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往往面临着相对贫困的挑战，成为高等院校中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在社会观念的构建中，这一群体有时会被贴上负面标签(傅安国等，2023)，与贫穷、失败、经济压力、社会边缘化以及偏远地区等消极概念相联系，这可能导致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剥夺感和自我价值的降低(薄存旭，2018)。歧视知觉是指个人感受到由于自己的群体身份(例如贫困、种族等)而遭受不平等对待的一种主观认识(Yang et al., 2019)。研究表明，歧视知觉往往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引发心理困扰(刘铁川等，2021)，从而增加他们出现负面行为的可能性(Kader et al., 2020)。目前，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歧视知觉如何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孤独感、抑郁情绪、攻击性行为和自杀倾向等消极心理状态(刘铁川等，2021；Zhao et al., 2020; Liu et al., 2023)，而对于歧视知觉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积极心理特质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以希望感为例，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探讨。

近年来，希望感作为维护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石艳华，王仕龙，2017)。Snyder等人将希望感描述为一种基于个人内在成功体验的积极动机状态(Snyder & Irving, 1991)。它包含两个思维结构，一是意愿动力(一种指向目标的能量)，二是路径(实现目标的策略和计划) (Snyder, 2002)。根据相对剥夺理论，个体通过与他人的社会比较来评估自己的地位和处境，如果他们认同并内化了外界的负面标签，就会感到自己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从而产生消极情绪和认知(余鹏，黄燕婷，2023)，这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Link et al., 1989; 李娜，庄玉昆，2022)，希望感水平降低(杨冬菊等，2018)。基于这一理论，本研究提出了假设：歧视知觉能够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希望感产生负面影响。

生命意义感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源，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指的是个体对自己生活意义的理解和感知，以及对生命目标、使命和核心追求的觉察，涵盖了追求意义和体验意义两个方面(曹瑞琳等人，2023)。已有研究指出，个体感受到的歧视会削弱其生命意义感(Schmitt et al., 2014)。研究者将个体评估生命意义感所依赖的信息分为两类，即直接来源(如积极情绪、社会规范、可获得的信息)和间接来源(如宗教信仰、世俗信念体系)，歧视知觉属于间接来源中的世俗信念体(Ward & King, 2017)。当间接来源无法提供足够高的意义感信息时，个体需要投入更多认知资源，这可能导致生命意义感的降低(Ward & King, 2017)。此外，实证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与希望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程建伟等，2019)，希望感与生命意义感两个维度都呈正相关(程建伟等，2019)，希望感能够激励个体持续探索生命的意义(刘湘玲等，2024)。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生命意义感在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歧视知觉与希望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探讨歧视知觉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希望感的关系以及生命意义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期为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其心理危机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2024年2月，通过网络平台面向江苏省某3所高校随机招募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1725人(所有被试在此之前均已被所在高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回收有效问卷1708份，有效率为99.01%。被试平均年龄20.73 ± 0.82，其中男生994人(58.20%)，女生714人(41.80%)，城市(含县城)生源学生356人(20.84%)，农村生源学生1352人(79.16%)。所有被试调查前均签署调查知情同意书。

2.2. 工具

2.2.1. 歧视知觉量表

采用申继亮等编制的歧视知觉量表(申继亮等，2009)，共6个条目，分为个体歧视知觉和群体歧视知觉2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歧视知觉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791。

2.2.2. 希望感问卷

本研究采用Snyder编制的成人素质希望量表(ADHS)，由任俊翻译，后经陈灿锐等人修订(任俊，2006)。该量表共12道题，分为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两个维度。采用4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正确”，4表示“完全正确”。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希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全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3。

2.2.3.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Steger等人(2006)编制(Steger et al., 2006)，刘思斯和甘怡群(2010)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问卷。问卷包含10个题项，包括生命意义体验与生命意义寻求两个维度。采用7点计分法，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生命意义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852。

2.3. 施测过程和质量监控

心理学专业调查人员先和高校学生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然后在高校随机招募不同年级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参与调查。调查前召开工作人员会议，介绍调查的流程和注意事项。再由工作人员召集相关学生，现场宣读指导语和调查内容，强调调查匿名性和保密性，确保所有学生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统一发放问卷，学生现场填写并立即回收。在收集完问卷后，工作人员对问卷进行了筛选，排除了填写时间过短(少于1分钟)或过长(超过5分钟)的问卷，以及错误选择了特定指导性问题的问卷，保留有效问卷数据后再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

