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论语》作为经典古籍，在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地位，同时也是宝贵的世界文化财富，自16世纪末以来已被译为多种西方语言。曾有众多西方传教士、汉学家以及中国本土学者尝试对《论语》进行英译，其中著名的有理雅各(James Legge)、韦利(Arthur Waley)、庞德(Ezra Pound)、辜鸿铭、刘殿爵、倪培民等人的译本。近年随着学界逐渐意识到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性，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掀起新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聚焦于《论语》的英译，关注《论语》中“仁”“天”“道”等文化概念的翻译[1][2][3]，研究不同译本的修辞、语义相似度与接受效果[4][5][6]，聚焦《论语》英译过程中历史考据等方法的应用、译者的主体性等[7][8]。亦有不少学者关注《论语》中“君子”这一核心概念的英译。韩星、韩秋宇指出，从词源、翻译及文化角度看，理雅各的译文the superior man能够有效体现儒家“君子”的文化内涵[9]；也有学者认为译无定法，不同语境下的“君子”有不同含义，不能仅仅采用单一译文来试图表达“君子”所蕴含的多层面意义[10]；尹志洁、高战荣则认为应根据不同《论语》读者的阅读目的，采取不同的英译方法，其中异化加注的英译方法是很好的选择[11]。由此可见，目前学界对于如何英译“君子”一词分歧较大。同时，鉴于理雅各、刘殿爵与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在学界均享有盛名，且三种译本均有效展现了西方汉学家、中国汉学家以及中国大陆学者的视角与观点，本文从弗米尔的目的论视角，分析理雅各、辜鸿铭与刘殿爵的《论语》英译本中“君子”一词不同译文的不同内涵意义及各自实现的英译目的，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 《论语》中“君子”有哪些内涵？

(2) 理、辜、刘译本的“君子”译文传达了哪些内涵？

(3) 从目的论视角来看，哪种译文最大程度实现了当代典籍翻译的目的？

2. 目的论与《论语》英译目的

目的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德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首次提出翻译应注意目的文本的功能，即部分情况下译文与原文具有不同的功能时，译者应优先考虑使译文实现其功能，而非一味追求译文与原文的对等[12]。随后，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构建并发展了目的论，突破了对等理论的桎梏，提出以译文所要实现的目的为翻译的首要原则。翻译目的由翻译纲要(translation brief)决定，理想的翻译纲要包括文本功能、文本发出者(即翻译活动委托人)、译文目标对象、译文被接受的时间与地点及传播媒介等方面的内容，译者应当根据翻译纲要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如异化或归化的翻译策略[13][14]。

“目的论”认为，翻译的首要原则便是“目的原则”，即翻译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应当关注译文是否达到了目的、是否对目标受众产生了预期效果[12][15]。除此之外，目的论还提出了两大原则，即“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但此两者受制于“目的原则”，即为了达到翻译行为的目的，可以一定程度上违背“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

根据翻译目的论，本文对中国当代《论语》英译的翻译纲要做如下归纳：

(1) 译文的预期功能：《论语》译文应让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弟子在政治生活、个人修养等方面的思想情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呼唤读者以儒家智慧与标准为人处世。因此，根据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对文本功能的分类，《论语》译文应具有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

(2) 文本发出者：鉴于21世纪以来国内典籍外译的热潮，以及相关国家外译工程的不断推进，本文假定文本发出者为我国政府机关及相关学者。因此，文本发出者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两层，首先，《论语》的英译应当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打破西方文化霸权，更好展示当代中国形象，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16]。其次，《论语》中凝结的中国智慧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富。《论语》的英译应当促使作为世界公共遗产的中国经典更加易于获取，供对经典内容感兴趣的读者阅读[7]，从而让《论语》中蕴含的中国智慧促进世界文化发展。

(3) 译文的目标读者及被接受的时间与地点：《论语》英译本的读者主要是西方汉学家，部分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一小部分对《论语》感兴趣的普通读者[7]。译本被接受的时间与地点通常为英译本发行后，在英语国家及地区被接受。因此，除了汉学家，其他领域的学者与普通读者很可能对中国的语言与文化不甚了解，故而译者应适当对译文加以注释，同时避免过度归化导致的文化误植与概念误植，让读者误以为中国文化的某一元素和西方本土的无甚区别。

