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红色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当中，源自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斗争实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的见证，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当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1]。讲好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当代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2]。主旋律电影在红色文化传播过程当中，承载着肩负着高举精神旗帜、筑牢精神支柱、弘扬精神力量的重大历史使命与责任。电影《觅渡》将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三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的革命经历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三杰精神”以电影形式进行视觉化书写，使得观影者更加充分认知、体验并认同其所要传播的文化价值理念，从而实现情感共鸣和自觉传承，使三杰精神在实践中得以赓续。
2. 机制构建：基于《觅渡》叙事策略与艺术表达的红色文化传播机制
时代呼唤担当，使命催人奋进。《觅渡》通过非线性叙事手法的运用、独特的人物心理描写、侧重细节史料等方式，对影片中的历史进行精细重构，以及对角色各种活动细节的详尽描绘，淋漓尽致地诠释了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三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的信仰之花从萌发绽放再到最终为真理献身的人生的精神成长轨迹。
一是非线性叙事手法的运用。《觅渡》以瞿秋白于1935年在福建省长汀县被逮捕为原点，在宋希濂对其劝降的过程中，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的运用，从而服务于影片的整体主题和风格并影响观众的情感投入和对影片的理解。影片以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与鲁迅围绕营救瞿秋白商讨场景为开篇，紧接着切入瞿秋白在囚室中的经历。在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场面调度和丰富的镜头语言引导下，故事逐渐过渡到瞿秋白在狱中对其过往革命生涯的回忆。这种采用向叙事策略，即倒叙手法，以此重构时间序列的叙事结构，颠覆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3]。影片通过对瞿秋白被捕前后事件的重新解读，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更深刻揭示了他在狱中撰写《多余的话》回忆人生过往时那复杂而深沉的心理状态，正如他所言：“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采用倒叙叙事手法的同时，影片也穿插了多个时间点的情节，例如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中对担任教官的恽代英的人物形象塑造、1926年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即将背叛革命的凶恶前兆、1927年广州起义中张太雷牺牲的壮烈情形，这一系列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有效地打破了单一的时间线，精心再现了建党早期这一风云激荡的宏大时代背景下的众多关键历史事件，同时也勾勒出瞿秋白与张太雷、恽代英两位革命同仁的人物形象和重要人生节点。
二是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腻描绘。《觅渡》以立体化、深层次的艺术手法，细腻描绘了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三位革命志士的心理图谱。作品不仅生动展现了他们对革命信念的坚贞不渝，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他们在革命大潮中身为个体的情感起伏与人性的温情。首先影片中对人物心理的深刻描绘，最为直接的体现便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文字独白，这段独白坦诚地揭露了他的内心矛盾与对信仰的坚守。这不仅忠实地再现了历史文献的原貌，更深入地展示了瞿秋白这位历史人物在人生终章之际，对自我的深刻反思与审视。在现实中《多余的话》曾因所谓的“消极情绪”引起了争议，影片却将其转化为艺术化的心理叙事手段，通过文本这面镜子，影片深刻地映射出角色的灵魂矛盾，展现了瞿秋白同志对自我身份的清醒认知—内心深处保留着文人的心态，却同时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而投身革命；怀揣着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却始终未能完全摆脱自身的小资产阶级习气作风；明知调和主义的谬误，却又无奈地扮演着“戏子”的角色，力求让大家“和和气气地过日子”。这种自我解构打破了以往人们对革命志士“完美无瑕”的传统形象框架，使得更加真实、有血有肉的革命者的丰富心理展现在观影者面前，这是一场有关信仰与生命之间的辩证博弈，并最终实现和解。其次影片通过各种细节与动作展现人物复杂的情感层次，例如瞿秋白在狱中篆刻印章、持续关注窗外的鸟儿、与妻子杨之华惜别的回忆等场景，“生命可以牺牲给革命，但心灵，要容许我做飞鸟的歌唱。”既展现瞿秋白对生命的渴望与热爱，又包含着对革命理想的执着。此外恽代英诀别前发出的“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呼唤，张太雷亲临广州起义一线英勇牺牲的壮举，在言语和行为层面上更深层次刻画了人物的心理活动。最后影片通过构建光影对比、音乐音效设计、诗化意象文学隐喻等情绪外化的艺术表达方式传递人物的内心活动，丰富了人物的精神厚度，将“常州三杰”重塑为鲜活生动、既怀抱理想主义又不失人性光辉的真实人物，不仅让观众领略到信仰的强大力量，同时也能感受到角色灵魂深处的温情与热度。
