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文化传承关键在于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转化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中喜闻乐见的形式。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民族文化产业能够发挥自身经济价值创造一批就业岗位和机会，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抓手，有利于促进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东乡刺绣长久藏于黄土高原深处——甘肃省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该地曾是深度贫困地区。东乡县在脱贫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当地未就业人员大部分是女性。2020年东乡县全县常住人口中，女性人口占50.2%。受传统观念和自然条件束缚，加上语言、文化等多方面的限制，东乡族妇女多留守家中，几乎不外出务工，而当地又没有支柱产业吸收女性劳动力，带动女性脱贫致富。面对社会性别和职业性别隔离导致的结构性歧视，女性贫困发生率较高。2012年东乡县政府和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在传承东乡传统刺绣工艺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将其作为东乡县农村妇女增加收入的文化产业，确定了《东乡锦绣工程》项目。但是受限于东乡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基础较薄弱的状况，非遗刺绣文化的挖掘规划工作后劲不足，刺绣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究其原因是产业扶贫对象——东乡县女性——其发展面临的阻力和障碍仍未被破解，在参与市场就业中受到来自传统习俗和价值观念的束缚，同时因其知识技能水平较低导致产业环节参与有限。
非遗文化保护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数字化、非遗传承人、文旅融合、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主题，传承人作为师徒、家庭授艺形式的有效替代形式，在现代化工厂集中生产方式下，传承人自身也成为了产业工人，由此，对其的身份认定、技艺更新、标准化生产等都是非遗活态传承需要考虑的问题[1]。非遗文化保护中性别视角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式：一是传统技艺的“传男不传女”性别偏向导致的传承困境[2]；二是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关注女性在非遗传承中的自我主体意识[3]。非遗保护在国家非遗政策的引导下，各地的刺绣文化得以挖掘和发展，尤其是我国著名的四大名绣，研究多关注刺绣工艺、设计、艺术等方面，刺绣具有较明显的性别属性，但在研究中较少涉及绣娘性别角色。目前，非遗传承性别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角色变迁与主体身份认同。有学者基于地域维度[4]、民族维度[5]展开分析，关注绣娘的生活、身份、角色等方面的历时性转变，及其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在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和发展方面，学者提出了包括数字赋能[6]、技能培训、继续教育[7]、线上活态传承[8]等措施，提升培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文基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女性非遗传承群体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观念束缚更重的现实，分析东乡刺绣产业现状和“东乡绣娘”产业链参与；并且为更好地发挥经济地位提升对思想观念转变的基础性作用，文章从东乡刺绣产业发展和“绣娘”主体能力提升两个方面出发提出了具体的路径建议。
2. 东乡刺绣发展模式转变及成效
东乡刺绣，作为临夏回族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东乡族妇女的思想和感情，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传播民族文化的有效媒介。在传承方式上，基于刺绣技艺本身所具有的性别象征，东乡刺绣一般是女承母艺，婆媳相传。由于东乡刺绣形成产业规模的历程是在一代人之内，目前还未形成正式的市场化的技艺传承方式，主要是吸纳以家庭内母女档这一传统传承方式为主的赋闲在家的妇女，对这类具有一定技艺基础的妇女进行一系列专业化的培训以实现标准化生产。