(4) 传播媒介：通常为纸质书，也有可能是电子书籍。因此，与网络信息等碎片化信息相比，译文的书籍页面有较多空间来进行注释，便于译者对译文进行解释。同时，译者也应当注意译文可读性，防止读者面对难以读懂或重复啰嗦的译文书籍而半途而废。

3. 《论语》中“君子”概念的内涵

“君子”的意义在历史长河中多有流变，本文仅聚焦《论语》中“君子”的含义，即孔子、其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所言的“君子”之意。

首先，君子的基本品质是仁、智、勇，即真正的君子人格是这三种品质的结合：“仁”包括孝悌、仁民、爱人，而“仁”的外化便是忠与信；“智”指明辨是非、才思敏捷并能够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分析问题；“勇”，或言“勇而有礼”，指的是面对困境不害怕，能够以礼为约束与底线来解决问题[17][18]。

除了基本的品质，在个人修养方面，君子应有向内修身、求之于己的品质，即“君子上达”，不断提高自身知识素养、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做到自强不息、淡泊名利、不为世俗物质所缚，甚至还应超越人生的拘囿与困顿，做到“乐天知命”[19]。

在社会交往中，君子行事应合乎“义”，正如《论语·里仁第四》中所言“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以“义”为一切行事的标准；君子行事还应合乎中庸之道，即“无可无不可，无过无不及”；同时，要成为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还应当保持“泰而不骄”“和而不同”，为人谦逊，同时对上不盲目附和，对下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与意见不同的人和睦相处[20]。

在家国政治层面，《论语》所言的“君子”强调政德，即强调在国家治理中为政者持续、稳定的道德行为选择所体现出的自我道德规定性[17]。此外，家国政治意义上的“君子”还应有积极入世、心怀天下的政治抱负，“学而优则仕”，以才华和技能服务于社会[21]，以天下为己任。

在译文中较为全面地传递“君子”的内涵，能够展现具有中国文化独特魅力的“君子”概念，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4. “君子”英译文的统计分析

根据《论语》理雅各英译本[22]、辜鸿铭英译本[23]、刘殿爵英译本[24]，统计“君子”一词的译文，大致可分为16种。具体如表1所示：

Table 1.Translations of the term “junzi” (君子) in theAnalectsby James Legge, Ku Hung-Ming, and D.C. Lau

表1.理雅各、辜鸿铭、刘殿爵《论语》英译本中“君子”的译文¹

从译文种类来看，理雅各、辜鸿铭译本中“君子”的译文都较为多样，而刘殿爵英译“君子”一词时，几乎全部采用了“gentleman”及其相关派生词“gentlemanly”“gentlemanliness”(如表1所示)。有学者[25]认为，刘译本在某些地方与韦利(Arthur Waley)译本的相似度极高，说明其翻译过程中很可能参照了的韦译本。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韦利在其译本中采用“gentleman”一词译“君子”，且该译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刘将“君子”大部分译为“gentleman”及相关派生词也很有可能是受到了韦利译本的影响。

从译文频次来看，理雅各、辜鸿铭与刘殿爵译本中“君子”的译文主要可分为三类(如表1所示)，即“gentleman”及相关派生词(120次，主要出现于刘译本中)、“superior man”(85次，出现于理译本中)、“good and wise man”与“wise and good man”(53次，出现于辜译本中)。本文接下来将主要探讨这三类出现频次高的译文。

5. 目的论视角下“君子”译文分析

5.1. 三类译文的内涵意义

在探讨当代典籍英译目的对译文选择产生的影响之前，我们首先分析“superior man”“good and wise man/wise and good man”与“gentleman”三种译文的具体内涵。

