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当代作家群体中，刘震云是一位极具代表意义的人物，他作为新写实主义和黑色幽默艺术的重要代表作家，其小说在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中篇小说有《一地鸡毛》《新兵连》和《塔埔》等，长篇小说有《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均为其重要著名作品，且学界对他的小说研究成果颇多。尤其是刘震云近年来发表的长篇小说《一日三秋》一经问世，便受到众多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从研究的范围综合来看，对小说《一日三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作品的叙事结构、主题内蕴和文化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而针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明亮”的形象分析却只有少数，但明亮作为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串联起了书中三代人的生活经历与命运波折，因此，有必要对明亮这个人物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
《一日三秋》这部小说作者将其分为了五个部分。前言中主要交代了作者的创作意图，第一部分是从花二娘这位“仙女”开始写起，进而由花二娘引出延津这个地方，叙写出延津人生活中的苦与乐、生与死。第二部分着重写书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樱桃的生活经历，樱桃便是明亮的母亲，是明亮人生中的重要人物之一。第三部分则是重点写主人公明亮的生活事迹，这一部分是全书的核心，同时也是作者着墨最多、描写最详细的部分，该部分对明亮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交代和描述，其中也有花二娘和樱桃的登场。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内容较少，是对整个故事的一个总述与点题。从小说的整个结构上来看，明亮在全书中占据核心地位，不仅在人物关系上是枢纽中心，而且作者在明亮身上也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感悟。因此，通过对明亮人物形象的钻研和研究，可以对主人公明亮的形象塑造、刘震云小说创作的特点及《一日三秋》全书的主旨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体会。
2. 明亮的形象特征
2.1. 情与理的结合
明亮身上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他既有情也有理，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与融通。在亲情上，他三岁丧母，丧母这件事一直成为明亮的一件心事，无法释怀。一方面是作为儿子失去了母亲的痛彻心扉，另一方面则是处于愧疚之中，认为母亲的死与自己有关。除了母亲，奶奶也是明亮人生中重要的亲人，“明亮六岁离家出走，就为寻亲”[1]，“寻亲”这件事，深觉明亮的至情之性。为了这份亲情，小明亮得知自己坐错车后，毅然决然靠双脚从株洲走去延津，最后历时两个月终于抵达，来到奶奶的坟前。此后，明亮便留在了延津，他的父亲也并未将其接回武汉。而面对自己亲生父亲的所作所为，明亮一向宽容明理，早早学会了独立，这是明亮的“理”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亲情的重视，是明亮身上的“情”，而在亲情中体现出来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则是明亮身上的“理”的重要表现。
