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会分工”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内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研究创设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创新得出的科学系统的社会分工理论。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系统全面阐释了社会分工的内涵特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分析和诠释社会分工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指出社会分工条件下所具有的人的解放的可能性。重温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不仅为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综合国力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借鉴，同时对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等具有重要的启悟价值。
2. 马克思《经济哲学手稿》理论发展研究
马克思1844年撰写的《经济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其批判政治学理论创设工作构筑了坚实的起点基础，马克思在主办《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报》时期经历了一系列具体而现实的社会问题，关注的焦点也从精神哲学向市民化的非政治社会内部矛盾转变，并从中发现了劳动和社会资本的背道而驰，看到了不占有资本的无产者卑微的处境。他基于自身拥有的哲学知识和法学背景在对市民的非政治社会开展初步研究分析后，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只有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开展深入研究才能解决好当前自己遇到的这些难解之题。
《手稿》以亚当斯密撰写的《国富论》一书为研究对象和理论依据，将“工资、地租、利润”三大内容进行分栏阐述。亚当斯密根据作为社会财富积累标志的国民收入类型被划分为工资、利润、地租三大种类，首次将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划分为劳动工人、土地占有者、资本收益者三大阶层，“即根据收入来源的不同分为‘劳动工资收入’、‘出租地租收入’和‘剥削利润收入’三大收入类型的不同阶层。这三种阶层划分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客观存在的三大社会关系和基础性阶级”[1]。马克思正是基于亚当斯密这一阶层划分理论出发，开始着手《手稿》的创作，并从这一分析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阶级结构进行了全方位透视。同时受亚当斯密理论的影响，马克思同样认为社会劳动是产生商品价值的不竭源泉。但是，马克思也敏锐察觉到将斯密学说付诸实现具有很大困难性，指出劳动者的付出与其得到的劳动产品具有不匹配性。
同时马克思通过研究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也清晰洞悉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存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在撰写《手稿》的2号笔记本中马克思总结道，“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劳动价值论中被贯彻得尤为彻底，它成功地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原理升格为国民经济学所独有的唯一性原则”[2]，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恰恰是“彻底性”的具体体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萌芽前阶段，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只会作为一种非重要性的对立而存在，它并不是由私有财产自身属性所决定的那种劳动产出与资本占有之间的对立。当作为私有财产价值产生主体的劳动与财富价值客体化的资本发生对立时，二者就形成为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不匹配的矛盾关系而出现[3]。马克思在私有财产价值主客体矛盾对立本质的基础上，将古典劳动价值论的研讨分析重心从“价值”延伸转向“劳动”，进而使资本劳动不匹配的对立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坚持的具有广泛科学性的基础理论。
《手稿》分别通过分析工资、资本和异化劳动等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状况。资本积累使得社会分工的程度更加深入，而社会分工又使得工人人数不断增加。资本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分工导致工人的劳动不再自由而是如机器般单调，“随着工人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完全被机器化存在和运行……受奴役于资本的驱使和富人的喜好”[4]，工人承受资本家的压迫和掠夺的状况非常严重，与此同时工人对机器的依附也在逐渐加深，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与分工是产生压迫和异化的根源。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还不成熟，对社会分工与私有制、异化劳动的关系的了解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但是他所阐述的资本积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等内容为进一步分析社会分工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手稿》鲜明提出“共产主义是人本身的解放，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2]。《手稿》创新采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法对市民私有制社会的弊端进行了深刻揭露，探讨通过对社会进行革命实现共产主义来达到人的解放目标胜利实现。通过开展私有制矛盾对立关系的批判和人的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偏狭性批判，马克思提出私有制下实现人的解放的基本路径有两个：其一，无产阶级作为人的解放的现实中坚力量，在不断提高阶级意识觉醒的基础上，他会运用革命的劳动解放的方式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其二，发现劳动与资本不匹配不可调和的矛盾是私有财产天然具有的本质特征，提出以消除私有财产来达到消灭异化效果的路径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在对异化现象进行分析时，马克思从私有制下社会产品生产与劳动成果归属的异化现象出发，进而发现产业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全部生产活动中都是异化扭曲进行的，在形式上把它分成了劳动产出品与劳动者异化、劳动活动与劳动付出者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对劳动予以异化分配实现利益收割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的最根本原因：私有制下资本家雇佣产业工人从事生产劳动并无偿占有其剩余劳动致使其生活水平低下而无法提高，从而导致产生劳动付出与所得不相匹配的异化，而被资本家剥削奴役的产业工人也已经称不上是真正的人。在《手稿》一书中，马克思对生产方式变革和阶级社会中阶级意识觉醒的人对社会变革会产生的内在影响力大小予以了极高的关注，萌生了与以往野蛮共产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内容截然不同的大变革。这一巨大思想变革恰恰使马克思能够穿透异化的表象征兆发现了其背后隐藏的财产私有化对社会进步造成的巨大影响，马克思指出摒弃私有财产才是通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光明之路。这种认识观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思想的思考，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和发展。