汉学家理雅各本是英国来华传教士，其接触并翻译《论语》等中国典籍最初主要是为了向西方提供更多关于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信息，让来华传教士了解中国的文化与思想，从而使传教工作取得更好的成效。翻译过程中，理雅各广泛参考历代评注，其译文“直译以存真，详注以发微，俨然一部英文注疏”[26]。因此，理雅各非常关注“君子”一词的独特意义，主要将“君子”译为“superior man”(如表1所示)。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以下简称《牛津词典》)，“superior”一词与“君子”内涵相关的含义有：(1) 更好的；更胜一筹的；(2) (在级别、重要性或职位上)更高的。因此，此译文总体上能够表现“君子”品格、能力等方面优于普通人，且在政治领域可能有更高的地位。另外，由于“superior”一词词义较为宽泛、表意模糊，有时无法完全展现“君子”内涵，故而理雅各在其《论语》译本注释中标注了“君子”汉语原文、读音并依据语境对该词具体内涵进行大量解释，有效弥补了译文表意的模糊性，例如：

原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理译：The Master said, “The superior man, in the world, does not set his mind either for anything, or against anything; what is right he will follow.”

注释：Righteousness is the rule of thekeun-tsze’spractice. ...

晚清著名学者、翻译家辜鸿铭翻译《论语》的动机来源于对理译本的强烈不满。他在“英译《论语》序”中指出，“哪怕是对中国语言一窍不通的人，只要反复耐心地翻阅理雅各博士的译文，都将禁不住感到它多么令人不满意”。由于“君子”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内涵会略有不同，辜鸿铭倾向于根据具体语境选择“君子”的译文，其译文中出现最多的是“good and wise man/wise and good man”。具体而言，据《牛津词典》，good一词与“君子”相关的含义有：(1) 好的；(2) 令人尊敬的；(3) 符合道德的；高尚的；(4) 守规矩的；(5) 助人为乐的。而wise一词相关的含义则有：(1) 充满智慧的；明智的；明察善断的。可见，good一词可以表达“君子”道德高尚、行事守礼、乐于助人等方面的内涵；wise一词则强调了君子才思敏捷、明辨是非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君子”的丰富内涵。然而，广泛的词义内涵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是译文表意宽泛模糊，但辜译本几乎没有对“君子”的译文进行注释解释，使“君子”概念的传达不够精确。

翻译家刘殿爵在翻译《论语》过程中强调忠实原文，在其《论语》译本“关于新双语版的说明”(Note on New Bilingual Edition)中突出“准确性”(accuracy)的重要性[24]。刘殿爵主要将“君子”译为“gentleman”。据《牛津词典》，“gentleman”一词有如下两层相关含义：(1) 彬彬有礼的男性；有教养的男性；(2) 有身份的人；富绅。因此，从基本词义来看，“gentleman”仅能够反映所指出身及受教育程度良好、行事遵守礼节，与“君子”的内涵联系相对不够紧密。另外，从具体社会文化语境角度看，西方的“绅士”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基础，其概念具有浓厚的阶级色彩，与建立在道德文化基础上、强调淡泊名利的“君子”概念仍有很大差别；在政治方面，强调政治保守、个人优先的西方绅士与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君子也截然不同[9]。因此，从词义来看，以“gentlemen”翻译“君子”不甚恰当，未能完全达到译者“准确性”的翻译目的。

因此，从“君子”内涵的传达来看，理译本“superior man”更优。

5.2. 三类译文的目的论分析

分析不同译文时仅关注其内涵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审视译文是否能够满足当代典籍翻译的目的。在这一问题上，目的论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研究框架。如前文所述，目的论强调三大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与“忠实原则”。我们将从这三个角度对《论语》中“君子”的不同英文译文进行深入探讨。

从“目的原则”的角度看，根据翻译纲要的基本元素，“君子”英译应首先实现译文预期的表达功能与呼唤功能，准确表达孔子及其弟子所说的“君子”概念，同时一定程度上呼唤英语读者成为“君子”；“君子”英译还要符合文本发出者的目的，即其译文应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更好展现中国形象，帮助世界人民共享中国经典与中国智慧；另外，译文还要考虑到目标读者与传播媒介，适当对“君子”的译文加以注释，注意译文可读性，同时避免“君子”的概念误植。

