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研究者开始关注父母离婚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传统社会里人们一旦结婚，婚姻一般会一直持续下去(Hu, 2020)。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这些传统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挑战，社会文化价值观也在不断演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婚姻观(Ma et al., 2018; Zhang, 2020)。截至2019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离婚率已经连续15年上升，离婚登记对数从2003年的133万对增长到2019年的470万对，父母离婚经历成为了个体发展过程中最常见的破坏性事件之一。

对于有父母离婚经历的个体来说，特殊的家庭结构和成长环境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心理和社会发展呈现出与没有父母离婚经历的个体不同的特点。实证研究证明，父母离婚与个体心理健康不良风险的增加有关，主要涉及抑郁症，焦虑症，心理韧性降低(Schaan et al., 2019)，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可能会被破坏(Chen et al., 2021)，更容易有不良的沟通模式，体验到的幸福感也更低(Schaan & Vögele, 2016)。还会对社会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一是父母离婚打破了青少年个人和人际系统的平衡，需要自我重组和适应(Von Soest et al., 2020)，二是由于离婚带来的变化和压力，亲子关系也会受到影响(Fraley & Heffernan, 2013)，三是对成年后的浪漫关系和婚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经历父母离婚的成年人往往对婚姻持更消极的态度(Cui & Fincham, 2010)，在浪漫关系中经历更多的困难(Cartwright, 2006; Lambert, 2007)，并且自己更有可能经历离婚(Teachman, 2008)。上述问题和个体的依恋密切相关。

依恋最初指和主要抚养者(通常是母亲)之间形成的特殊情感联结，通过早期和主要抚养者的互动经验，个体会形成内部工作模型，即关于自我与他人的认知，认为自己值得或不值得爱和支持以及他人能否依靠并给出回应的心理表征(Guo, 2019a)，并且逐渐形成依恋风格。个体的依恋风格中依恋安全体现在个体相信他人会对他们的需求做出回应，表现出相对稳定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模式，依恋不安全体现在个体可能不确定他人的可用性或回应，或者可能不希望得到他人的支持，与亲密和稳定的困难或过度需求有关(Bowlby, 1988)。

现有研究表明，父母离婚对个体的依恋安全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有父母离婚经历的个体更容易出现依恋不安全。具体体现在父母离婚经历与成年后更高的依恋焦虑水平和更高的依恋回避水平有关(Bernstein et al., 2012; McDole & Limke, 2008; Mendoza et al., 2019; Mickelson et al., 1997; Schaan et al., 2019)，还有研究将父母离婚的个体与来自完整家庭的个体对比发现来自离婚家庭的个体更容易产生不安全的依恋(Smith-Etxeberria, & Eceiza, 2021; D’Rozario & Pilkington, 2021)，更容易表现出恐惧的依恋风格(Brennan & Shaver, 1998; Kilmann et al., 2006; Ozen, 2003)。

然而，近年来，也有部分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发现父母离婚经历对依恋安全的影响并不显著，有父母离婚经历和没有父母离婚经历的个体依恋安全感不存在显著差异(Lopez et al., 2000; Scott & Church, 2001; Miljkovitch et al., 2012; Little & Sockol, 2020; Roper et al., 2019)。

分析可知，出现不一致的原因之一是部分研究仅仅将离婚当做一个二分事件(有父母离婚经历或没有父母离婚经历)来讨论其对依恋的影响，均忽略了离婚只是一个结果，而围绕离婚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变量也会影响依恋安全感，忽略了有父母离婚经历依恋安全感的个体差异。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父母离婚对依恋安全感的影响不是统一的，在不同条件和情况下是具有差异的(Garriga & Pennoni, 2022)。根据积极心理学的观点，不利的环境不一定会导致个体发展不良，个体仍然会有保持正常发展的机会。危机–弹性模型(Hetherington & Stanley-Hagan, 1999)也提出虽然离婚可能引起一系列消极变化，比如家庭经济水平下降，可能经历父母再婚甚至再离婚等等，会增加他们出现心理行为问题的风险，但这些消极变化的影响大小和持久性存在个体差异，会受到其他保护性因素的影响，比如积极的亲子关系和父母的积极引导。

