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所谓“教育公平”
公正与平等是人类文明社会恒久的追求目标。步入现代文明社会后，“公正”已被视为每位公民的基本权益与美好憧憬，同时，它也是现代社会维持健康、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一个国家若放弃对公正的追求，便意味着其基本人权保障的缺失。鉴于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基础性、全局性及引领性角色，教育公正对于整个社会公正体系而言，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教育公平是维护社会关系和谐的重要基石，如果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部分人难以接受良好教育，那么社会不满与社会矛盾也将随之而来，推进教育公平不仅是维护社会正义，更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阶级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同时，由于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重要途径，研究教育公平问题也是确保教育资源得以科学、合理配置，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高素质人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也就是说，推进教育公平就是间接地为国家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就是间接地提升了国家竞争力。可以说教育公平问题不仅关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国家的竞争力。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由于阶段性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的存在，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以及教育人才流动的失衡。在此背景下，基础教育在城乡间的实施亦受到财政资源、社会资源等多重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制约。
1.1. 教育公平的内涵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在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实现了质量飞跃，满足了“学有所教”的基本需求。随着社会发展，民众对“优学优教”的多样化需求日益增长，追求更加公平与高质量的教育。这不仅是个人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稳定与进步的基础。因此，构建公平与高质量并重的教育体系成为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重点[1]。
在当前教育语境下，公平与质量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教育领域发展的双轮驱动。公众对教育的期待已超越基础普及，转向对高质量教育的普遍追求，这促使“质量导向的教育公平”成为新时代教育公平的核心价值。首要强调的是，这一理念聚焦于教育产出的卓越性，视教育为促进个体潜能最大化、实现全面发展的关键途径。通过实施质量为本的教育公平策略，能够有效促进个体能力与特长的全面发展，为个人通往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奠定坚实基础。此外，该理念亦强调教育过程的质量优化，将学习者的情感体验与成长体验置于重要位置。追求高质量的教育过程，意味着在教育中融入更多的关怀与尊重，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学习环境中茁壮成长。这要求教育体系不仅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内容与个性化教学方案，还需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策略，注重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加强师生间的情感交流，让学习过程成为一次充满乐趣与满足感的旅程。
1.2. 城乡小学教育不公平现象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就非常注重教育公平问题，如实行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增加工农大众受教育机会。据统计，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中工农成分学生比重从1952年的20.5%增加到1958年的48.0%，1958年中等技术学校及中等师范学校中工农成分学生比重分别达到77.3%、76.2% [2]。过往教育体系的局限性曾限制了民众获取教育资源的广度。然而，自1978年起，教育领域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在1999年的扩招政策推动下，教育机会实现了显著扩容。至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跃升至59.6%，标志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显著提升。从宏观层面分析，这一发展历程有效拓宽了教育机会的边界，让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能够触及并享受教育资源，进而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实质性进展。有研究表明，通过对特定时间段内两所代表性大学学籍数据的细致考察，可以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末，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内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其特点在于教育机会的分配日益趋向均衡化。这一变化打破了传统上由社会精英阶层垄断高等教育的格局，使得来自工农等基层社会背景的学生有更多机会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实现了教育机会在更广泛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与共享[3]。
尽管教育机会总体上有所增长，但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现象依然显著。多项研究已证实，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存在最大化不平等及有效持续不平等的现象。尽管社会各界均在努力追求教育公平的崇高目标，现实情况却似乎与这一愿景背道而驰。数据分析揭示，高等教育扩招并未如预期般实现教育公平，反而在某些方面加剧了教育不公。进一步观察中小学教育，不难发现，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学生构成与其家庭背景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