3. 《德意志意识形态》：社会分工理论的正式确立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唯物史观基本形成的标志性文献，彻底地批判了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和流行于当时德国形形色色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从处于现实生活中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出发，以此来批判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的角度看待社会的唯心史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创建唯物史观过程中将社会分工作为其关键范畴纳入其中。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取决于社会分工演进发展变迁水平的高低。分工是在社会意识、社会状况、生产力水平诸要素共同作用下产生并反作用于社会来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前行的，它是个体特殊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矛盾的根源所在。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分析所有制的发展历程，即经历了父系社会的部族所有制、奴隶社会的公社所有制，也称为初级国家所有制、封建王权体系下的等级所有制三大阶段，最终得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促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科学结论。其次，分析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关系问题。在肯定社会分工造成人的专业性发展的机制的同时也指出了旧式社会分工对个人发展带来的局限性。最后，提出消除旧式社会分工的条件。生产力极大提高，人们普遍交往，人类社会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旧式社会分工才能消除。通过对与社会分工紧密关联的社会所有制、人的发展、共产主义的阐述，表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工理论的正式确立[5]。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分工的起源、分工的发展阶段、分工与私有制的关系、分工制度下包含的矛盾、分工与人的异化、异化的扬弃等方面系统全面地对社会分工进行了尤为科学的释义阐述，使马恩二人的社会分工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同时马克思开创性地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社会分工特性进行了剖析论证，明确指出了社会分工所具有的历史性及唯物发展性。这也是马克思首次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思想成果以社会分工分析的角度向广大人民进行的充分全面的阐释论述。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理论体系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剖析下得以证明其产生根源的历史性、随生产力水平而发展的本质特性；而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分工不同发展阶段产生的社会变革现象基础上探索得出了“社会发展是历史的、随生产力而改变地前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一切都表明，社会分工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二者的形成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手稿》与《形态》的撰写完成，可以说是马克思在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并对现实社会生活切实调查研究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得出的思想理论结晶。也是见证他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提炼中不断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新的世界观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随着后期马克思撰写《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论著水平的一步步提升，直至《形态》一书重大理论成果的横空出世，马克思以更加成熟的实践视野，向人们深入浅出阐释并回答了困扰众人多年的社会历史会按什么规律走向的问题答解。
不同历史阶段下社会分工的发展历程与具体历史条件下生产关系的更迭演进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既可以对生产力的变动产生促动作用，也可以对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产生巨大的变革推动作用。《形态》从社会分工的历史发展阶段特征出发，深入剖析了性行为分工阶段–自然形成的分工阶段–物质劳动精神劳动分离形成的分工阶段–消灭分工阶段这四个社会分工从起源到终止要经历的历史阶段特征。四个阶段的社会分工水平分别与部落所有制、古代国家所有制和初级公社所有制、封建王权等级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共产主义社会等这些生产关系特征相对应，很好地体现了社会分工发展程度与生产关系演进更迭之间所具有的必然的因果性关系。在这些生产关系条件下，社会分工决定了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劳动成果给不同阶层分配的比例多寡，同时也决定了包括劳动者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社会地位尊卑程度及被社会所需要的重要性程度的大小。社会分工在不同生产关系条件下对劳动与利益的决定性作用也使它很好地明确了产业生产者之间、产业生产者和产业所有者相互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当社会分工发展到资本主义私有制阶段，随着社会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资本所有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规模不断扩大，而产业工人占有的剩余劳动价值份额越来越少，使资本所有者与生产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不公平占有关系、对社会财富分配的贫富分化对立关系、产业生产者之间争夺资本所有者雇佣工作岗位的竞争关系及产业工人谋求与资本所有者雇佣关系利益最大化而与其他产业工人产生的孤立关系在私有制条件下不断加剧。
