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苏轼诗集合注》是清代冯应榴编撰的一部苏轼诗注合集，成书较晚，收录注释较全，书籍质量较高，所以本文以它为依据。苏诗中与西域有关的内容更为详细地展现在诗注中，也就是说，针对具体内容而言，诗注提供的西域信息较诗句更为丰富、全面。所以本文选择以诗注为中心，对西域进行探讨。本文所说的西域，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至今中亚和印度半岛在内的地区。由于苏注中包含的朝代较多，而且每个朝代对西域的认识不一，所以本文中西域的范围会随着朝代的变化而略有变化。文章将从形式、内容、价值三个角度来展现苏轼诗注中的西域。
2. 西域诗注的形式
事物通常由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构成，诗注也是如此。从诗注的形式中我们能知道注者姓名、注释次数、注释方式、注语形式、引文出处等信息，这将为我们了解苏诗中的西域提供坚实的支撑。谈到诗注的形式，有两个因素是要考虑在内的，一个是注家，一个是注文。因而，本部分将以注家和注文为中心对西域诗注的形式进行探讨。
2.1. 注家
注释的诞生离不开注家，对注家的认识能加深对注释的理解，所以这部分以注家为中心对苏诗中西域诗注的形式展开讨论。
据笔者统计，苏诗中西域有关的诗歌共有50首，散见于全篇，除卷二十一、卷三十较多，其他卷相对较少。具体分布可参考文章末尾的附录。在这50篇的诗注中出现了六位注家，分别是王十朋、施元之父子、冯景、邵长衡、查慎行、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中对注者的介绍较少，综合《宋史》《清史稿》等书，对注者情况了解如下：
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人。南宋政治家、文学家。绍兴二十七年丁丑被宋高宗钦点为状元。历任绍兴府佥判、秘书省校书郎、建王府小学教授、国史编修、国子司业、饶州知州、夔州知州、湖州知州、泉州知州等职，乾道七年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宋史》载：“资颖悟，日诵数千言。及长，有文行，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入太学，主司异其文。”[1]
施元之父子指的是施元之和施宿。施元之，字德初，长兴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历任左文林郎、秘书省正字、枢密院编修官、秘书省著作佐郎、起居舍人、左司谏、衢州左宣教郎、浙西提刑等职。陆心源赞曰：“以绝识博学名天下。”[2]施宿，字武子，长兴人，生于宋孝宗隆兴二年。历任官监丞、余姚县令、绍兴通判、盱眙军任、直秘阁等职。
冯景，字山公，清代钱塘人，著有《解春集》。邵长蘅，字子湘，清代武进人，撰有《青门稿》。两人都没入仕，但都对时事极为关注。《清史稿》曰：“景虽布衣，不求仕进，而未尝忘当世之务。”二人同为宋荦幕僚，“与景同客荦幕，长蘅亦觥觥持古义，无所贬损，时论贤之”。除此之外，《清史稿》还称赞冯景“善属文，千言立就”，邵长蘅“工诗，尤致力古文辞，陶炼雅正”([3], p. 13359)。
查慎行，字悔馀，号初白，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官场沉浮十年后，以疾辞归，晚年以作诗为乐，“性喜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3], p. 13366)著有《敬业堂诗集》《查初白文集》等。
冯应榴，字星实、诒曾，号学语、踵息居士，冯浩长子，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鸿胪寺卿，撰《苏文忠诗合注》《金坛高青氏诗笺注》，著《踵息居士诗文集》《学语草》《湖上题襟集》等，参与编纂《嘉兴府志》。《桐乡县志》卷十五《人物志》有传。
以上六人中除王十朋、施元之父子为宋人，其余都为清人。也就是说，从注者所处的时代看，六种注中仅王注与施注是宋人注释，剩下的都为清人注释。清代注家多于宋代注家。
其次，从各家注出现的频率来看，王注出现次数最多，邵注最少，具体为王注30次，邵注2次。其他注家的次数为山公注9次、榴案17次、查注17次、施注18次。清注比宋注的数量要多。