1.2.1. 教育机会不公平
瑞典教育学者胡森(Torsten Husen)强调，在探讨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时，关键在于明确“平等”与“机会”两个概念。胡森将“机会”相关的变量划分为几个主要方面：教育机会受家庭经济、学校条件、师资力量、家校环境等多重影响。它不仅关乎入学资格，还涉及学校教学质量、课程资源、家庭社会支持等。此外，家长与教师的期望、教学安排及学生主观体验同样重要。更广泛地看，教育机会还关联学生未来就业前景与社会阶层流动。因此，优化教育机会需综合考量各因素，确保教育公平与个人发展，构建高效包容的教育体系。
学者沈有禄主张，教育机会平等应全面覆盖权利、保障、过程、结果及未来展望的公平性。这具体包括：确保入学机会均等，保障学术与职业课程选择的自由，实现教育过程中的待遇公平，以及教育资源(含对弱势群体的补偿)的平等分配，同时追求教育成就的大致均衡。他强调，教育机会均等仅是教育公平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除了起点与过程中的机会均等外，还必须确保个体拥有同等的成功机会。这一观点突出了教育公平的多维度特性，强调了从机会到成果的全面平等对于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性[4]。
1.2.2. 教育过程不公平
教育过程公平，作为教育领域内的公平体现，其实现难度远超于教育外部公平。教育外部公平或许能通过表面形式的调整来部分达成，尽管这往往无法触及真正的公平核心，但至少能在形式上提供一定程度的慰藉。然而，要实现教育过程的公平，则必须从系统内部着手，挖掘并促进公平的可能性。随着教育过程公平推进中的各项具体措施与产教融合教学模式的展开，学校在基础设施、数字资源和教师教研上虽取得进步，但仍面临多重挑战。优质师资匮乏、流转机制不完善、学生学习需求多样化及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缓慢等问题，使得仅依赖传统投入难以应对。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教育质量，还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亟需创新策略与额外支持来克服，以确保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5]。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在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相较于城市显著滞后，形成明显差距。这种差距在教育领域尤为突出，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不足，教育质量与城市存在明显差距。城乡教育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影响了整体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从外部条件分析，当前城乡小学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具体表现在教育经费的投入、办学条件的优劣以及师资力量的配备等方面，均存在区域、城乡及校际间的失衡问题。而从内部视角观察，城乡小学在学校管理和课堂教学质量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诸多显著差距的背景下，期望实现纯粹的教育公平似乎显得颇为理想化，甚至近乎不可能。
2. 城乡小学教育公平问题的文化资本视角分析
布迪厄强调，除了经济资本外，现代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还源于文化资本在分配、占有、传承及流转过程中的不均衡。这种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已成为推动社会阶层分化与区隔的关键因素。他指出，“教育正逐步演变为代际间地位传承的桥梁”。布迪厄进一步阐明：“教学机构对文化资本分布的再生产具有决定性影响，并因此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再生产起到关键作用，从而成为争夺霸权地位的核心焦点”[6]。他强调文化过程巩固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教育可强化阶级分化社会，并使之正当化，文化资本再生产加剧阶级固化。
文化是源自人类活动的产物，它涵盖了从基本的衣食住行到复杂的知识体系、信仰、艺术表现、道德规范、法律制度以及社会习俗等广泛领域。布迪厄理论将文化资本划分为三个维度：具体形态，即个体在家庭与学校教育中习得的知识与技能；客观形态，体现为物质载体如书籍、工具等，承载文化价值；制度形态，则指通过教育或职业认证体系获得的文凭与资格证书，它们作为社会认可的文化凭证，强化了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7]。而在当下的乡村小学中，不论是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还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都无法与城市小学相比，在积年累月的资本累积下二者的文化资本差距越来越大。
2.1. 文化教育的本质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实践中，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形成的多样化认知，这些认知通过语言、文字、行为、工具等多种载体得以保存，并通过特定途径(例如教育体系)传递那些被广泛认同的规范性认识，此过程及其成果统称为文化。简而言之，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均构成文化。在社会运行机制中，文凭的权威性质保证了新阶级统治的社会合法性及其生产活动所获得的集体认同，而学位的授予则标志着这一长期教育过程的巅峰成就。这意味着，通过参与学校教育活动，部分人能够获得制度性文化资本，这种资本的积累不仅依赖于个人的努力，更是家庭经济资源、政治影响力及文化资本综合投资的结果，且这种投资相较于直接经济投资具有更高的隐蔽性。获取制度性文化资本，既实现了对家庭投资的回馈，又在更隐蔽的层面上承继了家庭的多元资本与权力，从而掩盖了传承的本质。从表象看，个人的学业成就乃至后续职业成功似乎完全归因于个人的奋斗，与家庭背景关联甚微，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质疑与探究。