三是精心考究的历史细节和艺术化处理，在强调人物感染力的同时尽力还原真实历史。影片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影片片尾的历史人物的真实照片与演员的定妆照的对比是何其相似，通过精心细致的造型设计，精准还原了服化道与生活细节的真实面貌，同时深刻捕捉了历史人物的标志性特征，瞿秋白的儒雅书生气质、张太雷的豪迈意气、恽代英的洒脱风度，均被栩栩如生地塑造，其形象饱满而生动，充分展现了各自独特的个性魅力。场景搭建方面，影片在常州实地拍摄复原了瞿秋白少年时期生活的瞿家祠堂、觅渡桥小学等场景，并以“觅渡桥”为核心意象，“觅渡”不仅是一座地理信标，也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求索真理的心灵修炼。《觅渡》将严谨的史实考据与诗意的艺术表达相结合，构筑了一个既确凿可信又不失人文关怀的历史空间，不仅填补了早期革命史在影视领域的空白，更以细腻入微的“真实触感”缩短了观众与往昔岁月的间隔，使得“三杰精神”及其红色文化得以从书本典籍的沉寂中复苏，深入人心，激发起跨越时空的信仰共鸣。
3. 功能阐释：从教育认同到文化赓续与创新的传播分析
“常州三杰”精神深深根植于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三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的革命实践当中，贯穿了他们为寻求真理到投身革命斗争再到为理想献身的壮丽历程。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电影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传播媒介，不仅承担着娱乐大众的功能，更在教育认同与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影《觅渡》以全新的视角围绕革命者进行文艺创作，实现了诸多创新，在教育认同和文化赓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传播效能。它不仅为观众开阔看待我党早期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代表人物的新的视野范围，更为中国红色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一) 电影《觅渡》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导功能
主旋律电影以关注现实问题，传播正向价值观，塑造正能量英雄人物、体现民族大义等特点为导向，其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指导色彩[4]。电影《觅渡》以其独特的视角再现“常州三杰”的革命史诗，将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这样的历史个体置于建党、国共合作、土地革命的历史事件当中，注重对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和心理描绘，尤其以瞿秋白被捕前后的经历为主线，在威逼利诱之下，瞿秋白实现了对自我内心的审视，为了献身真理不惜牺牲个人生命，此外影片又以穿插张太雷、恽代英的经历片段为副线，展现了“常州三杰”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殊途同归的理想信念和革命情怀，他们的壮烈事迹与高尚精神，触动观众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操，观影之际激起了强烈的情感共振，同时树立了正确的价值榜样，引导观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特别是在青少年观众中，增强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及责任感[5]。
“你在晚年的时候，一定要为我证实一下，我们的主义是不是一个让中国春暖花开的主义”这是影片中瞿秋白在拒绝宋希濂“另立新党”诱导后对其的答复，这不单单是电影的对话文本，更是影片与观众、历史与现实的隐性互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瞿秋白的信仰之花在他牺牲之际得到了怒放，并且在今天已然成长为参天巨树。让观众理解到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提高政治领悟力和判断力，坚定正确政治路线，从而充分发挥出影片的政治引导功能。
(二) 电影《觅渡》的文化赓续和熏陶功能
作为以表现“常州三杰”革命经历为主要内容的电影，《觅渡》在传承红色文化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电影蕴含着“常州三杰”的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内涵，通过电影的形式将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呈现给观众，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红色文化，从而实现了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6]。常州作为“常州三杰”的故乡，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电影的出品方除了江苏省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外，常州广播电视台，江苏恐龙园赞奇影业有限公司也倾情加盟，并且该片基本全程在常州取景拍摄，影片中将常州的历史文化元素如觅渡桥、街巷、溧阳扎肝等融入其中，展现常州独特的城市景观与人文特色，不仅延续了城市文脉，同时对推动地方文化事业发展，促进当地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电影《觅渡》带来的文化创新
