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至今已有40多年历史，在学术成果、学科发展、知识应用方面已取得较好进步。但是，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理论建构、本土化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马骏，2006；陈振明，2018) [1] [2]。
新时期公共管理学的初心是打造成为在理论建构上对国家治理有思想引领价值、在实践应用上对时代问题有政策借鉴意义的一门社会科学(罗梁波，2020)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时代环境给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性机遇，为其学科反思、转型与重构以及知识体系更新指明了方向(陈振明，2018) [4]。而这也对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提出挑战；在未来，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从方法论方面来说，须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关怀，才能对公共管理实践有思想贡献，进而促进实践发展(罗梁波，2023) [5]。
20世纪40年代，公共行政学的黄金时期经过短暂的辉煌后，开始受到许多年轻学者的批判。针对当时公共行政学的困境，1946年，Herbert Simon (1946)提出“现在需要的是实证研究与实验，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对行政安排进行观察和分析”[6]。对此，Dwight Waldo持不同意见；两位学者对此展开相关辩论，即史上著名的“西沃之争”，其争论的三个问题之一就是“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Waldo D, 1952; Herbert Simon, 1952) [7] [8]。公共行政学自此开始出现了两个主要研究路径，两个研究路径代表两种探索公共管理领域的不同方法。
对方法的关注强调的是研究结果的严谨性、客观性、事实性，这样做是希望将公共管理发展为一门与其他学科明确划分的“科学”学科(Shapiro, 2005) [9]。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标志之一(颜海娜，蔡立辉；2008) [10]，因此，对于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必不可少；这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目前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使用概况、成熟度、发展趋势等。将不同时段学者对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连接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的发展、变迁、现状及趋势。因此，关注研究方法的变迁与应用，对于观察一个学科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十分重要。当下，公共管理领域面临的新需求、新领域、新主题等问题对以往研究方法提出改变的诉求，在这个主流研究方法正在变化的阶段，进行研究方法应用的统计分析十分必要。
本研究在明确各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国内公共管理领域4份顶尖期刊，对其2018~2022年共计1973篇文献的研究方法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关于国内近五年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的应用情况，并与国外同时期类似研究进行比较分析。
2. 文献回顾
规范研究与实证主义研究的关系是“是”与“应该”的关系。任建涛(2008) [11]认为实证研究支撑的是说明事实、建构符合事实经验状态的理论结构，其基本研究手段是定性与定量的工具性手段。规范研究则以价值问题为核心关注点、以解读和诠释文本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严谨的逻辑构造来回答某个学科的基本问题乃至人生与世界的“大问题”的研究路径(颜昌武，牛美丽，2009) [12]。
实证研究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美国著名学者艾尔·巴比(2005) [13]认为社会研究中定量与定性资料实质性的区别就在于数据化或非数据化。对此，颜海娜和蔡立辉(2008) [10]发表了不一样的观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所收集的信息都是数据，不同的是，定性研究所获得的一般是具体、个别的实例，其结果主要靠文字的描述来说明；而定量研究所获得的主要是数量化的资料，其结果主要靠统计分析数据来表达。人们习惯上把文献研究、历史研究、田野调查、访谈、案例研究、扎根理论等归纳为定性研究方法。将问卷调查、数学或统计分析等归纳为定量研究(蓝志勇，2014) [14]。
一直以来，国内外学者都十分重视对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使用情况的梳理分析。1986年，Perror和Kraemer (1986) [15]对1975年到1984年间发表在PAR上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实证研究占比已达到52%。Houston (1990) [16]对六份公共管理相关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献进行研究得出：公共行政很少从事实证理论的检验和建设。Pitts与Fernandez (2009) [17]对第六届、第七届和第八届公共管理研究会议(PMRC)上发表的所有会议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24.4%为规范研究，75.6%为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中36.2%仅使用定量方法，定量研究中以描述性统计方法为主(75.9%)，其次是OLS多元回归(44.8%)；29.3%仅使用定性方法，混合研究占比10.1%。Jos C. N. Raadschelders与Kwang-Hoon Lee (2011) [18]将研究方法分为历史的、传记的、描述性的、规范的、批判性的等种类。对2000~2009年十年间发表在PAR上的文献进行相关分析，其中在方法的使用上，主要是定量统计(33.4%)、经验(27.8%)和分析(18.1%)方法，相较于过去定量统计和经验方法似乎有所增加(61%)。
