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张唐英，北宋时期学者，四川新津人。元修《宋史》誉其为“有史才”[1]。史称张唐英著作颇丰，其历史评论著作《唐史发潜》主要内容包括对唐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唐史发潜》此书现已散轶，现存篇目仅见于《历代明贤确论》中的52篇，本文采用近代学者傅增湘整理收录的《宋代蜀文辑存》中的52篇史论来探究。前人多关注《唐史发潜》的史论价值，但对其中的政治思想关注较少。《唐史发潜》中体现出的张唐英的君道、臣道观即是其政治思想之一，也是此文需要探讨的内容。
北宋中期，西夏、辽常与宋爆发战争，而宋多败，加上国内各种社会问题浮出水面。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诸多学者纷纷举起效法《春秋》的大旗，于是形成一个唐史研究的高潮，将史学的作用投入到现实中。张唐英史论的目的在于“发潜”，即客观评价隐藏于历史之中的恶人恶事与忠言逆耳，将他们发掘出来，否则便会埋没忠烈之名，而使恶人青史留名，这不能发挥历史之教化作用。
2. 《唐史发潜》中的君道观
中国古代皇权至上，君王御统天下，对君主的评价也是反应张唐英对政治的敏感度，儒家学者一般用褒贬之说来评价君主，符合为君之道和擅长驾驭臣下的君主值得推崇和借鉴。张唐英的君道观就体现在《唐史发潜》中所议论之具体人物以及所围绕其发生的政治事件中。
2.1. 君主治国应以德行为重
张唐英的史论围绕为君、为臣之道展开。在为君之道上，张唐英主要强调为君者，需仁义，宽容，得君之体等，这都是通过人君的道德修养来完成的，君王御统天下，品性修养极其重要。提高个人修养向来被宋代学者看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2]君主修行品行向来受到儒家学者的推崇。
《唐史发潜》中的史论涉及历任唐代君王，张唐英在对唐高祖的评价中强调人君的道德修养在于君主需仁义，不可以私待臣。从杀刘文静却释裴寂的处理可以看出唐高祖性格偏私，专断，张唐英《刘文静论》评价唐高祖是“喜裴寂私昵之爱，而恨文静形之于言，故仇之酷也”([3], p. 347)。裴寂、刘文静跟随高祖唱难起义，及高祖登极，而裴寂赏赐无极，文静待遇却不厚。刘文静开国功臣最后却因为多几句怨言以谋反罪杀害，张唐英强烈倡导后世君主应以此为戒，否则迟早失去人心。
张唐英认为君主治国应以德行为重，反对天命迷信论。张唐英在《则天废立中宗预朝政论》中质疑武则天的天命：“武后之起其始袁天纲言其贵不可言，李淳风亦云当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宫中。读史至此，未尝不疑也……以愚观之，有舜禹汤之德，足以王天下；自古符瑞之言，皆不足信也，何止一武氏哉！”([3], p. 355)张唐英反对不以仁义之道取天下，而以假符瑞以惑天下。反复强调君主治国应以德行为重。
张唐英在《德宗责御史段平仲论》中指出德宗器量狭隘。德宗失君人之体，《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4]为君者对于臣下应当优柔温怡，否则臣子畏惧不敢言，自此不通下情。段平仲进言，德宗声色俱厉，杂以他语。平仲错愕误称名，于是坐废七年。德宗即位，一开始便展露雄才英气，希望能做到中兴，可从他的行为和对臣子的态度来看还是不够的。段平仲因为小事被废，对其他臣子来说更加不敢进言。对比太宗于程名振奏事，见名振词色不屈，于是优而任之，而德宗却相反，由此可见，“德宗之量，岂不愧于文皇哉”([3], p. 366)。
以上便是《唐史发潜》对唐高祖，武则天，唐德宗等唐代君王的批评，唐高祖以私待臣，武则天以假符瑞以惑天下之人，唐德宗气量狭小，这都被张唐英从历史之中发掘出来。人君需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治国以德行为重，只有太宗文皇这般人，这才是他心中的圣君。
2.2. 驾驭臣下，赏罚分明
