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偶像失格》(2020)是日本新锐作家宇佐见玲(Usami Rin, 1999)的作品。宇佐见凭借该作品斩获第164届芥川奖。在文本中，高中生明里痴迷于偶像团体晰栩座的成员上野真幸。她倾尽全力购买偶像的周边、参加LIVE、撰写博客，坚信应援偶像不仅是生活的中心，而且是自己的脊梁。
日本学界主要从对成长的回避和发育障碍的角度分析这种“偶像依存”行为。康润伊指出引导主人公走向追偶像这种情感消费的原因在于主人公的肉体沉重感，是对成长的逃避[1]。谷村顺一则指出是发育障碍导致了主人公的肉体厌恶[2]。虽然《偶像失格》的主流分析思路是成长叙事，但文本中所体现的消费文化同样值得进一步关注。
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认为，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物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物品所承载的符号意义。使用者不是在消费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在消费形象价值。需求的满足不再是价值的既定标准，欲望的满足与培养成为目标。主人公明里将偶像活动和粉丝应援视为生活的核心，通过不断消费这些符号化商品，维持与偶像的虚构连接。这种符号消费不仅满足了她的心理需求，也使她的身份认同与偶像深深捆绑，这正是消费文化对个体影响的典型案例。
本文采用文化研究方法，以鲍德里亚、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理论为支撑，强调作者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代消费文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无限制欲望的批判与思考。明里的追星行为从表面上看是个人爱好的体现，实际上却揭示出消费文化对个体的异化。偶像作为消费对象被符号化和商品化，而粉丝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自我，成为消费链条的一环。这样，偶像依存便不只是简单的“情感寄托”，而是被资本主义逻辑挤压后的情感榨取和身份异化。
本文不仅仅关注文本中的人物心理或成长困境，而是结合当代文化与消费环境，揭示偶像的符号消费特质。这种分析为理解明里的行为动机提供了新的维度，也深化了对资本主义语境下人际关系和自我认知问题的反思。
2. 带入自我的偶像符号
本章主要解析“偶像”符号，指出在消费文化中，偶像作为一种符号，不仅仅可以带给明里情感寄托，更是成为她自我认同框架的一部分。
从传统文学批评角度看，《偶像失格》的叙事结构、角色塑造以及主题并不新颖。芥川奖评委认为该作品“缺乏新思想和价值观的光芒”[3]，叙事框架和人物塑造仍属于成长小说、青春小说的范畴。然而，评委对于“我推”一词的运用给予了高度赞赏，认为该词的现代更新极为巧妙[4]。本章分析便从“我推”所代表的偶像表征切入，从符号消费、无报酬劳动和偶像的不可替代性三点来解析文本中的消费文化语境，重构解读视角。
首先，是“符号消费”在偶像应援中的表现。正木大贵(2023)指出，“我推一词源于AKB48的粉丝文化，粉丝使用该词语指代自己特别支持的成员”[5]。文本中明里通过消费行为对偶像进行持续“应援”。应援活动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金钱，包含着强烈的使命感与义务感：她不断购买周边、唱片，试图通过物质投入获得自我价值的提升。购买并非简单的喜爱表达，而是建立了偶像的存在与粉丝自我认同的关系。
