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民间书写是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借鉴和融入民间文化元素，包括民间故事、歌谣、信仰等，以展现民间生活和文化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存文学从小生长于边疆民族地区，深度浸染于民间生活与民族文化，融入人们生活的环境与风俗，决定了他的文学创作始终秉持民间立场，坚持书写民间文化、民间生活、民间伦理与传统等等。司庆国在研究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作品时指出：“民间书写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也即民间立场和民间叙述”[1]。张懿红在论述莫言对中国乡土小说的贡献时，也提到了民间立场和民间叙述两个方面，民间立场指作家“站在弱小生命和自由人性的立场上描写民间的苦难与抗争，摆脱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双重制约，张扬个性自我”；而民间叙述则是“自觉运用民间艺术资源，在小说的语言、故事、结构等方面全面复活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的活力，追求文学的民族化、本土化”[2]。存文学小说的民间书写也充分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民间立场，小说大量取材哈尼人世代生活的高山峡谷、森林莽原，以“峡谷人”的视角聚焦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面貌，挖掘人性的本真与善恶。二是自觉利用民间文化资源，将现代小说与民间传统结合起来，包括但不限于将哈尼族、傣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等融入小说当中，体现了回归民间传统的自觉追求，使民间资源重现活力。
2. 民间书写之源：地域、民间文学、民间信仰与伦理
关纪新、朝戈金在《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中，从作家与本民族文化传统、与本民族民间文学的关系为区分，把少数民族作家分为三种类型，即“本源派生–文化自律型”“借腹怀胎–认祖归宗型”“游离本源–文化他附型”[3]存文学就属于典型的“本源派生–文化自律型”作家，出生成长于民族聚居区，受到了本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的熏陶与滋养，其文学创作与民间传统文化、民间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是独特地域环境下的民间生活。存文学曾在访谈中说：“云南地处偏僻，但这不是小说之弊，恰恰是小说发展之利……云南的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是中国任何地方都不能相比的，这就为作家们创作小说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云南作家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大显身手。”[4]存文学的一系列小说如森林小说、生态小说取材于他生长生活的地域环境，也成就了他写作的独特风格与内容。存文学出生的地方，云南边陲普洱市一个叫作南腊的村寨，山高谷深、丛林茂密，因此他从小穿梭于神秘的森林，亲近溪流与草木，早晨可以听到鸡鸣，夜晚能听见森林里豹子的吼声，在稻谷金黄的秋季可以看到野鸡、斑鸠在田里偷食，还会出现家养的猪牛羊被豺狼咬伤的触目惊心的场面。神秘的大山与森林，给他带来了一些童年的恐惧，但也给了他无尽的遐想，这些与生活为伴的地理元素就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把森林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作品《神秘的黑森林》。存文学树立了创作生态小说、描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现实生活的文学自觉。高山峡谷风貌与热带雨林是存文学小说最突出的风景，将峡谷险峻、奇幻、陡峭和高耸，热带雨林的常青与广袤、蓬勃与野蛮，以文学的笔触，建构了以独特的云南地域风貌为底色的审美空间，章立明指出：“存文学文本以表现玛格拉峡谷见长，对于存文学这一专写峡谷的创作倾向，我们称之为玛格拉峡谷情结。”[5]第二是民间文学的滋养。