君主赏罚分明，决断果敢，即得驾驭之道。张唐英在《太宗玄宗驾驭人臣论》中论述唐太宗如何驾驭群臣：“文皇帝驾驭而任使之，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其或引之便殿，伸以燕私，则固有之；至于君臣上下之分，岂有渎乱者哉？”([3], p. 374)唐治之盛，实由太宗始。
失驾驭之道的君王，终致天下离乱。张唐英在《太宗玄宗驾驭人臣论》中论述明皇如何失驾驭之道。天宝中，安禄山来朝，玄宗宠信非常，甚至在大殿之西偏设一鸡帐，给安禄山安排一个特殊的位置。太子劝谏安禄山不应该受到过度宠信，玄宗不听。“安禄山胡人，不识中原仁义礼仪之训”([3], p. 350)，安禄山来朝，玄宗不明以君臣上下之分，使知尊卑之礼，反而待以家人之礼，禄山逐渐自大而欲图不轨。
张唐英从太宗、玄宗驾驭人臣的对比中，突出太宗能驾驭臣下，主要因为他赏罚分明。而玄宗赏罚不明，宠信安禄山过甚，以致禄山自大而欲图不轨，最后造成严重后果。
2.3. 善纳贤者之谏
张唐英在《玄宗德宗不用张九龄姜公辅之言论》中强调玄宗、德宗被谗言所蔽，不纳贤者之谏，最终流落“幸蜀”而悔不当初([3], p. 375)。玄宗不察天下之弊，不察贤臣之言。张九龄上奏表示安禄山狼子野心，而有反相，玄宗不但不听还被李林甫的谗言所惑，于开元二十四年将张九龄罢免。
德宗时，朱泚之弟朱滔在幽州造反，派人送密信给朱泚，结果泄露，朱泚求情，德宗于是解除朱泚的职务，将他安置在长安。姜公辅看出朱泚已失兵柄，心有怨恨，提议不如趁机除掉，德宗不能决断。朱泚很快在泾原为帝，进逼奉天，意图杀死唐德宗，最后兵败后被部下所杀。张唐英认为德宗信任朱泚也不愿听从姜公辅的谏言，果然导致朱泚之乱而后悔不已。
从《资治通鉴》中德宗与陆贽的对话来看，德宗认为自己就是因为推诚待人才导致决策失误。德宗曰：“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5]德宗并不信任谏官，也不认为他们的话有所帮助，他认为这些谏官总喜欢自行夸耀，对了就是自己的功劳，错了就推开保存名声。德宗只要一问难，下面的人马上便无话对答。德宗对待臣下进言时不够宽容，只知以威严震慑臣下，于是久而久之，言路闭塞。
玄宗不察天下之弊，不察贤臣之言，张九龄贤相之言不听从，只听从谄媚之言，安史之乱后逃至四川，才悔不当初。德宗之才，原本可进中主而上，但德宗好疑太过，缺乏对臣子的信任。张唐英认为君主做不到善纳贤者之谏，就不能择善而从，最后过错没有及时修正，导致决策失误，遗祸不已。
2.4. 君主治国唯在择宰相
张唐英在《朋党论》中评价唐代的朋党之争，君主治理国家，关键在于择相，宰相选择得当，所谓得贤相于是天下治；宰相所用非人，则天下容易乱([3], p. 370)。当时唐文宗用李宗闵为宰相，李宗闵引牛僧孺为相，去李德裕之党。李德裕复相后，就排挤李宗闵。宗闵于是勾结驸马、女学士再求入相。等到李训、郑注用事，又启用李宗闵，李德裕被排挤。文宗虽然有嫉恶如仇的斗志，但却缺乏果断的能力，最后朋党相倾，无有虚日。无论是李宗闵还是李德裕当上宰相，都专注于内部争权夺势，张唐英敏锐地看到唐朝皇帝此时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制止不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朝越发衰落。如果唐朝皇帝择良相，加强对官僚的控制，那么朋党之争很难发展壮大。
3. 《唐史发潜》中的臣道观
北宋中期，战争频繁加上国内出现各种社会问题。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士大夫主体忧患意识加强，对现实多发表见解。五代时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社会伦理混乱，到了宋朝为臣的要求也不断加深。张唐英《唐史发潜》中的刘仁轨篇有言“夫臣子之道，勤劳所以立功，忠恕所以立名，退让所以全美，朴厚所以任事”([3], p. 355)，这充分体现了张唐英的臣道观，忠孝、直臣、庸臣、贤臣、正臣、贼臣、小人等等具体评论，符合其贬恶扬善的主题。
3.1. 忠于君主