明里用所有收入支持偶像，不惜向姐姐借钱以购买偶像的唱片，在这场追星活动中，她属于被“榨取”的位置。“每买一张两千日元的新唱片就能得到一张投票券，至此，我已经买了十五张。投票结果决定下一张唱片的歌词分配与站位，五位成员中人气最高的可以得到一段很长的独唱。买十张唱片还能和喜欢的成员握手，在我看来这是很幸福的机制”[6] (p. 42)。这种消费行为是她生活的情感支柱。然而这一结构中，偶像与粉丝的关系也在被消费行为主导，通过经济投入形成的“应援”，促成了一种象征符号消费的独特机制。这一机制下，明里通过经济行为、符号化消费来构建与偶像的关联，文本中的明里不仅象征了当代粉丝文化的特点，也隐喻了在资本社会中，消费如何成为维系个人身份与价值的重要途径。对于大量购入同一产品的消费者而言，商品的使用价值反而不再重要，商品与自由、快乐联系在一起。通过消费，明里获得了情绪价值与心理满足。
其次，是偶像文化中的“无报酬劳动”。这一概念表明粉丝的劳动尽管无偿，“但它同时也作为一种非物质劳动发挥作用，最终转变为被企业剥削的生产行为”[7]。在偶像文化的消费模式中，粉丝不仅仅是消费商品的购买者，更成为偶像市场价值的重要推动者。明里经营着一个博客，她会把解读的内容公开发布在博客上，不断“捕捉着偶像的语言习惯和动作”(p. 23)，点赞和评论越来越多。粉丝的能动性已经成为偶像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粉丝们在公开社交平台上为偶像进行的无偿宣传、二次创作作品(如绘画、漫画和视频)无形中提升了偶像的商业价值，推动了偶像的市场价值。偶像产业从中获益，粉丝的劳动逐渐转化为被剥削的生产力。明里在博客上无偿解析偶像的言行举止，这不仅满足了她的精神需求，还增长了偶像的人气与价值。在无偿推广偶像的过程中，明里成为了偶像产业链的一环，突显出消费文化对粉丝群体的潜在压榨。
最后，是偶像的“不可替代性”与粉丝的自我认同危机。偶像的隐退或“换推”现象常见，但明里对上野真幸的依赖却不可替代。明里认为只有上野是她的偶像，“只有他能触动我、号召我、包容我”(p. 45)。明里对上野真幸的执着表明，这种依存并不是可以简单替代的。她的追星行为不仅是一种情感依附，更是她身份认同的一部分。随着上野真幸的隐退，她的自我认同也将面临危机。明里的行为表现出在消费文化中粉丝被迫对偶像赋予极高的情感依赖，甚至是无法替代的唯一性，这种现象反映了消费文化对个体自我认同的深刻影响，同时揭示出个体在被消费体系利用时的自我价值的脆弱性。
偶像在消费文化中的符号意义不仅仅是情感寄托，它进一步展现了当代消费文化对个体身份的塑造与操控。文本通过明里对偶像的投入，揭示了她反而被资本主义所消费的现状，暴露了在偶像应援中被掩盖的剥削与自我危机。文本中的偶像符号是理解消费文化对现代个体生活深刻影响的切入点。
3. 骨肉分裂的隐喻
上一章重点解读了偶像符号的双重性。偶像符号能够成为明里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键在于她对肉体性的强烈排斥与对精神性超越的向往，她试图借助偶像构建一个趋于纯粹精神性的自我世界。在文本中体现为骨(精神)肉(肉体)分裂的隐喻。本章主要分析文本中反复提及的骨肉隐喻，由此理解明里的偶像依存不仅是心理上的寄托，也是对肉体性压迫的一种反抗。
在文本中，“肉体”与“骨骼”象征着明里在肉体与精神之间的矛盾体验。不同于先行研究将“肉体”理解为对成长的逃避[1]或发育障碍[2]的象征，本研究认为明里将偶像视为精神的“脊梁”，其中暗含着骨肉关系的隐喻，即精神的支撑可以通过偶像的存在抵消肉体的沉重。她对肉体性的抗拒在日常生活体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踢起水花的双脚、每月剥落的子宫内膜都很沉重”(p. 13)、“那份沉重的压迫感始终挥之不去”(p. 13)。女性的生理成熟往往被认为是成人礼的一部分，青春期的生理成熟赋予了身体特定的文化意义，带来不可逆的仪式性转变。对明里来说，这种不可控的变化加剧了她的负担，使其更加渴望摆脱肉体的压迫。就在这种情绪愈演愈烈的时候，明里发现了上野扮演彼得潘的舞台剧录像带，上野呐喊着“我不想长大”，恰恰契合了明里抗拒肉体变化的思路，由此明里借助偶像实现对肉体压迫的反抗。
明里试图压抑情绪的爆发，因其将情绪的外露视作屈服于肉体：“我不想无所顾忌地流泪，那给人一种屈服于肉体的感觉”(p. 89)。当她不得不屈服于生理本能，流出泪水时，她感到懊恼与不甘，因为“屈从于肉体，被肉体所操控”(p. 109)。泪水和情绪的波动对于她而言是肉体控制意志的表现，而她向往的是精神性的超越。由此可见，肉体的沉重感代表不受自我意志控制的变化，驱使她依赖偶像以建立更为自主的精神世界。
