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两晋之际的中国，在内部宗室变乱和北方胡人侵掠的打击下陷入了更为持久的分裂状态。就北方中原地区而言，权力的多元化是这一时段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而以豪族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则是构成汉人地方权力的关键一环，司州李矩集团即其中的代表。关于李矩，历来研究者仅将其作为流民帅代表人物之一，间或提及，所言也多与东晋政权的建立相关，并未有专题论述。但其却和北方胡汉对峙、地方治理及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本文以李矩的活动轨迹为线索，探究两晋之际司豫地方变革和政局演进，不当之处，还请指正。
2. 基层失序与李矩的崛起
西晋末年，北方尤其是司州区域成为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聚集之所。不仅琅琊王氏(如王衍)、河东裴氏(如裴頠)、南阳刘氏(如刘乔)、颍川荀氏(如荀藩)等高门大族被卷入其中，广大寒庶民众也在此次动乱中遭受了极大的打击。据《晋书·食货志》记载：
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1] (p. 791)。
自晋惠帝元康年间以来，政治动荡，疾疫流行已成为社会的常态。1晋怀帝登基后，战乱不仅未停息，其影响范围还蔓延至整个北方，“更相鬻卖”“人多相食”“白骨蔽野”的社会现状，使北方民众的逃亡愈演愈烈，仅南渡者便有约90万[2]，加之胡族的侵扰，2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已难以维持，“盗”这一群体随之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原政局。据《晋书·怀帝纪》记载，晋怀帝欲外出避乱时遭遇了“警卫不备”和“无车舆”的窘境，同时又在出宫时被“盗”所掠夺，“不得进而还”，丧失了南徙避祸的机遇，最终被胡人俘虏[1] (pp. 122-123)。可见，在两晋之际的动乱局势下，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被严重削弱，这一现状造成了晋怀帝难出洛阳的困境。在内外生存压力下，地方民众为保障自身安全，纷纷组建起了具有独立军事意义的基层组织，流民帅李矩正是崛起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下。
李矩，《晋书》本传言其：“字世回，平阳人也。童龀时，与群儿聚戏，便为其率，计画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征西将军梁王肜以为牙门。伐氐齐万年有殊功，封东明亭侯。还为本郡督护。”[1] (p. 1706)平阳郡原属河东，在曹魏时独立成郡。由史料未记载李矩父祖事迹之举来看，李氏家族在魏晋时并不显贵，3结合后文言李矩“及长，为吏”和“素为乡人所爱”来看，平阳李氏应是具有一定威望，但门第不高的地方豪族。
李矩的发迹始于匈奴部众的南下。4在刘渊南下侵扰平阳郡时，李矩凭借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名望，成功聚拢起了一批乡里百姓，并被后者推举为首领，率领他们向东南迁徙，最终屯驻在新郑。东海王司马越对其势力较为看重，任其为汝阴太守，李矩也因之有了第一项功绩——整修漕运，5但其真正崛起则要在洛阳失陷、荀氏行台建立之时。我们知道，永嘉之乱后，晋室正统并未立刻南移至建康，而是由中朝残余势力通过拥戴流亡宗室来代行权力，史称“行台”[3]。荀藩、荀组兄弟创建于密县之行台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支，然而其建立过程则颇为曲折。根据史料记载，荀氏在由洛阳至阳城的过程中，遭受了司州贼寇的袭扰，兵力损失严重。李矩在此危急时刻帮助荀藩等人讨灭了贼寇，并利用自身储蓄来维持荀氏流亡组织的生存。荀藩在承制并建立行台后，便将其任命为荥阳太守，李矩因此延续了其晋室官僚的身份，并以此为契机，招抚离散民众，建立起了日后抗胡的军事力量。另外，荀氏不仅任李矩为太守，还充当了建康与李矩的联络媒介。在李矩以伏兵打退石勒的进攻后，荀藩即向晋元帝表李矩之功，元帝转任其为河东、平阳二太守，从而使李矩与建康士族有了一定的沟通渠道[1] (p. 1706)。