在为臣之道上，张唐英主要强调为臣者，忠于君主，贤能正直之臣得到大力赞赏，张唐英极力从历史细节中探寻出所谓“忠臣”与“奸臣”。忠是古代政治家对为官者的基本政治要求。忠，就是指官员要忠于君主、社稷，而实质就是忠于君主[6]。张唐英极力从历史细节中寻出不显于世的“忠臣”，为他们抱不平，例如高君雅揭露唐高祖起兵反隋，结果反被以勾结突厥而污杀。张唐英赞扬此是“隋之忠臣”，应当表彰。而唐代史官为避讳却隐瞒事实，张唐英认为这不利于劝人从善，《高君雅论》：“然而史臣不载其辞者，盖为唐而讳之，故使二子忠烈之名，不彰于世。”([3], p. 348)张唐英对高君雅的评价体现他对“忠臣”的看法，若张君雅稍有权力，岂不能一奋而报隋？隐瞒其忠义之举，实在是在阻碍“忠烈之道”。
此外，张唐英从李敬业起兵以勤王救国、支持唐中宗复位为名这一目的出发去评价李敬业，发掘出被宏观历史叙事掩盖的这一“忠臣”。李勣孙敬业，在武则天临朝时起兵于扬州，以支持唐中宗复位为名，他的谋士骆宾王还撰写《讨武曌檄》号召天下，不过中途转为攻打南京图谋不轨而败。李敬业兵败逃往润州，为部下所杀。常人多指责李敬业不轨，张唐英《李敬业论》却认为自古以来有志之士成功了大家才极尽赞美，不成功则不值得称颂，“若敬业不能称‘忠’，则后世无为旧君效命者”([3], p. 358)。
张唐英评价萧瑀是忠直之臣，萧瑀虽沉迷佛教甚至想要出家为僧，《萧瑀论》：“然尽忠于隋，及归国亦多有功绩，颇见委任。”([3], p. 353)萧瑀原是隋之外戚，萧瑀有才但由于性格不讨喜被炀帝疏离，后投降唐高祖，武德元年为内史令，萧瑀孜孜尽力，处理大小庶政。从萧瑀的经历来看，对隋朝尽忠，归国亦多有功绩，完全称得上“忠直之臣”。
对于“不忠”的臣子，张唐英的标准却提高了。例如李光弼，张唐英在《李光弼论》中认为此绝非“纯臣”([3], p. 365)。李光弼虽是平定安史之乱一大功臣，但依然非纯臣。李光弼本与郭子仪齐名，晚年为宦官所谗，拥兵不朝，声名受损，因此愧恨成疾而去世。张唐英主要是从李光弼的动机和行为分析得到他不纯的事实。
由此可见，张唐英认为的“忠臣”，即便是高君雅，许敬业等史学不加赞美的臣子，张唐英也认为需从细节中探寻，将宏观历史叙事掩盖的事迹发扬出来。对于李光弼的看法，张唐英却严厉许多，李光弼虽是平定安史之乱一大功臣，但依然非纯臣，依然有“不忠”的事实。
3.2. 勇于上谏
在《苏世长论》《郑公言守成之难论》《岑长倩论》《陈子昂论》中，勇于上谏的臣子值得赞扬。苏世长长于谏诤，得讽谏之道。天下之君，穷奢极侈，不念创业之艰难，惟见守成之容易，天下败乱继踵，率皆由此。《苏世长论》中唐高祖建立华丽的披香殿，苏世长向唐高祖谏诤：“此殿炀帝造乎？”高祖曰：“卿好谏似直，其心实诈。此是吾造，卿何言之？”世长曰：“昔陛下居于武功之时，宅才庇风雨，当此之时，亦以为足。今初有天下，于隋宫室又加雕饰，其可得乎？”([3], p. 348)
张唐英《魏郑公论》用魏征之口劝诫君王守成更难，应当警惕富贵之后而骄奢忘本，府库殷实后不思来之不易，“志气既骄，则悦谄谀之言；嗜欲既惑，则恶忠直之谏”([3], p. 351)，不听劝诫，最终天下已叛，而堂上未闻。
苏世长和魏征都是劝诫唐朝统治者天下安定后不应穷奢极侈，这是臣子辅翼人主之道之一。正直者，公平无私，不逢迎权贵不屈从强暴，不媚时俗，不附和，对合乎道理的事要实话实说，不口是心非，谏官都应有此等品质。
岑长倩看似顺从武则天的心意，实际上为了社稷。则天革命后，岑长倩上疏请改皇嗣姓武，却反对将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作为周室太子。岑长倩表面顺从，实际是为了保存李唐皇室。时人多批评岑长倩请改皇嗣之姓此事，而张唐英在《岑长倩论》中认为长倩之心乃陈平顺吕后之心，惜乎人不明其心([3], p. 357)。
议论者认为陈子昂作《大周受命神凤颂》是为了取悦武则天，这是不忠于唐的事实。张唐英《陈子昂论》：“士君子仕于乱世，以此微文而全身远害者可也。”([3], p. 359)陈子昂表面讽谏武后实为保佑中宗。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官员。陈子昂屡次上书谏诤，言论切直，虽常不被采纳，但这也冒着不小的风险。所以说陈子昂讽谏武后，非谄媚也，此是直谏之臣。
