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在此指示下，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强国的步伐，要将农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各方面进行振兴，把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做好充分地结合，为推动乡村振兴奏出最强的乐章，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保障之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一步，其向前推进的势头更加迅猛。虽然近年来，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乡村无论是在有形的物质层面，还是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都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在教育、卫生、养老和公共服务基础建设方面存在着显著的短板，这些短板的存在无不昭示着政府、社会、个人等各主体都需要想法设法进行应对，然在乡村振兴宏伟蓝图中，乡村所固有的缺陷可以通过政策的支持来相对解决。政策作为利益的确认形式、调整工具和分配方案[2]，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利益的制衡，故此使政策效果最大限度地显现出来，实施有效的政策干预措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同时，它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政策实践中，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诸如人才的短缺、技术的缺乏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偏好等，乡村发展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收效与期望间存在落差，在此状态下，乡村振兴实践进程需要考量、探寻政策，以政策为视角，探求出一条促进乡村整体振兴的多元化路径。

2. 政策体系不健全影响实现乡村振兴

1) 缺乏乡村人才

“引来”人才是关键 ，“留下”人才是远见[3]。然当下乡村面临的较大问题是人才的缺乏，尤其是大学生这群年轻的人才队伍在乡村更为缺乏。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公共政策分配不平衡[4]。从目前的经济总量来看，农村和城市在失业、养老和其他社会保障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这导致了人才的大量外流。虽然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给与优秀人才优惠补贴等激励保障，在这种激励之下确有不少人才入驻到乡村，为美丽乡村建设出谋献力，但是这些人才很少能够真正在乡村驻扎，部分人才甚至将乡村视为自身晋升的跳板，为乡村发展出力视为短期行为。社会人才真正将乡村视为职业发展之路的占比并不是十分理想，大学生年轻人才团队扎根农村的也是占少数的。然而，大学生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丰富乡村文化、改进乡村治理等领域有着特殊的专业优势，这对优化乡村传统产业结构、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实践中情况往往不容乐观。一方面，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乡村振兴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关注，但是，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之下，当代的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并且他们每日所获得的信息也在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加，这有别于传统的、单一的信息传播模式，大学生可以自主地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从而产生了“信息茧房”，同时也妨碍了政府、社会对乡村振兴工作的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们对农村发展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另一方面，另外，当前大学生对农村社会实践的参与度较低，甚至他们把自己的想象看作是农村社会实践的产物。而且，市县各级政府在学习和执行乡村振兴的文件时，都是根据相关的职能部门来进行的，并没有将大学生这一群体列入到政策当中[5]，而高校学生特有的优势，正是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2) 乡村数字应用性不高

随着《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的发布，以及“数字中国”概念的提出[3]，各地政府积极筹划重大政策以及制定“数字赋能”的顶层设计，并制订了一套详细的方针，把中央方针逐一细化、分解，营造了良好的数字融合的政策氛围。在此势头下，数字具有交互、融合、扩展和共生等特性，其运作机制包括去中心的社会关系、可即的目标、高效的信息传播和动态演进[6]，而这些使农村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社会经济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使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的发展模式得以实现。然而，数字技术作为一柄双刃剑，既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资源和组织上的发展，同时，它也还面临着信息资源的不均衡扩散、数字身份的符号化以及一些主体的参与程度较低的问题，这使得它很难为乡村振兴战略建立一个多元动力体系、建设乡村社会文明秩序以及推动乡村治理转型。

3) 领导注意力偏移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政府具有完全的决策权与话语权，而在将资源配置到乡村时，政府也具有绝对的优势[7]，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乡村的建设与发展。

首先，美丽乡村的建设当前有许多示范村、网红村的存在，各级政府为改变或者增强本地区乡村发展，其会将目光转移到示范村，将其视为政绩，故而很多资源会倾向于某一村庄，造成其他普通村庄形成落差。在对“成功经验”进行深度剖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成功经验”大多源自于领导者的高度关注，并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项目资源，从而对“成功经验”进行了“祛魅”，因此，对于不合理的政策宣传或经验宣传，自然而然地缺少了一种审慎的心态和理性的认识[8]。在各种政策和策略的实施过程中，此类村落受到了各级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其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供应结构以及优先次序有着直接的影响[9]。其次，乡村创业者大多为当地农户，他们大多管理能力有限，政策敏感度一般，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10]，但是政府产业扶持的着力点反而是农村的下乡资本和龙头企业[11]，这也会导致乡村创业者内心产生不公平感，献力乡村欲望会被“浇灭”。最后，领导者关注城市，引起新闻政策传播的不平衡性。在当前的新闻传播体制中，乡村是“被遮蔽”的，农民是“被想象”的，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正是因为结构的不平衡，造成“都市区主义”的强势传媒逻辑进一步恶化，农村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成了“他者”，农民成为“沉默的主体”。诸多差异体现了城市和农村居民利用媒体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差异，阻碍了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12]。