文化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涵盖了知识、技能、审美品味及行为方式等多个方面。其中，制度性文化资本尤为关键，它通常通过教育体系获得，并成为个体在社会中立足与发展的重要基石。这种资本的积累，不仅依赖于个人的勤奋与努力，更是家庭经济资源、政治影响力及文化资本综合投资的结果。相较于直接的经济投资，文化资本的投资具有更高的隐蔽性，它往往以教育投入、家庭氛围营造等形式出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的成长与发展。以美国为例，研究表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8]。这些家庭不仅能够为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如私立学校、课外辅导等，还能通过自身的社交网络和影响力，为孩子创造更多的实习和就业机会。这种文化资本的传承，不仅实现了对家庭投资的回馈，还在更隐蔽的层面上承继了家庭的多元资本与权力，从而掩盖了传承的本质。从表象看，个人的学业成就乃至后续职业成功似乎完全归因于个人的奋斗与努力，与家庭背景关联甚微。然而，深入剖析不难发现，文化资本的积累与传承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看似公平的竞争背后，实则隐藏着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与权力的不平等。
2.2. 文化资本对社会阶级的巩固
社会分层，英文表述为“social stratification”，这一概念借鉴了地质学中的分层现象，用以形象描述人类社会内部不同群体间的层级差异。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视野涵盖整个人类社会，而在这个广阔的社会画卷中，差异无处不在，构成了分类与深入分层研究的基石。社会分层的概念，正是植根于人类社会丰富多样的差异性之中。因此，社会分层不仅是社会学的理论基石，也是该领域内一个频繁探讨的核心主题。社会分层体现为社会成员及群体因资源占有不均而呈现的层次差异，特别是那些依托法律法规、制度化构建的社会差异体系，彰显了社会结构的层级特征[9]。
布迪厄在其理论中阐述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其划分为三大主要阶层：支配阶层(或上层)、中间阶层以及下层(又称工人阶级)，它们的资本持有量依次递减。进一步地，每个阶层内部又可细分为三个不同的子集：顶端子集、中端子集与底端子集，且资本在各子集内的分布同样展现出差异性。具体而言，顶端子集通常掌握着雄厚的经济资本，例如上层的老资产阶级、中间层的小资产阶级及下层中具有特殊技能的工匠，其经济资本依次有所减少。中端子集则拥有一定数量的经济资本，并占据部分文化与象征性资本，主要由高信誉的专家、技术人员及半技术工人构成。底端子集虽经济资本匮乏，却相对较多地拥有文化与象征性资本。这种资本递减模式在三大阶层的底端子集中同样显现：上层底端由知识分子、艺术家等构成，中间层底端多为教育工作者，而下层底端则主要由经济资本极度匮乏的贫困群体组成。这一分层理论深刻揭示了现代工业社会中资本分配的不均等性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10]。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基础与文化积淀相对薄弱，农村儿童在学前阶段从家庭获取的文化资源有限，与城市儿童相比，处于不利的起点。解决此问题充满挑战。尽管如此，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教育体系已助力众多优秀农村儿童实现向上流动，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提升，成功跨越社会阶层界限，从较为弱势的群体迈向优势阶层。然而，就当前国情而言，尽管教育机制为农村儿童开辟了阶级流动的通道，但家庭文化资本的缺乏使得许多家庭难以为孩子提供必要的支持。更有甚者，一些家庭仍受困于陈旧观念，如“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片面思想，错误地剥夺了女孩接受教育的机会，阻碍了她们的向上发展。这种困境不仅限于女孩，也普遍存在于众多封闭保守的家庭中：几乎在孩子出生之际就预定了其一生的命运轨迹。
2.3. 城乡学生文化资本的差异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城市与乡村逐渐孕育出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涵。城市，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不仅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核心发展，还汇聚了工商业、科技及众多人才，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精髓的汇聚地。城市文化的核心，体现在其功能性和获取性的价值取向上，其中，对财富的追求占据核心地位。而我国乡村，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落，其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内在统一性和独特性。这些村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宗族聚居和繁衍为核心，形成了独特的聚落形态。在村落共同体生活中，民俗传统、集体记忆及有效的生计方式相互融合，共同增强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自适应能力。在传统乡村社会架构中，人们的行为与社会整合主要依赖于伦理规范，如价值观念和认同感，其运作机制基于合作与共赢。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则更多地依赖于组织和制度等理性工具进行社会整合，强调竞争与公平。乡村社会的结构特点在于其强大的自洽性，而乡村文化在整体文化版图中则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11]。
文化资本是学生成长的关键，主要通过家庭教育传递，分配不均导致教育成效差异显著。依据文化资本及有效维持的不平等理论(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简称EMI)，不同社会阶层与文化背景家庭的文化资源差异明显，教育层次差异使社会经济地位高者占优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深刻影响儿童学业，精英阶层子女因丰富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而受益。相反，农村学生因经济资本匮乏，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不足，贫困文化代际传递加剧教育困境。父辈非认知能力对子辈学习有显著影响。社会流动放缓制约农村教育发展，加剧“马太效应”。父母社会阶层惰性维持，教育成为阶层流动重要手段。高收入家长更积极参与学校教育，加剧资源不平等。语码分化也是社会分层因素，影响子女在家庭与学校教育中的固化。为打破不平等循环，需重视文化资本均衡分配，提高农村学生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12]。优势阶层往往更能获得丰富的各种资本来帮助子女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最终加剧城乡教育的差距。
文化资本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主要源自个人、家庭及学校三大维度。就个人层面而言，学生的认知能力、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以及学习动机，均与其学业成就展现出明显的正向关联。转向家庭层面，与经济上的投入相比，父母在时间上对子女的陪伴与投入成为影响其学业进步的关键因素；同时，贫困家庭中的父母往往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不高；此外，城乡间隔代教育的差异也对教育进程产生影响。至于学校层面，农村学校在教育质量与资源配置上相对薄弱，这使得农村学生面临结构性的教育劣势。
