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3年问世的《中国文脉》是余秋雨继《文化苦旅》后的又一力作，在中国当代文史领域中具有重要地位。这部著作探讨了中国上下几千年文化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从书名中即可窥见其涵盖的三大要素：中国、文化和传承[1]。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的时代，书中从中国文字起源开始谈起，从神话到《诗经》、从先秦诸子到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局面与书同文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无数文人骚客在历史的演变中展现出中国文学的魅力，一代一代地传承着中国文脉，同时也给予当代人无数的震撼和力量。或许这就是余秋雨书写此书的重要目的，但深究其创作本书的深层愿望，无疑是呼吁今日和日后的年轻人将这一基脉延续下去。对于现代中国文脉的荒瘠，作者表示遗憾和忧虑，这也是值得每位有识之士去思考的问题，中国文脉发展到今天，该怎么延续他昔日的辉煌？
该书于2015年经外国译者Philip Hand译介出版，虽然该书在国内影响深远，但该书的译介却甚少有人关注。该书的译介出版无疑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注入了新鲜能量，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发展脉络提供了更多契机。本文就从其英译本The Chinese Literary Canon入手，分析其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旨在探究何种翻译策略能够更好的传播中国文化的魅力。
2. 理论简介
(一)认知翻译学
2007年，意大利学者里卡多·马丁(Ricardo Martín)教授首次提出“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的概念，旨在融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以此构建具备科学性和人文性的认知翻译学框架。认知语言学的基石是体验哲学，其强调语言是人类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形成的产物。研究表明，翻译活动，作为一种双语活动必然受到认知因素的影响，这为认知翻译学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肖开荣和文旭在其文章《翻译中的再概念化认知操作：以中国古诗英译为例》中详细阐述了翻译转换背后的深层认知机制，从译者的认知操作角度揭示了翻译过程中复杂而微妙的认知活动[2]。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机制，还为认知翻译学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有力支持，进一步推动着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紧密融合的趋势。可以清晰地看到，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的融合趋势日益显现，短短二十余年间取得了显著成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并为跨学科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二) 识解重构观
“现实–认知–语言”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语言是人类认知活动中的产物。王寅(2005)指出：“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3]。”从现实到语言的表达，认知过程扮演着关键角色。由于认知的复杂性和语言的主观性，人类认知领域常被视为一个黑箱子，难以处理。美国认知语言学家Langacker提出的“识解”(Construe/Construal)这一概念最早局限于认知语法范畴，认为“识解”是人类认知的主要方式[4]。通过“识解”，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同一事物或场景。“识解”最初分为详略度、辖域与背景、视角、突显等五个维度。但由于大多数学者认为辖域和背景之间存在重合和交叉，后将这两个维度合并为“背景与辖域”，就此称为四个维度。以下对其进行初步的介绍：详略度指观察者通过观察情境，再使用语言对其进行描述的细致程度，可利用粒度和分辨率表示。聚焦指观察者集中关注某个事物或其属性，主要涉及对概念内容和组合关系的选择，包括前景–背景化、辖域等的选择等。突显则通常指语言表达中所对应的各种非对称关系，包括勾勒、射体–界标等突显方式。最后一个维度是视角，具体是指观察者与观察对象间的关系，包括视点和心理扫描。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包括认知语法、认知语义、关联理论、图式理论等在内的研究分支为翻译活动中的各种认知操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和阐释方式[5]。
中国学者王寅曾以认知语言学和体验哲学为基础，构建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他强调在译文中应该突出原作者试图描绘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在兼顾作者、文本和读者三个要素的基础上倡导和谐翻译。谭业升的著作《跨越语言的识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系统总结了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现象，并构建了翻译认知文本分析框架。肖坤学在《识解重构：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译文表达》中指出，原文理解环节与译文表达环节相互关联，前一环节聚焦的是原文作者对情景的识解以及对其识解方式的解读，后一环节则专注对原文作者对情景的识解以及对该识解方式的重构[6]。而王寅曾运用“识解”来分析《枫桥夜泊》的多种英译本，认为这一认知机制的应用具有广泛性[7]。识解不仅可用于分析主观性语言，也可用于分析译者的认知过程，为探索人类认知活动提供了可行的分析方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努力再现原作者的原意图，以实现忠实翻译和平衡“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译者在对原文进行认知加工和识解重构的同时，应力求实现识解的四个维度，无限接近原作者对原现实的识解，最终尽可能的准确传达原文语义。
