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代以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入侵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的自然经济形态，古老的农业文明被迫卷入现代化浪潮，开启了近代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代代的中国农民纷纷从农村涌入城市，经历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城市市民的嬗变。农民进城的现象，也就构成了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广阔宏大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国现当代作家精准把握这一时代动向，忠诚地反映着社会现实，书写了这些进城者们各不相同而又前途多舛的命运。从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到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百炼成钢》《乘风破浪》，再到新时期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尤凤伟的《泥鳅》，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等等作品，作家们塑造了一系列各形各色的进城者形象，试图回答“农民如何市民化”的时代之问。

2. 三个历史分期

根据我国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城乡结构的特点，本文根据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文学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十七年文学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三个文学分期，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进城者形象分别纳入这三个阶段，研究不同阶段进城者形象的嬗变。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动荡时期，农民进城主要的动力是外国资本入侵造成的小农经济破产，农民被迫流入城市。农民进城后，由于此时城市工商业并不发达，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些农民并不能被纳入到城市的生产体系之中，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只能作为城市的边缘人而存在，代表人物有阿Q (《阿Q正传》)、祥子(《骆驼祥子》)等。这一阶段的城乡关系主要表现为两者对抗性的冲突。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农民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农民自发流入城市的趋势被高度抑制。由于城市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农村劳动力被有计划、有组织地纳入到城市，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在文学作品中有秦德贵(《百炼成钢》)、李少祥(《乘风破浪》)等形象。由于工业化的需要，城市形象在文学中的合法性得到确立，城乡关系表现为两者平等对话的姿态。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计划经济体制打破后，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社会阶层迎来空前的流动。那些怀揣着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农村青年，争先恐后地奔向城市，展现出“走不进城，也回不去乡”的矛盾人性状态。代表人物有高加林(《人生》)、孙少平(《平凡的世界》)、国瑞(《泥鳅》)等。

3. 城乡冲突：城市文明对乡土人性的侵蚀

在第一阶段进城叙事中，表现城乡冲突是其重要的题旨之一。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承袭了农耕文明数千年来积累的性格秉性、价值观念。在近代商品化浪潮席卷的城市，金钱主义与个人主义纵横交织。当一个农民从农村步入城市之时，他所面对的是一种完全崭新的、异质的文明，是承载着农业文明意识形态的渺小个体进入庞大的现代城市文明的震颤与恐惧。这种冲突在《骆驼祥子》中有具体的表现。

祥子初登场时，身上具有吃苦耐劳、憨厚质朴、上进要强、勤劳善良等一切农民的美好品质和农民式的价值观念。赵园先生这样描述道，“他确乎有点像一裸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是从乡野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即使穿着白布裤褂站在同行中，他也彻里彻外的是个农民，甚至他的那种职业理想，有一辆自己的车，也是从小农的心理出的。车是像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靠得住的东西[1]。而且，祥子不仅要买自己的车，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买车，他拒绝一切租赁、借贷等带有城市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方式，这实质上也是受到自食其力、勤劳致富的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所以，祥子在车被第一次抢走后，拒绝刘四爷借钱买车的建议，在第二次攒钱买车的过程中，拒绝曹先生家佣人高妈“放贷”生利或“存银行”的建议。他把钱放在床下的一个“储钱罐”里，“觉得比什么都牢靠”。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小农经济意识导致他第二次买车的钱被孙侦探抢走。由此可见，祥子在进城后所面临着的城乡两种意识形态下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念的碰撞与冲突。

在作品的前半，祥子一直以一种抵御的姿态坚守农民的秉性，以免于被尔虞我诈、金钱至上的城市文明吞噬。但他憨厚朴实、勤劳善良的本性却一次次地被别人践踏，逐渐走向麻木、自私、最终堕落。他的堕落究其根本，是他一直所坚信的农民式的勤劳致富的人生观念在现代城市文明面前的溃败。面对虎妞的性诱惑，祥子先前选择拒绝，从根本上说是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拒绝。而他对性诱惑抗拒的失败，也就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对农民的价值观念的坚守，开始自发地转向了城市文明，直至被城市文明彻底吞噬。

由此可见，在现代文学中，城乡关系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对抗性的冲突，并表现为乡土文明在城市文明前的绝对脆弱。城市被叙述为尔虞我诈、道德沦丧、金钱至上的邪恶存在。这种倾向在后来的左翼文学中有更为极致地体现。如《子夜》中，城市是“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的“怪兽”。左翼农村题材作家以对城市的完全拒绝，来捍卫农业文明的合法性，表明乡土本位主义的立场。

4. 城乡共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新城的乌托邦幻想

城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叙事有两个主要侧面，一面是传统的乡土立场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规训下，作为腐朽和堕落的标志，另一面是物质繁荣、文化多元，作为现代性和工业化的象征。上述现代文学中主要侧重的是城市罪恶的一面。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呼唤城市工业化发展，工业现代化上升为国家主要矛盾，城市的合法性由此开始确立。在文学作品中，城市象征着“消费—资本—堕落”的一面被慢慢消解，其作为工业化发展的中坚力量的一面得到空前地突出和强调。十七年文学期间，从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到《乘风破浪》《百炼成钢》等工业题材小说，完成了城市形象从负面到正面的转变。