3. 乡村振兴实现的政策理路

1) 吸纳高校多元人才

高校作为人才资源富集的阵地，拥有丰富的大学生人才资源，政府可以利用好这一独特资源，使其发挥自身优势。

首先，发挥导师带动效应。在教师的专业领域优势基础上，将大学生导师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和大学生科研专项计划的执行，强化对乡村发展的专题研究，系统分析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并以案例的形式对其进行实证探讨，以有效发挥研究在乡村发展中的前置作用。

其次，发挥各类竞赛活动优势。大学生、研究生等高校为了丰富学生生活以及提高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与能力，高校内部以及各类大学生平台会举办各类与专业相关的竞赛，而乡村振兴则可以运用这一渠道挖掘出各类型人才，通过竞赛、学术性研讨会等形式将知识型、技术型人才进行开发并提前部署人才体系。

最后，要健全政校企协作机制。当前，高校大学生到乡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机会较少，这反映出政府、高校、乡村三方还没有全面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协作机制。因此，高校要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大学生服务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自的职责和职责，并对全流程进行监督和追究，实现政府、学校、农村“三位一体”的协作机制[4]，从而为大学生顺利到乡村开展工作提供一份政策保证。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学校要与哪一个村进行对接，要与哪些内容进行沟通，这不仅需要乡村人理解与支持，也需要地方政府这一中介角色的积极配合，进而以此作为一种政策途径，让大学生们更好地投身到乡村振兴之中。

2) 善用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人类提供服务[13]，正如数字技术“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方式”[14]，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正面影响。数字技术的运用，不仅为乡村治理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而且能够极大地促进乡村的发展和以及推进乡村的振兴。因此，需要明晰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的耦合与协同状态，构建有利于提升乡村振兴质量与效率的数字化体系与运行机制。

第一，数字化技术人员的培养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根本。要让乡村的数字化空间繁荣起来，必须要有数字化的人才。随着新技术、新业态的持续发展，农村地区对人才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数字化技术方面，应该建立健全与现代农业产业链有关的金融服务、创业、电商等人才引进与培养政策，为大学生或IT类人才返乡创造条件，建立包括高级人才、中级人才和一般人才在内的人才结构，构建一个合理的人才梯队[6]。与此同时，要改善技术人员的升迁通道，提升他们的社会福利和政治待遇，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才留在农村的“软手段”，比如事业和待遇方面，为各种类型的人创造一个发展的空间，让他们愿意留在农村并且长期留在村子里。除了培养人才外，还需要将数字化人才优势在乡村中进行广泛运用，通过这些数字化人才，将数字化理念在乡村中进行宣传与传播，以减少后续借助数字手段进行乡村振兴所产生的不良反应，如村民的不理解、村干部的不支持等恶性氛围。

第二，因地制宜运用乡村场域。数字化政策输入讲求因地制宜，数字化应用要与乡村场域精准契合。通过凝练数字化背后的共性机制，谨慎地总结基层经验，以乡村特点审慎地进行多轮切磋和迭代，实现数字化与乡村产业的有机匹配[3]。由于全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情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每个地区都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按照多元化、差别化推进的原则，探析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基于数字化平台以对特色旅游、体验农业、科普农业等方面进行深度探讨[15]，发挥比较优势探寻乡村数字化产业多元化发展的新途径，循序渐进地构建和发展新的农村数字经济模式。

3) 多元政策联动

一方面，政府要发挥政策提供者的作用，为农民创新、技能培养、经验积累等方面提供支持。比如，为乡村的产业主体提供低成本的土地和基础设施、减免税费、贴息贷款以及技术扶持等[16]。

另一方面，强化政策的组合效应，将激励型政策、能力提升型政策、强制型政策等多种形式的政策进行合理结合，发挥组合拳效果[17]。激励型政策应该以完善和健全公共服务提供的政策系统为目标，实现由社会救助政策向长效机制转变，建立并完善医疗、教育、住房等普惠性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为其提供兜底的政策保证；以能力提高为导向的政策应该更多地关注个体的需要，并与行业发展的现实相联系，为大众提供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在强制性政策中，更应加强政府的积极导向，从而促进农村良性发展。

4. 结束语

整体而言，振兴乡村并非一面之功，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立体的农村发展状况，在此背景之下，政府所要行为的不只是单纯的致力于一方面的振兴，而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方式组成乡村振兴的全方位组合体系，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在政策视域下探寻乡村振兴的可行性路径能在某种程度上助力乡村的全面振兴，而在这之中，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增加对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的投资，引导高校加强对于大学生在技能、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以为乡村注入人才，构建出一套完备的数字化技术系统，以形成综合性、多元化的新型政策组合网络，以促进乡村振兴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发展。同时，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夯实自身的执政基础，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较高的领导班子队伍，使其在组织力、号召力、凝聚力等方面得到充分地发挥，进而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18]。此外，乡村振兴是一个漫长的战略实现过程，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多代人的共同努力，并且，乡村的全面振兴也不能只靠政策，其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各种因素，为乡村振兴注入长效的促进手段，比如人、乡村自身等，而这就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和讨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