在爱情中，明亮也表现出了情与理的结合。他的老婆马小萌在北京打工的真相被人揭露时，竟想不开要上吊，“所幸从事情的开头起，明亮就没有沉溺于自己的苦恼与不满，他先是很快回过神来，飞奔到家，救回了已经上吊的小萌，从而也让自己跳出了父亲陈长杰曾经走过的昏暗道路”[1]。为了马小萌，明亮听了老董的话，并未与马小萌离婚，而是决定与延津“离婚”，在他心中，“马小萌仍是一个犯错的亲人”[2]。去到西安后，马小萌遭到骚扰，明亮更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与愤懑，用茶杯将孙二货的头砸出了血，结果自己却受到侮辱。这时的明亮在精神上实现了一次蜕变，他萌生出了要杀人的偏激想法，相比较明亮前期的性格来看，这是一个转折点和突破点。因此，在爱情的考验下，明亮的情并未被磨灭，而是与理结合，不断升华和成长，逐渐丰富着明亮的性格。
于亲人、爱人之外，明亮对身边其他人同样保持着应有的情与理。明亮娶亲时，当时董广胜、郭子凯等都抽空亲自赶去给明亮当伴郎，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情深。在决定离开延津后，师父为明亮寻得一个去处，书中多次在这里强调，明亮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师父。与郭子凯交往的过程中，也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朋友。“明亮做人、做事，常能循其所明之理而为，如此，其有情便可脱掉不少任意和狭隘性，能不唯我，不唯亲”[1]在描写明亮于西安定居之后，直到最后事业有成，他都保持着谦卑。去看望他人时，始终要带着礼物上门，即使是面对自己憎恶的人，如明亮去看望傻了的孙二货都是“买了两瓶酒、四条烟”[2]，真正做到“有情、且明理，颇有点‘归根’‘复命’的意思”[1]。因此可以说，“情”是明亮的根，“理”是明亮的魂，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2.2. 孤独与救赎的伴随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和《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他们最困苦的不是金钱利益，追逐权力等物质生活，而是内心的憋屈和精神的孤独”[3]，在明亮身上，同样能够感知到他的孤独人生。明亮成长过程中缺失了必要的母爱，后来由于父亲忙于工作，生活起居上大多是明亮自己独立完成，奶奶特别疼爱明亮，但这个唯一能倾诉心事的亲人也已离去。尤其是明亮辍学的情节，更是表现出明亮的孤苦无依。没有生活费的支撑，李延生只好让明亮辍学去学炖猪蹄。在这个情节上，看似是明亮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学业，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被上一代人亲手放弃，于是明亮常借吹笛消愁，“吹着吹着，暗自落下几滴眼泪。”[2]在这里，“笛声不仅是单纯的音乐，还传递出主人公的情绪和内在精神”[4]，传递出明亮的孤独、无助与迷茫。
前面提到的“寻亲”情节，不仅是明亮寻找亲人这么简单，这更像是明亮的一种自我救赎。“小说人物通过‘寻找’所做的悲凉抗争，无声地阐释着这个人生和世界存在的某种‘真相’，彰显出了一种存在主义哲学的意味”[5]。因为孤独，所以“寻亲”。母亲的离世、父亲的再婚和奶奶的离去都让明亮感到寂寞，与李延生一家的感情，又因辍学而有所疏离。明亮去饭店打工后，自然想寻得一位真正的亲人，不然他不会吹笛、黯然神伤。与马小萌结婚后，明亮的“寻亲”似乎有了结果。但是，随着情节的开展可以发现，明亮与马小萌之间仍有隐瞒，最重要的心事并没有如实向对方说明。所以，明亮始终是孤独的，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救赎，也没有实现完美的“寻亲”理想。
孤独和救赎伴随着明亮的一生。在刘震云的作品中，不仅仅是明亮，他笔下小说的许多人物都带有“孤独”这一特质，“在他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呈现出的大多数孤独者形象皆是因为缺少精神交流的对象，没有一个‘过心’的、‘说得上话’的朋友而感到孤独”[6]。《一日三秋》中的明亮同样是孤独的，但明亮为摆脱孤独不仅仅是为寻得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毕竟能与他说上话的人并不少，但能真正说上知心话的人并不多。因此，明亮常常是沉默的，尽管书中人在与明亮相处过程中很难觉察，但读者却可以清楚地读到明亮的孤独，自然也就能理解明亮为何会对“寻亲”执着。小明亮独自去延津找奶奶、与马小萌结婚、在西安寻找年老的那只名为孙二货的狗、最后想找回那块刻着“一日三秋”的牌匾，这些都是明亮孤独人生中寻找救赎的生动体现。