此外，各个注家使用的注语也不同。他们在文中采用的注语分别是王注、施注、山公注、邵注、查注、榴案。除冯注是用案语的形式，其余注家都是用注的形式，如“山公注：《史记·大宛列传》：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榴案：……查注：……”([4], p. 83)。
总之，在注者部分，我们可以得出四个结论：一是清代注家比宋代注家多；二是清注数量大于宋注；三是在所有注家中王注出现次数最多，邵注最少；四是六家注中只有冯注用案语的形式。
2.2. 注文
除了注者，也需要重视注文。注文是注家对所注字词、句意的解释，它是注释的主体部分。因而有必要对注文的形式进行探究。
2.2.1. 注文概况
从注文所在位置看，可分为句中注和题下注。在西域诗注这部分，句中注较多。苏注中与西域有关的注释共93条，其中题下注2条，句中注91条。句中注在数量上以绝对优势领先于题下注。
按内容来源，可以分为直接注和引文注两种。直接注是指注者直接写“某为某”，如卷二十九《戏用晁补之韵》中“何如驽马肥苜蓿”的一句的注，“王注次公曰：苜蓿，草名，本出西域。”引文注是注家征引文献来解释被注内容，如卷二十九《故李诚之侍御六丈挽词》中“王注：《列子·周穆王篇》：穆王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别日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诏后世。遂实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一日行万里”([4], p. 1441)。王注引《列子》来注解“又无穆天子，西征燕瑶池”。在西域诗注这部分中，注文以引文注为主，直接注只有几条。所以，接下来将对引文注展开详细的探讨。
2.2.2. 引文注
引文注在西域诗注部分占比大，将以专节的形式进行分析。本部分将从西域诗注对古籍的征引、引文出处的处理、引文作者的安排、具体引文的部署四个角度切入。
西域诗注部分征引古籍多达109处，使用70种古籍，内容涉及笔记小说、诗赋、史志等。在众多征引文献中以史书类为多，史书中以两《汉书》为最，《汉书》有15次，《后汉书》有12次。两《汉书》出现频率高的原因有三点，一是西域之路由汉朝张骞凿通，因而《汉书》中记载的西域具有源头性、开辟性的意义。二是《汉书·西域记》具有真实性。汉朝许多人都有亲历西域的经历，对西域的认识更为全面和真实。再加上史书通常由官方编修，更具真实可靠性。三是文人重“史”观念的影响。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重“史”，这是受到读史明智观的影响。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他们会有意识地接触史书，读的多了，关于史书的积累会变得深厚，注诗时与史书相关的内容自然流露的就多。
了解完征引古籍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引文出处的处理。西域诗注中关于引文出处的处理有两种情况。首先是不注出处的注释，如卷三十四《次前韵送刘景文》对“白云”的注解，“王注次公曰：‘白云’本出西王母为周穆王谣。……施注：《仙传拾遗》：穆王觞西王母于瑶池上，王母谣曰：白云在天，山陵月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生无死，尚能復来”([4], p. 1735)。王注“白云”为西王母的歌谣，但没有标出处，而施注却将出处和原文都标出来了。这种不标出处的注比较少。其次是标明引文出处注，这种注很多。通常有三种表现形式，有写总的名称的，如《汉书》；也有写到篇名的，如《汉书·西域传》《赠米嘉荣》；还有写别称的，如《东汉·四夷列传》。
与引文出处一样，引文作者也有两种呈现形式，即有作者名和无作者名的。西域诗注中除“《南史》谢朓《与其随王子隆牋》”“程大昌《演繁露》”“洪容斋《随笔》”“郑处晦《明黄杂录》”“沈(份)(汾)《续仙传》”“李石《续博物志》”“傅玄《琵琶赋序》”“刘禹锡《赠米嘉荣》诗”“白乐天《西凉伎歌》”“元稹《连昌宫辞》”“李太白《襄阳歌》”“韩退之《咏驽驥》诗”外，其余古籍都没写作者。在标有作者名的部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诗歌类和单篇文赋类都标有作者名，通常以“作者 + 诗名”“作者 + 文章名”的形式出现。
在具体引文的安排上，概述引文内容的较少，直接征引古籍的较多，也有先概述引文内容再征引古籍的。总体来看，具体引文以直接征引古籍为主。接下来我们将从单个注释的具体情况、西域注释中重复出注的现象来看具体引文的处理。
