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城镇发展和乡村发展逐渐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型关系，但城乡发展不平衡仍是我国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1]，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九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作出具体部署。由此可见，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推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抓手。尽管江苏已成为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但仍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较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等现象[2]。因此，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新时代各级政府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金融的引领作用与杠杆效应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指出，完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首次将“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单列为一项重要内容。为了解决农村金融资源匮乏、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推动并参与制定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的有机结合，有效克服了传统普惠金融的时空局限，增强金融服务普惠性的同时，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捷性与可得性，从而弱化城乡金融服务差距。由此可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3]。

2.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主要从两方面对城乡融合进行研究：一方面，从理论上分析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如高强和崔文超(2023)[4]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要求下，提出围绕县域规划编制、产业融合、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坚持城乡融合；范根平和王玲玲(2023)[5]提出应持续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努力创设城乡平等发展的条件，扫除城乡融合发展的障碍，从而能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的展望；肖虞燕(2023)[6]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从制度保证、经济发展、民生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4个方面探索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定量分析，如杨飞虎等(2020)[7]采取熵权法与均值标准化法从城乡要素融合、治理融合、产业融合等五个维度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杨阿维(2021)[8]基于五大新发展理念提出各类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程度的测度方法。

尽管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融合机制的文献还十分有限。李红锦和张丁山(2022)[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发达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融合的促进效果比欠发达地区强，其中要素流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等起到中介作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层次力量；崔建军和赵丹玉(2023)[10]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李娜(2023)[11]则从要素配置视角，探索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路径；王志锋和吕京根(2023)[12]则从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两个层面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作用及其非线性影响。

本文在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以江苏省13个地级市域为样本，从城乡形态融合、城乡经济融合、城乡要素融合和城乡生态融合四个方面构建江苏省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并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以期为江苏省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信息参考。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作用

城乡融合的本质是城乡发展要素自由流动，城乡协调一体发展，破除城乡二元发展体制[13]。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城乡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可以打破传统金融的地域限制，为解决二、三产业和落后部门不平衡发展提供了对策。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线上平台，城市金融机构可以向乡村提供金融服务和产品。近年来数字金融政策的实施，打破传统金融的地域限制，使得农村地区需求小但数量多的“长尾”客户更易集聚，将城市和乡村的金融机构连接起来，促进城乡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贫困地区和乡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满足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使得乡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更加便捷、快速、高效，大大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从而增加金融服务可得性。同时，数字金融技术的发展可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服务门槛，有效缓解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乡村信贷约束等问题[14]。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提高乡村资本积累，从而实现城乡经济的高质量融合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间接作用

张海朋等(2021)[15]认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增强城镇对乡村的反哺能力，促使各类生产要素向乡村地区扩散，进而带动城乡各子系统融合发展。地区发展水平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方面，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城市规模大、基础设施完善，利于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城乡融合的难度较小；而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资金和技术严重缺乏，农业部门融资难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城乡产业同步化发展，城乡融合的难度也相对较大；另一方面，地区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居民收入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容易造成农村地区严重的金融排斥，从而导致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难以得到改善，城乡融合难以实现。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H₂：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地区发展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2022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扩消费、扩内需的中长期规划方案等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这将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刺激城乡消费，随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逐渐减小，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也在逐步提高，这有助于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异，促进城乡融合。数字普惠金融还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从而刺激消费欲望，加强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相互联系，城市消费者的需求和农村生产者的供给相互匹配，促进了城乡经济的互动和交流。这有助于加强城乡之间的合作，实现城乡融合。故而，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H₃：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消费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4. 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Y)。本文综合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从城乡形态融合、城乡经济融合、城乡要素融合和城乡生态融合这四个方面构建了包含16个二级指标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Table 1.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表1.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为了保证指标赋权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本文使用熵权法来确定各二级指标的权重。首先对各二级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利用熵权法合成4个一级指标的分值；最后再次利用熵权法将4个一级指标合成一个总指标，即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2) 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DIFI)。北京大学数学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的交易账户大数据编制了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3个维度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全面、综合、科学的衡量，因此本文选择该指数作为江苏省各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的代理变量。

3) 中介变量：地区发展水平(PGDP)和消费水平(EXP)。前者采用人均实际GDP来衡量；后者使用各市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当年的GDP总量之比来衡量。