2.3. 悲与喜的交融
明亮身上的悲是刘震云直接赋予他的内在底蕴，因此读者直观感知到的第一印象就是悲。明亮的悲主要体现为明亮是作为一个“失语者”而存在的。“我们可发现，众多研究所涉及的失语者是失去话语权利的失语者。但刘震云小说中所书写的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失语者，属于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失语者’”[7]。明亮生于延津，自然就带有延津地域的特点。刘震云曾提到，“从父老乡亲身上，他明白了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孤单种在心里，就长成了孤独；孤独一直生长在他们心里，但他们就是不说”[8]，其实这就是失语者的典型特征。明亮没有对奶奶喷出来的“空”，成了他一辈子的心事，即使面对老婆也绝口不提；后来去饭店当了学徒总喜欢一个人呆着，马小萌评价他是“特孤僻”的一个人；在西安遭到孙二货的侮辱，顾及老婆肚子里的孩子，所遭受的耻辱都未向老婆提及；后二十年里靠老婆的存款立业，但觉得钱来得脏，总是一个人叹息，不曾想过要与人倾诉。
悲是通过正面描写表现出来的，但明亮身上的“喜”却是从侧面表现出来的。这种喜可分为两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方面是积极意义上的，另一方面则与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父亲再娶之后，后妈和继妹并未对其有过虐待和责骂，比传统中的继母少了一些恶毒；明亮在“寻亲”途中未遭受性命之忧，反而安全抵达了延津，可谓奇迹；马小萌想不开要自杀时，明亮及时赶回去将其救了下来，没有让自己再添憾事；在西安的买菜生意受挫，但转头重振旗鼓开起了饭店，并且将饭店生意越做越强；在睡梦中不幸两次遇到花二娘，依靠自己的机智巧妙化解了花二娘的诘难，成功将自己从噩梦中解救出来。这些一桩桩一件件的“喜”是明亮的幸运，但也蕴藏明亮的悲，即作者是用“以喜言悲”的方式把明亮身上的喜和悲融为一体，化作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一日三秋》讲述了两代人的生活困境，展现了荒诞的现实和难以挣脱的、如笑话一般的命运。在小说中，刘震云有意用反讽揭示人的生存困境。”[9]笑泪合一，悲喜交加的反讽叙事，使得明亮的形象更加全面、立体。在表现明亮的“悲”时，不是一味地用感伤的氛围故作悲情，在表现明亮的“喜”时，也不是尽情用热烈的气氛烘托，而是喜中含悲、悲中含喜。例如作者在叙述完明亮徒步两个月到达延津的这段悲的历程之后，紧接着就开始写陈长杰不打算将明亮带回武汉，而父亲的这一打算正中明亮的心思。长大后无奈辍学，去饭店当学徒，进入工作阶段，并没有令人崩溃的状况出现，反而遇到终身难忘的师父。因娶的老婆在延津不再有立足之地，只能背井离乡，但也是因为老婆的存款，才能在西安开得起饭店以致事业蒸蒸日上。作者采用这种悲喜交错的方式，让明亮在一个又一个的波折逐渐成长、趋于成熟。
3. 人物形象塑造艺术
3.1. 反英雄的形象塑造
刘震云在创作《一日三秋》时，将全文聚焦于延津这个地方的人和事，塑造了与延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系列平凡人物。花二娘因避难来到延津渡口苦等自己的情人花二郎，在成为花二娘之前，她也只是一个名作柳莺莺的普通姑娘罢了；明亮的父母樱桃和陈长杰是延津再平凡不过的小人物，他们先是在剧团里当演员唱戏，后来为了生计去工厂打工，陈长杰去到武汉后仍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并没有实现阶级的变换；明亮身边的朋友，也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普通生活；明亮周围出现的其他人，包括在西安交往的人，都是平凡的人物，而明亮作为书中的中心人物，他的身份地位在延津这个地方更是微不足道的小存在，他没有显赫辉煌的家世背景，没有令人羡慕的学识地位，更没有为人惊讶的丰功伟绩，明亮的生活是普通朴素的生活，明亮的一生是普通而平凡的一生。
