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学者在探讨王阳明的工夫论时，普遍的看法是《大学》里提到的“致知”概念，是王阳明“致良知”理论的来源。王阳明的理论受“致知”概念影响颇深，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大学》并非只有“致知”概念影响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除“致知”外，“诚意”这一概念也对阳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诚意”这一概念在阳明的工夫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源自于《大学》。1学者往往忽略了“诚意”，而只研究“致知”。尽管王阳明深受朱熹思想的影响，并以《大学》为基点展开其工夫论的探讨，但其工夫论与朱熹的工夫论存在显著差异。
由此出发，本文尝试从“诚意”着手，对“诚意”概念进行分析，研究王阳明的工夫论。
通过与朱熹工夫论的对比，揭示阳明理解的“诚意”与朱熹所说的“格物”之间的差异，试图挖掘阳明的工夫论更深层的内涵。
2. 宋明理学中的“诚意”概念
“诚意”出自《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诚意”并非是王阳明最先注意到的，在其之前便有很多儒生注意到这个概念。如杨时提出的“格物所以致知”被朱熹进一步发展，而“以诚意为主”的观点影响了王阳明([1], p. 112)。杨时的格物说融合了理学与心学的元素，既强调“格物”作为道德修养和实践的途径，也认为“诚意”是格物的核心。陈贾指出，近世士大夫中有所谓的道学者，他们强调正心诚意和克己复礼([1], p. 8)。他指的就是张载和程颐的学问。程颢的修养方法强调“诚敬”，他提出“诚”的积极涵养，认为诚敬存养无需处处防检。程颢补充孔子的“居处恭、执事敬”观点，强调执事时应敬而不矜持过度([1], p. 67)。又如周敦颐认为，“诚”代表人的本性，是至善且静止不动的；“诚”是无为的，“诚”不仅仅是人的本性，也是最高的道德原理([1], p. 42)。谢良佐不认同程颐“主一之谓敬”的观点，而是认为“诚是实理，不是专一”。谢良佐对于“诚”的理解强调内在自然流出，与程颐注重外在规范不同([1], p. 103)。朱熹也讲“诚意”。只不过在朱熹其理论体系中，“诚意”要在“格物致知”之后。
对于“诚意”的理解，亦须回归《大学》。《大学》一共十一章，第一章是经，二到十一章是传，是解释第一章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经传体结构。经过朱子整理过的《大学》改本次序是非常合理的：先讲明明德，接着讲新民，接着再讲正于至善。第四章讲“听讼吾犹人也……此谓知本”，这是在讲本末。第五章是“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朱子认为这段话是《格物致知章》残留下来的一句。古本《诚意章》被放到三纲领前面，在朱熹看来不合理。所以朱熹认为，《大学》古本应该是有错简的。
但阳明认为《大学》古本完整无缺。于是他从古本《大学》出发，强调“诚意”，并以此融入自己的工夫论中。他说：“……意诚，则心无所放而可正矣。格物如格君之格，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1], p. 1316)当通过“诚意”，实现“致知”后，人心就不会被外界所迷惑，“正心”便产生。“格物”就像纠正君王的错误一样，是为了纠正不正确的事物，使其回归正道。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心中亘古不变的真理，无需依赖繁复的经文和学说。“良知”具有自我认知的特性，能够不假思索地知晓事物，简易地识别困难。人应专注于内在“良知”，外界的善恶自有“良知”来评判，无需外在知识的介入。“诚意”的工夫论，是阳明寻求一种新的“格物穷理”说的结果。
3. 与朱熹工夫论的差异
宋代理学家将《大学》从《礼记》重单独提出，并给予高度评价，使其地位与《论语》《孟子》相当。程朱一脉的理学家认为，《大学》的核心实践观念是“格物”和“致知”。理学家们认为这两个观念是新儒家认识论和修养论的基础。自程颐重视“格物”以来，程朱一脉的理学家都将“格物”作为自己理论的重要概念，并对其加以阐释([1], p. 88)。“格物”最终在朱熹那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即“格物致知”说。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一个递进的阶次，“格物”是入手处，若论知行的轻重，那一定是行重于知([2], p. 148)。朱熹强调要先去明道理，明白道理以后再用“诚意”工夫，把所知的道理付诸实践。在朱熹那，“格物”是指深入探究事物的道理，通过格外界之物，人的知识得以完备。“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指通过研究事物获得的知识扩充，而非独立的认识或修养方法([1], pp. 140-141)。朱熹认为，没有对事物的深入研究，主体自身无法扩展知识。朱熹提出理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格物的对象非常广泛，包括宇宙本体到日常事物。格物的途径多样，主要包括阅读书籍、接触事物和道德实践。