4)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a) 对外开放程度(OPEN)，本文选用地区当年实际使用外资规模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b) 政府支持程度(GOV)，本文选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规模与GDP的比值来反映政府支持程度。c)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A)，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当地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d) 教育水平(ED)，本文采取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与总常住人口之比来衡量教育水平。e) 传统金融机构发展水平(FD)，本文使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当年的GDP总量之比来衡量传统金融机构发展水平。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20年江苏省徐州市、宿迁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扬州市、泰州市、南通市、镇江市、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南京市共十三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相关面板数据，其中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市的统计年鉴。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Table2.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江苏省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作用，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Y_{i,t}={\alpha }_0+{\alpha }_{1}DIF{I}_{i,t}+{\alpha }_j{X}_{i,t}+{\lambda }_i+{\mu }_t+{\epsilon }_{i,t}$(1)

其中，i表示江苏省各市，t表示年份， ${\alpha }_0$为模型截距项， ${\alpha }_1$为解释变量系数， $\lambda$为各市时间固定效应， $\mu$为各市个体固定效应， $\epsilon$为随机扰动项，X为控制变量。

为了检验地区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是否发挥中介作用，本文构建下列模型：

$Y_{i,t}={\omega }_0+{\omega }_{1}DIF{I}_{i,t}+{\omega }_2{M}_{i,t}+{\omega }_j{X}_{i,t}+{\lambda }_i+{\mu }_t+{\epsilon }_{i,t}$(2)

$M_{i,t}={\beta }_0+{\beta }_{1}DIF{I}_{i,t}+{\beta }_j{X}_{i,t}+{\lambda }_i+{\mu }_t+{\epsilon }_{i,t}$(3)

其中，M为中介变量，即地区发展水平(PGDP)和消费水平(EXP)，其余变量含义同式(1)。

5. 实证结果分析

(一)江苏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根据本文构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对2011~2020年江苏省13个市的16个二级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得出了各二级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出江苏省13个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如表3所示。

Table3.Results of measuring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表3.江苏省各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观察表3可知，在2011~2020年期间，江苏省各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均呈现增长态势，且各市之间差异明显：南京和无锡一直维持相对领先的位置；苏州在2018年下降后，在2019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特别是在受疫情影响2020年，在大部分城市表现出放缓发展速度的迹象下，南京和无锡的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提升依然显著，而宿迁、盐城和淮安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全省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但其发展速度逐年提升。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江苏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作用进行检验，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Table4.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

表4.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参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由表4可知，模型(1)在仅加入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融合具有促进作用；模型(2)~(6)依次加入各控制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说明数字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研究假设H₁得以验证。此外，从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可以看出，政府支持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能否通过提升地区经济水平和消费水平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Table5.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5.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5列(3)中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738，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列(2)中数字普惠金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其值分别为0.527与0.082，由此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显著，研究假设H₂得以验证。列(5)中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230，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消费水平提升；列(4)中数字普惠金融和消费水平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其值分别为0.546和0.106，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消费水平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即消费水平的中介效应显著，研究假设H₃得以验证。

(四)异质性分析

由于地区经济水平、政策制定不同等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本文将江苏省13个市划分为苏南、苏中以及苏北三个地区，并分别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如表6所示，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地区中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不同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均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江苏省城乡融合发展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在引入了控制变量后，苏南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系数最大，而苏北地区最小，表明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力度更大。

Table6.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

表6.异质性检验结果

6. 结论与启示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从城乡形态融合水平、城乡经济融合水平、城乡要素融合水平和城乡生态融合水平这四个方面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在系统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的基础上，利用江苏省2011~2020年各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效果与路径，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江苏省各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市际之间的差距较大；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江苏省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地区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第四，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苏南地区的作用力度明显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1) 推动数字金融发展，推动城乡生态融合。加大产业振兴力度，支持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加快进行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发挥第三产业对江苏省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积极作用，引导产业向绿色生态领域转型，从而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推动江苏省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巨大潜能。2) 重视地区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间接机制，利用数字金融促进江苏省经济发展和乡村消费。完善健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机制，强化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优化教育、养老、医疗等服务供给、不断健全全省5G网络、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推进城乡设施服务向乡村延伸，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从而有效推动江苏省城乡融合发展。3) 制定针对性区域发展政策，提升居民城乡融合发展意识。利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优势，加强对周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应加强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打破城乡之间信息差，密切关注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向，从而实现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与此同时，要充分理解共同富裕和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发展，从而为推动江苏省城乡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基金项目

2023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310324023Z)。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