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845年，卡尔·马克思遭遇法国政府驱逐。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这部著作意义非凡，为其后续理论构建奠定基石。他以批判视角剖析费尔巴哈哲学，从实践、主体认知等多维度革新传统思维，为当时哲学界注入全新活力，推动理论迈向新高度，为工人运动的理论探索照亮了前行方向。尤为突出的是，《提纲》高频次聚焦“实践”这一关键议题，反复阐述与之相关的深刻观点，为当时乃至后续的社会变革注入了源源不断地动力。正如恩格斯在“序言”中说：“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1]其中尤其是关于新唯物主义实践观的论述，对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提纲》在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但后期一经问世就犹如璀璨的星光，指引每一位哲学家前往追求实践真理的道路上。时移世易，步入当下社会，在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依旧熠熠生辉，持续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输送强劲动力，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关键力量。
2. 实践观的哲学演变
2.1. 古代哲学中实践观的萌芽
回溯古希腊哲学的演进之路，亚里士多德作为实践哲学的开创先锋，对人类多样的行为模式予以条理化梳理，划分出理论、实践与创制三个范畴。就理论维度而言，它着重体现为人类探索自然内在普适法则的思维实践，是一种向着未知掘进，试图揭开宇宙规律面纱的纯粹求知行径。实践层面，则聚焦于人们对个人德行的涵养雕琢以及对社会政治公平正义的执着追寻，凭借切实行动让理想中的善与公正落地生根。而创制领域，本质上是关乎满足日常生产、维系生活必需资料得以产出的劳动付出。
进一步探究会发现，理论与实践活动有着鲜明的“以己为贵”特质，它们将自身的持续深化、完善当作终极追求。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哲学的目的是让人变成好人[2]。他认为实践是指向人的善和幸福的活动，如政治、伦理等行为，其目的就在于活动本身。这种对实践的理解强调了实践与人的价值追求的内在联系，但此时的实践观总体上还局限在道德和政治实践的范畴。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体系里，理论哲学将浩瀚宇宙作为探究的标靶，聚焦于探寻第一原理——那统摄着世界运行的普遍规律。他认定此第一原理为至高无上的善，只是未深入阐释其与人类现实生活实践的内在关联。
在人类丰富多彩的活动图谱中，道德与政治毫无疑问地被纳入实践领域，它们宛如基石，构筑起人类生活的坚实大厦，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与之类似，理论活动不过是这众多活动形式里的一支，并不具有唯一性。但若是转换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视野下进行观察，便会发现理论活动被赋予了崇高使命，其研究对象恒定、具有超越的永恒性，然而这种恒常与永恒也意味着极高的认知难度，正因如此，他将其视作人类所能触及的最崇高活动形式[3]。也就是说，从亚里士多德的视角来看，理论活动在他心中占据着极高地位，属于人类追求的至高善，可其探究难度也超乎寻常，这就致使他围绕生活实践展开的诸多思考带有鲜明的形而上学特征，深陷纯粹思想理论的泥淖，难以突破抽象思维的禁锢，无法切实扎根现实，达成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落地效果，与真实的生活实践产生脱节。
2.2. 康德的“实践理性”
在德国思想发展的长河中，伊曼努尔·康德堪称一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杰出代表，其深邃且独到的思想体系，如同一颗投入湖中的巨石，在近代西方哲学的水域激荡起层层涟漪，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其中有关实践理性的阐述部分，宛如一座蕴藏丰富的学术宝藏，极具挖掘与探讨价值。康德提出的“实践理性”，指的是实践领域中的理性，它与理论理性相对，功能在于规定道德和善，并告诉意志该怎么做。其认为实践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通过实践理性人能够实现自由和道德自律。根据康德的理解，人尽管是生活在经验世界的一个有限存在者，但是人有着独特的道德意识和自由意识，他能够意识到超越自然规律之外的道德法则，并且有能力主动地对抗自然规律的作用，而人作为自由的行动者的源泉并不是人在经验世界中形成的关于自我的经验性感觉，而是人的“本体自我”(noumenalself)，它位于经验领域之外[4]。在他构建的理论体系里，担当实践主角的，是被赋予理性光芒的个体，而实践所指向的客体，则是具有绝对权威的道德律令。康德曾倾尽全力，试图化解主体与客体之间潜藏的矛盾冲突，期望达成二者的和谐统一。但遗憾的是，一番努力之后，也仅仅实现了外在形式上的融合，从本质上讲，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依旧深陷于一种僵化、对立的困境之中，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内在统一。康德只在道德的范畴来看实践，而没有从现实的实际生活中来验证实践，即改造客观世界。这就造成了他只将道德性的实践活动看作是真正的实践活动。而就实践活动的范畴而言，技术性实践有其特定的运行规则，这些规则的设立需以道德实践性活动所遵循的规范为准绳，确保技术层面的实践行为不偏离伦理正道，从而使二者在协同发展中推动整体实践领域有序前行。康德认为实践的最终目的是达到“至善”的道德目标，即德行和幸福两个方面。但他自己也意识到，在现实世界道德与幸福是不一致的，因此需要假定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来保证善恶报应和因果循环，以此来实现道德与幸福的统一，将“至善”的实现推到彼岸世界。这样一来，关于幸福是什么，人们并不能从实践中得到，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到达不了的世界，使得康德走向了抽象的意志和精神活动。
2.3.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实践观
