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其守御千户所，不隶卫，而自达于都司。”[1]镇夷、高台二守御千户由陕西行都司直接辖制，有一定的独立权限，与卫的地位一致。以往对二所的研究集中在军事防御工事上，其他方面多以点带过，整体的认识程度较低。张磊先生的著作对此二所的内容虽多有所论述[2]，但相关细部考察尚有空间，本文将在此著基础之上作进一步探讨。
2. 镇夷、高台二守御千户所的设置原因
2.1. 河西边防形势的变化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陷元廷都城，顺帝北遁。然故元贵族势力仍统治着广大的西北地区。洪武五年(1372)正月，冯胜所部统军西出兰州，第一次击溃河西之敌。后经宋晟等将领再出河西，进一步清除残元力量，巩固了既有战果，基本实现了对嘉峪关以东地区的直接控制。“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1]: p. 2175)。洪武二十六(1393年)，走廊要道卫所体系建置的完成，标志着河西走廊的最终控制[3]。明政府通过都司卫所在河西地区的设立，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经略。河西卫所皆为“实土卫所”是典型的“军管行政区”[4]，集体担负着西北边防重责。“洪武三十年(1397)，就马营展筑开设镇夷守御千户所，三十三(1400)裁革，永乐元年(1403)，总兵宋晟奏复置。”[5]此间镇夷千户所一度因建文朝边防政策的更变而废置，但因其在边防位置的突出性得以再次复立。“土木堡事变”后，边防形势愈加紧张，需进一步严密防守。景泰七年，左副都御史宋杰等建“设陕西高台堡守御千户所”[6]。从二所的设置时间与地处之要来说，镇夷所是明陕西疆域中最北端的军事要塞之一，其范围已经延伸至长城防线之外的广大区域，体现出洪永两朝以进攻为主的边防理念。而高台所位于长城防线之内，正是宣德以后边疆防御转攻为守的，西北边疆防线内缩的情形。二所至雍正三年裁卫归并州县，“高台所改为高台县，镇夷所并入高台县，同属甘州府”[7]。
2.2. 镇夷、高台千户所的战略位置
镇夷、高台二所在地理上占据重要位置，是“九边”重镇中甘肃镇镇戍体系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西北边防重要的一环。在御边防虏的同时，同时对“丝路”的畅通提供了一定的安全支撑。镇夷所“黑山峙于东北，河水经于西南，山岭巍峨，石峡险隘，实屯守之要地也”([2]: p. 88)。可见镇夷所周边地形复杂，山脉纵横，为防御提供了天然屏障；且有河水流经，为屯田提供充足水源。“东联高台，西距嘉峪关，南抚番幕，北临胡境”，特别是北虏沿地势、河流之便南下的路线，是为防御重点。所的位置已经延伸至长城之外，并未固守传统防线。镇夷所东北方向至亦集乃湖，间隔一千二百里，作为“缓冲带”的形式存在，拓展了战略纵深距离。高台所辖地“东抵张掖，西通酒泉，北距胡地，南临番族”，统十百户所，位于甘州西北方向约一百六十里的黑河南岸，位于镇夷人所东南百余里，是“屯田用武、控扼戎虏之要地”[8]。二所处于肃、甘州二卫之间，它们共同扼守着北边蒙古部落沿额济纳河等地利之便南下的战略要冲，是控扼蒙古骑兵南下的前沿门户，一旦被敌虏所破，则危及关中。如武宗嗣位时，“冬，敌入镇夷所，指挥刘经死之。复自花马池毁垣入，掠隆德、静宁、会宁诸处，关中大扰”([1]: p. 8465)，胡虏入犯路线一“由亦集乃、兀鲁乃透狼心山，越过毛目墩等墩，潜入肃州金塔寺一路，由鹅头山扑上大路，或至镇夷城抢掠番夷；另一由大山口出没，抢掠沙湾等堡及高台八九霸地方”[9]，正如张雨所说的境外寇路与近边寇路两条路线[10]。可见二千户所一方面，所戍位置钧为战略前沿，为虏患常发之地。另一方面，利用河流流经所带来的有力条件，使之屯戍结合，为长期驻防提供了一定的能力。但二所需要应对较多的限制因素和不利条件，如自身兵力不足、粮源自给困难、财政拮据等，因此，临近卫所的协助就必不可缺，二所相距仅百余里，信息传递速度快。在面对外敌入犯之时，形成“本营兵马临边设伏拒堵，如虏势力众大，东调甘高、西调肃州官兵策应截杀”([5]: p. 33)的联防体系，其目地在于合力“阻断蒙古骑兵沿额济纳河南下，以拱卫肃州、甘州”([3]: p. 18)。肃、甘二卫无倾覆之危，则可保关中无虞。