鉴于以上翻译目标，适当异化的翻译策略应当是更优的选择，因其有利于呈现独特的“君子”文化概念，较为完整地保留、传达《论语》关于“君子”的思想，从而更好展现中国形象、促进中国智慧的传播。因此，“gentleman”“a wise and good man”等较为归化的译文效果不佳。对于“gentleman”这一译文，在英语世界中gentleman有其固定的内涵与所指，因此用gentleman一词来解释“君子”，不仅不甚准确，更是一定程度上窄化甚至歪曲了其内涵，有“概念误植”之嫌，其结果是作为世界财富的中国经典难以准确向世界人民传达其精髓。同理，“Good and wise man”的归化表达方法也会阻碍具有异国色彩的“君子”形象的形成。此外，虽然采用归化译法能使西方读者较快了解“君子”这一概念，但这种阅读的便捷性却使中国文化的固有概念在翻译过程中被消解。与此相反的是，理雅各采取的“superior man”等译文具有异化特性，因而有利于英语读者意识到其概念的特殊性，从而促进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与此相似的例子是日本文化中的“武士”(或称“侍”，日语さむらい)概念，英语译名为samurai，其在传播过程中不曾依附于某一原有英语词汇来对其进行解释，因此保留了自身独特的内涵。

从“连贯原则”角度来看，译文要通顺连贯，促进目标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从而实现翻译目的。观理雅各、辜鸿铭与刘殿爵的译文，三人对“君子”进行翻译时，多数情况下原文一旦出现“君子”一词，译文就会以相应的名词翻译。这种译法使得部分译文略显啰嗦，可读性降低。如下所示：

原文：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理译：The Master said of Tsze-chien, “Of superior virtueindeed is sucha man! If there were notvirtuous menin Lu, how could this man have acquired this character?”

辜译：Confucius then went on to remark of another disciple, saying, “Whata wise and good manhe is! I wonder if there were nowise and good menin the country, how that man could have acquired the character he has.”

刘译：The Master's comment on Zi-jian was “Whata gentlemanthis man is! If there were nogentlemenin Lu where could he have taken his qualities from?”

以上译文中，辜鸿铭和刘殿爵都用相同的译文翻译了原文中前后两个“君子”。由于英语忌重复，不断重复同一个词会显得译文不够简洁，其中辜鸿铭的“wise and good men”由于长度较长，啰嗦感尤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理雅各将前后两个“君子”的译文略作变化，译为“a man of superior virtue”与“virtuous men”，使得译文更加连贯通顺。除此之外，理雅各少数译文中用“he”指代不断出现的“君子”一词，辜鸿铭也在少数译文中通过省略来避免重复，这些都是保持译文连贯的可取方式。

最后，从“忠实原则”角度来看，译文要忠于原文，且正如前文讨论“目的原则”时所论述的，只有译文忠于“君子”这一文化概念，才有利于实现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等翻译目的。因此，理译本不仅译文采用异化策略，而且在其注释中标注中文原文、读音以及“君子”在语境下的不同内涵，较为严格地忠实于“君子”的文化概念，遵循了“忠实原则”。

综上，理雅各译文“the superior man”符合当代《论语》英译目的，简洁通顺而忠于原文，故而成为较优的译文。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将“君子”直接音译为“junzi”，因其忠实原文。笔者认为，不妨将理雅各译文与音译法相结合，即“junzi (the superior man)”，既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化概念的完整性，也提高了可读性，是一种可行译法。

6. 结语

通过对理雅各、辜鸿铭与刘殿爵《论语》英译本中“君子”译文的研究，本文揭示了目的论在当代中国典籍翻译中的指导价值。研究发现，从“君子”内涵传达的角度看，理译本采用“superior man”并加注的译法优于辜译本“good and wise man”与刘译本“gentleman”两类译文。从目的论视角看，理译本采用“superior man”的异化译文并适当加注的译法由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论语》中“君子”文化概念的一致性、完整性，能够有效促进中国文化、中国智慧的传播，从而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当代《论语》外译的目的，因此是更优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是，三位译者的译文都是在其时代背景和前人译文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无法以今人眼光妄自评判其翻译水平孰高孰低。然而，立足当今中国典籍外译的目的，可以说采用异化策略并适当加注的译文，即“the superior man”译文效果更佳。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23年度上海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习者视角下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S202310251210)研究成果。

NOTES

¹名词不区分单复数，如当译文为superior men时，计入superior man一类；部分类别不区分冠词，如a superior man与the superior man均计入superior man一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