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引发了深远变革，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事件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大革命后，传统的修道院史学的圣史已无法解释历史变迁和社会演进的逻辑，取而代之的是以英雄主义和民族激情为特征的浪漫主义史学。然而，浪漫主义史学无法满足历史科学化的需求。一方面，十九世纪初的历史研究逐渐走向专业化和学科化，研究方法也趋于系统化；另一方面，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频繁动荡使历史学家愈发渴望通过实证研究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
在这一背景下，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应运而生，实证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孔德为实证主义史学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持。孔德认为人类知识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在实证阶段，哲学应以实证的自然科学为依据，聚焦可观察和实验的事实，摒弃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抽象理念。在孔德思想的影响下，法国实证主义史学主张以实证、科学和经验的方法研究历史。以上便是法国实证主义史学的社会背景及其主要思想内容。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法国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已指出，实证主义与所谓的“实证主义史学”关联甚微，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批法国史学家称为“实证主义史学家”并不恰当。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从相关论著来看，塞诺博斯、朗格诺瓦等人从未将自己归类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且他们在回顾史学发展时几乎不提及孔德等实证主义哲学家；其次，这些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方式实际上与实证主义哲学相去甚远。因此，尽管“19世纪法国盛行实证主义史学”几乎已成一种史学常识，但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我们不应再沿用“实证主义史学”这一称谓。
更为准确地表述是将这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史学实践称为“法国实证史学”，或根据法国史学界的惯例，将其归为“方法学派”。在本文中，“实证史学”与“方法学派”视为同义，适合用以指代这批学者的学术实践。
2. 实证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
在史学史教科书中，“实证主义史学”是指在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下发展出的史学流派。尽管废弃“实证主义史学”的称谓已成为共识，但实证主义哲学及其与史学之间的关系仍然值得考究。何为实证主义哲学？何为真正的、不加引号的实证主义史学？
2.1. 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史学
法国的实证主义学派(Positivism)由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创立，是一套通过经验和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排斥形而上学解释的思想体系。实证主义哲学认为，知识应以可验证的经验为基础，并提倡采用科学方法来探索社会。孔德的实证主义吸引了众多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然而，随着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孔德原始的实证主义思想逐渐式微。
孔德实证主义的核心在于排斥先验的理念和直觉的感受，从可以验证的事实出发研究社会。孔德在学科分类上持实用主义立场，将具有实用性的哲学纳入科学之列，并认为科学研究应当服务于社会利益。他舍弃了文学、语言学等艺术学科，并按实证程度将科学分为六类：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其中，孔德对社会学寄予厚望，认为其是科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并未被孔德纳入他的六门科学，因为在他看来，历史并无独立的科学地位。历史仅仅被孔德视为一种人类心理活动的过程，其研究目的是为实证主义哲学提供理论支持，证实社会进步的理念。在孔德的哲学中，历史的发展被视为一个线性进步的过程，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三个阶段。对应地，人类社会的形式有着军事时期、过渡时期和工业时期三个阶段。孔德本人对历史著作和著述并无太大兴趣，本质上，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对历史的解释采取的是目的论，认为历史的存在是为了证明实证主义哲学的正确性([1]: pp. 1-10)。