Groeneveld等人(2015) [19]对四份国际顶尖期刊从2001年到2010年间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1605份公共管理领域的期刊文献中，只有27%的文献不基于实证研究；其中，定性研究的文献有37.9%，定量研究的文献有29.2%，混合研究的文献占比5.9%。Kathryn Hendren等人(2018) [20]对JPART和PA等六个期刊上自1980年开始发表的混合方法文章进行了评估，对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使用、质量和额外收益等方面进行具体探究。结果显示，顶尖期刊在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上要比低排名期刊更多，从过去到现在，对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都在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但是其占比仍然较少。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运用进行了回顾和分析，何艳玲(2007) [21]对1995年到2005年间七个期刊的2729篇文献进行样本分析，其中，94.5%的文献属于规范研究，实证研究仅占4.5%。分析结果显示出我国在21世纪初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上呈现出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范柏乃和楼晓靖(2013) [22]将1982年公共管理学重建开始的公共管理研究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将每个阶段排序靠前的300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对858篇文献进行了分析讨论，结果显示：第三阶段(2006年~2012年)，规范研究的文献有45.7%，实证研究的文献有54.3%，这是首次研究显示规范研究文献占比低于实证研究，证明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在研究方法上的应用，从世纪初的严重不平衡发展到二者平分秋色。其中，定性研究占比88.3%，定量研究占比11.7%，说明，国内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虽然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天平上已经取得大概的平衡，但是在实证研究内部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天平上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
2021年，李晓倩(2022) [23]等人对2017年到2021年发表在公共管理SSCI期刊上的实验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讨论。张书维和刘星(2022) [24] 2022年对2016~2021年SSCI/CSSCI来源期刊及JBPA的关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文献进行相关分析，其中在方法部分讨论结果显示：2016~2021年关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方法使用中，定量研究占比70.3%，定性研究占比25.9%，混合研究占比为3.8%。史晓姣、余佳欣、马亮(2023) [25]对中国学者2021年在公共管理领域SSCI源期刊发表的中国主题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方法部分得出结论：定量研究占据主流地位，定量研究中二手数据分析方法使用频率最高；定性研究中案例研究方法使用频率最高。
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学者重视对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应用的梳理和分析。从1995至2021年，国内不乏众多学者从宏观视角或者微观层面出发对研究方法的运用进行分析。但是，自2013年范柏乃与楼晓靖之后，虽然有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但都是比较零碎的如对单一的某种研究方法进行统计，或者对某个具体领域的研究方法的讨论；近期未有学者对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总体应用情况展开讨论。
因此，现在进行近年来关于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应用的梳理分析十分有必要，能够与之前的相关研究连接，更清晰地展示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在研究方法应用上的发展情况与现状。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研究者在“中国知网”平台的“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中，根据综合影响因和复合影响因子高低，选取了3个公共管理领域顶尖期刊：中国行政管理(综合影响因子：3.151，复合影响因子：4.937)，行政论坛(综合影响因子：2.632，复合影响因子：4.470)，公共行政评论(综合影响因子：2.504，复合影响因子：3.558)。虽然公共管理学报(综合影响因子：5.564，复合影响因子：7.772)并未在“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的分类下，但是由于公共管理学报是公共管理领域的顶尖期刊，因此也将其作为样本期刊进行分析。