明亮出生在延津，后来随父亲去到武汉，又从武汉返回延津，最后又不得已离开延津去往西安。几经波折，在这些波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明亮身上具有鲜明的“反英雄”形象特征。延津只是河南一个普通的小县城，这里为他的人生打上了深深的身世烙印，这种烙印伴随着明亮成长、蜕变；明亮的父母前期靠唱戏生存，后期去到县棉纺织厂工作，两人只是普通工人，没有为明亮提供发家致富的条件；到高中时期因生活费的问题不得不退学，只能去到饭店学炖猪蹄，这场变故更是将明亮靠读书成才的道路堵塞，彻底沦为一个打工人；到西安后，买菜生意遭人迫害，不得不另谋出路，即使后来饭店生意蒸蒸日上，但终究与原来的远大志向不可类比。明亮的一生都在平凡生活中苦苦追寻与挣扎，这些痛苦与磨难正是明亮“反英雄”特质的呈现。
“反英雄叙事拒绝传统高大全式的‘巨人英雄’，而是将英雄还原为普通的人，刻画日常生活中的反英雄。”[10]这种创作手法在《一日三秋》中和刘震云的笔下有所体现，《一日三秋》中的主要人物不再带有传统小说中主人公所特有的主角光环。明亮不似英雄一出现便给人气势凌人之感，而是从生活的日常琐事带出小明亮的生活经历，也不像传统英雄那般过五关斩六将，当然故事的结局也没有给明亮实现什么宏图霸业，他仍旧只是几家卖猪蹄店的老板。这种类型的主人公的出现，更能沟通起书中人物与读者的联系，更能让读者透过似真似假的小说来关照现实，来关注到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如明亮一样的“反英雄”人物，在这看似不起眼的人世间苦苦挣扎，寻求生的希望，寻找救赎的可能。
3.2. 反传统的叙事结构
从结构上来看，“《一日三秋》的整体叙事结构和时间并没有沿袭传统的小说创作方法，它突破了机械线性的物理框架，整部作品首尾相贯、前后相承，在小说的结尾又回溯到开头”[11]。整部小说共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中的“花二娘”贯穿了故事的始终，且由她引出笑话和评判笑话，而“笑话”是整部小说的线索，因此花二娘的灵魂地位显而易见。第二、第三部分作为主体部分，相互贯通，在叙述樱桃的事件的同时，也为后来明亮的生活埋下了许多伏笔，如第二部分末尾写到不知樱桃的魂魄去了哪里，在第三部分中可以知道樱桃的魂魄随着照片被明亮丢进了长江。第四部分是笑话合集，是对前三部分中出现的笑话进行概括总结，如“给喜马拉雅山装上滚梯”[2]这则笑话风趣幽默，被花二娘记录了下来。第五部分对全文主题进行升华，指出《花二娘传》是笑书，同时也是血书，这里便又回到了开头第一部分花二娘的故事情节。
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样是反传统的叙述。第一部分中的花二娘，贯穿故事整个时间线，她作为仙女是不现实的存在，但她却真实地出现在延津人的梦中，她“找笑话不在白天，在夜里”[2]，在延津人的心中，花二娘是一个噩梦。花二娘两次去到明亮的梦中，且明亮都顺利通过花二娘的笑话考验，这在书中是独一无二的。花二娘第一次入明亮的梦中时，明亮是在延津的，而第二次入梦却跨越了地域的限制，在明亮身处西安时也进入到明亮的梦中，这是一次时空的跨越。在樱桃和明亮的部分，是按时间顺序依次进行，其间还有倒叙和插叙的运用，插叙造成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跳跃，例如先写陈长杰写信告诉李延生又要结婚了，再来叙述陈长杰和樱桃十年前的爱恨纠葛；又如樱桃的照片被小明亮扔入长江后，她的魂魄去了哪里，在第三部分中并未揭示，而是在第四部分进行补充，得知樱桃顺着长江穿越到了宋朝，实现时空上的大转换。
《一日三秋》整体叙事结构和叙事时空都较传统叙事方式有着较大的创新与突破，这种创新与突破使作品呈现出魔幻现实主义的绚烂光彩。“花二娘在《一日三秋》中的故事，也可视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体现，因为她本是民间传说，后来越传越盛，延津人信以为真了”[12]。例如她进入到延津人的梦中时，如果梦中的笑话无法将她逗笑，她便将人压死，且这人并不仅是在梦中死去，在现实中也是真实死去了；樱桃死后无法轮回转世，魂魄附在李延生身上让他带去武汉，后来又附在照片里，明亮竟能与照片中的樱桃对话，再后来被马道婆钉在木板上，其魂魄向阎罗求情，幸亏一只会说话的萤火虫指引明亮将其解救下来，而这只萤火虫竟就是马道婆自己变幻而成的，似真似幻。这种穿越虚构与现实，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存在，无不闪耀着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3.3. 谑与讽并存的风格