孔德的历史观与所谓的“实证主义史学”实际上南辕北辙。“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塞诺博斯和朗格诺瓦坚决反对一切对历史的哲学性解释，实证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在他们看来，孔德的历史哲学相比博絮埃、黑格尔并无多大进步，仅是一种形而上的推测，而真正的历史学应依赖精确严谨的方法，通过史料踏实地走向客观、科学的研究路径。更为准确地说，塞诺博斯与朗格诺瓦所代表的主张是“实证史学”，而非“实证主义史学”，因为他们的实证史学绝不接受对历史的任何哲学解释([2]: pp. 53-54)。
在法语中，“实证主义”对应两个形容词：“positif”和“positiviste”。其中，“positiviste”是指实证主义哲学的支持者，而“positif”则有更广泛的含义，通常用于描述基于事实和经验的概念，强调具体、可验证的事实。显然，塞诺博斯等人并非实证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因此“实证主义史学”(histoire positiviste)这一称谓不尽恰当；相较之下，“实证史学”(histoire positive)更为贴切。所谓的“实证主义史学家”应更准确地称为“实证史学家”[3]。
2.2. 真正的实证主义史学
真正符合“实证主义史学家”这一称谓的，或许是孔德的学生兼追随者路易·布尔多(Louis Bourdeau)。布尔多继承并发展了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并于1888年出版了《历史和历史学家：论作为实证科学的历史》(L’Histoire et les historiens: essai critique sur l’histoire considérée comme science positive) [4]。在这部著作中，布尔多提出一种彻底的科学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事件具有绝对的连续性，而个体则屈从于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布尔多主张历史学应超越对事实的关注，致力于揭示历史中的普遍规律。他强调科学成果是集体努力的产物，淡化个人的创造性和重要性，认为历史学家不过是记录者和统计员。这和方法学派的主张很不一样。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重视偶然性和事件的作用，认为所有事实都是唯一的，只有意外，而无规律。
在一定程度上，布尔多的理论对史学具有某些启发性。布尔多不关注政治和经济事件，而强调统计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并重视日常生活史。他主张历史学应研究诸如人口流动、亲属关系、住房和饮食方式等社会学议题，而非个别知名人物。这与后来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有相似之处，尽管年鉴学派显然没有受布尔多的影响，也未曾提及他的名字与作品。
今天，人们对布尔多的了解甚少，史学史极少提到他。其原因也并不难理解：布尔多的实证主义史学因其对历史的严格限定而缺乏后继者和实践者。在布尔多看来，历史学不应解释和分析，而应忠实地记录。布尔多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大多不熟悉他的思想。此外，从布尔多的著作来看，他对历史学家的认识相当有限，仅涉及李维、蒙田、伏尔泰和梯也尔等人，不仅未提及中世纪教会史学家的成就，甚至还完全忽视了同时代的莫诺和古郎治等重要史家。
3.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史学家们
3.1. 实证史学的组成和背景
实证史学，或称方法学派，是一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国历史学家，主要活跃于1880至1930年间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塞诺博斯、朗格诺瓦、莫诺和拉维斯等人。朗格诺瓦专攻中世纪史，既是拉维斯的学生，也是其著作中世纪部分的撰稿人。塞诺博斯同样师从拉维斯，1870年代前往德国学习，尽管在德国的经历让他对德国的历史学不再狂热，但他依旧认同德国人严谨的史学方法。古郎治和泰纳也有时被视为方法学派的一员，但二者并不完全符合该学派的精神。古郎治坚信历史是一门科学，并且不是很推崇德国史学传统。通常而言，实证史家强调历史资料的准确性、档案文献的使用及严格的科学分析。
实证史学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在一篇宣言书和一本指南中。宣言书是莫诺1876年为《历史杂志》撰写的发刊词《16世纪以来的法国史学研究发展》[5]，而指南则是莫诺与塞诺博斯于1898年合著的《历史研究导论》(或译《史学原论》) [6]，该书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提倡通过对档案和文献的批判性分析来得出可靠的历史结论。
法国的实证史学不仅起源于上述的理念宣言，也有着更为丰富的历史背景。大革命后的法国史学以档案为基础：在学术团体方面，本笃会修道院重建了史料批判传统，继承了修道院历史工作者谨慎求真的学术态度；而在个人历史学家方面，梯叶里和米什莱颇具代表性。米什莱在研究中大量运用档案，致力于建构法兰西民族精神，然而，他忽视了对史料来源及真实性的考证。1876年，莫诺与古斯塔夫·法涅(Gustave Fagniez)共同创办的《历史杂志》正是针对1866年创刊的《历史问题评论》而设。《历史问题评论》以宪章派为立场，尊崇君主制和法国教会，强调回归传统和尊重社会等级制度，其撰稿人多为保皇派，且带有明显的天主教立场。相较之下，莫诺的《历史杂志》主张独立于任何教义或政党，尤其小心地与神意和奇迹划清界限[5]。不过，尽管《历史杂志》标榜客观性，但其主要撰稿人大多具有新教背景，并在政治上支持共和主义。杂志主编法涅就因杂志的相关思想倾向不同，最终辞去编辑职务，转而为《历史问题评论》撰稿。《历史杂志》贯彻其客观性原则的方式主要在于回避神学题材。
综上所述，《历史杂志》与《历史问题评论》在法国历史观上形成了尖锐对立，支持尚博尔伯爵的《历史问题评论》与共和派的《历史杂志》在政治立场上格格不入。