从自产自销的家庭传统手艺，到现如今当地妇女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东乡刺绣一方面推动了东乡女性转变观念实现就业。在接受教育程度较低、普通话水平较差、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劳动力流动性不强等因素限制下，东乡县就地发展刺绣产业，发挥该产业吸附女性劳动力的作用，带动近2万名妇女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提升了东乡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东乡绣娘在就业的过程中实现资本积累，关注自身职业发展，同时在接受市场观念后对子代教育更为关注，并且对自我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意识增强。另一方面，促进了当地文化资源经济价值开发。刺绣产业作为东乡县的支柱行业之一，虽然正处于起步阶段，但对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注入现代化活力，挖掘文化市场经济价值，促进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
东乡刺绣目前形成了“政府 + 妇联 + 公益基金 + 扶贫企业 + 分户”的产业模式，即政府推动、妇联引导、公益基金资助、企业主导、分户加工的民族文化产业扶贫模式。产业振兴需要多元主体参与，东乡刺绣通过妇联与扶贫企业合作项目，设置生产车间，开设培训班，实现培训、生产、展销一体。妇联组织动员培训，发放补助奖金；扶贫企业出资，吸纳贫困户就业，通过提供订单，实现产销对接；政府提供土地建筑，制定企业生产及产品技术规范标准。
2.1. 公益组织资助
在公益基金和社会资源助力下东乡刺绣产业逐渐起步，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9]、碧桂园集团和国强公益基金[10]，不断助力东乡刺绣发展。在引进高校资源助力刺绣产品设计和品牌形象提升的同时打造“天才妈妈·梦想工坊”和东乡刺绣综合枢纽，实现培训、生产、展销一体化。在技能培训方面，为了提升绣娘的参与积极性，东乡刺绣枢纽会按照市场价回收培训期间的刺绣作品，同时会给予一定补助及奖金。截至2020年11月，东乡县刺绣车间累计吸纳1000多名绣娘从事生产。
2.2. 东乡县妇联引导
在2015年发布的《全国妇联关于在脱贫攻坚战中开展“巾帼脱贫行动”的意见》指导下，东乡妇联为增强刺绣产业吸附女性劳动力的能力，衔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贫困妇女多主体，促进广大农村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刺绣工人获得工资、补助、奖金等收入来源，对就业前景更有希望。为进一步提高东乡县妇女劳动力技能水平，东乡族自治县妇联支持东乡刺绣“陇原巧手”培训工作，加快妇女手工人才队伍建设。同时引进国内顶尖刺绣手艺，提升妇女刺绣技能，培育和发展具有民族元素的手工刺绣产业。
2.3. 扶贫企业主导
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本地企业的崛起，最初“返乡创业大学生 + 东乡绣娘”的刺绣工坊是以订单制的方式进行经营，在妇联培训班的支持和激励下，通过采购、帮销，让几百名东乡族妇女居家绣花实现增收。目前，当地企业逐渐扩大自身规模，建立起特色品牌，不断完善刺绣车间的一系列生产流程，在产品设计方面，由投资方相关部门或外包设计公司进行开发；销售方面，目前主要是以线下展销为主，线上销售为辅。东乡刺绣的车间工坊分布在易地搬迁小区、各乡镇村。
2.4. “东乡绣娘”参与
在刺绣车间覆盖辐射的区域，绣娘参与程度较高，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东乡地区妇女本身具有一定的刺绣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东乡地区女性空闲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传统观念限制大多在家“主内”，与车间灵活的工作方式相适应。假如某一村庄没有刺绣扶贫车间，但在车间辐射范围内，刺绣制作材料就会运送至传承人手中，借由传承人对村庄中的绣娘发放材料、回收作品。
3. 东乡刺绣产业化对“绣娘”的影响分析
长期以来，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惯习限制，甘肃东乡妇女在过往的生活中一直处于相对闭塞和保守的生活状况及精神层面。而刺绣项目平衡了来自家庭对女性劳动的要求和女性走向市场的迫切需求，让东乡绣娘在家门口通过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收入，并给她们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3.1. 正向影响
3.1.1. 收入增加，社会经济地位提升
