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其中的人物形象丰富多样，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其中一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恶”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主题。文章将以武松和李逵两位“恶”性格表现较为突出的人物为例，对《水浒传》中的人物“恶”性格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从历史背景来看，《水浒传》成书于北宋末年，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为了生存，许多人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而“恶”性格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往往与生存压力、利益争夺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水浒传》中的人物“恶”性格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从文化背景来看，《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的人物形象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忠、义、信等。然而，“恶”性格与这些传统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从文化角度分析《水浒传》中的人物“恶”性格，有助于揭示传统文化中的矛盾和问题。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还可以从中挖掘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和启示，通过对《水浒传》中人物“恶”性格的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发掘其中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2. 小说《水浒传》人物“恶”性格研究现状分析
对《水浒传》中人物“恶”性格的研究能够对作品中的人物的言行举止、心理活动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其的性格特点和行为动机。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弱点和社会道德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在现实生活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促进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对这些“恶”性格人物的研究，从中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更好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通过对以下学者对《水浒传》人物“恶”性格的归纳整理，进一步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学者郑春元在其文章《〈水浒传〉对人性恶的揭示》指出：“《水浒传》对人性恶的描写很充分，但有些过头了。作者对武松李逵等的疯狂滥杀无辜的行为不仅无一语批评，有时是一种欣赏的态度。”[1]
学者颜翔林在其文章《第二批判：〈水浒传〉的美学批判》指出：“《水浒传》的‘忠义’，是以牺牲普遍的伦理道德为代价的，是以放弃国家利益追逐集团利益为目标，以泯灭基本良知换取个人的‘忠诚’和‘友谊’为前提的。”[2]
学者高原在其文章《“泛农民趣味”的颂歌——从中西方社会文化形态之比较看〈水浒传〉主题》中指出：“《水浒传》所宣扬的完全是无规则的社会理想模式，而且它所实现的方式更是以暴力为旨归的。《水浒》就不仅为那些占山为王的‘职业抢劫团体’朱武、陈达、杨春等树碑，还为那些‘抢劫个体户’张青、孙二娘等以及‘专业杀手’武松、李逵等立传。”[3]
学者朱仰东在其文章《梁山英雄的魔性、神性与九天玄女——再论〈水浒传〉“血腥”情节的文化意蕴及其结构问题》中指出：“阅读《水浒传》，令读者深感不安的是书中充斥的大量血腥情节。这些情节毫无疑问，大多与梁山好汉有关。而且，据书中所写，一旦梁山诸人开启杀戒，官军之外，往往有大量无辜百姓惨遭屠戮，比如第四十回写李逵为救宋江，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4]
综上所述，国内多位著名学者对《水浒传》中人物“恶”性格都提出过自己的认识和见解，说明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本文也将对人物“恶”性格进行深层次地分析和探究。
3. 小说《水浒传》概述
3.1. 小说《水浒传》的取材背景
小说《水浒传》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历史。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5]
宋代说书技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而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5]。
3.2. 小说《水浒传》创作背景
《水浒传》这部小说创作于元末明初。在这个时期，封建社会的矛盾和统治阶级的暴政日益加剧。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的反抗意识不断增强，开始掀起了一股农民起义的风潮。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对梁山起义的历史背景、人物事迹、战斗经过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刻画。这些历史资料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背景，使作品更具真实感和可信度。
3.3. 《水浒传》书名由来
《水浒传》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异称和相关书名，其中《忠义水浒传》《水浒忠义传》《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传奇》《梁山传》《宋元春秋》《水浒衍义》《水浒志传》《水浒记》与《水浒传》是同书异名关系。[6]历来学者认为“忠义”或是作为修饰“水浒”的形容词或是作为代表“忠义人”的名词。对“水浒”二字的理解主要有四种：代表“忠义”；代表“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反抗精神；代表一定的文化隐喻；代表“水泊梁山”的雅称。
4. 武松的“恶”性格分析
4.1. 武松的“恶”性格成因
北宋末年社会黑暗，官府腐败，百姓民不聊生。武松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武大郎抚养长大，成长过程中历经艰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正义难以伸张，武松不断遭受不公和迫害，这使得他心中的愤怒和反抗情绪不断积累。例如，武大郎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合谋害死，武松掌握证据去报官，然而官府却不作为，这使得武松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为兄长报仇，只能选择以暴制暴。这种社会环境的压迫，让武松对官府失去信任，也激发了他内心的愤怒和反抗情绪，为他后来的“恶”性格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此外武松性格刚烈，疾恶如仇，眼里容不得沙子。这种性格使他在面对恶人和不公时，容易采取极端的手段。他非常重义气，对朋友和恩人可以两肋插刀，但对于伤害他的人，他会加倍报复。
4.2. 武松的“恶”性格的表现形式
武松“恶”的性格主要体现在他对敌人的毫不留情、对无辜者的报复以及对自身行为的过度自信和自以为是，这些行为不仅缺乏理智和冷静，而且超越了正义的界限，体现了武松“恶”的性格特征。
从大闹飞云浦到血溅鸳鸯楼，再到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血字，这些情节展示了武松的疾恶如仇，也揭示了他“恶”的性格特点。大闹飞云浦虽然展现了武松的勇猛和机智，但他将押送他的官差全部杀害也体现了“恶”的性格，他对敌人的毫不留情。在血溅鸳鸯楼中，武松再次展现了他的“恶”性格。他不仅杀死了所有的恶人，还对那些无辜的仆人进行了报复。这种行为不仅残忍，而且缺乏理智和冷静。
