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白鹤梁是一道处在长江中的石梁，位于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长江江水中，枯水季节石梁并露出水面。从唐代至近代，众多文人墨客、士绅官吏在石梁上镌刻题词，既有对自然美景的赞美，又有对家国情怀的抒发，更有对水文科学观察的详细记录，白鹤梁因题刻的人文奇观而闻名中外。白鹤梁题刻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题刻数量具多、内容丰富，更在于艺术文化脉络在历史时空中一脉相承与创新发展。白鹤梁题刻见证了长江水文的变迁，承载了千年的民族文化记忆，展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科学发展的多维图景，同时彰显了民族智慧与艺术创造力。

近年来，众多学者围绕白鹤梁题刻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聚焦于题刻本身的艺术价值、历史意义以及挖掘了其与古代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紧密联系。然而，尽管已有研究颇丰，但对于白鹤梁题刻文脉的全面探秘仍显不足。本文在综合多学科视角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白鹤梁题刻文脉的深入探索。不仅关注题刻本身的艺术价值与科学价值，还致力于探讨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

2. 白鹤梁题刻的千年回响

2.1. 历史的痕迹

长江，气势恢宏、波涛汹涌，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着中华文明。长江赋予白鹤梁题刻生命与灵魂，而白鹤梁题刻则是这条大河的见证者和守护者。白鹤梁梁体的形成与地壳运动和长江水的冲刷侵蚀密切相关。其所在区域属于侏罗系地层，在2.5亿年前三叠纪时期，由于地壳活动较为平稳，区域内沉积了大量的海相岩层。在随后的印支运动中，白鹤梁所在区域的石灰岩受力褶皱抬升。至燕山运动时期，进一步推动了白鹤梁所在地壳的整体抬升。到距今3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时，导致河流切割到白鹤梁所在区域的岩体，形成了稳定的河床，赋予白鹤梁题刻独特的物理特性，使其在江水侵蚀中能够长期保存[1]。

白鹤梁题刻这一水下景观的形成，始于唐代，盛行于宋元，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唐代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文化繁荣，这种社会背景赋予唐代在创作上注重写实。此时期的白鹤梁题刻内容主要以描述自然景色为主，诗人、书法家多在石梁上题词，表达他们对江河山川的敬仰与赞美。进入宋代，水利工程和天文观测等科学领域频繁出现，农业生产进一步繁荣，但外患频繁，题刻内容更多表现对政治、科学、文化等思考。如在北宋宣和四年《吴革题记》中所刻“易以包无鱼为远民，民固可近不可远，余牧是邦久矣。今岁鱼呈祥，得以见丰年，而知民之不远也”[2]。至明清时期，农业、手工业等承古萌新。书法和雕刻技术达到了高潮，题刻内容更加具有艺术性，这些题刻书法字体多样，如篆、草、楷、行皆备。如清康熙二十三年《萧星拱观石鱼记》，萧星拱书法风格接近赵孟頫，题刻书法楷书结构匀称、比例协调、沉稳分明的特点。

石梁无声，却历经千载。白鹤梁题刻的形成是岁月的笔触，是各个时期不同层次的文化、艺术、政治和科技的一个缩影。从封建王朝的盛世辉煌到战乱中的社会动荡，白鹤梁题刻在无声处展示了历史的波澜壮阔。

2.2. 艺术的交响

白鹤梁题刻不仅是一部丰富的历史档案，更是一部艺术创作史诗。白鹤梁题刻以石为载体，将文字、图案和装饰融入其中，创造出具有时空感、民族性、活态的、文脉相承的艺术史。

白鹤梁题刻书法在唐代书法盛行，其风格大气蓬勃，以写实为特色。受唐代书法艺术的影响，题刻书法采用楷书和行书，笔触刚劲、雄浑有力。进入宋代后，题刻变多，受颜真卿、黄坚庭、苏东坡等书法家的影响更多采用楷书与草书。到明清时期，白鹤梁题刻的书法艺术逐渐进入一个丰富多样化的阶段。明代的题刻更加注重字体的装饰性，笔画之间的疏密变化具有视觉冲击力。清代题刻的书法同样丰富多彩，既有工整严谨的正书，也有流畅自然的行书和隶书等，如清光绪辛巳年孙海题写的《白鹤梁题记》文字秀丽，结构工整严谨。总之，细细品味白鹤梁题刻书法，令人眼迷心醉、美不胜收。