“《一日三秋》是刘震云的又一力作，小说呈现出明显的黑色幽默特征”[9]正如书中最后所说这既是“笑书”，也是“血书”，带有幽默和讽刺的双重特性。就幽默来看，延津人生来喜欢说笑话，“笑话”与延津密不可分，不管怎样，“延津还是以笑为主”[2]。花二娘曾经是爱说笑话的冷幽族的一员，来到延津后仍喜欢去梦中听人讲笑话；明亮的父亲陈长杰与母亲樱桃是因“笑话”结缘，主要是陈长杰的幽默吸引了樱桃；再有，樱桃的死竟是为了一把韭菜，令人啼笑皆非；樱桃的魂魄为了去到武汉而附在李延生身上，在李延生看来，“这本身倒是个笑话”[2]；书中并未明确表示明亮是一个爱笑话的人，但明亮因马小萌却被延津人所耻笑，本与笑话并无过多纠葛的明亮，到头来自己也成了笑话。
小说看似是在写笑话，但这些笑话背后却带有极大的讽刺性。但“我们又很难在《一日三秋》中找到一个明确的讽刺对象，或许刘震云试图讽刺的是尚不理想的生活状态，这种讽刺主要是道德性的”[13]。陈长杰和樱桃是剧中的法海和白娘子，却在现实中成为了夫妻，而这一家人的结局都令人揪心。陈长杰因樱桃的死背井离乡，庸庸碌碌一辈子；明亮的一生可谓与他名字的寓意背道而驰，满怀壮志却无奈退学，娶了老婆后又被迫与延津“离婚”，后来在梦中更是将老婆的悲惨遭遇作为笑话说给花二娘听，可这个笑话是他一辈子的伤痛；花二娘在延津等了三千年，殊不知等的人早已去世，自己等人也等成了笑话；花二郎来到延津因听了延津人的笑话，不慎被鱼刺卡到，算是被笑话卡死了，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梦里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给花二娘听，而“这才是延津最大的笑话”[2]。
于喜剧中寓有反讽性，使书中的黑色幽默发挥到了极致。主人公明亮，自然是喜剧性与讽刺性最强烈的人物，通过明亮身上的反讽性，我们也能理解这种讽刺为何是一种“道德性”的讽刺。明亮被迫辍学，其主要原因是继母的强势、父亲的懦弱和养父母的无奈，出于现实考虑，这些家长都靠放弃明亮的学业来换取自身家庭的安宁，从道德层面来看，无论何种原因让一个孩子辍学，始终是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明亮娶妻后，因为自己老婆的丑事被曝光，明亮实际上也觉得并不光彩，为了不受同乡人的道德歧视，不得不带着老婆去到西安谋生；当然，最让明亮倍感道德不安的，是在梦中为保命将老婆的不幸遭遇当成黄色笑话说给花二娘听，在这里，明亮深深受到了道德上的谴责。可见，在引人发笑的时候，作者是将人物的伤口撕裂开来，才达到了这种谑与讽并存的效果。
4. 人物形象的社会价值
4.1. 小人物的生存困境
什么叫做“小人物”呢？“在广泛的定义中，小人物往往指的是一些社会地位较低、生活较为困苦的人群，而这一形象在进入文学领域后，好像就被贴上了贫穷、落后的标签”[14]。明亮身上具有鲜明的小人物特征，这恰与前文提到的“反英雄”特征相吻合。笔者在这里主要探讨的是造成明亮生存困境的主要因素。首先是物质因素，父母并没有带给明亮富足的物质条件，明亮和众多普通儿童一样，平凡的成长。直到后来辍学打工，而辍学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物质方面的缺失，倘若明亮的父亲继续给抚养费，养父母慷慨的继续供他上学，或许明亮的人生会有所不同。但物质资料的缺失，无法再支撑明亮上学读书，明亮只能离开学校，自力更生。在后二十年中，明亮创业的结果虽说越来越成功，但这笔钱是来源于马小萌在北京打工挣的钱，没有这笔钱，明亮不会有后来的事业有成。
其次是精神方面的因素。“在刘震云的创作中，他一直聚焦小人物的精神世界，展现了小人物孤独以及漂泊不定的命运。”[14]并且，“在书写中，刘震云首先聚焦在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并且将视野集中在小人物与现实的关系、自身的人际关系中”[14]。明亮精神的异化就主要是通过明亮的生活环境及人际关系得以体现。明亮曾在他的物理参考书上写下“立足延津，放眼世界”、“让延津一中到哈佛，天堑变通途”[2]的豪言壮语，当时明亮志向远大、成绩优秀，奈何只能退学，他的同学郭子凯成绩没他好，却一直读研读博，还出国找了工作，这种学业有成的人生何尝不是明亮曾经的远大理想。但这种美好理想却早已被生活磨灭，尤其是在西安遭受欺负时，蒙生出的杀人念头，“他准备拿刀回菜市场，把孙二货杀了。杀顺了手，顺便把四海也杀了”[2]。这里展现了明亮精神世界的崩溃，这种精神的异化足以将人逼到杀人的地步。