“东乡绣娘”参与刺绣产业后首先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收入水平的提升。广大农村妇女实现在家门口就业，获得工资、补助、奖金等收入来源。收入提升自然社会地位、家庭经济地位也会得到提升，家庭领域内话语权增加，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也加大。在个人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减缓、消除来自家庭、性别惯习方面的阻力，萌发独立意识和平等意识，进而改变地区传统观念。
3.1.2. 社会关系网络多元化
在参与市场、融入公共生活的过程中，东乡绣娘构建起多元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东乡女性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女性在过去的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家庭、村庄内，建立起的社会关系也多是相似年龄阶段的家庭妇女，社会关系单一、同质化。在参与刺绣产业之后，东乡妇女走出家门，接触到了具有公共性质、市场性质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结构从亲缘、地缘转向业缘、友缘，东乡绣娘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加多元。
3.1.3. 文化认同和社会归属感增强
东乡绣娘作为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成员，从文化和经济两个维度共同提升了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一方面，东乡妇女实现市场就业、参与文化产业建设，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刺激了东乡妇女阐释民族文化内涵的需求。另一方面，东乡妇女成为民族文化手艺人、传承人，改变了过去文化地位缺失的困境，民族传统赋予了她们成就感和文化自信，也促进了女性将民族文化内化于自身价值体系。
3.2. 负向影响
3.2.1. 性别演绎困境
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非遗文化是基于性别维度进行展示和传承的，这对于少数民族女性而言，一方面是作为本民族的成员对民族文化的责任体现，而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中一部分传统的内容也被内化成为女性性别角色特征。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参与传统文化的特定性别展示，这种精神固守和自身符号化使女性天然成为传承传统者[11]。“东乡绣娘”也不除外面临着非遗文化的性别演绎困境，使得其处于生产者最尾端[12]。“带着娃，绣着花，养着家”这其实是将性别角色和分工继续形塑，增加了女性负担，“绣娘”这一职业也被困在“传统”的话语中。
3.2.2. 资本积累受限
“东乡绣娘”资本积累受限。“绣娘”受家庭、教育水平较低、刺绣技艺良莠不齐的限制，其职业无法获得较高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产业参与环节与当前市场需求、产业结构变化不匹配。在观念意识方面，存在观念同化，响应政策、市场竞争、生活习惯等方面心理调适不及时，权利意识不高的问题，导致其技能水平的提升和经济资本的积累较为困难。因此，就业形式、就业地点等方面与家庭的矛盾归根到底是经济资本不足，一旦经济地位提升，现代化观念自然而然会消解长辈和同辈的压力。
3.2.3. 产业利益分配不均
“东乡绣娘”产业链、价值链参与受限导致利益分配不均。供应链参与主体在上下游协作中价值和利益分配存在不均衡，尤其是后发展地区或产品初加工地被价值链低端锁定。在产业链各环节中，处在前后两端的设计和销售环节拥有更多的附加值，而处于中间环节的产品生产者获得的价值最低，即经济学中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 [13]。具体到东乡刺绣产业链中，指的是刺绣产品生产者“绣娘”，其收入少于产业链中其他环节的人员。
4. 非遗传承性别视角下“绣娘”主体能力提升，即产业发展措施
“东乡绣娘”作为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传承主体，其可行能力的提升对文化创新性发展和产业效益提升有着基础性作用，而东乡刺绣产业的健康发展能够保障各主体更好地参与产业环节和利益分配。
4.1. “绣娘”主体能力提升路径
Figure 1. Matrix analysis of the abilities of “Dongxiang Embroiderer”
图1. “东乡绣娘”可行能力矩阵分析