苏诗自宋朝出世以后，历代都有文人对其作注，所以大部分注中会出现好几个人的注，这些注有的会重复，如卷三十《书林次中所得李伯时归去来阳关二图后》中王注次公、施注、查注都引了刘禹锡的“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惟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4], p. 1337)来解释“阳关”。有的还会引用其他文献来解释，如卷三十六《再送二首》“安西都护府”的注释，王注次公援引《汉书》，施注援用《唐书·地理志》和白居易的诗，查注征引《通典》《唐会要》《太平寰宇记》。
在单条注释的形式之外，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西域诗注中，有部分物象重出频率较高，因而有对同一个物象重复出注的现象。这种现象按整体呈现的形式可分为三种，一种是相差无几的注文，如卷二十六《次韵钱穆父》与卷三十《书林次中所得李伯时归去来阳关二图后》中对阳关的注解都引了刘禹锡的诗“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惟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4], p. 1337)。一种是引用不同材料来说明同一个意思的诗注，如卷二十一《赠黄山人》“施注：《后汉·楚王英传》：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注：袁宏《汉纪》云：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4], p. 1088)和卷二十一《闻洮西捷报》“又山公注：《后汉书》：汉明帝夜梦金人长丈馀，身有日光，飞空而至。以问群臣，傅毅对曰：“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4], p. 1069)都是对诗句中“佛”的解释，两首诗选择的具体材料不同，但表达的都是西域有佛这一观点。另一种是“xx见《xxx》诗注”的形式，如卷四十七《饮酒四首》“葡萄酒”见前《送孔郎中》诗、《武昌西山》诗、《洞庭春色》诗注。
在注语部分可得六个结论。一是句中注数量多于题下注。二是引文注比直接注占比大。三是在引文注中，征引古籍种类多，以两《汉书》征引次数为最。四是引文出处和引文作者的处理各有两种方式，即有无出处和有无作者。五是单个诗注有两种呈现状态：引文内容重复出现在不同注者中、注者用不同文献来注内容。六是重出诗注整体上有三种表现形式：相差无几的注文、引用不同材料来说明同一个意思的诗注、xx见《xxx》诗注的形式。因此，无论从注者角度，还是注文角度看，与西域有关的诗注都显示出复杂性和丰富性。
3. 西域诗注的内容
苏诗中与西域有关的注内容丰富，旁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致可分为人物类、物产类、地名类。人物类包含了西王母、张骞、乌孙公主、傅介子、胡商、玄奘。物产类有葡萄、苜蓿、石榴、大宛马、天马、通犀。地名类有玉门关、昆仑、凉州、伊州、大月氏、天山、阳关、酒泉郡、安西都护府、龟兹、楼兰。这些不同的物象共同构成了苏注中的西域。
3.1. 人物类
苏注中西域有关的人物，既有瑶池相会的穆天子和西王母，也有声名赫赫的外交家张骞和傅介子，还有远嫁他国的乌孙公主和途径西域去取经书的高僧玄奘，以及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胡商。人物类的注释常常是对人物相关事情的介绍，在介绍中突出人物某方面的特点或功绩。
与西王母有关的诗注共有4条，分别散布在卷十六《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卷十七《次韵参寥师寄秦太虚三绝句时秦君举进士不得》、卷二十九《故李诚之侍御六丈挽词》、卷三十四《次前韵送刘景文》。卷十六《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是施注对诗句中“阆苑”的注文，“阆苑”是西王母所居之地，施注引《集仙录》为证。卷十七《次韵参寥师寄秦太虚三绝句时秦君举进士不得》和卷二十九《故李诚之侍御六丈挽词》中都提到了周天子和西王母相会瑶池的事情。卷三十四《次前韵送刘景文》是对诗句中“白云”的注明，王注说“白云”是西王母为周天子作的歌谣，施氏也赞同这个观点，引《仙传拾遗》为证。这4条与西王母有关的注概括起来讲，即西王母居住地为阆苑，曾在瑶池与穆天子相会，还为穆天子写了首名为“白云”的歌谣。