3. 镇夷、高台千户所的社会状况
3.1. 人口数量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明初镇夷所有一千一百三十六户，人口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到明中期的嘉靖时人口规模小幅上升，户数增加九十七，人口数增加八百九十七。万历时户数相较明初有明显下降，户数下降一百三十三户，人口减少数为三百七十五([5]: p. 112)。景泰时，高台所户一千四百六十五，口二千九百三十五。嘉靖时，户四千两百五十三，口三千四百二十六。高台所，景泰中户口一千四百六十五，口二千九百三十五。嘉靖中，户四千两百五十三，口三千四百二十六([8]: p. 431)。从以上时间节点的户数整体变化过程来看，无不与朝廷政策的改变所带来的边地防御情形的转折以及卫籍制度的破坏等原因有关。“俺答封贡”后使明蒙关系缓和，战事少发，万历朝也就无需增补西北边地诸卫所的军士人数。在加上明后期政治日益颓败、卫所军官的对军户的多方面压榨，造成大量人员逃亡，人口数量明显下降自然难免。
3.2. 水利管理
“肃镇田土，全赖山泉沃灌”，镇夷所水渠二十七处([5]: pp. 97-98)，灌田达数百顷，高台所二十五渠([8]: pp. 85-88)，灌溉田亩近五百顷，多仰赖于山泉。水资源有限的状况下，需要合理管理、分配，为此设置专职管水老人，且巡抚都御史、按察使等巡视甘肃官员也明令“钧分灌田水利”“要使水利钧平”，肆意“占夺水利，致误边储者，据奏究治”需“以时启闭”而因上下游争夺农田灌溉水，产生诉讼案件时有发生。如，“但甘州渠口百十余，道广种稻田，以至上流邀截，争水讦诉，近年每至五六月闭上游渠口以济南高台禾苗，永为定例”[11]。管控并合理调配水资源，使农田、生活等用水得到应有的需求，也是二所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内容之一。
3.3. 边地市场
“街市”作为西北边地卫所军民生活交易补充的小型市场，广泛存在。在人流穿行、聚集的地方都可成为热闹商品交换地。一条街道、一座庙宇周边、交通要点等等。
据光绪《肃州新志》记：
高台街市：
自东至西大街一条，系过往冲卫商贾赶集，又南后街一条，文庙街一条，自南自北仓门街一条，一名云路街道，大寺庙街一条，一名柴市街，药王庙小街，一条城隍庙街一条，小寺庙小街一条，一名小街子铺户，居民共数千家[12]。
镇夷街市：
南北大街一条，东西街一条，买卖多在大街，商民数十家([12]: p. 89)。
从两段有关高台、镇夷街市的记述可以看出，这里商民聚居，商贾赶集活跃，他们穿梭于街区巷道，带来“百货云集”，为居民生活物资需求带来便利与满足，离不开他们所在“丝路”带上的山、陕商人以及通贡的西域商人团体的商业活动。
3.4. 儒学教育