莫诺所推崇的并非孔德式的实证主义哲学，而是更具科学严谨性的“实证科学”(science positive)，即以科学的标准和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和文学划清界线。在莫诺及其同仁看来，历史学不应被神圣人物、天启或奇迹等超自然因素所干扰；历史学家的职责是秉持客观，避免为任何政治势力或哲学理论背书。实证史学(或方法学派)所汲取的灵感并非源自孔德，而是来自德国史学家兰克的实证研究传统。
3.2. 重新评价方法学派
方法学派的评价经历了评价到再评价的过程。这一再评价以及对“实证主义史学”术语的反思，与年鉴学派的发展密切相关。二战后，年鉴学派不仅主导了法国史学界，还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年鉴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费弗尔对方法学派的领军人物瑟诺博司尤为不满。他批评瑟诺博司轻视中世纪，并将其作品斥为一部凭借个人地位和影响撰写的、因循守旧的教科书。费弗尔的激烈批评很大程度助力了后世对实证史学的消极评价，长期以来几成定论，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年鉴史学模式面临自身碎片化和外部范式转换的双重危机，学者们重拾史学史，发现先前对实证史学的批评不甚恰当[7]。实证史学正是在此时以“方法学派”的方式恢复名誉。
方法学派无疑在法国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堪与后来的年鉴革命相媲美。莫诺在32岁时组织创办《历史杂志》，当时正值19世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热潮。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实验学科被视为科学研究的模范模式，而历史学在这种大环境下似乎被边缘化。如何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成为争论的核心话题，而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也处于一种复杂的对立与合作关系。对此，莫诺选择了让历史走向科学化的道路，通过文献和档案的考证来确定历史事实，力求打破浪漫主义的束缚，赋予历史学科学的合法性，支持经验论，并坚决反对任何形而上学式的命运论。在方法学派看来，历史尽管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但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剖析文献，通过外部证据和内部证据的双重分析厘清文献与事实之间的关系。
在史学的专业化方面，方法学派推动了极具制度性和社会性的变革，其引领下的实证史学开创了法国历史学的专业团体自治。同时，方法学派还大力推动学校历史教育的框架建设。除大学历史研究外，他们也关注公立中学的历史教学，倡导大学教师参与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致力于在教育体系内推广科学化的史学观。法国的历史教师职位在19世纪末大为增加，中学、大学的历史教职进入黄金时期。
方法学派的学术观点在1900年就被亨利·贝尔创建的《历史综合杂志》批评，而自1930年代起，《年鉴》杂志发起了更激烈的批判。年鉴学派认为实证史学过于关注官方的书面文献、政治军事和外交问题，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和共和政权，忽视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他们主张以“问题中心”的新史学为取向，将研究重点转向经济、社会、历史心理学等领域，主张更为全面的历史。然而，正如普罗斯特所指出的，费弗尔等年鉴学派的批评从今天来看不乏过激之处[8]。
总之，从浪漫主义史学到方法学派，再到年鉴学派，反映的是新历史学家对旧历史学家的反叛和超越。
4. 结语
在法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实证主义史学”一词的弃用已成为共识。德拉克鲁瓦等人在《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中([9]: pp. 45-46)，以及普罗斯特在《历史学十二讲》中，均选择以“方法学派”这一名称来替代“实证主义史学”([2]: pp. 85-117)。
更为深入的探讨见于夏尔–奥利维耶·卡博内尔1976年发表的论文《所谓的法国“实证主义”史学》，该文通过详尽分析，论证了“实证主义史学”称谓的误导性，认为这是人云亦云的谬误[3]。居伊·布尔迪(Guy Bourdé)和埃尔夫·马丁(Herve Martin)则提议以“职业历史学家的方法学派”来形容这一学派[10]。利科在回顾法国史学时同样指出，法国历史学家所提到的“实证”并非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也非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而是基于科学客观性的博学考据传统，实质上是一种经验论的延续([11]: p. 37)。因此，法国学界已普遍将“实证主义史学”改称为“方法学派”(École Méthodique)。
在19世纪，实证史学作为西方历史学的主流，源自德国，随后扩展至英法，并逐步传播至全球，对日本和中国的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初，实证史学通过日本传入中国，梁启超等学者从中汲取思想，倡导史学界的革命，推动新史学的建立，明确提出了历史学的学科化与科学化要求。尽管中国学界仍沿用“实证主义史学”一词，然而，现代研究在讨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国历史学家时，应摒弃这一不准确的概念，转而采用“实证史学”或“方法学派”来指代他们的学术成果。其实，中国法国史研究的奠基人张芝联先生在探讨法国史学史时也未曾使用“实证主义”称呼，而是采取了“实证学派”这一更为精准的表达[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