除了西王母，苏注中还有两位名扬四海的外交家张骞和傅介子。在卷四《次韵和子由欲得骊山澄泥砚》诗句“近日从戎拟学班”的诗注中谈到了张骞和傅介子，“王注：《后汉·班超传》：常为官傭书，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4], p. 142)班超以张骞和傅介子为榜样。卷二十三《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的诗注中提到张骞从西域回中原时，也将西域的音乐带入了长安，丰富了中原地区的乐曲。在以上所说的两首诗之外，还有卷五《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首》、卷二十二《元修菜并叙》、卷二十九《戏用晁补之韵》都与张骞有关，主要为张骞引进了西域的物产，具体内容将在“物产类”进行说明。总之，在苏注中张骞被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加强了中原和西域的交流。
跟张骞一样，傅介子的形象也显现在他卷中，如卷二十四《徐大正闲轩》对诗句“介子愿奉使”的注解，“王注：《前汉书》：傅介子谓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施注：《汉·傅介子传》：元凰中，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因诏令责楼兰、龟兹国。”([4], p. 1222)此注诉说了傅介子奉命出使，问责楼兰、龟兹的事情，展现的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外交官的形象。
与张骞、傅介子同时代，还有一位公主的身影也展现在苏注中，即乌孙公主。乌孙公主的事迹显示在卷八《宋叔达家听琵琶》。诗中有“何异乌孙送公主”，王注引傅玄《琵琶赋序》云，乌孙公主为了寄托相思发明了琵琶。查注引《汉书》曰，乌孙公主为江都王建女细君，嫁与乌孙年老的昆莫，婚后二人沟通不畅，常常自创歌曲。查注又引《文选·王昭君辞序》说乌孙公主创造琵琶是为了慰藉思乡意。一个远嫁异域他乡，孤芳自赏的公主形象在眼前浮现。
时间的洪流滚滚向前，声振寰宇的大唐高僧踏上了西去的道路。卷四十三《合浦愈上人，以诗名领外，将访道南岳，留诗壁上云：闲伴孤云自在飞。东坡居士过其精舍，戏和其韵》的尾句诗注为玄奘取西经的事情。王注引《广异记》，施注引《大唐新语》都谈到了玄奘告诉弟子以灵岩寺树枝的长向判断自己的东归时间。查注引《旧唐书》对玄奘的生平著述和西去取经的原因进行了介绍，又引《续高僧传》简介了玄奘东归之后的翻译成果。这里展露的是一位得道高僧的形象。
一个时代有声名显赫的人，自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胡商。卷二十四《次韵叶致远见赠》有诗句“所至迟留似贾胡”，注释为“王注：《后汉书》：马援征五溪，水疾，船不得上。耿舒与兄弇书曰：伏波类西域胡贾，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4], p. 1194)。王注用《后汉书》中耿舒对马援的批判表现了胡贾到处做生意的特点。
3.2. 物产类
苏注中除与西域有关的人物之外，另一凸显的事物是物产。饱满多汁的石榴，勾人心魄的蒲萄，鲜嫩的苜蓿，有名的天马，神奇的返魂香，都是苏注中描绘的西域地区特有的物产资源。物产类的注释一般是对其产地、使用、引进者的说明。
卷五《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首》中描述了两种西域物产，石榴是其中之一。查注云：“《博物志》：张骞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图榴以归，故名安石榴。”([4], p. 180)安石榴，出自安国，故得名。安国是汉朝西域的一个国家，张骞出使西域途经安国，将石榴带入了长安。