哈尼族作为没有传统文字的民族，将传统文化以口耳世代相传，形成了丰富的口头文学，而真正意义上的哈尼族作家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形成。存文学的小说创作受到民间文学的滋养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说起来，最初的文学熏陶，应该是那些流传在乡间的故事”[6]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讲述汉族的《七妹与蛇郎》，哈尼族的《豹子身上的花纹》《水牛的上牙掉到哪里去了》等民间故事，初步在他心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后来教书的时光里在山间小路上，听村民对山歌，到山寨里参加各民族民俗活动，收集民歌故事，打下了基础，存文学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将民间歌谣、传说、故事等融入现代小说中，促进了民间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传播。第三是哈尼族民间信仰与民间伦理观念。哈尼族民间信仰和伦理以“万物有灵观”为基础，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灵魂，且森林、山、水等都居住着神灵，这些观念渗透于民众日常生活中，体现出哈尼族内部普遍认可的伦理价值观念。哈尼族在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的影响下，形成了生态智慧与生态理念。哈尼族是农耕民族，尤其重视自然资源的管理与保护，在梯田稻作中，形成了森林–村庄–河流–梯田四素同构的良性生态循环。其次哈尼族在其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对祖先的敬仰和崇拜。这种祖先崇拜是民间信仰的核心部分，不仅强化了以村寨为基础的集体凝聚力，还有助于维护哈尼族社会内部的和谐与进步。在存文学的小说中，生态伦理观念和祖先崇拜、集体认同等观念有着明显的体现，尤其是在生态小说中多层次全方位地挖掘少数民族自然性灵，剖析生态环境状态与变迁，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之道。
3. 传统与再造：小说叙事对民间文学的化用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虽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但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互相影响，作家文学对民间文学的提取、利用、转化、拓展，使得民间文学在新的语境里传播，也使作家文学作品呈现独特的风格与魅力。存文学的创作正如他所说受到了民间文学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中，大量借鉴、化用了神话、故事、歌谣等资源，既有直接来源于民间文学的叙事传统，又在传统的基础上对民间文学话语进行了改造和重构，民间文学资源在存文学笔下被激活并融入了当代的文学叙事中。
3.1. 民间歌谣的融入
哈尼族没有传统文字，民间文学依赖口头传承与传播，在传播形式上有单纯讲述的、单纯歌吟的和且歌且舞的，而以前两种最为普遍。因此哈尼族民间歌谣种类繁多，题材广泛，哈尼人民常说“歌唱和与盐巴一样重要”，是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必需品。黄涛在《中国民间文学概论》中把民歌按思想内容分为情歌、生活歌、劳动歌、仪式歌、时政歌、儿歌六种类型[7]。哈尼族歌吟调式众多，根据歌吟调式和演唱场合又有不同的分类：最为重要和普遍的歌吟调式和歌唱传统“哈巴”，还有各种依据不同场合而兴的歌调，如“然密比”“贝玛突”“阿茨”等[8]。存文学在小说文本中引入了众多哈尼族民间歌谣，主要是情歌、劳动歌、仪式歌，但在内容上都根据小说人物、环境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改编。通常以人物之口直接吟唱，抒发内心的情感，生动形象，自带自然泥土气息。