社会分工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相互作用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强烈的中介作用和决定性作用。社会分工因为有生产力水平、社会状况即生产关系水平、社会意识三大因素的作用而产生，而社会分工在阶级的觉醒意识作用下，也把代表生产力水平的各种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分配到特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产单位中承担不同生产任务的产业劳动者手中，而得到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按照分配的任务从事产业劳动，按照生产关系水平下的生产效率完成社会分工分配的生产任务提供给社会使用。这也充分说明，在社会分工作用下，特定生产关系下的社会生产需要不再单纯是与产业工人的个体劳动相关的，而是与社会运转中的不同生产主体紧密关联在一起的。由此可见，不同历史阶段下的社会分工所具有的特点及运作过程都会将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及阶级觉醒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的阶层关系、利益分配、财富性质及人的解放程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人正是通过对社会分工的起源、发展历史阶段、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深入研究，并把社会形态的更迭现象与之进行联系分析，才真正找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对辩证唯物关系的相互作用原理，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往人类对社会历史演进规律及历史延续规律的偏颇错误认识。在他们看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作用这一重大规律和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采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社会意识、社会分工等因素经过深刻探讨研究、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才论证得到的科学结论，而并非一开始就天生灌输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人的头脑中的。而引导他们研究取得成功所采用的最重要的中介因素就是对生产关系变革及生产力水平提升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分工。
由上可见，社会分工与生产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一方面生产力不断提高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另一方面社会分工提高了工人的专业技能和熟练程度，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不仅促使人们从“原始的丰富”发展到个体机能的某一方面的发展，同时还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分工为打破个人的片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4. 社会分工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是以人的全面解放为最终目标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至上为发展目标的，因而二者具有高度的目标契合性和发展一致性。在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背景下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都为当今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全球化社会分工的理论支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国际贸易交往提供了思路指南和发展方向指导。当下在世界社会分工实力比拼的大格局下，我们既要发展和提升本国生产力水平，拉动国内国民经济的高水平发展和高质量提升，又要筑牢民族产业优化产业结构质量提升底线，推动中国产业升级融入世界经济竞争博弈浪潮之中，在产业升级换代赢得全球市场的过程中，成为新时代的发展标杆。
4.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理论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会长期处于该阶段，准确认识并科学把握我国社会的分工现状，对推进祖国富强民族复兴的波澜壮阔进程，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内社会中人民需求的主要矛盾已产生了新的变化：日益提升的物质文化需要不再是人民的主要需求，而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成为人民当下日益增长的最主要需求。广大人民群众对建国以来的伟大建设成就要实现充分共享，就不单单是通过文化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提升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实现的，而是要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位一体全方位的均衡充分可持续发展，来实现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高端需要的目标胜利完成这一渴盼和心愿。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分工分析时强调资本正是利用机器这一生产工具来促进其经济的增长，这已经表明了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够促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要毫不动摇地把创新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首要核心地位，把握创新发展的主动权，让创新贯穿于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在当今社会，科技创新发展迅速，大到中国空间站的建成，小到人们支付方式的改变，科技创新无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我们完全有基础、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乘势而上，大展宏图”[6]。因此，现代化建设务必要夺取关键核心技术这一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全面深入开展好科技体制改革，使中国人自主创新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基础性研究、原创性科技发展等方面的水平不断提升，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研发道路，拼搏实现中国科技的水平高端化、主权自立化、尊严自强化，并以此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工揭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条件。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分工使人产生了异化。因此，要彻底消灭异化，消灭“旧式分工”，就要彻底消灭私有制。而要消灭私有制就必须使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不断进行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无产阶级只有建立本阶级的政党，推举出属于本阶级政党的领袖，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夺取政权才能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幸福自由。中华民族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重要阶段。现在，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望未来，前景无限美好。