由此可知，李矩的崛起一方面是由于其在战乱环境下，通过乡里名望聚集流民以自保，积累了相应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又是其审时度势，善于利用滞留司豫一带的西晋官员的结果。通过荀氏行台，李矩不仅延续了晋室官员的身份，还建立起了与建康的政治联系，从而具有了获取地方权力的政治资本。
3. 李矩所领导的抗胡活动
流民帅势力崛起于胡人南迁的历史背景之下，作为胡汉冲突的亲历者，流民帅对胡人的杀戮、劫掠有着切身的体验，故而其常常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意识和鲜明的夷狄观念[4]。李矩在与匈奴刘畅(刘聪从弟)作战时，曾使人向子产祠进行祷告，言：“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1] (p. 1707)“凶胡臭羯”四字代表着李氏对胡人的敌视倾向。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李矩于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抗胡主力的角色，他的军事经历也是结坞自保者生活的缩影。
3.1. 倾心抚恤，扩充军力
流民组织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内部的结构多以“家”“户”为基本单位，以宗族为纽带。这种结构虽可保证流民帅用其家属对流民加以控制，但也使得流民组织呈现出小家庭的独立状态，流民帅地位的维持也因此更为困难，因而流民帅多会采取羁縻安抚之策来保障内部的稳定。
以李矩为例，他率领平阳百姓东移荥阳、新郑后，始行招怀离散之策。据史料记载，“时饥馑相仍，又多疫疠，矩垂心抚恤，百姓赖焉”。在日常的行军活动之中，这种怀柔之策也常被运用。“会长安群盗东下，所在多虏掠，矩遣部将击破之，尽得贼所略妇女千余人。诸将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国家臣妾，焉有此彼此！’乃一时遣之。”[1] (pp. 1706-1707)“俱是国家臣妾”之言，说明李矩的行事带有鲜明的家国理念，并不追寻独立割据的偏狭之举，正因这种胸怀，其军力也由之前的平阳一部逐渐演化成了囊括司州各郡流民的军事联盟。河内郭默、汉将赵固、流帅魏浚皆与其联合，使李矩成为司州抗胡的实际统帅。
3.2. 多方联合，抗击汉军
虽然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下，流民帅间有着相互的攻伐，如郭默进攻祖约却为其所败[1] (p. 1709)，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的互攻[1] (p. 1696)，但在面临少数民族入侵时，各流民帅仍可摒弃前嫌，并力抗敌。据《晋书·李矩传》载：
时刘琨所假河内太守郭默为刘元海所逼，乞归于矩，矩将使其甥郭诵迎致之，而不敢进。会刘琨遣参军张肇，率鲜卑范胜等五百余骑往长安，属默被围，道路不通，将还依邵续，行至矩营，矩谓肇曰：“默是刘公所授，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屠各旧畏鲜卑，遂邀肇为声援，肇许之。贼望见鲜卑，不战而走。诵潜遣轻舟济河，使勇士夜袭怀城，掩贼留营，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属归于矩[1] (p. 1717)。
《晋书·魏该传》又载：
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太守，屯宜阳界一泉坞，数为诸贼所抄掠。尹要该共距之，该遣其将马瞻将三百人赴尹。瞻知其无备，夜袭尹杀之，迎该据坞。坞人震惧，并服从之。乃与李矩、郭默相结以距贼[1] (pp. 1713-1714)。
上述两段材料所涉及的流民帅，有李矩、郭默、魏该、邵续、马瞻五人，他们在遭遇胡人势力袭扰时会互相帮助。救援郭默之战的胜利，便是司并各方联合的结果。唐代史家言“邵、李、魏、郭等诸将，契阔丧乱之辰，驱驰戎马之际，威怀足以容众，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据危城，折冲千里，招集义勇，抗御仇雠，虽艰阻备尝，皆乃心王室”[1] (p. 1707)，所赞扬的便是他们联合抗敌的功绩。与此同时，洛阳城下的拉锯也阻挡了匈奴人南下的脚步，为晋元帝立国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
3.3. 团结部众，守御洛阳