依恋风格形成后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点，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持续影响各种心理社会功能(Guo, 2019b)以及社会关系质量，如有研究发现建立依恋安全感与更高的自尊(Park et al., 2004)、幸福感(Hoffman et al., 2017)和利用适应性应对技能(Jiang, 2017)有关。相关元分析发现，在成年人中，依恋焦虑和回避都与浪漫关系的不满有关(Li & Chan, 2012; Hadden et al., 2014; Candel & Turliuc, 2019)。因此减弱父母离婚对依恋安全感的负面影响很有必要，梳理保护因素既能够为解释现有研究不一致提供一条途径，也能为有父母离婚经历的个体提供更积极的视角和更多减少父母离婚对依恋安全负面影响的途径。综上可见，关注父母离婚经历对依恋安全感的影响并梳理相关保护因素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本综述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梳理父母离婚经历对依恋安全感的具体影响，二是梳理父母离婚经历影响依恋安全感的保护因素。

2. 父母离婚经历对依恋安全感的影响

父母离婚往往意味着子女和父母一方或父母双方分开，可能由父母共同抚养变为主要由母亲抚养或主要由父亲抚养，甚至和父母一方彻底失去联系和接触。根据鲍尔比的依恋理论，这种分离经历可能会破坏依恋安全感。已有部分研究表明父母离婚经历对依恋安全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体现在亲密关系中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方面：首先在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中的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上，由于父母离婚作为一个压力源往往会引发很多变化，主要有刚离婚时，父母自身受到离婚事件的影响，关注自己对离婚的情绪反应。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和对孩子的关爱减少，对孩子需求的敏感性和反应性有所降低以及反应不一致，使得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情感需求被忽视(Capuzzi & Stauffer, 2015; Roper et al., 2019; Schaan et al., 2019)，导致可能缺乏安全感，进而形成对他人的消极认知，认为他人是不可靠的，对他人的信任较低，会形成关于亲近的人会离开，并且不能依赖以得到一致的情感支持的想法和信念(D’Rozario & Pilkington, 2021)。除此之外，个体还容易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对父母婚姻关系的结束形成不正确的感知，产生自责感，被抛弃感等等，对自己的价值不够肯定，认为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自尊心、自信心以及自给自足程度都较低。对他人的不信任和对被抛弃的恐惧，使得个体会发展出适应行为，表现依恋回避或依恋焦虑的特征，即远离亲密关系或过度保护亲密关系，表现出控制和占有行为 (Karantzas et al., 2021; Louis et al., 2020)。其次在对亲密关系的态度上，认知发展观点(Bartell, 2006)认为早期的家庭经历构成了所有亲密关系认知表征的基础，父母夫妻关系是个体发展关系图示或浪漫关系功能表征的环境之一，个体会根据对自己和他人的信念、态度、期望以及从父母关系中获得的经验形成对关系的认知表征。父母离婚这一重大事件会直接影响关系图示的形成以及随后亲密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即使在其他亲密关系中有大量经验之后，之前对关系的认知也会继续发挥影响，研究证实，平均而言，有父母离婚经历的成年子女在亲密关系里表现出较低的亲密程度，对未来夫妻关系的信任和乐观程度较低，对婚姻的消极态度更多，对离婚的态度更积极(Amato & DeBoer, 2001; Cui & Fincham, 2010)。Cui等人(2011)发现，父母离婚会影响一个人对浪漫关系的看法，经历过父母离婚的人对他们的浪漫关系不太投入，更有可能选择离婚。有父母离婚经历的个体对进入成年浪漫关系非常谨慎，更加不确定关系成功的可能性(Morrison et al., 2017; Fackrell et al., 2011)。最后是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和体验，离婚过程本身可能会给父母带来极大的压力，例如，经济担忧、失去社会环境和支持系统以及失去浪漫伴侣(Leopold，2018)，面对这些负担，父母对孩子的养育行为会受到影响(Schaan et al., 2019)。可能会对孩子疏于监管或过度控制，最终导致孩子在人际交往方面存在困难，获得不良的关系体验。研究发现父母离婚的孩子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在成年后的伴侣变化更多，伴侣关系不太稳定或令人满意(Amato & Booth, 2001; Riggio, 2004)，以及更多的伙伴间暴力行为(Roberts et al., 2011)。Hetherington (1979)指出来自离婚家庭的男性表现出更高的行为障碍、攻击性和人际关系问题。Wallerstein和Blakeslee (1989)在对被试的10年随访中发现，许多来自离婚家庭的年轻女性生活在无法忍受的人际关系焦虑中，害怕背叛和拒绝。还有研究表明，经历过父母离婚的个体与父母的关系不太令人满意，在恋爱关系中遇到更多困难(Fraley & Heffernan, 2013)，难以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Mustonen et al., 2011; Trinder et al., 2008)。