4.2.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依据
马克思在社会交往实践及劳动实践过程中实现了对现实的人与人的本质的充分认识，在对社会分工的内在矛盾分析中，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分工难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这一弊端必将推动其走向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变革，而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终会使社会分工趋于消灭，在物产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人民根据需要选择合理的劳动方式来服务社会并实现自我价值推动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革命创立到新时代引领发展并和平共处于世界共同体的伟大实践进程充分表明，马克思通过实践提炼总结的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观更具科学性。同时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排他性的占有和剥夺广大产业工人的生产资料和剩余劳动来实现社会财富的资产阶级占有；通过社会化大生产来实现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但反作用于社会就会减少甚或剥夺产业工人参与雇佣劳动谋求生存发展的权利，使产业工人个体发展无从谈起。社会生产实践的历史规律清晰说明，人民是社会发展历史的创造者和主力军，任何无法满足人民劳动解放价值实现的，陈腐落后不能适应人民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都将被在此关系下压抑束缚的人民所革命推翻，通过觉醒阶级的革命行动重塑一个有利于人民全面发展、个体价值社会价值充分实现的、更高级更优越的社会生产关系来服务和促进新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进步。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关系调整完善的过程中因其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也使其觉醒阶级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并积蓄力量，为重塑建立更高级更优越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而充分酝酿准备，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变革性使然。共产主义正是更先进的、层级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它充分保障人员个体的教育权利、职业发展权利、劳动收益权利、人身名誉权利及工作自由权、休息自由权、爱好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一系列自由和发展的权利，在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制政策允许的框架下实现人民的全面自由发展，并且是从人民个体的思想内涵、精神气质、道德水准、社会贡献、职业道路、奉献价值、公众认知度等多角度全方位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停留在人的职业劳动产出这一基本原始能力的发挥扩展。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下物质生产极度丰富，市场产品繁荣发达一应俱全，人民对共产主义建设成果实现充分共享，社会成员个体实现了对劳动方式及劳动内容的充分自由自愿选择。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下，社会交往活动与劳动成为人类为实现个体存在价值而进行的必要性活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以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生存发展机会，实现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梦想为己任而不断前行和努力着。在这一显著制度优势下，社会分工更加注重“专业化与绩效考核机制相结合、竞岗竞聘与组织选派相结合、能力水平和岗位要求相结合、区域政策与民族政策相结合”的分工机制建立。在充分调动人民分工协作劳动积极性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各行业各领域的技术突破和水平提升，使物质财富创造效率更加高效，精神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效率更为显著，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综合实力和生产力水平的跨越式提升。同时“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健全配套基础设施更好服务人民需要”的分配机制和公共设施服务机制又能使人民实现共享生产建设成果的目标。综合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分工延拓了人民个体谋求自身发展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使社会中的人们都能够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水平和个体劳动付出来实现个人职业规划梦想、家庭生活改善、个体价值提升的人生奋斗愿望。马克思在论著中尖锐地指出：“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人民的解放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进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2]。这些“人民主体决定论”的理论成果构成了马克思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成为了指导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和谐发展各项事业推进的纲领性思想，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奋斗宗旨。