3.3. 公正去私
自古自来，公正去私就是为官者最应当看重的美德，张唐英强调为官者需公正去私，为官处事如果有偏袒，就是因为自己有私心。《论语》说：“公则悦。”为政以公才能得到人心悦服。张唐英《李林甫置节度论》认为李林甫置节度乃是出于私心，欲杜绝中外名臣出将入相之路，于是任用藩将充任节度使。李林甫是皇室宗亲，以恩庇入职，无儒术文行才望而妒忌贤能有才之人，为了杜绝中外名臣出将入相之路，启用不识文字，不懂朝政之边将为节度使，张唐英认为“故禄山之叛，由专范阳大将之任，故敢西向，欲争天下，此皆由林甫启之也”([3], p. 363)。李林甫结交宦官与武惠妃，于是对玄宗的事无不了解，每次奏对，常使玄宗称心，由是擢黄门侍郞。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河西政绩可观，玄宗欲为之加官进爵，甚至提升为尚书，张九龄以无此先例，恐朝廷不服以为不可。而李林甫在此时暗中进言：“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引得深得玄宗大悦，最后牛仙客得到大量赏赐。最终张九龄罢相，牛仙客被任命为尚书后只会唯唯诺诺，于是政务皆由李林甫做主。张九龄贤臣也，为政以公，李林甫却只知讨好皇帝以实现自己的私人目的。
《李揆论》中提到肃宗时期李揆陷害吕諲一事。李揆与吕諲同为宰相，吕諲才居李揆之上，吕諲以事出守荆南，由于政绩出彩于是再入为相。李揆妒忌他不希望他再入朝得以重用，于是秘密派人到江陵求吕諲之事，想添油加醋好中伤污蔑吕諲，后来此事暴露，李揆于是贬为袁州刺史。真是“欲陷他人，乃自陷也”([3], p. 364)。辅翼人主当泽天下，李揆奈何以自己的私心攻击同僚，破坏朝廷公正。
张唐英在《王翃召朱泚之乱论》中评价王翃犒军不知国家致远之道而惜毫毛之利，岂能知此哉？世人皆知朱泚之乱，却不知召朱泚者王翃也，张唐英从历史的线索中将王翃这一祸害之行揭露出来。朝廷大臣以及后宫权势没有功绩却极尽享乐，而普通士兵三餐饮露，衣不蔽体，如果没有重赏和重罚，他们不会甘心卖命。王翃犒军不知体恤还亏待士兵，于是引发动乱，《王翃召朱泚之乱论》有言：“而翃惜一饭之费，流四海之祸，卒使狂荡窃发，污辱庙社，渎乱神器，腥秽天地，祸害生灵，非翃召之，而孰召之耶？”([3], p. 371)王翃犒军严苛，此非公正之为，惜毫毛之利而误苍生。臣子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等各个方面需做到公正去私，不然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正确处理。
张唐英也批评李德裕，李德裕认为朝廷要官当任世家子弟，因为世家出身更知典故。张唐英从李德裕的家世分析，李德裕祖父李栖筠，父亲李吉甫皆为高官，自己又是宰相，提出这种建议岂不是为了家族利益？张唐英的《李德裕请任世家为要官论》认为李德裕之言是“私于己可也，非天下之公言也”([3], p. 371)。
总之，张唐英认为臣子之道在于勤劳以立功，忠恕以立名，退让以全美，朴厚以任事。臣子为政则需做到公正去私，辅佐君王则需勇于上谏，这是张唐英臣道观的全部。
4. 《唐史发潜》君道观与臣道观的价值与局限
张唐英《唐史发潜》大部分史论都是评价唐代君臣，其中可以体现张唐英的君道、臣道观的价值与局限。从《唐史发潜》中看出张唐英的君臣观既有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君臣观的一面，敢于大胆批评君主，不把君王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张唐英撰写此书时目的在于挞伐昏君奸臣，于是他从历史细节出发，揭发出许多潜伏在历史中的恶人恶行，又是其独特之处。
4.1. 《唐史发潜》君道观与臣道观的价值