卷五《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首》中除了有石榴，还讲了西域的另一物产——葡萄。此处注释虽然是对葡萄用字差异的解释，但它也透露出葡萄为西域物产这一信息。中原引进葡萄之后，葡萄进入了文人的酒杯。卷六《出都来陈，所乘船上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为和之》，卷二十七《武昌西山并叙》，卷三十四《洞庭春色》和卷三《和刘长安题薛周逸老亭周善饮酒未七十而致仕》都谈到了葡萄酒。其中卷三十四《洞庭春色》“君知蒲萄恶”的注为“王注次公曰：蒲萄，言酒也。《前汉书》：大宛以蒲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又《唐书》：破高昌，取蒲萄实于宛中种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损益，造酒成，凡八色”([4], p. 1751)。这说明葡萄产自西域，且西域的葡萄酒深得当时人的喜爱。卷三《和刘长安题薛周逸老亭周善饮酒未七十而致仕》“一斗胜凉州”注解就能证实这一点。诗注为“王注：《续汉书》：载《敦煌张氏家传》曰：扶风孟陀以葡萄酒一斗遗张让，即得凉州刺史”([4], p. 93)。
石榴、葡萄之外，还有一种名为苜蓿的植物也传入了中原。卷七《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开元寺山茶旧无花，今岁盛开二首》的注语中就说到了苜蓿。苜蓿东传后，成为了人们的食物。然而对苜蓿的重视，却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人们菜谱上的一种，更多的还在于与苜蓿息息相关的天马。天马，即大宛马，能日行千里。卷三十《送程七表弟知泗州》“使君如天马”注，“又施注：《史记·乐书》：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一日千里云云”([4], p. 1504)。天马以苜蓿为食。卷二十二《元修菜并叙》和卷二十九《戏用晁补之韵》的诗注中都谈到了此事。汉朝重视大宛马，得知它喜欢吃苜蓿，才对苜蓿更加重视。
除了天马之外，西域还有一种名叫“返魂香”的神奇植物。卷二十一《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返魂香入岭头梅”注语，“王注縯曰：李夫人死，汉武帝念之不已，乃令方士作返魂香烧之，夫人乃降。榴案：《洞冥记》：有怀梦草，帝思李夫人不可得，朔乃献一枝。帝怀之，夜果梦夫人。縯注所云，未知何本。白乐天亦云：返魂香，降夫人魂也。查注：李石《续博物志》：返魂香，月氐国献。《十洲记》：聚窟洲有神鸟，山多大树，名返魂树。伐其根，于玉釜中煮，取汁。或名之为反生香，闻数百里。死者闻香气乃活，能起夭残之死，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灾死者将能起之，及闻气者即活”([4], p. 1048)。返魂香产自月氏国，它的香气能活人医白骨，汉武帝思念李夫人时，曾点此香，梦中与李夫人相会。
石榴、葡萄、苜蓿、天马、返魂香都为西域特产，它们远离故乡进入中原，深受中原的喜爱。它们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为人们增添了乐趣。
3.3. 地名类
苏注中除了西域人物和物产外，地名类的注释也相对多。既有安西都护府、玉门关、阳关、伊州、凉州、龟兹，还有昆仑、天山等。地名类注释通常是对地名的由来、所在进行叙述，有时还会谈到与之相关的乐曲等。
中原与西域的往来，其中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安西都护府的设立。卷三十六《再送二首》“安西都护国西门”中王注次公引《汉书》，施注引《唐·地理志》、白乐天《西凉伎歌》。查注引《通典》《唐会要》《太平寰宇记》。注家们纷纷引各类史料文献来说明建立时间、名称由来、管辖地区、所在地域。
安西都护府是中西往来的标志，阳关、玉门关自然也是。卷二十一《闻洮西捷报》和卷二十九《九月十五日，迩英讲〈论语〉，终篇，赐执政讲读史官燕于东宫。又遣中使就赐御书诗各一首，臣轼得〈紫薇花绝句〉，其词云：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翼日各以表谢又进诗一篇，臣轼诗云》都对玉门关所在之地进行了考证。
阳关，卷三十六《王晋卿示诗，欲夺海石，钱穆父、王仲至、蒋颖叔皆次韵。穆、至二公以为不可许，独颖叔不然。今日颖叔见访，亲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语，仆以为晋卿岂可终闭，不予者，若能以韩干二散马，易之者，盖可许也，復次前韵》、卷二十六《次韵钱穆父》、卷三十《书林次中所得李伯时归去来阳关二图后》对阳关的所在，阳关和《阳关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叙述。