情歌。男女青年常常以唱歌的方式表情达意，互相倾诉爱慕之情，表达爱情的坚贞。在长篇小说《兽灵》中，猎手斯飘和莎琪对唱情歌：“太阳落山的时候，画眉鸟成双飞进窝里；月亮升起的时候，马鹿成对出来找清泉……夜色蒙蒙的时候，阿哥的身影飘进木楼。轻轻一提筒裙我就跟着哥哥走，九山十洼不觉劳累。”[9]对唱的形式歌词相互呼应，斯飘借助画眉鸟、马鹿等表达自己的情感，同时也表现出他作为猎人的豪情与对莎琪的坚定之心，得到了莎琪的柔情的回应。《雾之谷》里的黑栗在山中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与爱人的对歌：“松明点火焰头高，照着阿哥漫山跑。一阵风起吹熄火，阿妹紧搂阿哥的腰。一枝杜鹃开山腰，有心采花花枝高。”[10]林子里的歌声就像雾把深山峡谷连起来一样，把他和心爱的姑娘的心连起来。这野野的、散发着森林气息的是使哈尼人不绝的生命之歌，不能唱歌的爱就缺了一种味道。唱情歌的方式非常符合斯飘和黑栗等哈尼青年男女表情达意的方式，是他们作为“山野男子”特定的文化习惯，进一步凸显了他们简单朴素的情感和性格。
劳动歌。《兽灵》里嘎斯和妮玛对儿子斯飘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哈尼人世代相传的教子歌、劳动歌，在火塘边、林子里悄悄潜入了斯飘的心田，一首十二月歌让斯飘记得烂熟：“新月挂在青青的山尖，一月来到了面前；新月弯弯对我们说，这是砍地的月份；亮铮铮的砍刀哟，伴我们走进蓝幽幽的森林，刀在林子里舞得嗖嗖直响，似那刚出洞的银蛇跳舞欢畅，硬邦邦的铁斧哟，伴我们攀上高高的山梁；月儿圆了，砍地到了山边边……”[9]哈尼族民间有反映四季生产劳动规律的《四季生产调》，讲述梯田耕作程序、历法知识、自然物候、人生礼仪等。而存文学对此进行了文学性的改造，生产规律结合文学审美，《十二月歌》反映了哈尼人从一月到十二月砍地、松土、播种、除草、丰收等一系列劳动的规律，赞美哈尼劳动人民的勤劳以及智慧。作为猎神家族，斯飘没几天便学会了猎歌，打猎歌表现了他们在打猎时的勇猛，以及打到猎物的喜悦。“凡是寨里人、都有一份肉”[9]也阐释了哈尼人打到猎物后共同分享食物的古规矩。
仪式歌。哈尼族注重人生礼仪，从出生到死亡，人生的各个阶段几乎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在仪式中，唱诵或念诵一定的唱词或祝词。存文学在小说中描写了众多招魂、葬礼等重要仪式并伴随着唱词，如《那年的牛头谷》中的招魂仪式，男主人公黑沙在林子看到找野菜被毒死的人，按照习俗给他们招魂：“回去吧，别蹲在林子里做野鬼，你们从什么地方来就回什么地方去。祖先们从高山草原来，你们就沿着他们跨过的江河回去……”[11]《兽灵》中老猎人嘎斯的葬礼上远山大叔演唱挽歌，除了怀念逝者生前事迹，更重要的是告诉和指引逝者回到祖先身边。为逝者叫魂的招魂歌与葬礼挽歌，都表达了哈尼族对逝者灵魂的尊重及死后回到祖先身边的愿望。
民间歌谣在存文学小说中出现最为频繁，这是符合小说人物的塑造以及哈尼人随地而歌随时而歌的性格和传统，歌谣不仅是人们表情达意的方式，也是承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有感而发的情歌、反映劳动生活的歌、仪式唱述的歌、反映祖先历史的古歌，是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存文学在小说的运用也自然得心应手。哈尼族是“歌”的民族，几乎所有的口头文学都是以“歌”的形式来表达的，把生产生活经验、风俗礼仪等各种传统文化都以歌唱出来并代代相传，歌唱生活中的各种场合也随处可见，所以存文学小说在小说中不用刻意去营造能够歌唱的氛围。
3.2. 神话故事和神话意象
神话就是人类在远古时期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以原始神话思维为基础的关于神的行为故事。神话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和理解，也是先民们意识形态的产物，揭示了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客观世界的不同看法和态度。因此，即便是面对相同的自然现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神话也可能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读和描述。大自然就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场所，有着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有着什么样的人类生存状态，哈尼族先民对自然界的种种现象至为关注，为解释世界起源、人类起源以及各种自然现象产生了众多神话，如自然神话、文化英雄神话、祖先神话等。存文学善于在小说中利用神话资源营造神秘氛围，以及解释故事中的奇幻现象。《雾之谷》中的黑栗在森林中遭遇了一系列奇异的经历，黑栗不解其中的谜，就确信自己踏入了神山，于是，他想起了一个流传在哈尼人中的神话故事：说的是雾之谷有一棵吸了上天降下的甘露、得了仙道的“茶王树”，它是这一带的山神，百里群山都归它管着，所以每年采摘新茶树时，人们都要朝这里遥遥祭拜。