马克思的“人民重要性”思想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不可或缺的理论渊源，指导着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奉行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建设实践中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执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紧密联系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作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群众创造历史”[7]等历史地位性、人民存在性的总结定性讲话，并提炼出“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力量的源泉，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7]的辩证发展思想，进一步把马克思剖析的“人民重要性”论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的“中国共产党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的辩证思想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发展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的个体特质所具有的文化性和主动作为性给出了新的定义和内涵论述，是对人的本质在新时代条件下适应时代要求和发展要求所应具有的特质进行的划时代解读和阐论，深切包含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充分发展和自由发展质量提升所做的不懈努力和个体储备殷切期望。总书记这一新时代个体特质发展思想，将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质分析论”及“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密切结合了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高度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指引需要的深度，起到了划时代的思想延伸作用和实践指导作用，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了新的高度和深度。
4.3. 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
《形态》重点批判了“旧式分工”给人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指出了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路径，即“消灭分工”。《形态》强调，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消灭分工”，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这对我们以发展生产力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步迈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综合国力的提高等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仰望的成就，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对科技创新资源进行高效整合，不断加大对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力度，促进这些产业质量加速提升实现跨越式发展，尽快引领形成新质生产力”[8]。这一号召为我们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产业优化更新的最佳契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所谓新质生产力，主要以科技创新为先导，具有极高质量水平，体现高效能，摆脱传统发展路径，与数字时代联系紧密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机遇期，提出的重要论断。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必将能够为完成人的全面发展目标提供出更坚实更丰裕的物质基础。
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要不断完善人才评价制度体系，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利用政策导向，把我国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人才资源优势。在坚持人才自主培养的同时，要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弥补在短时间内我国无法填补的人才短板。要优化学科布局，做到基础学科、重点学科、新兴学科、薄弱学科的均衡发展，以高质量学科体系建设支撑综合素质人才队伍建设。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靠单一产业是不可能实现的。打造现代化的产业培养体系，有利于发挥不同产业部门分工协作的优势，提高生产效率。也有利于利用同行业竞争机制，激发产业内部自我优化，自我变革的动能。要密切关注科技发展前沿，不断加强数智化工具的研发，促进现有劳动工具的数智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劳动生产力条件。要抢先抓早制定发展规划，为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长足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我国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能力必将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先进的数智化工具广泛使用，能够不断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减轻人们的工作压力，使人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从事与兴趣爱好相关的活动，学习更多的工作以外的知识技能。此外，随着先进数智化工具应用，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眼界更加开阔，自由程度将会进一步提升。总之，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形成和进一步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脑力精神财富、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人们的幸福指数一定会得到大幅度提升，人的全面发展也将迈出重大步伐。
4.4. 数字经济时代深化全球分工协作关系的行动指南
全球化的国际分工是在国际交往、社会分工、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作用下，各国按照绝对成本优势和相对成本优势在合理匹配的原则下进行国际范围内的生产分工而产生的。它是社会化大生产全球化供给、生产、分配发展的必然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坚定不移走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国家实施的沿海开放、金融开放、港口开放、自贸区开放、边贸区开放等政策力度不断加大，规模不断提升，使国民经济在引资引技投资拉动的过程中获得了跨越式腾飞，经过几十年对外开放发展，我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制造体系，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品供给国和生产国，稳步将经济实力提升到国际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在当前国际斗争环境风云变幻的条件下，中国始终坚持以“修炼内功、完善产业”的战略定力进行经济建设，实施内部经济、对外经济双循环的经济策略稳定中国市场经济增长预期，以世界共同体的胸怀推动“一带一路”跨区域经济带建设，为世界经济分工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成为当下国际社会分工体系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稳定持续及市场经济环境的规范化治理以及廉价的用工成本共同作用，为中国经济运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吸引大量外资和技术涌入中国投资建厂生产，在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拉动了中国人民分工就业劳动的份额比例提升，也大大提升了外国资本投资盈利的空间和利润率，使中国真正成为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投资机会及市场盈利份额的开放的国家化大市场，在这个广袤的大市场环境下中国实现了其为其他国家提供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的功能，同时也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布局产业转移、开辟新生市场、新增对外投资最理想的市场锚定地。