在面对母亲与外婆的复杂关系时，明里进一步加深了对肉体与精神的分裂认知。外婆火化时“血肉燃烧殆尽，只剩骨头”(p. 145)。外婆火化后的“骨头”象征自我意志的遗留，而血肉燃尽则指代物质的短暂与消逝。外婆生前对母亲的精神伤害使得母女离心，所以在外婆年老后不断挽留母亲时，母亲无数次对外婆说，这都是你自作自受！明里带入其中，认为“推偶像这一行为本该是我自己的‘业’”(p. 146)。“自作自受”作为佛教用语的解释为“所有的不幸结果都是以前自己所做坏事的报应”[8]。“业”有善业与恶业之分，外婆生前对母亲的精神伤害是“恶业”，使得母亲离开，明里将其视为“自作自受”。明里将外婆火化后的骨骼与其对母亲的精神伤害联系起来，认为肉体燃尽、骨骼得以保存象征着“业”的延续，而偶像对她的吸引力亦如骨骼般坚固。火化后的骨骼意味着自我意志的体现，肉体与骨骼类似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人的意志构成了“业”。
综上所述，骨肉分裂的隐喻暗示了明里对肉体性的抗拒和对精神性寄托的渴望。通过偶像，她试图超越肉体的沉重、追求精神上的纯粹。这种依存关系不仅缓解了她对自我身体的厌恶，还使其建立了以偶像为支撑的精神世界。然而，偶像作为“精神脊梁”的象征却是脆弱的，一旦上野隐退，她就失去了自己的“脊梁”，只能匍匐在地，最终她被迫面对肉体性无法逃避的现实。随着偶像的隐退，善业成为了恶业，变成了自作自受的苦果。由此可见，偶像依存不仅是个体对外部偶像符号的情感寄托，更是一种逃避肉体束缚、寻求精神救赎的行为表现。
4. 指向偶像的情感依赖体验
如果说明里在试图通过偶像逃避肉体束缚，追求精神上的救赎，那么这种行为可以被视作是一种高度情感依赖的行为。人们往往想通过寻求通过某种充满力量的存在获得精神慰藉、脱离当下的困境。本章就这种情感依赖进行分析，指出明里的信仰已深嵌于消费文化体系之中，形成了一种商家利用情感需求驱动消费的情感生态。而她通过偶像寻求救赎、亦或是情感慰藉的愿望也注定破灭，宣告了情感依赖的脆弱和不可靠性。
将追星行为理解为一种情感寄托的体验，首先需要思考偶像在粉丝心中的地位如何通过某种象征符号被赋予力量。社会学者金子晴勇认为，情感寄托的核心在于对“崇高对象”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并不需要偶像成为全知全能的存在，而是在粉丝的情感世界中充当重要的精神依赖对象。偶像崇拜在世俗生活中为粉丝提供了一种精神体验，使追星成为了情感寄托的一部分。
在《偶像失格》中，明里对偶像上野展现了无条件的崇拜。“我喜欢他这个人，所以喜欢他的脸、舞蹈、歌声、语气、性格和举止，所有与他有关的事物都喜欢上了”(p. 37)。这种情感投入体现了超越日常生活的强烈依恋，反映出一种情感寄托的特质。情感依赖的目的是从自身的现存困境中获得救赎。人们寻求通过某种充满力量的存在脱离当下的困境，获得救赎。肉体的沉重、成长的恐惧、父亲的缺席、母亲和姐姐的负担，这一切都可以通过追偶像的行为被明里暂时遗忘。情感对人施加影响的存在属于感性领域，是理性无法解释的。正因为它超越理性，从外部角度来看，可能显得像陷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姐姐不能理解为什么明里对偶像如此痴迷，就是一个合乎情理的例子。
偶像崇拜也表现为一种个人空间的情感仪式构建。明里的房间围绕偶像布置，“就像教堂的十字架或寺庙的本尊一样，偶像签名的大幅照片摆在架子的最高处”(p. 46)。上野的代表色青色贯穿房间布置，房间“因为青碧色的窗帘和琉璃色的玻璃灯，光线和风进来的时候总是带着一抹蓝色”(p. 46)，窗帘、玻璃灯、照片相框等装饰将房间渲染为一种充满仪式感的“圣洁空间”。房间的“祭坛”打破了空间的均质性，赋予空间神圣的独特性，从而令明里的房间与世俗世界隔绝，将房间打造成一个专属于明里的情感寄托场所。
在这种偶像崇拜的层级结构中，明里更像是一名“使徒”，她对偶像的态度是“持续解读作品和人。我想看到偶像所看到的世界”(p. 24)。她收集上野的所有信息，忠实记录、分析偶像的言行，通过博客传递偶像思想。在粉丝问答环节，甚至能够直接预测他的回答，“使徒”(僕)的直译为“奴隶”，即并非自主性的存在，而是忠实传达他者意志的角色。明里收集了偶像大量信息，就像代读信件的人或翻译者一样，明里将她接收到的偶像的思想原封不动地传达出去。