“山神住的地方近不得烟火”，黑栗用这个神话故事解释了他点不燃火的奇怪经历。这里是存文学对神话故事的直接叙述，利用神话故事解释了人类难以认知的自然现象。此外，存文学在小说中还利用了牛、雾等神话意象，使小说充满神秘感和神圣感。《那年的牛头谷》中，黑沙在红牛头的指引下进入了玛格拉峡谷中部：“一连几天，他都做了同样的梦，在一片郁郁葱葱的原始老林里，有颗巨大的牛头，那牛头被扒了皮，鲜血淋淋地悬挂着，看去宛若长了角的太阳。”[11]娜茵也在红牛头的诱惑下走进了峡谷，在饥荒年代，牛头像太阳，又像一种神谕，指引他们进入牛头谷开始了新的生活，黑沙与妻子女儿，娜茵等通过辛勤劳动开辟了新的家园。神牛是哈尼族神话中至关重要的神话意象。“在哈尼族的神话、宗教祭祀及丧葬礼俗中，牛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化生型宇宙起源神话中，牛化生万物，成为万物的始基或母体；在祭祀活动中牛是神圣的祭品；在丧葬礼俗中，牛是‘接气’‘传福’的中介，同时亦是死者亡灵的守护者。”[12]《杀查牛解尸》中说天神派九个造地神和三个造天神杀翻一头山大的牛解牛尸：“牛皮变天，牛肉变地，牛眼变日月、牛气变气，牛血变江河，吼声成雷声，喘声成风，牛尿变雨……”使天地又重新充满活力，富有生气。哈尼族将牛视为万物的母体，伴随着农耕生产，强化了牛具有生殖力及能使万物生长繁茂的观念，并奉为崇拜的神物，反映了牛与丰产之间的神秘联系。《那年的牛头谷》中的红牛头的启示，就运用了牛的象征性和牛与农业生产之间的这种联系。梦中的红牛头等抽象、朦胧的暗示，增强了红牛头的神秘性，“扒了皮的牛”也似乎让我们联想到神话中天神们剥牛皮来补天地，增强了牛的神圣性。故事情节也颇有创世神话的意味，黑沙等人找到未被开发过的原始山谷——牛头谷，在此开垦耕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得益于红牛头的启示和耕牛的辅助，牛象征着富足与丰产。黑沙在耕种时挖出祖先供奉的神物铜牛，心想那红牛头就是它的启示，哈尼老人常说人该像牛一样老老实实地干，牛就代表着人。一方面，哈尼族作为农耕民族，耕牛是极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耕牛憨厚、质朴、勤劳、奋作的形象也成为哈尼人性格的表征，神话中的查牛就是哈尼人的化身，小说中的牛也如此，查牛以生命化生，哈尼人劳动求生，皆是人的对象化，那该是自古以来哈尼人为生存去抗争、去劳动、去牺牲的象征。
雾作为自然现象和景观，在哈尼族心中一直有着神秘莫测的观念。哈尼族聚居于海拔较高的山区半山区，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峰顶谷底海拔高差大幅降落的特征，常年云雾缭绕。雾本身朦胧的特点，加上人们关于雾的神话故事等渲染，更加深了其神秘性。小时候长辈在和孩子相处时常常讲“雾会把小孩子抓走”的故事，教育孩子阴雨天不要独自乱跑。因此，雾常常与神、与恶魔等联系在一起。存文学的小说《雾之谷》就是将雾与神直接联系的典型。不像“神牛”直接来自哈尼族神话，雾是一种意象的置换，将雾的动态看作是神的思想。雾之谷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开篇就借“雾”营造了神秘的氛围，并贯穿小说始终。雾之谷里的山是神山，是极为神圣的空间，“人们都说这大雾是神布下的”，野牛、豹子、老虎、麂子这些平日里势不两立的动物在这里一反常态极友善地相处；山火弥漫时起了一场大雾把火扑灭了，因此人们相信山神住在这里。考察队进山想目睹茶王树并进行报道，黑栗看到山里冒出了浓浓的雾，明白是山神的警告。考察队的进入，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神圣的空间，最后黑栗消失在浓重的雾里。作者利用雾，山神等给雾之谷蒙上了神性色彩，也表现出黑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面临的两难处境，黑栗对现代化的向往与对传统信仰的坚守形成了对立。他深知，一旦将茶王树——被视为茶山之神的神圣象征——的秘密公之于众，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系列现代化变革，从而为哈尼族带来经济上的繁荣。然而，这样的发展同样意味着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以及对哈尼族文化认同的侵蚀。黑栗的犹豫不决反映了哈尼族在现代化浪潮中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他最终选择保留茶王树的秘密，这一决定象征着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保护。这一选择不仅揭示了个体在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挣扎，也反映了哈尼族群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自身文化未来的深刻思考。黑栗的两难处境，实际上也是哈尼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经历的文化焦虑和身份认同危机的缩影。