3. 父母离婚经历影响依恋安全感的保护因素

个体的发展到底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还是由内部力量决定的，长期以来存在个人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两种说法。个人决定论强调人的内部心理因素的调节和控制作用，环境决定论强调外部环境因素的作用。班杜拉和布朗芬布伦纳对这两种说法进行了综合，分别提出了社会认知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班杜拉认为环境既影响着个体的发展，也受发展的个体的影响，布朗芬布伦纳认为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影响着人的发展，发展的个体处在从直接环境(像家庭)到间接环境(像宽泛的文化)的几个环境系统的中间或嵌套于其中。每一系统都与其他系统以及个体交互作用，影响着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等不同环境中，对于依恋发展来说，家庭方面的环境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家庭是个体早期生活的主要场景，依恋最初就是通过家庭中的亲子互动的过程形成的，通过主要抚养者的反应形成关于自我和他人的认知。

结合上述不同理论，家庭环境因素和个体自身的因素均可能在父母离婚影响依恋安全感中发挥作用。进一步明确家庭和个人层面的保护因素能更有针对性的、尽最大可能减少父母离婚对依恋安全感的负面影响。

3.1. 家庭保护因素

3.1.1. 离婚后积极的家庭环境

父母离婚对依恋安全感的影响取决于环境，如养育质量和模式(Feeney & Monin, 2008)。

具体而言，在离婚后家庭环境的相关因素中，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父母积极的养育行为、积极的教养方式以及稳定一致的居住模式的保护作用。

积极的养育行为：离婚后父母的养育行为包括支持性和非支持性两种，支持性养育行为主要指父母相互支持和尊重，乐于沟通交流孩子的信息，以及向孩子传达和谐的氛围，非支持性养育行为主要指父母在抚养孩子方面存在争论或争吵，以及会批评、贬低或指责另一方父母。一般来说，支持性养育行为有助于保持非监护父母在父母离婚后对孩子的参与，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也已被广泛证明有利于孩子在父母离婚过程中的适应(Lamela et al., 2016)。Smith-Etxeberria等人(2022)的研究结果显示离婚后父母的积极行为，如双方合作、允许自由谈论另一方，与子女更少的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有关。

积极的教养方式：父母离婚与依恋安全的关系受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Nair和Murray (2005)提出离婚家庭的孩子比完整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被归类为不安全依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离婚家庭中不太积极的教养方式来解释。完整家庭的母亲比离异家庭的母亲采取的教养方式往往更积极(权威和民主) (Nair & Murray, 2005)，积极的教养方式会让孩子有更高的自尊和自信，更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稳定一致的居住模式：离婚对依恋的影响可能取决于离婚前和离婚后居住模式的一致性，尤其是在主要抚养者的关系方面。父母离婚后，由于监护安排的变化，与主要抚养者相处的时间减少的儿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父母离婚的负面影响，相处的减少可能会增加不安全依恋中的焦虑或回避行为(Faber & Wittenborn, 2010)。而如果父母离婚后，孩子继续主要与主要抚养者生活在一起，那么依恋关系可能会继续沿着同样的偏好轨迹发展。

3.1.2. 离婚后父母冲突减少

父母之间的冲突会影响儿童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自尊、教育成就、亲子关系、与未来伴侣的亲密关系以及情绪调节(El-Sheikh et al., 2019; Fauchier & Margolin, 2004; Sorek, 2019)。