电影《觅渡》摆脱传统的叙事风格，采用了创新的叙事手法和艺术表现形式，并以细节见长，诸多细节为影视创作中的首次呈现，构成了影片的核心原创性和旺盛生命力。同时碎片化的非线性叙事、诗意化的镜头语言等，使影片更具艺术感染力和观赏性。
这种创新的文化表达方式，不仅让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革命历史，也为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觅渡》采用了诸多意象作为隐喻，让观众在解码这些隐喻的同时，深刻体会到影片所传递的情感和理念。片名“觅渡”的隐喻，不仅指向“常州三杰”对革命道路的探寻，更是一种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寻。例如片名“觅渡”的隐喻，象征着“常州三杰”对于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寻觅过程；一系列的意象隐喻，包括重复出现的觅渡桥，它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桥梁，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的精神桥梁。桥上的人物每一次的往返，都是对信念的坚定和对目标的靠近，这一系列的行动构成了影片的叙事动力，也映射了革命者不屈不挠的精神面貌；光影的交错与变化，不仅增强了视觉艺术的层次感，更是一种情感和心境的外化。光影的明暗对比，象征着人物内心的挣扎与觉醒，以及在革命道路上的迷茫与坚定。这种视觉隐喻，使得人物的心理变化更加立体和生动。自然元素的运用，象征着革命者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中国的未来也必将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诗性的艺术演绎赋予了《觅渡》全新的叙事视角。“常州三杰”的人生经历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重大革命活动交织在一起，如何理清其中的线索脉络并通过影片叙事有效地表达出来，成为电影《觅渡》创作中的一项不小的挑战。《觅渡》不仅刻画了三位革命者的热血青春，同时将他们的人生置于浩浩荡荡的国内外革命的大背景之下，讲清了人物背后贯穿的历史逻辑，对于帮助观众认识和把握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常州三杰”的光辉岁月对于理清历史脉络，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具有重要价值。
影片在叙事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人物心理和内心刻画。以瞿秋白在狱中撰写《多余的话》为切口，结合故事情节的层层深入，瞿秋白在面对威逼利诱之下地对生命与信仰的矛盾中毅然选择“为真理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中升华了影片的价值意义，角色的道路选择、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此刻也在观众心中牢牢扎根。充分发挥了革命人物在价值塑造方面的引领作用。同时影片在对与主角的对立人物尤其是宋希濂的刻画也尤为丰富，通过去脸谱化的策略解构了传统革命叙事中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模式。在劝降的过程与主角的交锋中态度也逐渐转变，这种有层次的角色转变，既让历史人物摆脱了脸谱化窠臼，又为革命叙事增添了人性的温度，使影片更具情感说服力。
4. 创新与局限：主旋律电影《觅渡》的突围困境与现实启示
不得不承认，电影《觅渡》围绕“常州三杰”的选题而进行的创作交出来一份出色的答卷，拓宽了主旋律电影的发展路径，并且也让人们看见了团队的创作信念与勇于承担的文化使命。但在电影《觅渡》中同时也可以看到主旋律电影创作任重而道远，存在着诸多不足与困境。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类型，承担着宣传主流价值观、传递正能量的社会使命[7]。然而，这类电影在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市场的冷遇、艺术表达的局限以及平衡宣传教育与娱乐性的难题。这一系列问题在电影《觅渡》的身上也有所显现。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觅渡》在艺术表达和思想升华等方面有着较高的水准，但受限于其题材的特殊性和叙事风格的独特性，在受众接受度与市场表现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即使电影做了有关的背景铺垫，部分观众由于疏于相关历史知识的储备，就会难以快速代入和理解电影情节，并且在革命历史题材这样字眼的加持下，使得影片在一开始就会被相当多的观影者排除在观影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从电影的相关市场数据和社交媒体网站上的评价来看，影片的票房和评价仍然有着相当多的困境，首先影片票房累计仅约3000万，与更早的主旋律电影《秋之白华》约337万的数据相比着实是一个显著的飞跃，但将其放在当下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当中又显得尤为不足；其次从对数据分析、影片出品方和网络评论中的观察可以看到，常州本地的票房分布又稍显突出，网络上的评论有着不少单位组织包场观看的反馈，从其中可以看到电影《觅渡》困境背后的一个突出的社会因素，即过度依赖政府而非市场；最后是影片的市场影响力有限，主要体现在上映期间影院场次较少和上映期结束后影片又不能第一时间上映流媒体平台等。