甘肃之地，居民杂处，地界外逼戎虏，实为应战之地，民凤刚健尚武。起初甘肃镇与西北沿边延绥、宁夏二镇的儒学发展相比较，可谓“天渊悬绝”，延绥、宁夏二镇“文雅蔚然，科第向望”，而甘肃镇“百八十年来，甲科不过一二人，乡科亦仅数人”，形成明显对比。御史杨博加以考校“大半皆句读不通之士”。究其原因位置偏远，长期被少数民族统治，儒学发展迟滞。明初镇夷、高台二所“生徒寄甘肃学，往往家贫路远，废业者多”([8]: p. 158)。成化五年(1469)、嘉靖二十三年分别于镇夷、高台二所设社学。万历十四年，“将肃州卫儒学训导裁革，改设镇夷所儒学”其目的之一“浇漓之俗可变，武牟子弟寄学作养，忠义敌忾之气因之发作，疏野之性，可以潜消默化”([8]: p. 161)。同时，地方官府对忠孝节义之举大加旌表，引导民众言行与儒家核心观念相向而行。作为有罪谪戍之地，特别是文职官员，在这里传播儒学，投身教学，随着二所儒学教育配置的不断完善，考取功名的人数有了一定的增长。自明扫除胡元以来，明政府就推动儒学教育扎根于此，实现儒家秩序在河西地区的重建，并取得较为显著的效果。“卒武之家，诱习诗书，民稍知礼法，渐释嚣争”([5]: p. 99)，“知敬老长，内外童们，从学者几近数百”([5]: p. 99)，可谓，礼俗、从学之风为之一新。
4. 镇夷、高台二千户所的御边体系及其面临的困境
对于明朝的防边政策，太祖就曾与徐达等在山西、北平练兵防边的将领告谕道：
“处太平之世，不可忘战，略荒裔之地，不如守边。今无事之时，正宜往彼练习军士，修葺城墙，严为备守，使边境永安。上复戒之日：“御边之道，固当示以威武，尤必守以待重，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6]: p. 1424)
明朝的西北边防政策以“守”为主基调的奠定，是经历多次对残元势力的征讨，虽使其遭受重创、分裂，但彻底消灭飘忽不定的残元势力是不现实的。而只能用防御战术来消耗其力量并消磨其意志，使其逐渐回心转意，实现真心归附的长久战略([13]: p. 28)。永乐八年(1410)，上对宁夏备御都指挥说：“闻虏欲寇近边，须严备之。寇若入境，慎勿轻战。”([6]: p. 1425)正德元年(1506)，明代名臣杨一清在担任西北重臣时说到：“备器械、储糗粮、明斥候。今首以筑墙挑堑为言，宜必增兹多口。”[14]可见西北边疆的“守”的理念已经成为君臣们的主要认知。
维持镇夷、高台二所防卫功能的运作依靠一套“闭环”式的体系，官军人员的配比、防御工事的构筑、后勤物资的保障、军兵总体数量的相对稳定。兵种的结构与固定性的多样的防御设施在数量、特点上相统一，这些不同的防御工事因地制宜、联动互补，“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15]。军用器械、医疗药品作为作战后勤补充的重要资源，能够及时医治击敌所带来的创伤，快速恢复作战能力。
4.1. 镇夷、高台二千户所的御边体系
4.1.1. 镇夷、高台二所的职官设置
镇夷、高台二所地方官吏的来源、类型、职责以及官署的特点，体现出河西卫所的基本官制架构特色。
镇夷千户所的职官配置与公署机构据《肃镇华夷志》记载如下：
镇夷所指挥、千户、所镇抚、百户、吏目、儒学训导、镇夷仓监收县丞、大使、副使、草场大使、驿递官([5]: pp. 228-229)。
察院、游击府、镇夷仓、草场、预备仓、军器局、演武场、官廨、将台([5]: p. 135)。
高台千户所的职官配置与公署机构据《重刊甘镇志》记载如下：
高台所指挥千户、所镇抚、百户、吏目、儒学学正、富积仓监收县丞、大使、副使、操场大使、驿递官([8]: p. 300)。
察院、布政分司、操守亭、高台守御千户所、富积仓、草场、预备仓、军器局、守御厅、演武场、官厅([8]: pp. 140-141)。
从上述记载来看，其一，二所所置官职数量少、官员仅十余人，内部机构简单。从二所的职官、公署名称特点来看，文、武虽有分职，但武职或以军事为附属的职官占主体，公署机构的设置同样多为军事服务，集中反映出二所作为军事据点、连络处的属性。其二，从官员职能角度来说，所在官员的具体职责为边地防御、军事操练、督察地方、仓储管理，共同担负着西北边地军事防御的责任。从史籍的记载来看，担任二所官员的籍贯分布几乎全部来自陕西行都司下的诸卫，这也与陕西三边总督官员籍贯的分布具有一致性。即选拔“较为熟悉明朝边备及蒙古情况，能更好地处理边务”[16]的人员担任卫所官员，特别是军事长官。此外还有镇守太监、整饬肃州兵备副使、巡抚都御史较高的上级官员会协理二所的地方防御状况。镇夷、高台二所的职官体系是陕西行都司下诸卫所的典型，以军事镇戍为第一要务，官员的御边成效与迁贬密切关联，流动性极大。以至于出现汉人被劫掠在虏中，遇有虏骑南下牧马的良机，便趁机脱身而回，但“守墩官军残忍贪功，遇有到边，则伪举火炮，杀取首级，冒报功次，希图升赏”([8]: p. 308)的恶性争功事件。