3. 识解重构观下的文化负载词英译
我国的文化负载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学者许国璋提出的，然而不同的学者对文化负载词有着不同的定义。廖七一将其定义为“某种语言中一些具有特别意义的词或者习语，带有一定的文化标志，这些词语反映了一定的历史性和独特性”[8]。德国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科勒(Koller)则认为文化负载词就是某些国家在政治、制度、地理、社会文化等领域所特有的表达，在翻译过程中，无法在目标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也就是所谓的“零对应”现象。在原文转换的识解再现与识解重构中，译者要追求实现上述的四个维度的识解，更准确地传达原文本的含义，提高翻译质量。因此，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维度来分析《中国文脉》一书中译者对于文中的文化负载词的处理。
(一) 辖域/背景
原文：一般所说的书法，总是有笔有墨。但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文字，却不见笔迹和墨痕，而是以坚硬的方法刻铸在甲骨上、青铜钟鼎上、瓦当上、玺印上。更壮观的，则是刻凿在山水之间的石崖、石鼓、石碑上。
译文：Generally, when we speak of calligraphy, we mean writing with brush and ink, but in very early writing, there were no brush marks or ink at all. The characters were cut stiffly into bones, cast in bronze, or carved in tiles or seals. More dramatically, they were cut directly into the landscape on rock faces, on “stone drums”, or on standing steles.
文中的“钟鼎”“瓦当”“玺印”都是中国特有的物质文化负载词，原文中，作者是在介绍中国文字的发展历程，即甲骨文，钟鼎文，文字瓦当，以及雕刻印章，在古代中国，文字首先是通过石刻得以保存下来的，因此这些器物都是中国文字的承载工具。这些物质文化词汇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表达，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需要掌握这些词汇的准确含义，才能更好的译介。商周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的鼎盛时期，而钟和鼎又分别是青铜器中乐器和礼器的代表，因此“钟鼎”也是青铜器的代名词。因此青铜钟鼎又可以直接理解为青铜器，从译文可以看出作者对青铜钟鼎一词时有着准确的认知的，因为钟鼎其实就是青铜器的代名词，因此译者采取直译法，将其简化处理为bronze，那么译者对于青铜钟鼎这一词的识解重构是准确的。
古代中国的瓦分为三类：板瓦、筒瓦和瓦当。板瓦铺设在屋顶上方，筒瓦则覆盖在两行板瓦之间。而瓦当，又称“瓦头”，是指陶制筒瓦顶端下垂的特定部分，用于遮挡建筑檐头的前端。瓦当通常呈圆形或半圆形，不仅解决了屋顶防雨的问题，还起到保护屋檐的作用。汉代是瓦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文字瓦当，字体多为小篆。译者将瓦当处理为title，剑桥词典对其的解释为a thin, usually square or rectangular piece of baked clay, plastic, etc. used for covering roofs, floors, walls, etc，从词典的英语释意可以看出title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瓦片”，但是虽然中国古代的瓦片中也会刻字，但显然译者的处理将原作者的用词含义的范围扩大了，因此在概念域上来说，作者的重构并不是很准确的。
先秦的印章通称为古玺，起初仅作为交流货物时的凭证。秦始皇一统中原后，印章才成为权力的象征，只有皇帝所用才能称为玺，臣民的只能称为印。那么这里的玺印已经囊括了皇帝和普通百姓的印章，剑桥词典中seals的释义为an official mark on a document, sometimes made with wax, that shows that it is legal or has been officially approved，就其涵盖的范围而言，seals已经传达出了原文的语义，但就其文中的文化内涵上来看，玺印还包含着两种身份所使用的印章，一种是皇权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有一种就是平民百姓所行使的权力，隐含着身份的差异，因此，译者对这一词汇的文化内涵上的识解仍然有所缺失。
(二) 视角
原文：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在谴责秦始皇为了极权统治而“焚书坑儒”的暴行，严重斫伤了中国文化。
译文：Almost every history of literature has devoted space to the evils of the first Qin emperor. Under his dictatorship, books were burned and educated men were buried alive. Chinese culture lost much to his predations.