白鹤梁上石刻璀璨，图案精雕细琢。白鹤梁题刻的石刻图案主要集中在石鱼图、观音图和白鹤图。三峡地区历年来是重要的渔业生产地之一，鱼类资源丰富，所以白鹤梁石刻的石鱼种类众多，如鲤鱼、青鱼、鲢鱼、草鱼等，石鱼图案有单鱼图案和双鱼图案。通过曾超、刘兴亮等人的梳理、研究推断最早的石鱼是唐广德元年之前所刻，在唐代最早的石鱼为双鲤图案，“一衔莲花，一衔灵芝，分别称为莲花鱼和灵芝鱼”[3]。白鹤梁唐宋鱼刻图案主要以线雕的雕刻手法，这一时期的石鱼损坏严重，细节无法考察。到了元明清时期，石鱼数量增多。元、明代石鱼主要以浅浮雕的雕刻手法，出现单鱼图案，如元至顺癸酉年《张八歹石鱼》单鱼图案，雕刻精细、强调写实。明正德元年《李宽石鱼》双鲤石鱼、一前一后，形态朴实。清代出现了线雕、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等雕刻手法，其中还有部分圆雕、线雕等石鱼的雕刻人无法考证。如清嘉庆20年张师范《高浮雕石鱼》雕刻富有石质感，独立石上。在清代光绪二年，白鹤梁题刻上雕刻一幅《送子观音像》，观音的面部表情温和，眉宇间透露出慈悲与宽恕，双眼微闭，一手持莲花，另一只手轻轻托举婴儿，形态生动、线条流畅、雕刻精致。《白鹤时鸣图》白鹤展翅长鸣、以形写神、栩栩如生。这些题刻如同历史的见证者，诉说着过往的岁月和民族的交融，让人仿佛穿越千年，亲眼见证历史的流转。

白鹤梁题刻的艺术风格并非单一，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呈现多种风貌。风格的演变是不同历史时期艺术家们的情感和思想的汇集与交响。在各自时代背景下，每一位艺术家、政治家都赋予了题刻新的生命，既保留了传统的艺术表现方式，又不断创新和突破。从唐代的刚劲有力、到宋代的典雅含蓄、再到明清的繁繁复精美，白鹤梁题刻的艺术风格如同一部流动的交响乐，充满了时间的深度。

3. 白鹤梁题刻文脉的显与隐

白鹤梁题刻中的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就像白鹤梁的双面，一面是直观的历史见证，一面是深厚的文化内涵，共同构成了白鹤梁题刻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3.1. 显现文脉——艺术与历史的双重诠释

白鹤梁题刻文脉中的显性文化，就像白鹤梁这天然石梁上镌刻的文字与图案，直观而鲜明。公元(1279~1368)年出现唯一的少数民族题刻，即《蒙文题刻》。反映蒙古族在元朝时期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统一与治理南方地区时的文化足迹。蒙古自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后，其军事力量迅速向外扩张，与南宋成为直接对手。四川和重庆是南宋的重要粮食产区和经济支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天然的防御屏障，成为蒙古军统一中原的重要目标。重庆城在南宋就在，重庆城不在南宋必灭。随着重庆城的防御逐步崩溃，南宋灭亡指日可待。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白鹤梁蒙文题刻的历史风云。这段镌刻于历史转折之际的文字，不仅承载着战争的惨烈，还蕴含着蒙古民族历经半个世纪浴血奋战后的自豪与荣耀。在陈曦震的著作《水下碑林——白鹤梁》中，对《蒙文题刻》的注释为“该文为八思巴文字(蒙古新字)大意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耀。题刻作者无考”[4]。根据蒙古建立元朝的时间推测该题刻的作者一定是蒙古族人。蒙古部落在形成初期是无文字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之后创制蒙古文字“蒙古回鹘体”，它是蒙古语的第一套书写系统，其书写方向为自上而下，行列从左至右。元朝时期，忽必烈命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八思巴·罗追坚赞为蒙古帝国创制一种新的文字，称为“八思巴文”。是一种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的一种拼音文字，由于藏文字母衍生出的文字复杂难用，15世纪八思巴字被蒙古人遗忘[5]。

题刻文字和书法艺术是历史的见证，它们记载了不同朝代的官职称谓及制度文化的演变，记录了文人墨客的生活状态以及社会变迁。在中国古代政治架构中，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占据主导地位，但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的实例。如蒙古族创建的元朝、满族创建的清朝。随着这些少数民族的建立，中国古代官职体系中融入了具有少数民族官职称谓的特色，从而丰富了官职文化的多样性。在白鹤梁题刻的历程中，经过岁月侵蚀，现存的唐代题刻稀少，所体现的唐代官职称谓有刺史、太守、县令等。因宋代题刻较多，所体现的宋代官职种类丰富，官制更加复杂，如在宋代题刻《徐庄题记》中记载“大宋熙宁元年正月二十日，军事判官徐庄同巡检供奉王安民，监税殿直王令岐、知乐温县钟浚、涪陵县令赵君仪、司理参军李袭观石鱼题名，涪陵尉郑阶平书”。进入元代，此时期由蒙古族统治，少数民族官职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中最具有特色的为奥鲁，在题刻《聂文焕题记》中见。奥鲁在元代既是人名、也是官职名称。作为官职称谓的“奥鲁”，其奥鲁制度形成后，供应军需、赡养老小、处理纠纷等有专属的奥鲁官府管理。到了满族所统治的清代，府尹、县尹等官职增多。在题刻《姚觐元题记》中出现“二品顶带”，是清代官员帽饰的一部分，用于区分官员的品级。其颜色、材质的使用都根据官员品级的大小来选择。体现了清代社会的政治等级观念和服饰文化。这为我们研究古代官职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也让我们在品味这道天然石梁的同时，更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历史韵味和文化底蕴。