在诸多学者看来，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宛如一座巍峨高峰，矗立在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巅峰之地，其影响力辐射范围极广，就连马克思的理论发展轨迹，亦深受其思想的润泽。在黑格尔眼中，实践绝非寻常行为，而是观念达成自我实现的必由之路，是理念迈向现实的动态过程。与此同时，他将客观世界视作精神异化后的外在呈现，认为其本质源于内在精神力量的投射与变形，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后续哲学探索的走向。也就是说，实践的本质和基础被归结为精神性的东西，而非现实的、物质性的人类活动。他提出了“客观精神”的概念，认为法律、道德、艺术和宗教等文化形态是精神在外在世界的客观化[5]。相比于康德，黑格尔反对自我意识的绝对化和固化，但是他仍然没能彻底的解决实践的问题，仅仅是发现和提出了问题。黑格尔提出“实体即主体”这一开创性论断，驱动绝对精神开启自我演进之旅，就像为“概念的僵骸”注入蓬勃生命力，达成“实体向主体蜕变”以及“主体向实体扎根”的双向交融，成功冲破自古希腊绵延而来、凝滞刻板的“实体本体论”旧有思维范式，为哲学发展蹚出新路[6]。但他对实践的理解仍不够全面，例如，他将实践等同于抽象的精神劳动，在相关理论探究中，存在一定局限性。对物质生产实践这类关键实践形式未给予足够重视，没有深刻洞察到物质生产实践实则为人类所有活动筑牢根基的这一本质属性，未能全方位认识到其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维系各类活动有序开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与决定性作用，它是人类开启其他活动的前提，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发展输送动力，堪称最为基础性的实践类别。黑格尔认为世间所有的哲学都将在他这里终结，即黑格尔哲学才是真正革命的哲学——“最后的哲学”。黑格尔所说的哲学终结的真正意义在于，哲学最终要走向实践，但是他的“实践哲学”仍然将绝对精神，理性等作为实践的主体，而非现实中存在的人，因此他依然在主观的世界中绕圈子，没有将实践带到客观现实中，从而导致了黑格尔的实践是唯心主义的实践。但即便如此，不可否认的是黑格尔的实践哲学观点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使得马克思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向前探索，为其之后创立科学的实践观提供了帮助。
2.4. 费尔巴哈的实践观
费尔巴哈的实践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完成的。他对黑格尔晦涩神秘的抽象思辨深感不满，进而将关注视角转向人，诉诸感性直观的方式去剖析。然而，遗憾的是，他在探究过程中脱离了社会实践这一关键维度，单纯地将人视作游离于现实情境之外、孤立存在的抽象个体，而非扎根于日常生活、有血有肉的真实存在。如此一来，他难以精准把握实践的内核与深远价值，也无从洞察实践在社会关系孕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得其理论在这一关键环节存在重大缺失。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中提到：“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7], p. 499)。换而言之，在费尔巴哈的认知架构里，实践被狭义地归结为与动物适应周遭环境相仿的本能性举动，全然未触及实践活动本质——它是人独具一格、满载目的、蕴含意识的能动作为，是人类凭借主观意志改造世界、驱动发展的关键力量。未能足够重视人作为实践发起者，于实践进程里所能激发的主观能动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理论体系的不完备。但他仍然完成了将唯物主义带到大众视野面前的历史功绩。从哲学流派归属来看，他当属唯物主义阵营，且是较为纯粹的那一类，只不过其秉持的唯物主义带有消极、被动以及机械性的特质，在对诸多哲学问题的解读与剖析上，呈现出与积极、能动的唯物主义截然不同的路径。在费尔巴哈的观念里，唯有借助感性认知途径所触及的实体，方能被视作真正具有本质意义的存在。相较于以往抽象、艰深的古希腊哲学以及古典哲学体系，感性认知模式独具优势，它能够更为鲜明地彰显人类与自然界之间那种别具一格的内在特质，让二者的特殊关联性以一种直观可感的方式呈现出来[8]。也就是说，人是感性动物，在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都是人类用感性器官感觉到了的存在物，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心外无物”，他将“人”放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客体只有在被人的感性器官感觉到了后，才会具有价值。马克思的伟大创举在于，以费尔巴哈实践观中的合理部分——唯物主义要素为基石，对其展开深入探究与拓展延伸。他突破传统思维局限，将静态、孤立的认知模式转化为动态、关联的辩证视角，赋予唯物主义以能动性，由此催生出全新的理论成果——辩证且能动的唯物主义实践观，为哲学发展开启全新篇章。
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新实践观的内涵
3.1. 实践是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现实基础
费尔巴哈强调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其中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但由于他不懂得社会实践，从而脱离了人的现实生活，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中。马克思指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9], p. 134)”。旧唯物主义离开实践讨论人和环境、教育的问题，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表明，人与环境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作用关系。人与动物区别的关键特征在于，动物只按照自己的本能生产，而人在实践活动中可以表现出能动、积极、自主的状态，人不仅能适应环境和接受教育，而且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教育和环境。其中马克思提到的实践指的是革命的实践，是能够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结构和人类生活条件的能动性活动，例如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国家性质的变革等等。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之上，认识到了正是由于感性的活动本身，才使得人作为实践的主体能够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劳动，作用于客体，而客体也在与主体的互动中被赋予新的意义与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客体的复杂性促使主体不断提升自身实践能力与认识水平，而主体能力的提高又进一步推动对客体更深入、更广泛的实践改造。也就是说，唯有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统一与协同发展。