由此也形成了某种象征性的层级制度。偶像作为上位存在对粉丝产生影响，而粉丝则处于一种依赖与服从的心理状态。明里因为被偶像回复而被认可是上野的“真爱粉”，在粉丝的层级结构中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在这种制度中，最上位者向下位者传达指令，下位者再将其传递给更下位者。上位者拥有号召、影响下位者的权力。上野发生殴打粉丝的丑闻后，明里发博客呼吁粉丝们：“至少在会场上，我希望能点亮偶像代表色的蓝色灯光。或许时机很难掌握，但我不希望下次人气投票让他失望。真幸君的粉丝们，一起加油吧”(pp. 35-36)。虽然明里并没有强迫其他粉丝行动，但作为有影响力的“真爱粉”，她向其他粉丝传递了偶像可能存在的想法，这种层级结构反映了粉丝对偶像的依附和情感投射。
金子提出了自律、他律外的第三种人的存在方式：神律(Theonomy) [9]。这种超越自主的存在模式也可套用于明里的状态：她选择了一种依赖偶像、从中寻求救赎的生活方式，也因此放弃了自己的思考。最终这种对偶像的过度依赖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带来的只是更深的心理依赖与脱离现实的痛苦。
在现代消费文化背景下，偶像依存现象进一步揭示出粉丝情感体验被商业系统所驱动的复杂性。偶像形象通过周边商品、媒体推广被消费化，粉丝对偶像的情感被不断引导与强化，从而形成稳定的市场结构。即便追星带来情感寄托，但实际上粉丝的信仰与身份认同已深嵌于消费文化体系之中，形成了一种商家利用情感需求驱动消费的复杂景观。
5. 偶像的双重面貌
如前文所述，明里想要通过偶像“救赎”自己，本章重点在于厘清偶像通过何种方式让明里看到了“救赎”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如何破灭的。偶像的存在一体两面，即是理想化的彼得潘，又是资本主义下的商品。资本主义社会利用明里的情感需求，制造出一种无限循环的商品化偶像。由此本章聚焦于文本中“彼得潘”这一符号，论述偶像的虚构性，和其中的消费文化色彩。
丹·凯利在《彼得潘症候群》中指出：“彼得潘不想成为大人。(中略)彼得潘综合症(PPS)就代表了彼得潘这种不愿长大的心理。”[10]。这种“彼得潘综合症”意指在年龄上虽为成年人，但在心理上依然停留在孩童状态的男性。尽管该概念并非正式的心理学术语，但它在流行文化中的广泛使用表明了现代社会对成长的抗拒与不安。在凯利的框架中，彼得潘代表了对成人身份和责任的拒绝。明里正是被彼得潘“拒绝成长”的精神所打动，在观看上野主演的彼得潘舞台剧时，彼得潘说出“我不想长大”的台词，明里内心深处受到强烈震撼，“我仿佛被什么东西击碎了一样，在自己最深处听到了这些话”(p. 16)。她不禁畅想“从少年那张红色的嘴里吐出的言辞，似乎要从我喉咙里拉出同样的话语。泪水代替了言语涌出。我感觉有人在告诉我，即使觉得背负重担成长很痛苦，也是可以的”(p. 16)。这一刻，明里找到了情感的共鸣，渴望像彼得潘一样，拒绝承担成年人的责任，沉溺于自我保护的幻想中。这种对彼得潘的依恋转化为她对上野的情感投射，从而形成了一种救赎欲望和偶像迷恋。
然而，明里所崇拜的并非上野的真实身份，而是他在舞台上构筑的虚幻形象。明里热衷的并不是上野本身的故事，而是彼得潘的故事。上野成了彼得潘的代言人，使明里有机会在其中寻找自我认同，而这一过程实际上已脱离真实，进入了偶像的虚构空间。上野宣布隐退后，明里试图在现实中靠近他，跑去上野的公寓附近，却失望地发现，偶像的形象已然坍塌，真实的上野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比起自己收集的文件、CD等大量物品，反而是上野的衬衫、袜子更能体会到他的当下。“有现实存在的人能够继续近距离关注退役的偶像。我已经追不上了。不能再一直看着不再是偶像的他，也不能继续解读他。偶像已经变成人了”(p. 144)。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明里并不真正想接近上野这个真实的个体，她所追求的仅仅是偶像化的虚构存在。她迷恋的是偶像的“形象”，而非偶像的本质，偶像对她而言，是一种她可以不断解读的虚拟对象。