在《我们夫妇之间》中，关于城市有“擦粉抹口红”，女工的脑袋像“草鸡窝”类似的表现其消费性一面的描写。而到了工业题材小说，城市便完全地从“消费城市”成为了“生产城市”。在《乘风破浪》中，城市是“宽大的柏油马路”，“林园似的学校”和“云烟冲天的工厂”组成的“童话的国度”[2]。在《金光大道》中，芳草地的农民游览“新北京”时，看到的是干净整洁的道路，静谧祥和的胡同和幸福安宁的百姓。刘祥也感慨道：“过去一提大城市，我就又怕又恶心。这回一迈进城门，就觉着到了家一样。”工业题材小说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化城市的正面描写，塑造了勤俭、美德、抑制消费、张扬劳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新城形象。但最终不过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乌托邦幻想。

城市形象的合法化，使得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进城者形象兼具城市和乡村两种文化的气质，两者融洽共存。他们身上既有朴素的农民气质，亦具有崇高的社会主义工人品质，热爱劳动而又关心集体，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工业建设[2]。在草明的《乘风破浪》中，当李少祥准备离开乡村前往城市时，小兰向其倾诉了自己的担忧，害怕李少祥去了城市就把乡下忘记了。李少祥却向她保证，自己绝不会变心。展现出乡土在城市文明面前不卑不亢的态度。一改现代文学中贬损城市讴歌乡土的价值倾向，城乡之间更多的展现出平等对话的姿态，形成“城乡共和”的关系。

5. 城乡悖论：走不进的城与回不去的乡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进入新的转型期，原本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瓦解，市场化的浪潮席卷整个中国，城乡之间的流动前所未有地汹涌进行着。社会上升的通道空前宽广，社会各阶层迎来了新的一次阶层大洗牌。善于把握机会的农村青年在时代的助推之下，成功地在城市安身立命，完成阶层的跃迁。但更多的进城者怀揣着憧憬进入城市，最终却只能意兴阑珊地回到农村，或者沦为城市的边缘人。新时期文学关注到这一普遍的社会现实，通过进城叙述，表现“一个生命价值与历史方向性进展相纠缠、矛盾乃至对立的过程”[3]。

新时期的文学作品脱离十七年时期意识形态的束缚，从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新城回归到现实之中。而所谓的现实就是，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中，城乡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在城市，更加丰富的娱乐活动，便利的生活方式，优渥的薪资待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还有所谓的“市民”身份，都吸引着无数人踏上进城的步伐。在《陈焕生上城》中，陈焕生住招待所高级房间的经历，并且这种经历能被当作炫耀的资本，无不说明着城乡之间的差距，以及农民对城市的向往。

但在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则接续了现代文学中对城市的邪恶化塑造，以一个个进城者被城市碾碎的悲剧，宣扬城市的无情与黄土的宽厚。在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即使能力如何出众，也无法逃离被城市拒绝的命运，最终扑倒在黄土地上。《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终究回到了大牙湾煤矿，逛鬼王满银也选择回归家庭，刘丽英最终幡然悔悟。路遥在城乡伦理的徘徊中，最终还是倒向了乡土伦理。他所展现的一切勤劳、朴实、宽厚的乡土性美好品质，都表明着他对乡土本位主义的捍卫。

由此可见，一方面，作家极力渲染着乡土的高尚与美好，控诉城市的冷漠与黑暗，告诫着人们闯入城市的代价；另一方面，社会现实中进城的潮流又不可遏制地进行着。于是，文学和现实之间便产生了悖论[4]。实质上暗示的是农业文明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失落。

这种悖论性在高加林身上得到了极致的体现：高加林由于被举报不得不离开县城，宽厚的黄土接纳了他，但体验过城市繁华的他真的能接受一辈子本本份份地在农村种地吗？“对于高加林来说，不管他如何努力，他已经无法回到土地和农村，也无法在农民的身份中安顿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实际上，高加林已经回不去了，他的这种回归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安歇，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另外的道路离开他的土地，再一次走上疯狂的进城之路。”[5]而他在书中的结局，那种“走不进城，也回不去乡”的矛盾精神状态，也正是无数进城者生命的真实写照。

6. 结语

进城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宏大的社会现象，在20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被不断地书写。从现代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再到新时期，进城者形象的流变，反映了中国社会一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和时代的精神动向。

现代文学时期，城乡之间的关系主要呈现出对抗性的冲突，城市被塑造成罪恶化的存在，吞噬一个个单纯、质朴的乡土青年，残喘于城市的边缘。十七年文学时期，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使城市的合法性确立，城乡间表现出平等对话的姿态，进城者以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对城市文明。新时期文学接续了现代文学对城市的罪恶化叙事，站在乡土本位的立场，表现勤劳、淳朴、善良的乡土人情人性。同时，以一种悖论式的存在，表现了当代进城者“走不进城，也回不去乡”的矛盾生命状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