王阳明认为朱熹这是向外求的工夫，他指出理要向内求。王阳明从古本《大学》出发，指出朱熹编的《大学》与古本不同，其在条目上的顺序，亦与古本《大学》有偏差。王阳明认为朱熹编校的《大学》和古本《大学》的偏差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学》的第一句。朱熹版本的《大学》，第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古本《大学》第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两者的区别在于“亲”和“新”不同。阳明认为当认同古本。二是《大学》所列条目的顺序。朱熹版本的前四条的顺序是“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阳明认为顺序应当倒过来，先“正心”、“诚意”而后“格物”、“致知”。王阳明认为“意”是“良知”的体现，是“良知”被激发后的状态。他强调“意”与“良知”本体紧密相关，“良知”是意识产生的基础。“诚意”和“格物”在王阳明的哲学中是相互关联的，“格物”的首要步骤应是“诚意”。阳明与朱熹不同，谓第一事为圣人之事，第二事为贤人之事，第三事乃学者之事。回归儒家，成为儒学“圣贤”是王阳明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4. 王阳明“诚意”工夫
王阳明心学思想的落脚点，是以“致良知”为完整形态的道德实践。他认为，“良知”是最高的道德原则，是人心本性的体现。王阳明认为通过内心修炼，人们可以认识到自己的“良知”，即“工夫–本体”的“上达”道路。再通过实践，实现“致良知”，即“本体–工夫”的“下贯”道路。“上达”即现实经验转化为抽象理论的过程，“下贯”即抽象理论转化为现实经验的过程。宋明儒学家大多重视“上达”，重视“下贯”的莫过于阳明。而阳明“下贯”的重点，是“诚意”的工夫。
4.1. “诚意”以“格物致知”
王阳明指出，《大学》的修养功夫核心在于“明明德”，而“明明德”的关键在于“诚意”。要做到“诚意”，而后才有“格物致知”的功夫。以“诚意”为根本出发点来实践“格物致知”，这样的工夫才有着力点。他认为“诚意”在“致知”之前，“致知”的关键只是一个“诚意”。他说：“其本则在修身。知修身为本，斯谓知本，斯谓知之至。然非实能修其身者，未可谓之修身也。修身惟在诚意，故特揭诚意，示人以修身之要。”([3], p. 1316)“致良知”是代表着阳明心学的完成，体现了“良知”的自我转化和超越。通过直觉反思实践，认识到“良知”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意义生成依赖于“良知”。阳明通过自我反思，超越道德自我，达到无善无恶的绝对精神状态。阳明“诚意”的工夫路径强调消解私我，实现本体的通透澄澈和内心的圆融。最终实现了超越的内圣之境，泯灭了主客体的分别。
在阳明看来，朱熹的学说终究缺乏根本依据。阳明的工夫论的目标，是成为儒学所说的“圣贤”。他认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真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3], p. 44)如果必须额外添加“持敬”的要求，为何孔子门下的原始儒家偏偏遗漏了这个最重要的字，要等到一千多年后才需要后人补上呢？这正是因为以“诚意”为根本时，本就不需再添加“持敬”的要求。之所以特别提出“诚意”这个概念，正是因为这才是做学问的核心关键所在。王阳明认为若不能体察这个根本，则与《大学》原意去之甚远。
他反对道教的求仙之术，同时也说明了《悟真篇》为误传，这一点在《书悟真篇答张太常二首》中有所体现。“悟真篇是误真篇，三注由来一手笺……误真非是悟真篇，平叔当时已有言”([3], p. 820)诗中指出《悟真篇》是误导人的作品，其错误观点导致了错误的流传。王阳明认为《悟真篇》的错误并非始于薛紫贤，而是更早的张平叔。诗作强调了人们因情欲而迷恋错误的教义，质疑那些追求玄学的人是否真正理解了真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唯有儒学自身的修身工夫才是成为圣贤的正确方法，依靠“诚意”的工夫，自然就能“致知”。
4.2. “诚意”以“修身正心”
对于“真心”一事，阳明曾说：“存其心者，未能尽其心者也，故须加存之之功”……故曰“此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3], p. 49)这段话在《孟子·尽心上》篇的基础上，对《中庸》进行了阐发。《孟子·尽心上》篇章中详细阐述了尽心、知性与知天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王阳明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对《中庸》中“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的论述进行了阐释。存心是修养的第一步，但仅存心还不够，必须持续努力以达到自然存心的境界。“知天”意味着像了解地方官员一样了解天意，将天的事视为己事，实现与天的合一。“事天”则如同子女对父母、臣子对君主的侍奉，仍保持与天的二元关系。天赋予我们的本心和本性，即“良知”，我们必须“存之”，要时刻保持“诚意”的工夫，不可丢失或损害。
王阳明认为通过“诚意”的工夫，心与物可以达到结构上的统一。他说：“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3], p. 86)“诚意”和“正心”在王阳明的哲学中是相互关联的，若人们能同时保持“诚意”和“正心”，便能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人。其重点在于使心达到“至诚””的状态，而非所从事的具体事务。王阳明认为“意”是“良知”的体现，是“良知”被激发后的状态。他强调“意”与“良知”本体紧密相关，“良知”是意识产生的基础，而“正心”是“良知”不被遮蔽的包行政。阳明的工夫论的目标，是成为儒学所说的“圣贤”([3], p. 347)。