3.3. 民间故事的化用
小说最早的形态是故事小说形态，源于民间讲故事，小说家便是“讲故事的人”，存文学许多民间呈现于小说之中，最明显的是民间故事在小说情节内容的直述或转述以及对故事母题的化用。《那年的牛头谷》中蓝荞讲述外婆讲给她的故事：一个孩子被山妖抢走，聪明的孩子就在身后拖了一个蜜葫芦 ，一路上洒下一条细细的蜜线。后来那蜜线上出现了一群吃蜜的蚂蚁虫子，寨子里的人就沿着那些蚂蚁群找到了孩子，蓝荞也学习故事中的机智行为寻找黑沙。《牧羊天》里则是直接塑造了一位民间故事的讲述者和传承者格带大爹，他在乡间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又到民间传播，他常常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劝解人们。民间故事嵌入文本中，民间故事情节与小说情节相呼应，增强了小说的民间性与故事性。其次是故事母题的化用。在中国故事学界， 通常以美国学者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对母题的论述为基本参照：“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13]存文学小说又充分吸收了民间故事的母题，在文本中形成了典型的复仇母题。存文学的小说致力于描写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因此复仇通常表现在人与动物之间，多部小说中都写到动物惨遭人类伤害的事件，导致动物对人类进行了复仇。如《望天树》中的勐巴纳西将大象视为吉祥物，现代经济发展下人们砍伐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导致大象的栖息地减少，人象关系矛盾突出。无良商人大肆宣扬大象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等，大象遭到前所未有的大肆捕杀。李大山就是这样一个亡命之徒，他带着猎枪以陷阱中的食物诱捕公象大鼓，为了获取象牙，他用锯子活生生割去了大鼓的半个头与象鼻。李大山的妻子在劳作时被大象踩死，管理大象的“布闷掌”波西已经推断出这是大象的复仇。大象是一种爱恨分明的动物，且它们有着超人的记忆，上一辈被伤害过的大象会毫无遗漏地把记忆密码全部传输给下一辈，包括对方的形象和气息。李大山的妻子盘金花在喷洒草甘膦导致大象被毒死，加上她的父亲八年前用铁夹伤害大象，新仇旧恨的爆发导致她被大象寻仇。《狗队》中村民在饥荒下做起了贩狗生意，暴打狗群，导致狗群复仇引发人狗大战。《兽灵》中讲述了猎人家族与动物的较量，结仇—寻仇—复仇的叙事贯穿始终，最终在人兽同归于尽下结束，人兽冲突的愈演愈烈使得猎人家族从辉煌到没落，猎神信仰失落。
小说中的复仇母题通过描绘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复仇行为，深刻地表达了对生态平衡以及尊重生命和自然权利的必要性。反映了传统信仰与现代化冲突下的文化认同危机，呼吁人类进行道德反思并承担起对自然界的责任，最终倡导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这些作品不仅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提出了批判，也展现了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坚守与失落
4. 结语
民间文化传统、民间文学给予了存文学小说创作的生命养分，小说的视角又走进了民间，站在民间的立场写作，展现民间自在的文化形态，揭示原始的传统文化观念。在神话消亡的今天，存文学对神话、传说进行了有意的复魅，尤其是在描写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时，在此意义上，神话等民间文学得以再生、再创造。
基金项目
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明清云南彝族汉文诗创作及影响研究”(项目编号：M-A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