有研究者从动态过程的角度综述了父母离婚前和离婚后的冲突水平变化对儿童发展适应轨迹的影响(Cao et al., 2022)，此篇综述将高低冲突水平与离婚前后结合成了四个亚组，四种变化情况对于四种发展轨迹。针对离婚后父母冲突水平降低有两种情况，分别是如果离婚前父母长期高冲突，在离婚前对儿童的发展就有负面影响，儿童也更容易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内化问题(例如抑郁)和外化问题(例如反社会行为)，而这种情况下，对于儿童来说父母离婚可能是摆脱原有压力的机会，其发展适应水平可能只是在短期内会有所下降，如果父母离婚后的冲突水平降低，其发展水平甚至会有所改善和提高。如果离婚前父母冲突水平低，父母离婚会给儿童带来比较大的伤害，其发展适应水平可能急剧恶化。如果离婚后父母冲突水平仍然较低的儿童会逐渐从父母离婚的影响中恢复，发展适应水平又重新提高。

也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父母离婚后冲突减少是青少年适应父母离婚事件过程中心理发展的保护性因素(Kelly & Emery, 2003)。

可见，父母离婚后冲突水平降低对个体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上述两项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对认知、行为以及心理健康的影响，缺乏有关影响依恋安全感的直接证据。

Smith-Etxeberria等人(2022)的研究虽然以Cao等人(2022)的综述为基础出发探讨离婚后父母冲突水平对依恋的影响，但研究设计并没有体现动态的变化过程，只关注了离婚后父母冲突水平，没有关注离婚前后父母冲突水平的变化。所以即使结果显示，父母离婚后的冲突水平和个体依恋安全程度无关，也不能说明离婚后父母冲突减少对依恋安全感没有保护作用，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3.1.3. 早期安全依恋

早期亲子互动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型会影响个体面对父母离婚经历的韧性。早期亲子依恋越安全，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越积极，面对不良经历的适应和复原能力也就越强，即早期安全亲子依恋可以看作个体面对风险事件的保护因素，能够促进个体有效地适应负面生活事件。Smith-Etxeberria等人(2020)的研究证明了父母冲突与子女的依恋回避有关，早期安全的母子依恋可以缓冲父母之间存在高未解决冲突对子女依恋安全的影响，但目前缺乏早期安全依恋是父母离婚影响子女依恋安全的一个保护性因素的实证证据，在Smith-Etxeberria等人(2020)的研究中，试图验证早期安全依恋在父母离婚影响子女依恋安全感中的保护作用，但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离婚对子女依恋安全没有影响。Hazelton等人(1998)的研究也试图证明早期依恋在父母离婚对自尊、成人依恋、情绪健康等方面的影响中的保护作用，但研究结果没有发现父母离婚对这些方面的长期影响，研究者从离婚也可能带来积极变化的角度解释该研究结果，认为离婚可能带来的积极变化，比如和本来就是拒绝型的父亲接触减少，会缓冲父母离婚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未来研究要考虑多重因素的影响、从动态过程的角度去验证早期安全依恋是否存在保护作用。

3.1.4. 离婚后积极的亲子关系

Amato和Booth (1996)提出孩子在离婚后表现出适应不良的一种可能机制是通过恶化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恶化会进一步加强父母离婚的负面影响。在离异家庭中，与父母一方的关系对依恋的影响取决于与另一方的关系，与父母一方的积极关系可以弥补与另一方的不良关系的负面影响。Carr等人(2019)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离异家庭中，当母子关系较差时，父亲的支持与个体浪漫依恋焦虑和回避水平有关，与父亲的支持关系弥补了与母亲的低质量关系的影响，证实了这种补偿效应。Sandler等人(2008)的研究也发现，在离异家庭中，当父母冲突水平较高、与某一方父母关系质量低时，与父母一方良好的关系可以降低个体出现内化问题的可能。Trinder等人(2008)的研究也证明了父母离婚后个体与父母的关系质量会影响其依恋发展，与父母一方或双方都有安全关系的人往往经历更少的离婚的消极影响(Mahl, 2001)。

因此，父母离婚后与父母一方或父母双方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缓解父母离婚事件对个体依恋安全的影响。