研究者对4个期刊2018年1月~2022年11月的所有文献进行阅读梳理，梳理过程中，提取文献研究中明确提到使用的研究方法。在梳理过程中，剔除了期刊中的会议综述、博士论文摘要、专栏导语、书评、思想探析以及“中国行政管理”中的卷首文、他山之石等文献。研究者对部分未明确数据收集方法或具体研究方法的文献，通过人工阅读确定其具体方法，实在不能明确的文献进行删除处理。研究最终得到样本文献1973篇，以此进行下文的统计分析。本研究使用Excel、SPSS软件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样本文献进行分析，内容分析法是对被记载下来的人类传播媒介的研究，如书籍、网站、绘画和法律(艾尔·巴比，2009) [13]。内容分析法是一种量化分析方法，旨在对文本材料进行分类，将其简化为更加相关的、容易处理的数据单位(江亚洲，郁建兴；2019) [26]。本文意在通过对样本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对近五年公共管理领域在研究方法的应用情况进行分类和统计分析。以期对当下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在研究方法与工具方面的使用情况给予一定的展示，为其他相关学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学习。
本研究将统计分析项目分为文献来源、发表时间、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数据收集方法、具体研究方法、统计分析软件等项目，使用文献整理所获得的资料数据来完善相应的研究指标，制作完整的编码框，并按照编码框的数据来进行文献的统计分析。
文献的来源分为“公共管理学报”“公共行政评论”“行政论坛”“中国行政管理”。
发表时间分为“2018、“2019”“2020”“2021”“2022”。
研究范式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混合研究”。
基于已有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本文的实际研究，对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进行分类。研究以归纳为主，因此，以下对方法的分类均来自对样本文献的整理。
定性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具体分为5种，分别是：田野调查法/实地调研、文献法、观察法、访谈法与其他，因为在文献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大部分文献均使用两种及以上的数据收集方法。因此，在具体分析中，对定性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进行了穷尽性分类(即每一篇文献只能归入一种类型)，对每一种数据收集方法的组合进行了频率统计，详细分析见第四部分。具体分析方法总结得出案例研究法、扎根理论、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比较研究法、文本分析法与其它6种。
经过文献梳理得出定量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为文献法、问卷调查法与实验法3种。具体研究方法在定量研究中的表现较为复杂，方法种类繁多，且大多数文献均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因此，借鉴已有研究的分类，文章将对定量研究主要的14种方法进行频率分析(即每一篇文献可能归入多种方法类别中)，分别为：社会网络分析、信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双重差分法、倾向得分法、模型检验、效应检验、结构方程、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事件史分析、政策文本计量法。
在后续的分析中，定性研究与混合研究中出现频率为1的分析软件不进行报告，定量研究中出现频率低于4的不进行报告。
4. 研究结果
在该部分，研究使用SPSS23.0统计软件和Excel表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首先通过SPSS23.0对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纳入来源、时间进行交叉讨论。其次使用Excel表对数据收集方法、具体研究方法、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并制作表格进行汇报。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讨论。
4.1. 研究范式及研究方法
首先，对文献的来源与研究范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1可以看出，从2018年到2022年，公共管理领域学者们在研究范式上的运用概况如下：其中，规范研究的使用频率总占比38.9%。
此外，根据汇报结果可以对各期刊文献在研究范式上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公共管理学报(规范研究3.6%，实证研究96.4%)和公共行政评论(规范研究14.6%，实证研究85.4%)较少使用规范研究，基本上以实证研究为主。行政论坛(规范研究64.1%，实证研究35.9%)则更多使用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中国行政管理(规范研究41.6%，实证研究58.4%)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使用上较为均匀。
使用SPSS23.0统计软件对实证研究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三个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在实证研究中，定性研究占比63.5%，定量研究占比30.5%，混合研究占比6%。将文献来源纳入分析框架后可对各个期刊在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上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在定性研究维度上，公共管理学报(66.8%)、行政论坛(63.6%)、中国行政管理(71.5%)三个期刊各自的分析结果都显示定性研究占比要高于定量研究。而公共行政评论的定量研究(52.6%)要略高于定性研究(41.5%)。公共管理学报(6.6%)、公共行政评论(6.0%)、中国行政管理(6.5%)三个期刊中混合研究占比差异不大，而行政论坛(3.7%)相对较低。
