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的第一部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块瑰宝。《狂人日记》创作于新文化运动期间，作为唤醒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一声呐喊，对当时的封建传统礼教提出了辛辣的批判。因此，在提倡文化自信的当今，对《狂人日记》的英译研究，更有助于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在艰难时刻的历史和文化精神。而译者作为传达中国文化的媒介，将原文转换为其他语言传播与交流，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随着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翻译不仅仅是将文本进行语义上的转换，而是“译者、读者、作者、接受环境之间相互指涉相互制约从而促成翻译活动的整体性”[1]，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就应运而生。查明建、田雨(2003)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2]。由此，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性出现在翻译过程中的方方面面，译者需要充分理解原作，对原作的内容、文化等诸多要素进行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
因此，译者首先要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对原文的内容进行表达，不仅要做到“意会”，也要准确地“言传”。论文将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威廉·莱尔两个译本为例，以译者主体性角度，从词汇选择、语言风格和文化内涵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两个译本在理解和表达上的特点。
2. 《狂人日记》及译者简述
2.1. 《狂人日记》作品解读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开山之作。小说通过“狂人”这一疯狂且看似夸张的形象，来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真相。在小说中，“吃人”是双关之语，不仅表达当时封建社会中，所发生的真实的吃人肉事件；同时也表达封建礼教对人的各种压迫、戕害[3]。小说主人公“狂人”借助他的独特视角，将封建社会中出现的两种“吃人”现象融合在了一起，传达出他内心真切的焦虑、恐惧与悔恨，而这也是作者对于当时社会的深刻感受。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其作品中运用的“艺术创作形式丰富多样，艺术创作手法比较多变”[4]，引起读者对当时社会的深刻思考。而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将“狂人”的所见所感以“日记”形式展开，采用这种“相对断残、杂乱、无序的叙事方式”[5]，但是却与“狂人”这位精神病患者，在“吃人”的封建礼教下，无比恐惧且紊乱的思想状态相吻合。但是，鲁迅小说这种独特的叙事风格，以及现代白话小说简练的语言风格，对译者的理解和表达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2.2. 译者与《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因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引起了众多译者的关注。文章选用杨宪益、戴乃迭和威廉·莱尔所创作的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杨宪益和戴乃迭堪称中国翻译界的“神雕侠侣”，他们致力于传播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力量。而威廉·莱尔作为美国著名的翻译家、汉学家，对鲁迅独具一格的文学风格也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朱珊(2021)基于语料库对两者译文中的翻译风格进行对比研究，认为杨戴译本更简单易读，而莱尔译本更具文学性[6]。彭继明(2021)则从异化视角分析，发现莱尔译文的异化程度高于杨戴译文，保留了鲁迅作品的异质性[7]。对于杨戴译本中隐含义词句的研究，殷健、冯振洋(2021)发现其倾向于“求真”[8]，力求完整传达译文的意思和中国的思想文化。而朱振武、谢泽鹏(2017)通过对莱尔鲁迅小说译本的分析，认为莱尔本人的翻译理念更强调“善于发挥译者主体性，以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为考量，并适时地灵活变通，从而增强译作的可读性与流畅”[9]。
正是因为两位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和策略看法的不同，所以在译本的呈现上也大相径庭。下面，论文从词汇选择、语言风格和文化内涵三个方面，选取小说中具体的例子，对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3. 两译文对比分析
3.1. 译者的词汇选择