(二) 叙事节奏与情节连贯性
影片采用碎片化的非线性叙事方式，运用大量倒叙插叙手法，虽然在艺术表现上具有创新性，但是由于固有的主旋律电影属性，以及影片的剪辑不当，使得影片原本的创新优势在部分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对情节的理解和跟随出现困难从而转变为劣势，主要表现为碎片化叙事导致节奏不稳，瞿秋白的回忆、现实场景以及与其他人物的互动等，这种快速的切换有时会让缺少相关历史背景知识储备的观众感到节奏过快，难以跟上影片的节奏，导致观众在理解故事时出现困难，影响了观影体验。同时由于影片采用多线叙事的方式，同时展现了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三位革命者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与家人、朋友、战友等人物之间的关系，涉及人物较多，使得故事线索较为复杂。部分人物关系的交代不够清楚，使得观众在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时存在困难。此外在展现历史事件时过于注重画面的呈现和情感的表达，而对事件的因果关系交代不够清晰。一些关键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缺乏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得观众难以理解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增加了观影的难度，影响了情节的连贯性。
(三) 影片对白与人物形象的塑造
对白是塑造人物形象和推进电影情节的重要方式[8]。而《觅渡》的对白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瞿秋白的历史文本，集中体现为影片对《多余的话》内容的运用，虽然能够真实还原角色的心路历程，但对于观众是否能够完全理解瞿秋白作为文人的情感流露的方面，仍不免给人以照本宣科之嫌。除此之外，影片中瞿秋白面对威逼利诱所做出的义正词严，并没有摆脱以往主旋律电影带有的浓厚的说教意味，正如影片所要表达的，瞿秋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经过了内心的挣扎与审视后从而选择献身真理，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微妙的斗争过程，影片对这样的心理博弈刻画较少，并且影片中瞿秋白一开始就表现出的那般大无畏从容赴死的表现显得矛盾而又突兀。
(四) 电影《觅渡》带来的现实启示
《觅渡》在叙事结构、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创新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围绕红色文化的文艺创作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可以大胆尝试新的叙事手法和艺术表现形式，以增强其艺术感染力和观赏性，更好地吸引观众。同时，影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和细腻刻画，也为塑造具有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提供了启发，创作者应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现，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主旋律电影在追求艺术创新的同时，应充分考虑观众的接受度和观影需求。可以在保持影片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前提下，适当调整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使影片更加贴近观众的生活和情感，增强观众的共鸣和认同感。
相较于完全商业化运作的影视作品，主旋律电影在娱乐属性与时代共鸣层面的结构性困境始终存在。随着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和文化消费的多元化转型，大众文化审美取向与官方主流价值体系的疏离性张力不断强化，这一矛盾随着时代演进更呈现出日益加剧的态势。电影《觅渡》在坚守思想深度与艺术品格的基础上，通过叙事视角的平民化转向与影像表达的创新实验，为弥合主流意识形态与当代观众审美期待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就整体创作生态而言，主旋律电影如何构建具有现代性的价值对话机制，在消解宣教色彩的同时实现精神引领，更有效地传播红色文化，仍面临系统性创新与传播策略优化的双重挑战。
5. 结语
主旋律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化载体，必然承载着建构国家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红色文化的当代传承必须立足于文化自信的创造性转化机制，这要求电影创作在叙事策略与美学表达层面实现范式突破。影片《觅渡》通过诗性电影语言的创新运用，实现了革命历史叙事与当代审美经验的价值共振，为新时代主旋律创作确立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坐标系。可以预见，依托文化创新的使命自觉牵引，更多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张力的影视作品将在守正创新的创作理念中持续涌现，既满足大众文化消费的审美期待，亦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事业注入强劲动能。
基金项目
2023年度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311055031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