3.2. 隐性文脉——艺术与文化的互动

3.2.1. 艺术与人文科学共生

白鹤梁题刻是一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艺术与文化的互动。在这平静无声的石刻下，隐藏着古代社会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追求。

涪陵是枳巴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白鹤梁题刻与枳巴文化息息相关。古时，白鹤梁曾被称为“巴子梁”，它位于先秦巴国的故地。巴人在战争中失利而迁移此地，经过巴人在融合“濮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开拓创新，以巴文化为核心孕育出枳巴文化。所以，枳巴文化必然影响着白鹤梁石鱼文化、涪陵文化和易学文化等文化。历史上，巴族是一个英勇善战、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生活在山水环绕中，依赖水上贸易，从而积累了大量的水文知识，这为水利的开发和利用奠定了基础。因此重视水利与关注农业生产成为了巴人的传统。鱼纹在古代为巴人的图腾，巴人迷信鬼神，将鱼看作祥鱼、瑞鱼，赋予它神性。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鱼常常象征着吉祥与富裕，承载着人们对富足和幸福生活的美好期许。白鹤梁的“石鱼出水兆丰年”亦是如此。鱼纹雕刻采用了写实与象征相结合的方式，造型简洁却蕴含深意，不仅体现了当地人民对自然的崇敬，也反映了对生命延续的哲学思考。这种隐性的艺术手法不直接揭示文化内涵，而是通过视觉符号唤起观者的联想，使每一件题刻作品都成为解读巴蜀文化的“密码”。

3.2.2. 艺术与自然科学交融

白鹤梁题刻的艺术价值与自然科学价值交融一起，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传递出古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没有现代科学工具加持的古代，渔民通过长期的观察、探索，总结出鱼群的迁移状态与水位、农事活动、气候预测、航运等相关。在考古白鹤梁石鱼的种类、大小和姿态，发现雕刻人将自然细节转化为艺术语言，使石鱼既符合自然科学的真实描述，又具有艺术感染力。这种艺术表达让人们感受到鱼类生命的灵动以及对鱼类运动规律的自然观察。

经过科学勘查白鹤梁石鱼题刻发现，其中唐代石鱼和清代石鱼水文科学价值最高。从现存最早的白鹤梁题刻“韩震等题记：广德年鱼去水四尺今又过之”。到清代“萧星拱重刻石鱼记：水落而鱼复出”记载了唐广德年到清代这1000多年的江水变化。考古学家通过测量石鱼眼睛和腹部发现，眼睛高度与涪陵川江航运的水位零点在同一水平线上。其鱼腹的高程代表长江历年来枯水位的平均值，鱼腹漏出水面的程度来判断江水枯落的程度。在农业社会里，人们劳动生产的高效依靠天气的自然变化，而自然气候是影响江水枯落的决定条件。因此，当江水枯落、石鱼显现之时，就预示着来年的自然气候有利于农业丰收。总之，白鹤梁石鱼与江水的交融，象征着艺术与自然科学的交融，展现古人将科学信息艺术化的非凡创造力，同时寓意了艺术与文化的和谐共存。

4. 小结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以往，白鹤梁题刻是历代文人墨客、绅士官吏抒发政治思想、赞美自然以及个人情感的地方，并以刻鱼为标记录了长江历代水文变迁。现如今，白鹤梁题刻这座历经千年的文化桥梁，因三峡水利工程建立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成为兼具艺术、历史以及水文等多重价值的“水下碑林”。白鹤梁题刻作为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内涵、跨领域的水文科学价值以及独特的艺术表达，彰显出非凡的意义。它不仅是与自然对话、与文化交融的艺术丰碑，更是一部镌刻在石梁之上、记录着水文信息的“档案”，其文脉在时代变迁中的雕刻者的手中绵承与繁衍，跨越时间与空间地感染今天、影响未来。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23NDYB191]、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项目编号：K22YD206078]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