词汇是构成小说文本的基本要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有时选择不同的词汇，而这也是最能反映他们对原文的理解。通过两个译本中词汇使用的对比，可以看出译者的不同翻译策略对于他们译文的影响。
(1) ……还当“食肉寝皮”。[10]
小说是以“狂人”的日记形式展开的，这一例子出现于日记的第五节，以“狂人”的视角诉说狂人大哥对“吃人”的看法。他在封建文化侵蚀下成长，因此对于“吃人”现象习以为常，甚至觉得还不够解气，要食其肉，寝其皮。对于这一典故的翻译，两位译者都忠实呈现了原文的信息，但是在用词方面稍有不同。两位译者对于“寝皮”处理并不一样。杨戴夫妇采用直译的方法，用“his hide slept on”[11]，选词上采用了“hide”(词典为“兽皮”的意思)对于此处也并没有特别处理。不同的是，莱尔采用更为生活化的方式进行翻译，他选取“his skin used as a sleeping mat as well”[12]，意义与原文差别不大，但是表达形式并不相同，“a sleeping mat”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物品，更易于读者理解和体会。
再比如下面这一例子：
(2) ……逼我自戕。[10]
这句话是“狂人”的内心独白，虽然小说是以白话文的语言展开叙述，但是文中的一些表达，在句法格式仍然使用四字格结构。比如“逼我自戕”一词，不同于杨戴译文中“force me to kill myself”[11]这样正式的表达，莱尔的译法是将“布满罗网”与“逼我自戕”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以“set traps so that I’ll do myself in”[12]这一词组来翻译，避免了直接翻译“自戕”一词。显然，“set traps”要比“kill myself”更加适用于日常交流，这也更易于读者的理解。并且使用了“I’m”这样的缩略形式，使得译文的风格更加贴近生活。
莱尔译文中的生活化倾向是与杨戴译文在词汇层面最大的不同，造成这样差异的原因，与译者自身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关系。主要原因是两者的成长环境不同，杨宪益先生虽然曾经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但他并未在英语环境中长大；而莱尔是真实在英语环境中学习和生活，倾向于使用“a sleeping mat”、“set traps”、“funny”、“dad”、“mom”这种更加生活化的词汇，也比如“That laughter, a knife”这种会出现在日常生活的表达。莱尔译本在用词上更加贴近生活，以增强英语语言读者对于译文的理解。因此，两译本都是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进行词汇使用，这也是译者主体性的一个具体体现。
3.2. 译者的语言风格
鲁迅小说的语言，一向以含蓄、有力著称。正是这样的语言特点，给译者对于原文语言风格的再现增添了一定的难度。而译文所选用的语言风格，也反映了译者在翻译时的翻译策略。
(3)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也有……也有……；他们那时候的脸色……[10]
这段话是典型的汉语长并列句，通过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描述，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社会的混乱和不平等。对于这类句子的处理，更能体现两位译者的语言风格。杨戴的译本显然更为简洁，将整段话直译为一个句子，将“pilloried”、“slapped”[11]等描述并列。而对于后半句“他们那时的脸色……”也是直接转换为短语形式。在准确传达出原文意思的基础上，使与原文简洁的语言更为对照。相比之下，莱尔译本倾向于选用更完整的长句，不仅重复了主语“some”，将每一个并列句都翻译完整，而且对于后半句的翻译，更是采用了“时间状语从句 + 主句”的主从复合句，添加了“and yet”、“right at the time when”[12]这样的连接词。
再如这一个例子：
(4) 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10]
这句话是“狂人”自己的心理描写，句中的“岂不知道”属于反问，表达肯定。他早已看穿了社会的黑暗，对于人性的恶有了清晰的认识。杨戴译本译为“Actually I knew quite well that……”[11]，虽然语句上更为简洁、直译，但相比之下，讽刺意味略有欠缺。同样地，对于“无非”这一词语的翻译，杨戴也只是简单译为“simply”。而莱尔译本则是保留原文的形式，以双重否定“don’t think for one moment that I didn’t know…….”[12]翻译“岂不知道”，以“nothing but”翻译“无非”。对比杨戴译本，莱尔译本选择使用更为冗长的表达方式，遵循原文句子结构的同时，使得译文更加生动，在表达效果上更能表现出讽刺的意味。
两个译文的语言风格特点，也是与译者本身的翻译策略息息相关的。杨戴夫妇在翻译中强调“忠实”为首要准则，因此他们的译文以传意为主，力求使用简洁的语言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不同于杨戴译本，莱尔译本力求让读者充分理解原文的意思，倾向于添加一些修饰连接副词或修饰词，同时结合莱尔更加生活化的词汇，译作语言更为生动、形象，句子之间更为衔接，但此难免会损伤原文简洁、有力的语言特点。因此，针对于原文独特的语言特点，两个译本都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3.3. 译者的文化内涵表达