3.2.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主张从感性的、现实的人出发来地看待人的本质，但他撇开了人的历史发展，想象其是自然个体，即不属于任何社会的“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7], p. 501)，使得人的存在极其抽象。马克思摒弃了费尔巴哈孤立的抽象观念，将人的本质放在了更为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并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 p. 135)。”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个人，不仅仅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而且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人的社会关系又是通过现实的劳动而建立起来的，所以不同的实践劳动水平决定了不同的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但是个体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更是社会关系构建及演变的核心要素。在劳动以及其他各类实践活动里，人们不但重塑了外部世界的模样，同时也于这一进程中持续锤炼自身的能力，雕琢自身的需求与渴望。这种双向的雕琢过程，让个体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了紧密且多元的关联，不同的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随着人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人们的社会关系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人的本质也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所提到的社会生活并不是某种单一的模式或框架，相反，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及多样性，每一个人都因为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而被定义为现实的人。
3.3. 新唯物主义实践观对旧实践观的超越与发展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9], p. 134)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只看到了外界客体对人的意识的影响作用，而没有看到人能动的实践活动对客体的影响，最终走向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则过分夸大了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否认了意识活动的物质基础，只是抽象的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只停留在观念地改变对象或建构个体，没有实际的变革世界，所以使得人们无法正确认识现实社会，认识实践。费尔巴哈的功绩在于，肯定了外部世界对人类思维的决定作用，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是第二性的，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人的思维意识是客观物质的反映，使得唯物主义哲学恢复了应有的权威。但他没能真正理解人的实践活动，把人看作了孤立的抽象个体，无法实现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与创新，一方面肯定了世界是物质的，回答了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论述了唯物主义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摒弃了抽象的人的观念，提出了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并将实践带入社会历史领域，即进一步将唯物主义带入社会历史领域，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为人们正确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科学展开实践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观理论的当代价值
4.1. 以实践为基础，推动理论创新
《提纲》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对实践观的阐述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进入新时代，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创新是我党的重要法宝。从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社会领域的民生工程建设，从科技创新的自立自强到生态环境的系统治理等诸多实践活动，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和鲜活案例。通过不断总结实践，我们得到了乡村产业融合理论、乡村生态宜居建设理论等，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稳定发展。这既是契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之举，更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注入动力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10]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践第一，根据实际变化情况做出的科学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在新时代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同时在世界的舞台中，中国正积极作为，凭借自身深厚积淀与前瞻视野，将蕴含东方智慧的精妙方案呈献给全球治理的宏大议题，为世界秩序的优化、国际难题的破解注入源自华夏大地的蓬勃力量，助力全球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4.2. 