在中英翻译过程中，由于译者与作者来自不同的语言环境和时代背景，因此对同一事物或事件的描述会存在视角差异，这种现象也会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体现出来。视角的转换在翻译活动中已属司空见惯，集中体现在译者对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的选择。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因此在语言使用上存在巨大差异。例如，汉语中常用四字格、四字成语、歇后语和俗语等，但这些词汇的表达在英语语境中很少有直接对应的表述，因此译者需要深入理解汉语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9]。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大一统后为统制思想文化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其中，“焚书”由当时的丞相李斯提出，意味着焚毁除秦国史书外的列国史书和一些经典著作，但不包括技术类书籍。次年发生的“坑儒”事件则是秦始皇追捕数名逃出皇宫的术士，并将之活埋于咸阳的事件。这里的“焚”和“坑”都以秦始皇为主语，但在翻译中，译者选择将“书、儒”作为主语，将dictatorship暗示的主导者转化为秦始皇。为了保留源语文化并增强目标语读者的理解，译者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处理“儒”的角色，同时用alive一词展现秦始皇坑儒的残忍形象，译者的识解重构是正确的。
在后文中，译者从秦始皇的暴行出发，将Chinese culture作为主语，强调了秦始皇的行动对中国文化造成的戕害。这种视角的转换让译入语读者更清晰地感受到秦始皇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这样的翻译处理使得原文更精准地传达到目标语读者，展现了译者的专业能力和对语言文化的敏感度。
(三) 突显
原文：那天安禄山在凝碧宫举行庆功宴，强迫梨园弟子伴奏。
译文：An Lushan ordered a celebratory banquet at the Jade-green Palace, and forced the musicians of the Pear Orchard Conservatory to play.
原文：一百年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乍一看“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很难延续。
译文：A hundred years later, Emperor Wu of the Han made the decision to make Confucianism the state doctrine and end support for all other schools.
书中描写的事件是安禄山叛乱，攻入长安东都，期间，安禄山在凝碧宫举行庆功宴，并强迫梨园弟子伴奏，领头的乐工拒绝伴奏，被安禄山下令处死，手法残忍。梨园子弟，原本是指唐玄宗时期，对梨园宫廷中歌舞艺人的统称，后泛指戏曲演员。Orchard在剑桥词典中的英语释义为an area of land where fruit trees (but not orange trees or other citrus trees) are grown，这样看来梨园这一意象，译者选择了保留。但从Pear Orchard的字面上来看，对于译入语读者来说，将梨园与戏曲演员联系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因此译者将梨园翻译为the Pear Orchard Conservatory，Conservatory的英语释义为a school for the teaching of music or sometimes acting or art。这样一来，译者就将梨园这一意象与音乐联系起来了，译者在保留梨园这一意象的基础上，又将梨园培养戏曲人才的功能传达了出来。译入语读者也能够从译者的处理中将梨园和音乐戏曲联系起来，从而加深其对于中国梨园的印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代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统治政策和治国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就是汉武帝决定将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官方学说，而这里的罢黜百家其实并不是要消除其他的学说，而是不再推崇其他的学说，只将儒家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来宣传。译者处理为make Confucianism the state doctrine and end support for all other schools是对原文作者语义的重现与重构，罢黜这里处理为end support也弱化了原文用词中所涵盖的攻击性，准确的传达了原文作者的语义。all other schools的表达，也隐含了儒家成为官方唯一统治思想这一信息，无论从语义角度还是文化内涵，译者都作到了准确的识解与重构。
(四) 详略度
原文：全都放弃吧，只跟着我，来到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下。那里，曾是大名鼎鼎的稷下学宫的所在地。
译文：Follow close behind me, and I will take you to a place just outside Linzi, capital of Qi. We will stand next to the city gate dedicated to Ji, god of the harvest. This was the site of the great Ji Gate Academy.