稻増在讨论作为消费社会象征符号的偶像时，提出了偶像的身体性、表演性与虚构性，并指出偶像=虚构(谎言)，将偶像定义为“没有现实存在的符号”[11]。明里所迷恋的是扮演着的上野，她对偶像的依赖正是建立在这一虚构之上。偶像的虚构性、表演性与身体性构成了其不可触及的特质，使明里深陷偶像形象的迷雾而无法自拔。
偶像不仅是一种娱乐形式，更是消费主义的产物。稻増认为，偶像系统是通过资本主义构造维持的拟似宗教现象，他指出，“在观众将明星神化的同时，明星系统正是制造出明星并加以维持的构造，也正是资本主义的制造制度”[11]。在这一系统中，偶像被精心塑造成高高在上的形象，通过技术手段、媒体推广、粉丝活动、广告宣传，以及严格的形象管理，明星的特殊性得以维持，使粉丝对偶像产生依赖，并同时存在着“作为神的明星”与“作为商品的明星”这两种身份。对明里而言，她所消费的上野不仅是个体，更是一件商品，一个虚构的高贵形象。在上野引退后，明里的偶像信仰被无情地剥离，她不得不面对偶像系统所制造的幻象破灭的现实，她失去了继续消费和解读这个虚拟商品的机会。这种虚构身份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下制造出的商品，而明里正是这个体系的忠实消费者。
同时，明里为此在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剥削。她为了追星而打工，“我悄悄看向挂在那里的时钟。打工一小时能买一张写真，打工两小时能买一张CD，赚够一万日元就能买一张门票，超负荷打工的皱纹刻印在我的身心。正在擦桌子的店长露出了无奈的笑容，他的眼角也有那样的皱纹”(p. 61)。明里为了购买偶像周边产品而打工，她的成就感与身份认同依附于对偶像的消费行为，而这种满足感是暂时的、虚幻的。她所投入的金钱和精力，最终反映了资本主义对粉丝群体的榨取。一方面，偶像的形象为她提供情感寄托，另一方面，她的劳动成果却用于购买偶像相关的商品和门票，她的劳动并非为了自身的成长或提升。偶像系统通过不断推出新商品、举办活动等手段，维持粉丝的投入，从而形成一种循环消费。明里沉浸在这一消费循环中，不断付出劳动以满足偶像依赖的情感需求，成为资本主义消费系统中被无形剥削的一员。
总而言之，明里的偶像依存既是对成长的逃避，也是一种消费主义的情感寄托。偶像系统通过包装和塑造虚构的神圣形象，维系粉丝的情感依赖，从而形成稳定的消费循环。明里对偶像的执着不仅反映了现代人对“彼得潘式”逃避成长的渴望，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利用个体的情感需求，制造出一种无限循环的商品售卖流程。这一现象展现了消费社会中的偶像符号的深层意义，使偶像依赖的情感体验在资本主义机器的推动下显得既充实又空洞。
6. 小结
《偶像失格》的主人公明里在父亲缺席、来自家庭的压力以及身体的挫折下，逐渐对偶像上野真幸形成了依存。作为明里的依存对象，上野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是象征性符号，连接着明里与外部世界的需求，填补了她对自我成就和人际关系的缺失。通过推偶像，明里试图实现自我满足与身份认同。然而，明里信仰的并非真实的上野，而是偶像形象这一虚构符号。她的迷恋，虽然看似是一种自我拯救与苦行的体验，却被资本主义消费体系无形地剥削，偶像在这一体系中被商品化，成为资本主义商品。
明里的偶像依存反映了现代消费文化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深层运作，揭示了消费文化如何通过符号系统影响个体的自我认同与情感寄托。文学作品借由塑造偶像依存这一消费文化现象，不仅展现了现代人对虚构身份的情感需求，更揭示了在消费社会下，个体与虚构符号之间复杂的依存关系。这一依存表面上是个人情感的寄托，实则折射了资本主义下个人的不安，和对个人精神的剥削，使得偶像依存的体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机器中显得既虚幻又真实，既是文学性表达，又是消费主义的深刻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