作为汉晋故都，洛阳始终有着重要的政治寓意，在东晋南朝时的历次军事活动中，大多以其作为最终战略目标。以东晋为例，在王朝百余年的历史演进中，围绕洛阳的朝议颇多，这从晋愍帝建兴年间便已有所展现。晋愍帝初登基时即下诏书，令司马睿由寿春北进至洛阳。6桓温在永和十二年的第二次北伐时，即在击退姚襄后进驻洛阳，隆和元年又派庾希等人支援洛阳，抵抗前燕的进攻[1] (pp. 201, 207)，而胡汉双方对洛阳的争夺则始于李矩集团的军事活动。
据《晋书》本传的记载，在李矩击退刘畅部众后，得到了刘聪针对洛阳守将赵固所下达的手书，书信中言要以其长史周振代赵固守洛阳。李矩以此信示赵固，赵固当即斩杀周振父子，归于李矩，洛阳由此为司州流民所统，仍由赵固镇守，李矩还派遣部将郭诵协防。据《晋书·李矩传》记载，在赵固出镇洛阳数月以后，刘聪派太子刘粲帅刘雅生等领步骑十万屯驻孟津北岸，刘雅生领命分兵进攻赵固，赵固逃往阳城(山)并求救于李矩，李矩即遣郭诵救之。领兵作战，尤其是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谋略对战争胜利起着重要作用。史料言：“(郭)诵使将张皮简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众，不以为虞。既而诵等奄至，十道俱攻，粲众惊扰，一时奔溃，杀伤太半，因据其营，获其器械军资不可胜数。及旦，粲见皮等人少，更与雅生悉余众攻之，苦战二十余日不能下。矩进救之，使壮士三千泛舟迎皮。贼临河列阵，作长钩以钩船，连战数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将格增潜济入皮垒，与皮选精骑千余，而杀所获牛马，焚烧器械，夜穴围而出，奔武牢。聪追之，不及而退。聪因愤恚，发病而死。”[1] (p. 1708)在此战中，李矩及其部众郭诵、张皮、格增等未受赵固退兵的影响，而是凭借强烈的民族意识因地制宜地调整战法，最终击退了匈奴部众。刘聪之死虽不见得与李矩有关，但此战确实成为了匈奴汉国由盛转衰的标志之一，在此后的政治活动中，李矩的对手又变成了石勒。
与石勒的洛阳之战中，李矩及其部将的表现同样卓越。据本传记载，洛阳在刘粲退兵后，由尹安、宋始等四军共同驻守，各相疑阻，莫有固志。李矩借此机会进驻洛阳，重得旧都，并以郭诵镇守，多次击退石勒军队。“诵多计略，贼至，辄设伏破之，虏掠无所得。(石)生怒，又自率四千余骑暴掠诸县，因攻诵垒，接战须臾，退军堮坂。诵率劲勇五百追及生于磐脂故亭，又大破之”[1] (pp. 1708-1709)。
综上所述，作为一位成长于战乱中的流民帅，李矩深谙治乱兴亡之道，怀抚民众，以家国大义感召诸方势力，在与刘、石的作战中屡立战功，凭借功勋成为司州地区的抗胡核心。《晋书》也评价李矩“以少击众，战胜获多，遂使玄明愤恚，世龙挫衄”[1] (p. 1717)。然而北方的动乱局势并不能保障李矩集团的延续，其势力也在历次战争中逐渐消亡，功亏一篑的结局令其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4. 李矩败亡所见基层权力的运行机制
李矩势力之败亡，始于和石勒将领石聪、石良作战的失利。这场失败，不仅使李矩势力陷入了粮草短缺的穷困局面，还令其与郭默的联盟被瓦解，造成了司州区域的逐步沦陷。据《晋书·李矩传》记载，导致李矩败亡的战争共三场，且每一次的失败都会使其势力遭到削弱。石聪败郭默，导致郭默弃李矩逃向建康；石良败李矩，擒郭诵弟元，并用计破坏了李矩与郭诵之关系；李矩在粮草不济的困局中，听从郭默建议，联合刘曜共抗石勒，反为石勒所败，刘岳、郭默皆散。战争的失败，不仅导致司州抗胡势力的瓦解，而是造成了李矩部属的离散。在此种情况下，李矩被迫率少数部众南徙，最终病故于鲁阳，余部则迁往襄阳。7
以上是李矩在司州地方的大致遭遇，其人生历程基本展现了两晋之际北方基层首领的整体面貌。但研究历史并不仅仅要对某一人物进行盖棺定论，而是要透过人物来观察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现状。众所周知，两晋之际的北方社会，存在着激烈的民族、阶级矛盾。在上层政治斗争愈加激烈的同时，身处地方的民众为自保纷纷建立武装组织，这些组织的首领也因此获得了基层的控制权。虽然在形式上保留着晋室所封之官职，但此时的武装首领已经成为具有独立性质的个体。这样，与国家权力深入型、权威型、集体型特点相对抗的广泛型、弥散型、个体型的一种社会权力便产生了[5]，韩昇也提出，五胡十六国动乱所造成的最深刻影响，并不在于皇室的更替，而在于这场浩劫把一个自上而下、秩序井然的国家社会撞成碎片，瓦解为一个个相互独立的集团[6]，李矩的司州势力便是案例之一。