阳关、玉门关外，还有伊州和凉州。卷十一《子玉家宴用前韵见寄復答之》“更教长笛奏伊凉”注“查注：《太平寰宇记》：陇右道伊州，汉铁勒国。唐贞观四年，始置伊州。凉州，汉武威郡”([4], pp. 518-519)。查注引《太平寰宇记》说明了伊州建置时间以及伊州和凉州的所在地。
凉州，卷三《读开元天宝遗事三首》，其三“琵琶弦急衮梁州”查注引《开天传信记》、郑处晦《明黄杂录》、程大昌《演繁露》说“凉州”是为“凉州曲”，又引《会要》、洪容斋《随笔》谈论“凉州曲”向“梁州曲”的变化，引《分门古今类事》、《蔡宽夫诗话》说以边地“凉州”为曲的原因和“凉州曲”的特点。
唐代西域龟兹以音乐著称。卷二十一《李委吹笛并引》中山公注引元稹《连昌宫辞》，查注引《西清诗话》《前汉·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学林新编》介绍龟兹乐名称的由来和繁盛情况。
西域除了关隘、国家之外，还有名山大川，如昆仑、天山。卷二《黄河》“昆仑气脉本来黄”的注介绍了昆仑名称的由来，昆仑的位置。卷五《竹𪕋》“混沌惭瘦爽”王注引《神异经》说昆仑有兽名混沌。卷十七《次韵参寥师寄秦太虚三绝句时，秦君举进士不得》“昆仑玄圃谓朝隮”王注和施注主要论述昆仑的别名。卷四十三《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支》“琪树罗玄圃”王注引《淮南子》谈昆仑的由来，昆仑地下的情况。
天山在卷二十五《次韵答贾耘老》、卷三十《次韵许冲元送成都高士敦钤辖》、卷三十《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都有注。卷二十五《次韵答贾耘老》中王注次公讨论天山所在。卷三十《次韵许冲元送成都高士敦钤辖》施注引《后汉·明帝纪》说天山又名雪山。卷三十《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王注援云：天山在匈奴附近，天山就是《汉书》中的祁连山。
综上所述，西域诗注的内容主要为人物、物产和地名三类，其中人物类注释主要介绍人物相关的特点或功绩，物产类注释写明物产的出处、使用和引进人，地名类注释展现地名的由来、所在以及与之有关的乐调等。西域诗注的三类物象不仅体现了西域的特色，也表明了苏轼和注家们对西域的了解。
4. 西域诗注的价值
苏诗自宋诞生以来，有众多注家为之作注，这些注是注家们思想的结晶，有较高的价值。苏诗中的西域诗注共有三个价值，一是解释诗句，二是有助于校勘，三是体现了中原与西域的密切关系。
4.1. 解释诗句
清人段玉裁曰：“释经以明其义曰注。”诗注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为诗服务，即诗注是用来解释诗歌的，因而它具有解释诗句的作用。
西域诗注作为苏注中的一部分也具有释经明义的作用。如卷三《和刘长安题薛周逸老亭周善饮酒未七十而致仕》中的“一斗胜凉州”，王十朋引《续后汉书》来解释诗句的意思。王注曰：“《续汉书》：载《敦煌张氏家传》曰：扶风孟陀以葡萄酒一斗遗张让，即得凉州刺史。”([4], p. 93)解释了诗句所用的典故，即孟陀用一斗葡萄酒换来了张让的凉州刺史之职。又如卷十八《戴道士得四字代作》一诗中“不及胡琴四”，王注曰：“胡琴，琵琶也。本外蕃马上所鼓，四弦，以象四时。”([4], p. 894)诗注将胡琴的来源、外形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又如卷二十二《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紫驼之峰人莫识”诗注对“紫驼之峰”进行解释，“王注：《汉书》：大月氏出一封汇驼。颜师古曰：脊上有一封隆高，俗呼封牛。”([4], p. 1107)由此可见，诗注有解释词句，疏通句意的作用。
4.2. 有利于校勘
作为诗注，在解释诗句时经常会征引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有利于校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直接用所引材料进行校勘。卷六《出都来陈，所乘船上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为和之》“亦作蒲萄绿”“施注：李太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蒲萄初酦醅。”([4], p. 238)注苏诗的内容是用的李白的诗，引诗可以与《李太白全集》中收录的诗进行对照。又如卷七《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开，元寺山茶旧无花，今岁盛开二首》“羞对先生苜蓿盤”一句诗注中载唐朝薛令之为东宫侍读时的《自悼诗》，其诗为“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盤。盤中无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滑，羹稀箸更宽。只可谋朝(食) [夕]，何由保岁寒”([4], p. 312)。这首诗可与《全唐诗》所收的《自悼》诗相互印证。