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实施，国外产业在中国的孵化升级速度加快，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布局体系中贡献率日益增大话语权渐进增强，逐渐跃升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不断抓住资金、技术、人才趋利流动的大趋势，以营商环境优化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础，以政策环境人性化为吸引外资技术的抓手，以管理环境安全化为动力全面提升并扩大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力度，以“引资引技让市场”的魄力倒逼国内低端产业进行产业结构体系升级换代，促进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快速迭代提升。中国在开放中主动发力，不断完善并创新市场开放格局，使中国在短时间内成长为工业产业制造体系中门类齐全的制造业大国，并且国际贸易与合作的范围也随之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9]。
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也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法宝和无上利器。要完成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重任，就需要坚守好经济防范、经济制度完善、经济行为规范的经济发展底线，把守法经营、开拓创新作为市场经济行为和贸易活动的领航碑，推进国内产业体系向提质增效、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跨越式迈进，使我国工农业生产高质量提升，真正成为质量上乘、品类齐全、物产丰富的农业强国和工业强国。要不断提升服务业质量水平和标准，保障第三产业的稳健可持续发展，以科技创新引领、人才创造支撑、产业政策支持、市场流通给力等诸要素共同发力来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和核心关键产业转化生成新质生产力；要制定科学严谨的产业措施保证国内供应链产业的安全性，坚持以本土产业为重点内生培育力量，以本土产业品质升级培育为主线提升本土产业及国货品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使其在培育成长后既可成为国内市场供应的主力军，又可成为国际商品市场贸易中强有力的竞争者。在科技封锁技术薄弱产业举步维艰的初创环境下，我们更要坚守自立自强永不言弃的拼搏钻研精神，布局谋划好产学研一体融合发展的良好科创环境，紧紧抓住制约我国发展的关键卡脖子技术和生产链薄弱技术环节，攻艰克难解疑破题，从根本上打破国外的贸易和技术封锁。
中国产业的齐全性使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中国坚持按照“互惠包容、和平共处、共商共建”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共同创造一个合作共赢的、全球化的世界分工新体系。在同世界各国合作建设通商发展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着“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地进行商贸往来，以“APEC论坛、金砖国家会议、‘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经济组织合作为联结纽带壮大我国的朋友圈并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重要性和国家商事不可或缺性，并使全球各国在合作共赢交往中创生出新的商贸价值提升链。面对复杂多变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我国将充分发挥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优势和国土面积辽阔优势，在严谨审慎做好风险防控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在务实高效进行政策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出经贸开放政策、产业开放政策及人才交流开放政策，在沟通协商进行互利谈判的基础上打通多层次低关税产品贸易通道及贸易合作便捷渠道，共同建设打造出更具安全性、可靠性的国际化供应链和产业链。
主权独立国家在世界分工体系内的层级水平可以准确显示出该国自身具有的经济产值实力，并且可以清晰预测出该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规模轨迹及前景收入。正因为中国实施持续积极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以加入世贸组织、倡议“一带一路”跨区域国际合作建设等行动迅速融入世界，才使我国以最快的发展速度建立完善齐备的工业制造体系及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使我国在当下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并且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完成将在全球价值供应链中呈现出科技水平稳步上升的良好趋势，这也是中国持续强化提升产品品质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水平的牢不可破的基础。要不断提升我国高科技产品与技术产业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就需要持续不断地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产业优化和提质增效建设，不断组织科研攻关打破科技卡脖子工程的约束和限制，真正研发出更多像空间站、5G技术这样的国际先进成果引领世界产品技术的应用发展。面对新形势下的社会分工变化，我国持续开展好内部革新，发挥好内外联动效应，就可以圆满实现从融入世界的基本社会分工目标发展到引领建设世界分工新格局的宏伟目标，为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纷争国际环境下稳步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 总结
我国经济步入新时代以来，社会领域与生产领域内的旧式分工必将为新式分工所代替，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使人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得到进一步激发和迸发，最终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对建设成果的共享发展。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为指导中国社会存在于分工领域内的制度性和阶段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指导方法，也对深化当下国际分工认识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