正如鲁迅自己所言，他的小说旨在描写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从而揭示在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人民悲惨的生活现状，以求唤醒在泥潭中的最底层人民。作为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鲁迅小说的选词往往别出心裁，穿插大量的文化负载词[13]，或是出于对封建礼制的辛辣讽刺，或是对底层人民的深刻同情。因此，《狂人日记》强烈的批判和讽刺精神，很大可能会引起译者的误解[14]。对于这些词语的翻译以及情感的表达，如何准确传达出小说中的文化内涵，这是对译者巨大的挑战。
(5) ……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这就是吃人的家伙。[10]
在这句话中，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形象“青面獠牙”，其指神怪故事中出现的凶神恶鬼，而在小说中暗指旧封建社会中压迫劳动底层人民的形象，将其描述为十分恐怖和丑陋的凶神恶鬼。杨戴译本中，“青面獠牙”译为“green-faced, long-toothed people”[11]，而莱尔译为“that ghastly crew with their green faces and protruding fangs”[12]，两个译本均使用的直译，将“青面獠牙”这一形象特点翻译出来，不同的是，莱尔采用的“fang”一词而不是“tooth”，而在词典中，“fang”通常是指动物的尖牙或者毒牙，显然“凶神恶鬼”这类中国传统故事中特有的形象，并不属于动物范畴。莱尔在此的翻译，是将这里的“青面獠牙”对照英语文化中十分凶恶的动物，来代指小说中指的是那些“吃人”的人，是压迫底层人民、蚕食底层人民血汗的黑暗面。再比如《狂人日记》中，“吃人”的人，他们青面獠牙，话中全是毒，笑里全是刀，连牙齿都是“白厉厉地”。正如前文中所述，小说中的“吃人”存在着两层文化含义，而两个译本对于“吃人”的翻译并不相同，杨戴将其译为“man-eater”，是对“吃人”这一现象的解读。同时，译者创造性地使用“man”和“eat”的组合词形式，而不是英文中原本就存在的词汇，更表明“吃人”并不只是语义上的“吃人”，更带有隐喻含义，暗指封建礼教的压迫。而莱尔将其译为“cannibal”，在英文词典中是“食人者”的意思，直接对应“吃人”这一含义的表层意思，指的是封建社会中“吃人”的人。
(6)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6]
“历史没有年代”同样也是双关语，既是指历史上对“吃人”时间并没有具体的年代描述，同时也蕴含着对于当时社会的否定，对当时封建礼教的否定。比较两者的译法，杨戴的选择采用“my history has no chronology”[11]来表示年代的跨越，而莱尔的“There were no dates in this history”[12]是说明历史中没有该日期的记载。同时，对于“仁义道德”这一词的翻译，译者的处理也不尽相同。杨戴将“仁义”译为“virtue”，而莱尔选择将“仁”、“义”二字分开翻译。这也是两位译者的不同之处，莱尔对“仁、义”二字进行详细解释，杨戴则选用更加简单的词汇进行概括。
对于文化内涵的翻译，两位译者在充分理解意思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翻译的选择。身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对于中国文化自然有更为深入的了解，翻译中也尽可能使用词汇传达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虽然他们用词相对莱尔更为简单，但是在传达文化内涵上并不逊色。杨戴倾向于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采用更加含蓄的表达方式，在译文中不进行详细的解释，比如“吃人”和“历史没有年代”的双关之意，“青面獠牙”、“仁义”的翻译，更多是留给读者自己体会其中的内涵。而莱尔作为鲁迅以及鲁迅作品的研究者，其对小说中的文化内涵自然也比较了解，但由于其英语母语者的文化身份，和追求文章可读性的翻译策略，就“青面獠牙”、“吃人”、“仁义”这类词的翻译而言，会更倾向于运用英语词库中的词汇，对此类文化形象进行详细的描述与刻画，以便于外国读者的理解。这也是两译者对于富有文化内涵词语或者形象的翻译的不同之处。
4. 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狂人日记》的两个译本，都是以准确翻译为第一要务，可见译者对于译文的理解是十分到位的，但是就“言传”方面，两个译本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词汇选择层面，由于译者本身成长环境的不同，莱尔译本的用词要比杨戴译文更为贴近生活；语言风格层面，由于翻译策略的侧重点不同，杨戴译本力求简洁、传意，莱尔更加注重译文的连贯与衔接，语言更为形象生动；文化内涵层面，杨戴译本选择用简单的表达，保留原文的含蓄表达，莱尔则更加注重文化内涵的解释与刻画，表达更为详实。可见，译文的差异性与译者的主体性息息相关，在评判译文时，并不能简单地以译文与原文的对等为判断标准，译者的主体性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