3.2. 个体保护因素

3.2.1. 对父母离婚的合理认知

对重大生活事件的看法在影响长期适应方面也非常重要(Bernstein et al., 2012)，Kurdek和Berg (1987)认为，不能理解父母离婚的孩子面临更高的适应不良风险，错误理解父母离婚，即对离婚有不合理的认知也会影响个体的发展适应，不合理认知主要包括认为父母离婚是自己造成的(即自责)，对父母会团聚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即希望团聚)，只责怪父母某一方(即对母亲或父亲的指责)，对同伴拒绝和/或嘲笑怀有过度的恐惧，并长期害怕被抛弃(DeLucia-Waack, 2001; Kurdek & Berg, 1987)。Bernstein等人(2012)的研究结果证明了父母离婚的个体形成的对于被抛弃的恐惧是后来浪漫依恋不安全的重要相关因素。

Young等人(2003)提出经历父母离婚事件的个体容易形成遗弃图示，即关于亲近的人会离开，并且不能依赖以得到一致的情感支持的想法和信念。这些图示虽然形成于早期生活中，但在成年期也可能被激活，影响到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的负面评价。有父母离婚经历的个体，如果形成了遗弃图示，会更容易形成消极的内部工作模型，认为他人是不可靠的，对他人的信任较低，形成不安全的依恋风格。Young等人(2003)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有父母离婚经历的成年人更有可能报告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部分原因是他们形成了遗弃图示，即认为自己会被他人抛弃的认知。

可见，能合理认识父母离婚事件，避免不合理认知的形成也能减弱父母离婚对依恋安全感的负面影响。

3.2.2. 心理弹性

除了认知的影响，个体的抗压能力也会影响对父母离婚事件的适应。

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表明，心理弹性可以缓和不良生活事件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Martinez-Torteya et al., 2009; Jordan & Graham, 2012)。Wang等人(2021)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心理弹性可以作为个体发展的保护性因素，有利于减轻父母离婚对发展的不利影响。Schaan和Vogele (2016)的研究也表明心理弹性是个体成功适应父母分离经历的关键因素，提高个体的心理弹性有助于减少父母离婚对其依恋安全的影响，进而长远改善个体的心理健康。

4. 研究展望

4.1. 全面探究父母离婚经历对依恋安全感的影响

目前父母离婚经历对依恋安全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分析发现，出现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可能是部分研究在研究变量的分析方法上，将可能是潜在中介变量的因素简单处理为控制变量，另外部分研究在探究中介或调节变量时，没有考虑到动态变化的视角，只关注了离婚后的变量水平，没有和离婚前的水平作比较以及探讨不同变化模式的影响。离婚压力适应观点明确提出离婚事件本身不会对家庭成员产生影响，而是离婚引起的变化会影响家庭成员的身心发展。未来研究应该尝试从多角度出发，更全面地探究有父母离婚经历的依恋安全情况。在探究影响机制时，应注意离婚是一个过程事件，对离婚前后都存在的变量要从动态变化的角度考虑。

4.2. 完善对家庭和个人保护因素的探讨

关于家庭保护因素和个人保护因素的探讨已有研究主要涉及离婚后的家庭环境、父母冲突、早期安全依恋和亲子关系以及对父母离婚的合理认知和心理弹性，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未来研究有一些需要注意和拓展的地方。

首先，对于离婚后父母冲突减少和早期安全依恋这两个因素对父母离婚后依恋安全的保护作用缺乏直接的实证证据，现有研究虽然有验证的意识和行动，但是由于研究设计存在不足等原因，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这些因素在父母离婚影响依恋安全感中的作用。其次，现有研究忽略了这些保护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比如离婚后的父母冲突水平会影响到离婚后的亲子关系，父母冲突水平高可能会将孩子卷入到他们的冲突中，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验证各保护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除此之外现有研究还忽略了父亲母亲和孩子之间三元关系的作用，有研究者明确提出，影响父母离婚对儿童整体发展产生作用的因素还有父亲母亲孩子的三元关系，但目前没有实证研究表明三元关系在儿童依恋领域是否存在同样的效应，未来研究可以针对该因素进一步展开探讨。

4.3. 全面考察父母离婚经历影响依恋安全感的其他相关因素

除了家庭中有保护因素，学校和社会中也存在一定的保护因素，未来研究可以明确多方面的保护因素，为减少父母离婚对依恋安全的负面影响提供更多的途径。另外，对于目前父母离婚经历影响依恋安全感的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关注保护因素只是其中一种解释途径，未来研究可以关注风险因素以及其他影响因素来解释这种影响的个体差异，更全面地理解有父母离婚经历的个体依恋安全的情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