原文：等待期间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想的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译文：While they wait, they might be studying and working hard; outwardly, they may be paragons of humility but, inwardly, they are thinking that their hard work makes them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 and remembering the old line, “In the morning you work the land, by the evening you sit at the emperor’s right hand”.
其实，详略度与突显的关系密切非常，译者在翻译时，对需要突显或强调的部分应该细化，也就是详述，而相对平淡的地方则会简述，详略度也会一定程度上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文化负载词英译时，其详略度主要体现在词汇数量和词汇意义。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就需要正确的识解其主要内容和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从词语数量上看，需要“细化”的地方可以适当地增词或重复，而需要“简化”的地方则进行词汇的删减。从词语意义上看，主要是词语的范畴化，即译者通过缩小或扩大词语的范畴等操作来实现原文的细化或简化。
稷下学宫创办于公元前450年左右，又称稷下之学，是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而学宫又地处稷门附近，因此得名“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对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现象奠定了基础。稷下学宫是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原文这里对稷下学宫的介绍就是为了让读者理清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发展的前提条件，为后文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大繁荣局面进行铺垫，也为读者交代先秦时期，这一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从译者的处理来看，稷下学宫译为了Ji Gate Academy，译者保留了稷这个词，采用了音译的翻译技巧，前文还对稷一词作了相应的补充解释，传达出了原文隐含的社稷之神这一意象。但是与原文表达不同的是译者加上了Gate这一意象，因为稷下学宫正是因为位于稷门附近而得名，前文也对其坐标进行了具体的描述，作者对门的保留，并不会能译入语读者产生误解，相反，读者还能对这一学府的方位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将原文隐含的方位信息进行了正确的重现和重构。
原文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一俗语原本没有功利的意思，本意指一个人吃过的苦越多，他就会比一般人看得更远，心态更豁达，做事比较得心应手，能更受人爱戴而已。而原文前面提到的苦打苦熬、卑以自牧两个词，前者是指中国的读书人忍受着寒窗的苦楚而心怀期待，译者处理为studying and working hard，很明显这里译者对于这一词进行了细化的处理，将苦熬的事情交代清晰了。而卑以自牧与后文的是指以谦卑自守，原文中对于卑以自牧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两部分的信息并没有十分明显的逻辑关系，但在译者的笔下，采用了outwardly和inwardly两个词显化了中国古代读书人复杂的心理。
4. 总结
基于认知翻译学的视角，本文深入分析了译者在译介余秋雨《中国文脉》一书时对文化负载词的识解再现和识解重构的过程。考虑到译者在华学者这一身份，其具备一定的中国文化背景，对部分文化负载词的识解再现和重构相对准确。但由于中西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较大差异，某些文化负载词的识解重构仍需进一步探讨和完善。本文认为，译者需要从多个维度出发，充分挖掘汉语文化负载词的文化内涵，以实现原文理解的准确再现和重构，进而传达原作者的意图。这要求译者具备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深入的文化理解，以有效处理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以确保译文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准确性。此外，译者还应积极运用跨文化研究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以提升对文化负载词的识解和再现水平。最终，本文强调了译者在识解再现和重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指出只有通过准确识解并恰当重构文化负载词，才能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学作品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促进跨文化交流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