另一方面是诗注中已经有了注家的观点，校勘时可以加以利用。卷五《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首》“蒲萄虽满架”一句的注文为“查注：蒲萄，《汉书》作“蒲桃”。榴案：《汉书·西域传》：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查氏“陶”作“桃”，小误。惟《博物志》：“张骞使西域还，得蒲桃”，作‘桃’字。”([4], p. 180)如要对“蒲萄”的用字进行辨析校对时，诗注中提到的查注、榴案的看法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又如卷二十七《武昌西山并叙》有诗句“春江渌涨蒲萄醅”的注中有“榴案：《梁溪漫志》云：东坡在齐安，有‘春江渌水涨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韩子苍舍人作守，有旨添赐郡釀，因名其库曰蒲萄醅。今按：即此首句。《漫志》云在齐安有句，误也”([4], p. 1384)。冯应榴先是引《梁溪漫志》的相关内容，而后指出此书中所说的苏轼齐安有句的事实错误。因而谈论到《梁溪漫志》时需要对此处小心对待。又如卷二《黄河》“昆仑气脉本来黄”一句“山公注：《史记·大宛列传》：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按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榴案：山公注作《张骞传》，误，今改正”。冯应榴对引文出处进行了指正，所以诗注也有利于校勘引文出处。
4.3. 中西来往的证据
除了释诗和校勘外，西域诗注还有一个独特的价值，即展示西域和中原之间紧密的来往。卷九《元日次韵张先子野见和七夕寄莘老之作》中有“腰犀一一通”，王注引《汉书》进行注解，“《汉·西域传》赞曰：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注：通犀中央色白，通两头。榴案：此言犀带也”([4], p. 395)。明珠、文甲、通犀、翠羽等都不是中原的产物，但受中原的喜爱，它们能来到中原是因为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中原与西域的往来日益频繁，一时在西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中原人物，如文中提到的张骞、傅介子、乌孙公主等。他们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西域这片土地，加强了西域和中原的交流。另一个表现是一大批西域物产被引入中原，如上文中提到的石榴、蒲萄、苜蓿等。在与植物有关的诗注中屡次提到张骞的名字，这不仅是因为张骞在西域植物东传路途中发挥的重大功用，还在于他打通了西域和中原之间的道路。道路的畅通为中原与西域的密切往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了中西交往。
5. 结语
自张骞凿通西域以来，西域与中原往来愈加频繁，“西域”进入了中原文人士大夫的视野。他们有的亲历西域，看见过西域独特的风光；有的虽没到过西域，但西域一直存在他们的脑海中。宋代领土不到西域，但宋人的诗文集中却出现了与西域有关的物象，比如苏轼。据笔者统计，在苏轼的诗中曾50次提到了与西域有关的物象。对这些物象展开解读，可以大致了解到苏轼及注者对西域的认识。
与西域有关的诗注中有王注、施注、山公注、邵注、查注、榴案六位注家，这六位注家重点关注了西域的人物、物产和地名，为我们展现了苏注中的西域。本文虽探讨苏诗中的西域，但关于西域诗注却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开，如苏轼为什么会写这些物象，而不是其他的物象？这些物象在苏轼的其他文集中还有吗？如果还有那展现的内容有变化吗？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