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折磨与打击，使明亮这个小人物在生活的洪流中举步维艰。物质的匮乏，使明亮不得不牺牲学业和前途去向生活低头，与曾经有着远大志向的自己渐行渐远，乃至沦为一个炖猪蹄的厨子。精神的异化，更使明亮彻底沦为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中苦苦挣扎，但生活却始终没有宽容他，使他受人欺凌，丧失尊严，直至忘却曾经的理想，沦为普通家庭中的一员，而恶势力的羞辱使他甚至想要靠杀人来一雪前耻。在这样双重压力下，作者将明亮身上的小人物特征血淋淋的呈现出来，他不仅仅是身份低微、生活困苦，在物质和精神上更是遭到了极大的折磨。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便不仅仅是“活着”这一简单的困境，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作者塑造明亮，是要将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更清晰、直观的表现出来，使读者意识到小人物真正的生存困境。
4.2. 小人物的悲剧性
到最后，作者写到“多少人用命堆出来的笑话，还不是血书吗？”[2]直接点明小说的情感基调是悲调的，书中人的命运也是悲剧性的。明亮身边的大多数人他们也都只是社会中的小人物，他们的身上也带有明显的悲剧性。花二娘本来作为一个柔情似水的小姑娘，却因等心上人生生等成了一座山，没等到人来，反而被人附身，陪着那人听了三千多年的笑话，可见花二娘自己也是百般无奈；樱桃嫁给陈长杰后，到头来因为一把韭菜而上吊，讽刺至极；陈长杰劳累一辈子，早早丧妻，晚年想做生意却血本无归，还身患重病；李延生本本分分的一个人，到晚年居然不幸患上了骨髓炎，自杀未遂后还摔断了腿；马小萌一个小姑娘，在家受继父骚扰，谈恋爱又被抛弃，去北京做的是见不得光的工作，回到家乡还被人揭露打工内情，遭受他人唾弃。
主人公明亮身上的悲剧性更是显而易见，他的悲剧性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是他的孤独。他是普通劳苦大众的一员，刘震云曾提到“更大的孤独实际上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劳苦大众中间，他们从事的体力活动越是繁重，那么他们精神上的孤独感便越是强烈。”[15]因此作者在表现明亮的孤独时，并没有时刻描写他内心的孤独，而是在写到他进入社会工作后，才将他内心的孤独逐渐显露出来。当时明亮主要的工作是剔猪毛，工作量大，即使“手老在水里泡着，冻肿了”[2]也没想过放弃，有空闲时，总是一个人呆着，也是在这时，开始独自一人吹笛，笛声中有他的孤独，这种孤独且不再是个人的孤独，是对环境中所有的人和事感到陌生，“笛子随意吹起来，竟吹起了对延津的陌生”[2]。对从小生长的地方感到陌生和失望，何其悲哀。
这些小人物所共同具有的悲剧性上，有着共同的虚无感和宿命感。“在刘震云的创作中，时常充斥着存在的虚无感和宿命感，这种虚无感不仅包括历史的虚无，还包括小说中人物的虚无。”[16]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没有身份和地位，与生活中的种种苦难做着顽强的斗争，却终究不能改变自我的悲剧命运，只能痛苦而虚无的活着。陈长杰丧妻后的背井离乡，晚年想靠做生意发财，但干什么赔什么，最后的两万块也被骗走，还把自己气病了，到头来是一场空；樱桃死后还不得安生，要凑齐五十个笑话才能超生，后来魂魄在武汉流入长江后去了哪里没人知道，明亮悟出她的去处竟是“没有”；花二娘等了花二郎三千年之久，却始终等不到，把自己等成了一座山。凡此种种，都是用小人物的命堆砌而成，是他们的悲剧，让小人物存在的意义得到了升华。
4.3. 小人物的大价值
《一日三秋》通过以明亮为主的一系列小人物，展现了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底层中小人物的真实精神面貌，这些小人物身上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可以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等观察到民族大众的心理世界。“如果说日常生活是社会的外在身体，那么，社会心理则是社会的内在灵魂。刘震云作品借助社会关系来映照社会精神生态面貌，更以之为中心，深入人们的深层情感和精神世界，挖掘和揭示其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一心理世界的主体就是‘孤独’”[17]。