在王阳明的哲学中，“意”与“心”相互关联，“意”的出现意味着已经有“正心”存在。“神明吾心”是王阳明对心之本体达到圣人境界的描述，少年时期的王阳明立志成圣，经历“五溺”后，通过心学找到了成为圣人的途径。王阳明的“诚意”工夫，是在批判朱熹“格物致知”论而来，将朱熹所言之认知转化为天理“良知”，以契合陆九渊之本心论。阳明之学开始于朱熹，而归宗于陆九渊。从而阳明学说亦可视为朱陆思想之桥梁。王阳明指证性善之论法，皆上有所承于《大学》《中庸》之义，而为孟子所倡性善论之更进一步之发展或新形态之表现。阳明亦提出“乐为心之本体”之观点([4], p. 74)。因此，理学家之终极追求，实与孟子无异。王阳明所说“良知”的好恶，就是孟子所提出的是非之心中的“是非”。
4.3. “诚意”以达“知行合一”
王阳明坚持《大学》古本的原因是为了建立知行合一的本体。知行合一的实现依赖于诚意的工夫，诚意是知行统一的关键([5], p. 264)。慎独是达到诚意的方法，通过慎独的长期实践，知行才能真正合一。诚意的程度应如对恶的厌憎和对美德的欣赏一样真诚，以确立知行本体。知行不再统一的原因是人欲的隔断和污染，去除人欲后，知行本应自然合一。
王阳明认为，通过“诚意”的工夫，使知行一体，此时的即呈现“良知”本体。“良知”本体具有“致知”的普遍性。当被问及道教的元气、元神、元精概念时，王阳明认为这些概念本质上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王阳明回答：“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非有二也。”([3], p. 70)道教认为元气、元神、元精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与元性、元情合称为五元。王阳明认为精、气、神是“良知”的三种表现形式。依靠“诚意”的工夫，使“良知”呈现，便可以消解道教的这些概念。
王阳明的工夫论中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方法，但并不意味着他偏离了儒学立场。明朝时期三教合一的思想趋势和王阳明个人对佛道思想的深入了解，是其学说中出现这些术语的原因。在《海日先生行状》中，王阳明也感慨，海日先生已倒向了道教的“神仙之道”，阳明心学的理论已无用武之地：“……今皆去此，而槁然独往于深山绝谷，此与死者何异？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圣贤之学所自有。吾但安乐次导之。今公已无恶死悦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术无所用矣。”([3], p. 1553)这里的“术”，就包含了“诚意”的工夫。
王阳明认为古代至人拥有淳厚的德行和凝练的道行，能够和谐地顺应阴阳变化和四季更替，实际上是其天赋使然。“然则呼吸动静，与道为体，精骨完久，禀于受气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强也。”([3], p. 887)他们超脱世俗，精神集中，能在天地间自由游走，视野超越常人，如广成子和李伯阳般长寿不衰。后世的拔宅飞升和点化投夺等奇术被视为秘术，与自然之道不符，难以达到真正的长生。“良知”的发用，自当须先经历“诚意”的工夫。
5. 结语
阳明继承了先儒的工夫论，在回归古本《大学》的基础上，利用“诚意”的工夫论，构建了以“良知”为核心，以“致良知”为完整形式的心学体系。其以“诚意”为主的工夫论，代表了儒学“下贯”工夫论的新阶段。《大学问》中“诚意”被解释为根据“良知”的引导去实践善行或去除恶念。王阳明认为只有通过正心诚意的工夫，才能够实现“致良知”。“诚意”学说在王阳明的解释下，实际上演变为“致良知”学说的核心。王阳明的“诚意”说与“知行合一”学说紧密相关，强调一念之善应立即付诸行动。
阳明“诚意”工夫的形成，受包括儒释道在内的各种复杂因素影响，重视“天”和“人”相协调，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特点。它强调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阳明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一种完善的道德人格的建立上，因此，阳明的“格物”也当然是从减担子出发，客观知识的寻求至少不是首要的。阳明强调《大学》古本的原因在于，《大学》古本以“诚意”为先。以“诚意”为先，阳明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知行并进之说([3], p. 47)。如果上来先讲“致知”，则知行并进之说便没有了着落。因为以“致知”为先，则意味着“知”和“行”并非同步前进。从孔子的仁爱之道到庄子的逍遥之游，再到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中国哲学重在探讨生命的价值。王阳明的“诚意”工夫，没有背离儒家的立场，其归宿仍是“修身”“齐家”，更进一步则“治国”“平天下”。
NOTES
1《大学》中共列出八个条目：1. 格物 2. 致知 3. 诚意 4. 正心 5. 修身 6. 齐家 7. 治国 8. 平天下(顺序依据朱熹编校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