关于地方豪强的基层权力，唐长孺先生认为“宗族、乡里组织纵然带有残余的公社性质，但是既然为其中的豪强通常是官僚所统率，这个豪强就必然要利用现存的组织为自己服务”[7]。在这里，将基层权力看作地方豪强自上而下的一种运作机制。然而，李矩的境遇则说明了另外一种倾向的存在。在他遭遇到胡人军队的袭扰而势力衰弱之际，与其联合的郭默先行逃亡，随后，李矩下属流民又有向石勒归附之意，李矩虽知之而不能讨。这一状况导致他在南徙途中陷入仅有百余人送行的困窘局面。由此可见，基层首领并不能无限制地利用这一权力为自己服务，他们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下属民众的支持，一旦首领不能保障部属的生命安全，他们的基层权力便会随着民众的离散而消解。这明显是带有双向性的互动特征。
不仅是李矩，屯驻于弘农郡的魏该也有类似的遭遇。据《晋书·魏该传》记载，魏该在资源匮乏、军力不张的情况下，想要南渡避祸，却遭到了宗族的反对，魏该只能单骑走至南阳，部民则跟随马瞻归附了刘曜。其后，因为“(刘)曜征发既苦，(马)瞻又骄虐”，部曲们再度遣使招引魏该前来，“该密往赴之，其众杀瞻而纳该”[1] (p. 1714)。二人的经历说明，流民帅虽为组织首领，且有世袭之权，但下属流民似乎对其权力有着监察与废除之权限，这也使流民帅对自身存在着道德上的约束。正因如此，他们成为首领后，便要以维护乡里宗亲的安全为第一要务。倘若不能保障民众的利益，这些部属便会重新选择代理人。这种特殊的权力运行机制，是影响流民帅及北方基层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NOTES
1据陈高傭等《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册)统计，在元康的九年时间内，每年都有灾荒降临，且多集中在司豫雍秦等州，这对北方生产力的破坏是较为严重的。
2永嘉五年六月，匈奴军队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晋室对河洛地方的控制彻底消解，刘聪趁机不断地吞并、袭扰未失陷的地方郡县。建兴元年寇河南，河南尹张髦死之；石勒又破乞活军，虏西晋宗室、大臣数十人，并南下至葛陂，威胁淮南。此外，匈奴汉国还打散了河洛地方原有的行政体制，以暴力手段迁徙民众至山西，以备赋役，从而造成人口的大量流失。晋元帝在建武元年颁发的“己巳诏书”中对此总结道：“逆贼石勒，肆虐河朔，逋诛历载，游魂纵逸。复遣凶党石季龙犬羊之众，越河南渡，纵其鸩毒。”此处的“逋诛历载，游魂纵逸”一句，即表明在汉赵多年袭扰下，河洛民众的悲惨现状。
3关于李矩家世，还可从其与同郡邓攸的交往中得到体现。据《晋书·邓攸传》和《太平御览·器物部七》记载，邓攸虽从石勒处投奔李矩，但其在三年后却弃之而附于荀组，后南渡入建康。对于其离弃李矩的原因史书中未有记载，但由邓攸未率妻子而孤身入许昌这点来看，两人之间的矛盾应较为深刻，逃离也是邓攸的自保之举。这可能与二人在文化风格上的差异有关。邓攸祖父邓殷曾“授皇太子《诗》”，说明其家族在儒学上的造诣是很高的，而李矩不仅未有关于家族好书的记载，反而言其在作战中“令郭诵祷郑子产祠”、“使巫扬言”云云，文化上的差异体现的是二人阶层的差距。有鉴于此，寒门出身的李矩自然不为身为士族的邓攸所信服。
4李矩曾在元康年间参与平定氐酋齐万年的战役，因其战功被加封亭侯。但一则其战功对平乱之战作用并不大，二则其在战后为本郡督护，未脱离平阳郡，后又因太守的排挤而有生命之忧，故而选择将其发迹定在聚集流民、迁居荥阳及新郑之时。
5据《晋书》本传记载，“东海王越以为汝阴太守。永嘉初，使矩与汝南太守袁孚率众修洛阳千金堨，以利运漕”。此处应是东海王司马越所派任，李矩也凭借此项功绩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
6晋愍帝在建兴元年四月单独下诏给司马睿，言：“前得魏浚表，知公帅先三军，已据寿春，传檄诸侯，协齐威势，想今渐进，已达洛阳。”将战略目标定在了收复洛阳。
7陈寅恪总结流民南徙于长江上游之襄阳者，言：“居住南阳及新野地域之次等士族同时南徙至襄阳一带。其后复值‘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又南徙至此区域。”而从李矩南迁事来看，在永嘉乱后即有零星河南流民南迁至沔汉，同时，李矩病故之鲁阳也成为了东晋上游北伐至洛阳的重要关隘。据《晋书》记载，兴宁元年前燕攻荥阳，太守刘远逃至鲁阳；桓豁攻宛，守将赵盘退至鲁阳；苻坚攻襄阳时，亦派遣石越先攻鲁阳；桓温北伐时，也遣军驻守鲁阳，为进攻许、洛做准备。这些均说明，由河南至沔汉，可经宛、鲁阳，进至顺阳、新野，再入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