜀地十分兴盛，高骈为在蜀地推行道教，故对佛教存有抑制的一面，所以这些案件多是针对佛教僧人的打击。
其次，高骈还亲自参与到成都城的城市规划管理活动之中。高骈在筑成都罗城的过程中，亲自“规画地势，图版筑焉”，并使僧人景仙“规度”，“悉召县令庀徒赋役，吏受百钱以上皆死。”高骈的这些举措使罗城的建设工程进行得比较顺利，“役者不过十日而代，众乐其均，不费扑挞而功办”，仅花费三个月左右便顺利完工。除此之外，在修筑罗城的过程中，由于成都的土壤不适合版筑，高骈也创造性革新了修城墙的方式，由夯土版筑改为砖砌外墙。
3) 推行与南诏友好相处的策略
高骈在西川推行与南诏友好相处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西川的社会稳定。当高骈大败南诏军后，打算与南诏“讲信修好”，并多次提议和坚持与南诏和亲一事。乾符三年，高骈遣僧人景仙入南诏，劝说南诏归附唐朝并许公主和亲。但双方因礼节问题上有矛盾，所以并没有达成协议。乾符四年，高骈奏请僖宗商议与南诏和亲一事。乾符五年，南诏派大臣至京师请求和亲。但右谏议大夫柳韬和吏部侍郎崔澹认为，“远蛮叛逆，乃因浮屠(景仙)诱致，入议和亲，垂笑后世。骈职上将，谋乖缪，不可从。”高骈知道消息后，便上书僖宗与柳韬等人争辩，但僖宗仅“诏谕解之”。宰相卢携与郑畋对和亲一事也存争议，卢携支持和亲之策，而郑畋反对和亲，并在朝堂上大吵起来，后僖宗将二人的相职均罢免。高骈移镇荆南后，南诏再次遣使者入朝议和亲一事，高骈仍“持前请”，支持和亲。后高骈又移镇镇海，并上书弹劾崔澹等人阻止和亲一事，而僖宗“蒙弱不能晓”，又再次下诏调和了事。广明元年时卢携再度任相，与南诏和亲一事在此时也有了一定的推进。卢携等人对当时唐朝内外的情况分析，道出了与南诏和亲的必要性，最终僖宗也决定与南诏和亲，并“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许婚”。从高骈遣景仙入南诏到决定与南诏和亲达成，持续了六年之久。
5. 小结
高骈任职淮南前政绩突出，主要有以下：一是高骈任职安南期间，拒蛮军、收复交州，并被任命为首任静海军节度使。经略安南四年多，深得安南百姓信服，在交州当地百姓为其立生祠，并有“高王”之称。二是高骈任天平军节度使期间，在任近六年，“治郓之政，民吏歌之”。但碍于史料欠缺，对于高骈在其中的具体政绩难知其详。三是高骈任西川节度使期间，在任整整三年。期间，高骈与南诏对抗、修筑罗城、积极参与地方管理事务，以及推行与南诏友好相处的策略，为西川的社会稳定作出了较大贡献，是“观政阁二十八位治蜀名臣”之一。
政绩是高骈一步步走向高位的阶梯，正是因为有了之前的政声积累，高骈之后接连被朝廷委以重任。在乾符六年十月，高骈被僖宗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并充盐铁转运使；在广明元年三月，因王铎讨伐黄巢无功，高骈接替王铎，被授诸道兵马行营都统，统领诸军讨伐黄巢。朝廷将淮南如此重要的地区，以及利权和兵权都交于高骈，足以看出朝廷对高骈的倚重。而后当高骈出现离叛行为时，僖宗虽对其多有不满，但依旧将他视为挽救唐朝的一缕希望，并施以笼络。如高骈自其大将张璘在与黄巢军作战之中战死后，消极抵抗黄巢军，多次不出兵之时，僖宗却授予高骈以皇帝名义墨敕除授官员之权；在中和元年时，僖宗也曾下诏为高骈在广陵立生祠和树德政碑([15], p. 246)。
唐朝后期局势混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争不断，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而僖宗在此时，授予高骈多个重要职位，以及当高骈的一些行为引发僖宗不满后，依旧对其存有笼络之意，主要是因为高骈的政治、军事才能，这些才能在高骈的政绩中颇有展现。高骈的政绩不应被忽视，关注高骈于淮南任职前的政绩，也能更好地诠释唐朝后期为何重用高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