Table 1. Cross-tabul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paradigms of journal literature research
表1. 期刊文献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交叉表
|
|
|
研究范式 |
总计 |
研究方法 |
总计 |
|
|
|
规范研究 |
实证研究 |
定量研究 |
定性研究 |
混合研究 |
来源 |
公共管理学报 |
计数 |
9 |
244 |
253 |
65 |
163 |
16 |
244 |
占来源
的百分比 |
3.6% |
96.4% |
100.0% |
26.6% |
66.8% |
6.6% |
100.0% |
占总计 的百分比 |
0.5% |
12.4% |
12.8% |
5.4% |
13.5% |
1.3% |
20.2% |
公共行政评论 |
计数 |
40 |
234 |
274 |
123 |
97 |
14 |
234 |
占来源 的百分比 |
14.6% |
85.4% |
100.0% |
52.6% |
41.5% |
6.0% |
100.0% |
占总计 的百分比 |
2.0% |
11.9% |
13.9% |
10.2% |
8.0% |
1.2% |
19.4% |
行政论坛 |
计数 |
334 |
187 |
521 |
61 |
119 |
7 |
187 |
占来源 的百分比 |
64.1% |
35.9% |
100.0% |
32.6% |
63.6% |
3.7% |
100.0% |
占总计 的百分比 |
16.9% |
9.5% |
26.4% |
5.1% |
9.9% |
0.6% |
15.5% |
中国行政管理 |
计数 |
385 |
540 |
925 |
119 |
386 |
35 |
540 |
占来源 的百分比 |
41.6% |
58.4% |
100.0% |
22.0% |
71.5% |
6.5% |
100.0% |
占总计 的百分比 |
19.5% |
27.4% |
46.9% |
9.9% |
32.0% |
2.9% |
44.8% |
总计 |
计数 |
768 |
1205 |
1973 |
368 |
765 |
72 |
1205 |
占来源 的百分比 |
38.9% |
61.1% |
100.0% |
30.5% |
63.5% |
6.0% |
100.0% |
占总计 的百分比 |
38.9% |
61.1% |
100.0% |
30.5% |
63.5% |
6.0% |
100.0% |
Figure 1. Statistical map of research paradigms for 2018~2022
图1. 2018~2022年研究范式统计图
将时间维度纳入分析框架后使用SPSS23.0对研究范式与方法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结果如图1、图2所示，可以看出从2018年到2022年，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混合研究二者上的差异并不大。这可能是因为研究样本分布的时间跨度较短，研究方法的变化是一个曲折向前变化的过程，仅仅5年无法观察出十分明显的变动。
Figure 2. Statistical chart of research methods from 2018 to 2022
图2. 2018~2022年研究方法统计图
4.2. 数据收集方法
定性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报告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在定性研究中，绝大多数的研究都使用访谈法(35.4%%)进行数据收集，其次是文献法(32.9%)，定性研究中的文献法主要是指官方的政策文件、已有的研究成果、网络平台上的文本、媒体报道等关于文本化信息的资料。访谈法、观察法与文献法(13.2%)作为一种三角互证的数据收集方法，受到许多学者的青睐，使用频率仅次于访谈法和文献法，相信在未来该数据收集方法组合会被更多研究者选择。
Table 2. Qualitative research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2. 定性研究数据收集方法描述性统计
|
数据收集方法 |
数量(单位：篇) |
占比(%) |
定性研究 |
访谈法(文献法) |
271 |
35.4% |
文献法 |
252 |
32.9% |
访谈法 + 观察法 + 文献法 |
101 |
13.2% |
访谈法 + 观察法 |
69 |
9.0% |
实地调研/田野调查法(文献法) |
53 |
6.9% |
观察法(文献法) |
17 |
2.2% |
其他 |
2 |
0.3% |
合计 |
|
765 |
100.0% |
注：因为有的研究中将田野调查法与实地调研具体分为访谈法、观察法等，因此为了便于分析，当前后二者同时出现时仅报告后者；因此，表中的田野调查法与实地调研均为单独出现的频率。文献法在众多文献中被使用，但是更多是作为辅助材料，因此表中文献法仅为单独出现的频率。
定量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相对较为单一，分为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实验法；具体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汇报结果可知，公共管理领域在近几年的定量研究中，较多地使用文献法(76.1%)进行数据的采集，这一点与史晓姣等学者(2023) [25]的研究结果类似；定量研究中的文献法更多的是政策文件、面板数据、统计年鉴、已有的调查数据如CHIP、CGSS等易于进行量化的数据。而实验法的使用尚有不足，仅占6.8%。
Table 3. Quantitative research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3. 定量研究数据收集方法描述性统计
|
数据收集方法 |
数量 |
占比 |
定量研究 |
文献法 |
280 |
76.1% |
问卷调查法 |
63 |