受制于时代背景，宋代学者大多受义理之学的影响，即突出儒学中的伦理纲常、道德名教，文章多强调道德教化的一面。张唐英从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出发，强调为君者，需仁义，宽容，提高个人修养，治国应以德行为重；君主应赏罚分明，决断果敢；君主应善纳贤者之谏，择善而从；君主治理国家，关键在于择相。为臣者，需忠于君主，为人做事应贤能正直，勇于上谏，处理政务需公正去私。这不仅是对君与臣双方提高个人修养的要求，也体现其对君与臣之间良性的互动的要求，君待臣以仁德，臣待君以忠义；君主善纳谏，臣子勇于上谏；君主治国在于择良相，臣子则需贤能正直，公正去私。这种良性的互动才能真正构建起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
宋代的义理史学家创建理学思想体系，发表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7]。从《唐史发潜》评价内容来看，个人的立场、观点十分强烈，这也体现了张唐英这一宋代学者的自觉。张唐英撰写《唐史发潜》的目的本就是以唐代历史来“发潜”，即揭露唐代历史的真相。张唐英君道观的根源在于他的政治理想继承传统儒学对君主的要求，也就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来的“圣君贤相”的终极标准。其次，张唐英在对君道观的论述中，希望通过批判部分唐代君主，给宋代君主以借鉴，并以此作为国家治理之良策。张唐英强调君主治国需以德行为重，推行仁政，相对应的臣子则需忠于君主，直言敢谏，公正去私。对于正史所不见的忠义之举，张唐英不仅赞扬高君雅，李建业等是“忠臣”，还同情窦建德的遭遇。除此之外，张唐英对唐代大臣态度十分鲜明，他着重于从历史细节找出忠臣贤臣，对于不忠不公正的臣子则大加批判。
从《唐史发潜》中看出张唐英的君臣观不仅体现了作者浓厚的儒学思想，更为了发扬其贬恶扬善的主题，从而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张唐英所提倡的君臣观不仅给宋代君臣提供以借鉴，对我们现代社会也有着重要价值。
4.2. 《唐史发潜》君道观与臣道观的局限
史论本身具有较强主观性，从《唐史发潜》中可以看出张唐英对人物的评价主要为了揭露历史真相，所以不完美的君臣全会被列出，但这样会导致其评价视角也比较片面，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只强调其中某一点则难免会不够全面。例如在评价李光弼时，主要是从李光弼的动机和行为分析得到他不纯的事实，甚至以王忠嗣、郭子仪对比李光弼。《大事记续编》作者王袆就认为张唐英此说法片面，浅显。王袆曰：“假如明主见责，岂失一金吾羽林而归宿卫，其次岂失一黔中上佐……以忠嗣、子仪而观光弼之识，浅矣。”[8]
张唐英评价人物与事件虽然给我们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但有些议论也受限于作者的想法与认知。张唐英评价李光弼仅仅从将李光弼与王忠嗣、郭子仪对比就得出“臣子不忠”的结论，却未分析李光弼所处时境，的确不太全面。又如李敬业起兵，中途却图谋不轨妄图南京。常人多指责李敬业不轨，张唐英却从动机出发认为李敬业依然是忠臣，这显然是为了标新立异。文章只重道德教化难免会使其评价人物时变得不那么客观，这也是许多宋代学者的通病。
5. 结语
张唐英《唐史发潜》大部分史论以唐代政治内容尤其是君臣之事为主，也有少数篇目的评论是从宏观视角出发的通论，这充分反映了张唐英《唐史论断》论史的全面性，本文从中截取最能体现张唐英君臣观的一些内容加以总结。《唐史发潜》虽以唐代的人物，事件为主，从此中也可反映出张唐英所处时代的要求，以唐代的历史作为借鉴，从而使史学真正为现实服务。
从《唐史发潜》中看出张唐英的君臣观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即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君臣观影响。又有其大胆的创见，张唐英敢于挞伐昏君奸臣，评价人物的视角也是别具一格，即从历史细节出发，揭发出许多潜伏在历史中的恶人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