阿玛蒂亚·森阐述的“可行能力”具体指一个人为达到希望状态时所有的社会机会的组合，代表一种可能性，能够判断个人的社会生活状态[14]。他在教育、经济、防护性保障等发展可行能力的基础上，将发展主体性、社会参与机会、自由的建构者等维度统一到“可行能力”的理论框架之下，以整体性视角看待贫困问题。“社会性别与发展”的女性发展理论将女性放在主体地位，通过赋权来提升女性意识。图1为“东乡绣娘”基于可行能力框架的发展分析，“绣娘”在非遗传承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对现代和传统、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城市和乡村进行调适，在观念意识的重构过程中进一步改变当地文化环境，具体可从以下三个路径展开。
4.1.1. 明确社会定位强化主体意识
女性主体意识的强化在教育和就业的代际效应中逐渐加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机制，这一代际效应相应削弱了同性压力，即女性自身的惯习和女性长辈既定性别秩序维护的张力。母亲基于家庭内主要教育者身份，其现代理念会直接影响女性子代教育[15]，“东乡绣娘”在参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现代观念，在产业领域和公共领域逐渐找到自身角色和定位，不断探索转变成为非遗传承人、公司创立人员、部门管理人员等角色身份，在“产业促我增收”和“我助产业发展”间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将会更加重视子女教育，进而使得东乡地区传统的教育结构发生改变。
4.1.2. 积累社会资本适应社会发展
女性应该在互惠和认同的基础上建立各种关系、网络、资本。当地尤其是农村女性因教育、就业水平限制和特殊的生活习惯，很难触及到非本民族、非本地、非本行业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难以打开。“东乡绣娘”可借助市场化就业建立起以业缘、友缘为主的多元社会资本价值的人际网络；同时借助互联网发展，通过培训、进修、实操不断提升技能水平和创新水平；通过再教育、成人教育等方式获取一定的经营管理专业知识，拓展其产业参与环节和领域。
4.1.3. 参与文化建构获得社会认可
少数民族女性在传统文化活动中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她们的劳动是不可见的、非公共的，这对女性进入公共场域、承担公共责任有很大限制。为应对社会参与与传统性别分工间的张力，“东乡绣娘”参与文化传承、建构的最终目的是在公共领域承担起文化建设的责任，这需要具备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也需要组织参加文化活动，从参与刺绣产业逐渐扩大到地区文化事业，这样才能体现女性的主体地位而不是追求被赋予的身份认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并产生真正的文化自豪感。
4.2. 东乡刺绣产业发展措施
4.2.1. 完善多元联动机制
推动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联动体系，与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源共同搭建创业平台，帮助东乡族妇女拓宽就业渠道；开辟多元化的外部筹资渠道，引导企业和基金会发起更多服务“东乡绣娘”发展的项目，与社会公益组织对接，开展更多的公益项目；将“东乡绣娘”从受益者转向凸出发展主体的地位，从“东乡绣娘”职业凝聚发展出一支专业化的、技艺水平高的传承人队伍、大师队伍，提升产业艺术性的同时活化文化传承。这也需要将产业发展规划更多地转向地区支柱性产业而不是初级的扶贫产业布局。
4.2.2. 强化本地产业链各环节
强化产业链整合与协同，在区域内实现文化产业一体化、集聚式布局。就比如，在刺绣产业链中的装裱环节，受限于刺绣产品的传统使用情境和东乡县自然环境限制，本地并没有成熟的装裱工艺，只能运输到南方进行装裱，产品成本大大增加。又比如，在刺绣产业链前端的设计开发环节，产品设计只能由资助集团的设计部门或者外包设计团队负责，并没有建设完备的本土设计人才和团队。因此，考虑到东乡刺绣企业目前处于初级阶段，可以考虑规划产业园，吸引囊括产业链各环节的主体；同时，提升数字化水平，利用大数据对文化产业的宣传、销售等环节进行分析和精准管理，提升文化产业经济效益。
4.2.3. 平衡市场需求和文化独特性
传统东乡刺绣是东乡族女性基于个体经验设计创作的，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正是东乡刺绣深耕乡土文化的社会内涵所在。东乡刺绣文化产业化之后，面临的是统一的市场价值评定，为实现标准化的刺绣技艺，东乡刺绣通过培训引入了南方精细化的刺绣技法，同时设计主体从“绣娘”转为专业团队。如何把握市场需求和东乡刺绣本身的特性，以及引入其他刺绣技法和传承传统技法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这些都是东乡刺绣发展亟待考虑和把握的问题。因此，要不断鼓励发展本土化设计团队，最大程度保证自身特色的同时，以实现乡土性和市场性的平衡，不断挖掘市场消费热点，不断创新刺绣设计产品和使用场景，通过联名联动等合作形式，打开市场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