3. 提升城乡小学教育公平的策略
3.1. 采取适当的政策干预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城乡小学教育公平问题持续引发社会各界的深切关注。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非均衡配置、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获取，以及学生文化资本积累的显著差异，均构成了阻碍学生全面发展与达成教育公平目标的重大障碍。为应对这一挑战，采取有效且针对性的政策举措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应当致力于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特别是针对农村小学在师资力量、教材丰富度及教学设施方面的不足，通过加大财政投入与政策扶持，逐步提升农村小学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教育条件，以期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此外，优化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同样至关重要。传统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评价方式，往往加剧了城乡学生间的分化现象[13]。因此，构建一套科学、全面且客观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与能力培养，对于促进城乡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缩减教育评价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文化资本对教育公平的影响不容忽视。文化资本涉及学生的家庭背景、文化素养及社会资本等多个方面，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与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政府可通过拓展学生的课外活动、兴趣小组等多元文化教育途径，为城乡学生提供更多文化资本积累的机会，逐步缩小学生在这一方面的差距。城乡小学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协作。其中，学校与家庭的紧密合作尤为关键。家长应高度重视教育，积极参与孩子的学习与成长过程，与学校形成良性互动，共同营造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良好氛围。
3.2. 增加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投入
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象征性文化资本的获取需经历学习与训练，并需具备一定的文化能力；同时，其物质性特征也决定了文化资本需与经济资本相结合，方能发挥其效用，进而产生其他方面的收益。换言之，文化资本功能的实现需依托物质载体，这使得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必须依附于经济资本，以实现其功能和价值。对于乡村小学的学生而言，由于教学资源的缺乏，他们鲜有机会接触先进的文化产品，从而在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进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限制了他们获取其他形态文化资本的能力。
为逐步缩小城乡与校际间的差距，国家应进一步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并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政策，避免“重城市轻农村”、“重重点轻一般”的倾向。对于农村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及薄弱学校，应实施差异补偿，即在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给予适当倾斜，并加大扶持力度。此外，通过增加对教育中弱势群体的投入，可促进其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之间的相互转化，从而全面推动各地区教育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为确保城乡学生享有均等的教育机会，政府可适当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助学金及学习援助，为贫困家庭及农村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持，尽可能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同等的教育机会。
3.3. 沟通城乡教育流通渠道，弱化城乡教育差距
依据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中并存着城市与乡村两个再生产循环体系。鉴于当前社会实际，要实现城乡教育公平，关键在于探索如何打破乡村内部的再生产循环，促进城乡间教育流动的顺畅，以逐步缩减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举例来说，农村地区可适当增设普通高中，推迟教育分流的时间点，同时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通道，以此弥补农村学生在文化方面的不足，并减少文化偏见的影响。促进城乡教育流通，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随着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日益突出，教育资源的分配也呈现出显著差异，城市与农村学校在师资、设施及教学水平上均存在明显差距。因此，为缩小这一差距，必须加强城乡间教育资源的交流与共享，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首先，应强化城乡教师队伍的交流与培训。通过构建城乡教师交流平台，实现城市优秀教师向农村学校的流动支教，以及农村教师到城市学校的进修学习，促进教育资源的双向流动与共享。其次，应建立城乡学校间的合作与交流机制，通过组织城市学校师生赴农村学校开展支教活动，以及农村学校师生到城市学校参观学习，增进师生间的互动与交流，促进共同发展。此外，还应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动远程教育资源的共享，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建设教育资源中心，打破信息壁垒，确保城乡师生均能平等地获取优质教育资源。
沟通城乡教育流通渠道，弱化城乡教育差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政府、学校、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均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