5. 李逵的“恶”性格分析
5.1. 李逵的“恶”性格成因
李逵性格鲁莽，头脑简单，做事往往不经过思考，仅凭一时的冲动行事，缺乏对行为后果的考虑，所以在面对冲突和矛盾时，容易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其次是缺乏道德约束，李逵出身底层，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道德和伦理的认知较为淡薄，不考虑社会的道德规范。例如，他为了让朱仝上梁山，竟然杀死了沧州知府年仅四岁的小衙内，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和人性。
5.2. 李逵的“恶”性格表现形式
李逵的杀戮行为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不管对方是否有罪，只要自己觉得不顺眼或者与自己的利益相关，就会动手杀人。例如，在江州劫法场时，在救出宋、戴二人后，李逵杀得性起，逢人便砍，许多无辜百姓命丧他的斧下，梁山首领晁盖对他喝阻也无效。在三打祝家庄时，他竟然在已经杀了祝龙、祝彪等敌人的情况下，还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显然是与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宗旨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李逵喜欢以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他的“恶”性格体现在他对无辜百姓的伤害上，他经常无视百姓的生命安全，肆意袭击无辜的人。除了对杀戮和无辜百姓的残忍对待外，李逵还展现出了对恶霸的暴力手段。
6. 小说《水浒传》人物“恶”性格的成因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以及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笔者对《水浒传》中人物“恶”性格的成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作者施耐庵自身的性格角度来看，他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塑造。此外，梁山好汉的贼寇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恶”的性格。以及当时社会的黑暗动荡也是导致小说中人物“恶”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6.1. 作者施耐庵自身性格的影响
施耐庵作为《水浒传》的作者，作为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深受封建社会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也可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暴力倾向，这种心理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这种性格特点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5]。
武松是施耐庵笔下最具代表性的有“恶”性格的人物之一。他的性格刚烈，嫉恶如仇，对恶势力有着强烈的杀戮欲望。这种性格特点在施耐庵的笔下得到了生动地展现。李逵也是施耐庵笔下具有“恶”性格的人物之一。他性格粗犷，直率，对敌人的残忍行为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他的恶行为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现。
施耐庵的报复心理在他的小说中表现为对邪恶的反抗和对正义的坚持。这种心理体现在他对反派角色的塑造上，如高俅、蒋门神等，他们最终的下场往往是悲剧性的。施耐庵通过这些角色，表达了对邪恶的反抗和对正义的坚持，使得小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6.2. 贼寇身份的固有定位
现代文学家鲁迅评价《水浒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7]在封建社会中，梁山好汉是被社会主流所排斥和唾弃的群体，他们被视为盗贼、匪徒，这种身份标签使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公正的待遇和尊重。因此，他们在小说中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反抗和报复的心理，通过暴力手段来寻求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一些主要人物具有“恶”的性格特征，这既是他们作为山贼身份的固有定位，也是该小说独特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有一部分梁山好汉，他们的行为方式更接近于纯粹的暴力掠夺，“恶”成为他们的主要特征。这些“恶”的梁山好汉之所以如此行事，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在那个时代，官府的腐败和无能，使得他们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生存资源。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江湖流寇思想的影响，认为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获得地位和尊重。因此，他们倾向于采取杀戮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以此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权力。
6.3. 社会的黑暗动荡
《水浒传》中全面呈现了一个人性恶的世界，社会是人性丧失的社会，社会各层面都是恶人的天下[1]。整个社会君昏臣乱、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上层统治者皇帝荒淫无道，把国家大政交给一伙奸臣，任其倒行逆施，生事害民，表现了当时社会中人性的异化[1]。
当时社会的黑暗动荡是人物“恶”性格形成的重要背景。在封建社会时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人们生活在恐惧和苦难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容易产生仇恨和报复的心理，这种心理在《水浒传》中表现为人物“恶”的性格。例如，武松、李逵等人在面对压迫和不公时，往往会采取暴力手段进行反抗和报复，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是人物“恶”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许多人物都有一段悲惨的经历，如武松幼年丧父，李逵从小被拐卖，林冲被冤枉入狱等。这些经历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暴力倾向。
《水浒传》中的人物“恶”性格并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许多人物虽然在某些情境下表现出恶的特性，但在整体上仍然具有正义感和良知。这说明，虽然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对人物性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但个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也会对人物的性格产生重要影响。
7. 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根据小说《水浒传》读本中的具体故事情节对武松和李逵“恶”性格进行了详细分析，并通过与专业任课老师交流以及通过校内调查问卷形式的搜集整理材料，对《水浒传》中人物具有“恶”性格特征的成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主要成因主要包括作者施耐庵自身性格的影响、梁山好汉贼寇身份的固有定位以及当时社会的黑暗动荡等因素。通过对《水浒传》中人物“恶”性格特点的分析，不仅使得小说人物形象更加具体生动，同时也为其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