4.1.2. 军兵构成
二所相对固定的军兵数量是其基本的防御力量，“明初驻防河西地区的军士大致由四类群体构成：土著之归附者、有罪谪戍者、从征官兵之留戍者、调拨来边者”([2]: p. 106)。作为“前沿哨所”，明初二所原额人数各保持在一千余人，驻防人员以地方土著为核心，明中后期因卫所制度的衰败，卫所军籍人员的逃亡，招募制成为兵士来源的主要方式。为应对蒙古诸部的游牧作战特点，二所形成马、歩、游兵、守望兵的兵种配置结构，与防御工事建筑的形式相互切合，使防御工事效能更加显著。夷兵是二所兵力另一组成部分，在吐鲁番的接连侵犯下，使关西七卫难以自立，纷纷迁入关内住牧，为二所的防御充实了防御力量。粮税是军事防卫的物质保障，供应二所军兵的军粮补给主要来源于军屯与民运([17]: p. 42)。
4.1.3. 防御工事
1) 堡寨
《肃镇华夷志》载镇夷所堡数十四处，张雨《边政考》载高台所堡数四十六处。如镇夷所清水堡，“原发骑兵二百名，招募步兵五十名”；胭脂堡，“城东南四十五里，内设防守兵马”；临河堡，“距离城五十里，人颇富庶”。肃州卫头墩堡，“城东十里，居民不足二十余家”；上古城堡，“城东二十五里，先年有人居住、耕牧，近无人居”；小沙渠堡，“城东南十五里，泉水浇田”([5]: p. 174)。高台所的暖泉堡、镇羌堡、顺德堡、杨旗堡、镇夷堡，此五堡与番夷接近，多受其蹂躏，因此而废。上述诸堡大都经历残破，或由战事、亦为经费不足等失去原有功用。巡抚都御史杨博见此残破情景，遂上疏言其事，讲述了高台所衰败的原因及其恢复的建议([8]: pp. 388-390)。诸堡依托便利的地理条件“守护城池”，把耕戍、驻居相统一。分布距离大致以五里为一个长度单位，彼此呼应。正如张磊所说：“为了便于军士在卫城周边戍守、屯田。明朝便在地势险要、水源充沛、土壤肥沃之地建立堡寨”([2]: p. 42)。
2) 烽堠
起初，若闻有警，以坚壁清野应对，即各零庄小寨归入城堡之中，但其相距一二十里、四五十里远近不等，至使“汉漫奔驰，卒难毕至”，极大地延误了御虏的最佳良机。因此，为能够及时、迅速地应对敌情，巡抚都御史杨博建议：“以屯种附近之乡，或二三十家，或四五十家，督令共筑一墩，每墩设一总甲提调。如警报一至，庶聚散神速，清野甚易”([8]: pp. 403-404)。加之烽堠又因其：“通计不过百金，为费甚少随处可筑，十数人可以守”[18]。因此墩的数量众多，墩之间烽火信炮传示，由墩军轮班“哨瞭”有“保障之务，惟恃烽堠”之说。烽堠多建在敌人常进犯之处，如镇夷所毛木城头墩，“此镇夷极边头座墩塘，套虏潜住亦集乃湖并兀鲁乃湖，必由此过河，或劫掠肃州地方，或直至夷镇，此下为紧要冲险一路”；硝池墩，“与肃州夜摸墩对峙，止限以河耳，亦虏所出没之处，口外冲要之地”；将台墩；“与肃州岔口墩相对，亦险要之处”；鹅头山墩，“乃北虏出没之处”([5]: pp. 198-199)。墩以比堡体量大、更经济、坚固的优势，被大量投建使用，时有增补，成为防御体系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3) 关隘
关隘“坚固华夷之界限、内地安危所倚重焉者也”([5]: p. 180)，多傍河沟之险。如，分水岭口，“城西北二十五里，乃渠坝分水之隘也”；千人坝，“城东一百四十里，先年贼从此出”；牛头沟口，“贼常出此”([5]: p. 183)。各隘口设壕堑、“柞叠以扼寇害”，筑关城以“乘高击射”。关隘依地势之利所建，易守难攻，成为一道天然的防线。
4) 边墙