这种孤独在书中的主人公明亮身上表现得最为明确，能让读者极其明显的感知出来，而明亮周围其他小人物身上同样具有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特征，虽不似明亮这般显而易见，但这种隐藏在深处的孤独，才更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这种带有同一性的民族大众心理，具体表现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又呈现出差异性和多样性。明亮的孤独是一种对于亲情的渴望和不懈追求，他一直在寻找理想的亲情，以摆脱这种折磨人的孤独，却始终无法摆脱；樱桃的孤独是死后灵魂仍得不到解脱的孤独，只能在虚幻世界中孤独的飘零；陈长杰的孤独是他对自我尊严的寻找，但一辈子终究是碌碌无为；花二娘的孤独则是等待的孤独，一人苦等三千年却没有结果；书中还有一个人郭子凯，他的孤独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孤独，他顺利考上大学，并且硕博连读，最后还出了国，娶了外国人作媳妇，本应极为圆满的一个人物，但自古忠孝两难全，无法将自己的父亲接去英国照顾，甚至自嘲“我最没出息了。我来英国这么多年，也没让我爸来一趟，现在想让他来，他也傻了。”[2]即使事业有成，但怪时间不对，不能真正做到圆满。
刘震云立足延津，通过书中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向广大读者揭示一直以来存在百姓心中的一种共同民族文化心理，这种揭示，是刘震云对自己故乡的思考，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的思考与探寻，更是对社会中小人物的存在价值的一种挖掘与肯定。“刘震云自文学创作伊始，持续推进对中国人内心状态与精神世界的追问。及至《一日三秋》，他将世俗日常与神鬼戏梦等量齐观，在多重世界的想象秩序中寻觅人的位置。”[18]在刘震云的创作中，他不再聚焦传统的英雄人物，而是将更多的目光投注在小人物身上，通过这些小人物与亲人、朋友和周围其他人的社会交往，含而不露地体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淡漠与疏离，那种想亲近却始终无法直达心底的沟通与联系。现实生活的种种阻隔，让这些小人物在社会生活中持续“孤独”，从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是刘震云思索的结果，也是他在小人物身上发现的大价值，这种大价值足以穿透书本，穿透小说人物形象，来映照现实的世界和社会百态。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刘震云在《一日三秋》中明亮的形象塑造的研究，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到明亮这个中心人物的主要形象特征，并且通过作者塑造明亮这个人物时所运用的艺术手法来看，可以对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形象、故事结构和风格特点有更具体的了解，最后，从明亮的身上我们还能关注到当代社会中小人物身上所隐藏着的大价值，这也是研究明亮这个人物的意义所在。而明亮也与书名有着密切联系，《一日三秋》这个书名在书中有所解释，书中人解释道“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意思，这在人和人之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2]，但又不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话放在门头上，就是人和地方的关系，在这里生活一天，胜过在别处生活三年”[2]，因此，《一日三秋》这本书不仅仅是在写人，更是在写地方，人与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与地方之间更有剪不断的情感。刘震云通过明亮这个人物，叙写了延津的人和事，也叙写了有关延津的故事和寓言，让广大读者在明亮身上更详细地了解到小人物真实存在的状态，明白地方对人物成长过程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以此来关照现实人生。那么，这“一日三秋”短短四个字中所蕴涵的深意也就不落俗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