以实践为基础，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提纲》中马克思的实践观对于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时期，党中央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科学制定政策举措，促使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采取基于实践、逐步探索的方式进行。其核心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践观应用于国家发展的大事小情中，不仅仅局限于思维的构想与理论的研讨，更要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丰富多彩且波澜壮阔的实践活动中去，要注意从实践中学习、总结经验，并据此调整和优化政策。只有紧紧围绕实践，让实践成为一切决策与行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才能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进入新时代后，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决定性意义[11]。全面深化改革本身就是以实践为基础进行的一次深刻的改革，它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符合现实存在发展的需要，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途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时代演绎。从深圳的“改革试验”到长江的“生态革命”，每个重大突破都印证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法则。这些扎根中国大地的实践创新，不仅重塑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的内涵，更通过制度化的理论输出，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可操作的中国范式。只有紧密围绕实践，让实践成为一切决策与行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真正契合时代需求与人民期盼，持续稳健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奋勇前行，书写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
4.3. 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 p. 502)新时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进入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现实的良性互动，攻克一个又一个实践过程中的难题。例如在科技自主创新的实践方面，华为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没有犹豫也没有退却，而是通过实践探索突破“卡脖子”的困境，实现关键技术自给自强，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想要实现复兴的决心；在脱贫攻坚的实践方面，干部与群众并肩作战，依据各地不同的地理人文情况，精准制定脱贫策略并付诸行动。这一桩桩鲜活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新时代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身，并积极投身于实践，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
马克思在《提纲》中关于实践的论述在中国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背景、社会环境中得到了独特的运用和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当代中国最生动的诠释。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党中央精准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使之紧密贴合中国发展的实际国情，在实践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化为强劲动力，驱动国家发展巨轮破浪前行，不断跨越重重艰难险阻，向着既定目标稳步迈进，筑牢发展根基。实践有力证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赋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效斐然，而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守、创新与践行，亦是不负所望，两者相得益彰，携手共创辉煌未来。
5. 结语
《提纲》虽然只是一个笔记，但它却阐述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点，在新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实践观堪称其根基性观点。它宛如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思想枷锁，冲破二者局限，为哲学探索开拓出一条道路，给予方法论层面更为完备的指引。一旦脱离实践视角，试图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其精神本真便成了无本之木，更遑论洞察这一伟大思想体系带来的革命性蜕变。换言之，实践观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开启其理论宝库的关键密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至今，始终强调实际情况的决定性作用，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新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国情相符合的科学思想。总之，《提纲》所蕴含的实践观意义非凡。于理论维度，它为后世开拓了崭新的思想航道；于实践层面，其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演进历程中，构筑起极为关键的哲学根基。这种深深扎根于实践的思想范式，在中国独特的实践环境中得以全方位、多领域地运用与拓展，彰显出极具深度与广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效能。在持续的实践摸索与经验凝练进程中，中国成功塑造出契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样式，为全球社会主义事业呈上独具特色的中国智慧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