明代，边墙即为长城的别称，是西北军防御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边墙这一防御工事，在相当的长的时间里体现着“今过高台抚夷无虏警者，赖有北面边墙耳”([5]: p. 114)的军事防御功效率。《肃镇华夷志》载镇夷所东长城高度一丈，墙体厚度有六尺，延伸到高台地界，与堡墩相通连，从而形成紧密配合，提升了防御效果。
5) 驿传
二所的地缘位置以及军事防御体系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军需物资的补给、诏令的传达、人员的往来，驿传系统为此提供了便捷。镇夷所领有驿站四，递运所三，急递铺十；高台所领驿、递各二，九铺。驿传所带来作用正如王颖璇所说“加强了边境地区与中央的军事情报联系，使得军情得以上传下达，同时也保证了前线的后勤供应”[19]。驿传系统将固定的军防构筑激活，提升了西北边地防御的战略主动性。
6) 后勤器械、医疗物资的补给
镇夷、高台二所作为西北边防线上重要的军事据点，所处自然条件艰苦，易发疾病，加上要求军兵的长期戍守与参加频发的军事战争，那么人员伤亡的救助、武器装备的更换就必须要及时获得。物资供应来自西安府，分派办与额造两种物资补充方式。派办涵盖铁、钢、铜、铜油、漆、鹅翎、弓胎木、箭杆等军用装备；鱼鳔、应红、密陀僧、藤黄等医疗药物，专用作负伤的救治。额造负责盔、甲、刀、弓弦之类的作战兵器([5]: p. 125)，可见额造的目地是为作战中损失的器械进行再补充。
4.2. 面临的问题
由于明中后期财政、物资供应不稳定性加剧，加之部分官员的中饱私囊的问题愈加突出，这限制了防御工事的建设和维护规模。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在关键防御点的选择上需做出权衡，影响了防御体系的完整性和效率，影响到防御工事的维护和升级，导致防御工事的维护工作受阻，进而影响到整个防御体系的效能。如，城墙的厚度、高度和坚固程度直接影响到防御能力，资金短缺往往导致城墙建设标准降低，从而削弱了整体的防御效能。嘉靖二十六年，巡抚都御史杨博就所见高台边墙现状上疏指出，高台所辖境内有应修而未修的边墙二十二里，念旧坍塌处，成为敌虏频入之处，造成领兵操守官的“缓不及事”，造成防御漏洞，高台所人深受其害，兼愿合力修筑([8]: pp. 356-358)。然不同模式的防御设施之间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相互穿插，功能互补协调，集驻守、预警、侦察、防护于一体，锲入到军民的实际社会生活当中。
5. 小结
明初，朝廷在恢复对河西地区的统治后，逐步在河西地区确立了卫所制度对该地区的治理模式。镇夷、高台二守御千户所地处河西西北，与甘州、肃州二卫东西相接，直面胡虏。作为前沿战略防御据点，虽然实际防范能力有限，但是作为胡虏进一步深入的战略“缓冲区”，仍发挥了最初的战略构想。多样式防御工事为此建立起有效的集预警、自保、抵抗于一体的边防措施，加之通过驿、递、铺传输官方信息，使得二所与甘、肃二地能够连为一体，形成三角联动策应，抵制了所犯蒙古诸部的深入。二所地方社会的发展也是河西卫所社会发展的浓缩，人口数量的变化与较多因素相关，其中，中后期的卫籍制度的有力执行、明蒙关系的和平解决是造成人口由多而不断减少的关键性原因。屯田是河西卫所的重要内容，在这里利用山泉、河流之便，建设了众多的小型水利工程，行之有效的水源管理防范了水源的争夺，滋养了生命。位于东西“丝绸之路”沿线的二所，其商品贸易也较为活跃，特别是西域、山陕商人带来“街市”经济的兴盛。为居民的生活提供了生活所需，缓解了物质上的短缺。儒学文化在河西的推广，是国家主导思想在这一地区的根植，建立起来的教育配套举措，促使了二所在风俗、德化、人才等方面循序渐进地改变，内地化特征显著增强，为清代的进一步置县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