2.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用Process 3.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另外，本研究数据为调查对象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分析所有调查项目，结果显示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变异量为20.36%，小于临界值40%，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研究结果

3.1. 歧视知觉、希望感、生命意义感的基本情况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歧视知觉、希望感、生命意义感的得分分别为2.53 ± 0.78、2.89 ± 0.51、4.86 ± 1.01。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歧视知觉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t = 4.271, p < 0.001)，表现为男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歧视知觉(2.59 ± 0.80)显著高于女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2.43 ± 0.73)，希望感、生命意义感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3.2. 歧视知觉、希望感、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性分析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希望感、生命意义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73, p < 0.001)，与歧视知觉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30, p < 0.001; r = −0.35, p < 0.001)。

3.3. 生命意义感在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歧视知觉和希望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使用Hayes开发的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检验，重复抽取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Preacher & Hayes, 2004)。结果表明，歧视知觉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希望感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 = −0.30, t = −12.79, p < 0.001)。当放入中介变量生命意义感后，歧视知觉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希望感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05, t = −2.76, p < 0.01)。此外，歧视知觉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希望感的直接效应及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表明生命意义感在歧视知觉与希望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直接效应(−0.032)和中介效应(−0.163)分别占总效应(−0.195)的16.41%、83.59%。中介效应模型见图1，感恩的中介效应检验见表1，中介作用模型检验见表2。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intermediaries

表1. 中介作用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s

表2. 中介效应分析

Figure 1. Mediation effect model diagram

图1. 中介效应模型图

4. 讨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关于“歧视知觉、生命意义感、希望感”的中介模型，探讨歧视知觉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希望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歧视知觉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希望感，还能通过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地影响希望感，这对深化歧视知觉与希望感的关系研究、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发现，歧视知觉负向预测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希望感，这与吴晓靓等人研究结果相符(吴晓靓等人，2023)。歧视知觉会负面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健康，造成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以及多种问题行为(刘铁川等，2021)。歧视知觉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发展的阻碍是巨大的，甚至已经超过了贫困本身带来的危害(冯缙，黄希庭，2018)。若个体感知到歧视长期存在时，易产生被拒绝感从而诱发退缩与回避动机(Richman & Leary, 2009; 范兴华等人，2024；Sanchez et al., 2018)，这样的个体会具有更多的自杀、非自杀性自伤行为(Delgado et al., 2019)，对未来的职业生活和生涯发展持悲观态度，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本研究显示生命意义感在歧视知觉对希望感的影响中发挥保护作用，具有中介效应。歧视知觉能够负向预测生命意义感，生命意义感能够正向预测希望感，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刘湘玲等，2024；卢林鑫等，2024)。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拥有较高的生命意义感，即使在被人歧视的逆境中也能保持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理解、热爱和敬畏，把握自己的生活方向和价值目标，感受到生命力量，以负责的态度对待当下和未来，抑制绝望感，提升希望感；相反，如果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拥有较低的生命意义感，怀疑生命价值，对生活悲观失望，那么一旦遭遇他人的冷嘲热讽，就进一步加剧他们对生命本真的消极认知，认为活着没意思、无趣、压抑，看不到生活的前景，希望水平降低。

本研究也存在着不足，今后可以考虑进行实验研究，探究歧视知觉对个体希望感影响的生理机制、神经机制。还可以将感恩、利他、主观幸福感等积极心理学因素纳入考察，多视角丰富歧视知觉对困境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影响的实证研究。

5. 教育对策

首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提供经济援助，以确保经济困难的大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这包括国家财政支持、银行贷款、高校自筹资金以及社会捐助等。这些资金的注入将有效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其次，加强社会支持体系至关重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应共同努力，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保护他们的自尊，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尊重，这有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再次，积极推进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建立积极的心态，增强自信心和应对压力的能力。教育者应避免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进行负面标签化，而是引导他们认识到贫困和压力的积极面，帮助他们摆脱歧视的阴影，接纳自己的现状，并认识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和美好。此外，组织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在团体辅导中，通过营造一个安全、尊重和融洽的氛围，让成员感到被接纳和倾听，鼓励他们探索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从而间接提升他们的自尊。最后，营造一个积极的校园环境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成长同样重要。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校园环境将鼓励他们走出自我封闭，学会与他人积极互动，激发他们的潜能。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帮助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克服困难，实现自我成长和发展。

项目基金

本论文为盐城工学院数理学院“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揭榜挂帅”专项赛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