17.1% |
实验法 |
25 |
6.8% |
合计 |
|
368 |
100.0% |
注：三种方法有交叉出现，表中报告的文献法为单独出现的频率但是减去实验法中通过文献法获取数据的文献，表中报告的问卷调查法是出现了问卷调查法(不考虑文献法)但是减去实验法中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的文献。
混合研究中数据收集方法统计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汇报结果可以看出，混合研究中文献法(75.0%)、访谈法(63.9%)和问卷法(50.0%)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三种方法。
在进行文献阅读过程中，可以发现许多混合研究在数据收集方法上的交叉使用情况如下：运用访谈法、观察法等定性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来进行问卷指标的确立，使用问卷调查法收集量化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张婵娟，2020) [27]；或者将定性研究的访谈法与问卷调查的量化分析结果互相作为支撑与证明(黄锐，2018；邓理，2020) [28] [29]。
Table 4. Mixed study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4. 混合研究数据收集方法描述性统计
|
研究方法 |
数量 |
占比 |
混合研究 |
访谈法 |
46 |
63.9% |
实验法 |
4 |
5.6% |
观察法 |
10 |
13.9% |
问卷法 |
36 |
50.0% |
文献法 |
54 |
75.0% |
注：由于混合研究法所使用的方法组合较多，在此仅汇报各种方法被使用的频率。
4.3. 具体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的文献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的使用情况如表5所示，根据汇报结果可以看出近几年学者们在进行定性研究时更倾向采用案例研究法(66.8%)，案例研究法已经占据了定性研究的半壁江山，这一点与史晓姣等学者(2023)的研究结果相同；关于案例研究的使用频率日益升高这一现象，近几年来已经有学者给予关注并进行相关的讨论(侯志阳，张翔；2020；蒙克，李朔严；2020；于文轩，2020) [30] [31] [32]。
在越来越多学者选取案例研究作为研究方法的同时，学界也对此现象给予相应的重视，管理世界(毛基业，陈诚；2017) [33]、公共管理学报(黄欣卓，李大宇；2022) [34]、公共管理评论(本刊编辑部，2021) [35]等顶尖期刊召开了案例研究的专题讨论会议或论坛，针对如何更好写出中国本土化的案例研究论文进行学术探讨，对领域内学者在使用案例研究方法时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建议；集众人之智共同推动案例研究方法的在中国的更好发展与更好应用。
Table 5. Qualitative research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5. 定性研究具体研究方法描述性统计
|
具体研究方法 |
数量(篇) |
占比(%) |
定性研究 |
案例研究法 |
511 |
66.8% |
扎根理论 |
39 |
5.1% |
定性比较分析法(QCA) |
25 |
3.3% |
比较研究法 |
27 |
3.5% |
文本分析法 |
50 |
6.5% |
其它 |
113 |
14.8% |
合计 |
|
765 |
100.0% |
定量研究的具体研究方法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对14种方法进行统计，发现回归分析(44.6%)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方法。44.6%的定量研究文章都对研究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分析是探讨变量之间较为复杂关系的首选方法；而回归分析的具体使用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比如断点回归(李晓方，孟庆国，王友奎；2021) [36]、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岳经纶，张虎平；2018) [37]、基准回归(廖福崇，2020) [38]等。紧跟其后的是描述性统计分析(40.5%)，大多数的定量研究文章在进行分析的第一步都是先对变量或者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这也是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频繁出现的原因之一。
Table 6. Quantitative research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6. 定量研究具体研究方法描述性统计
研究方法 |
数量(篇) |
占比(%) |
社会网络分析 |
11 |
3.0% |
信效度检验 |
14 |
3.8% |
描述性统计分析 |
149 |
40.5% |
相关性分析 |
49 |
13.3% |
回归分析 |
164 |
44.6% |
双重差分法 |
17 |
4.6% |
倾向得分法 |
12 |
3.3% |
模型检验 |
59 |
16.0% |
效应检验 |
50 |
13.6% |
结构方程 |
14 |
3.8% |
稳健性检验 |
34 |
9.2% |
异质性检验 |
16 |
4.3% |
事件史分析 |
9 |
2.4% |
政策文本计量法 |
60 |
16.3% |
注：由于定量研究具体方法可能重复出现在同一文献中，因此仅报告表格中各方法被使用的频率。
统计结果表明，与以前公共管理领域的定量研究相比，近几年公共管理领域的定量研究不再仅局限于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而是交叉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有的研究者加入了中介效应或(与)调节效应的检验(柯江林，闫晓岑，蒋一凡；2020；蒋光明，2022) [39] [40]；有的学者引入了相关模型来对研究样本进行检验(王芳，余莎，陈硕；2020) [41]；有的学者在上述基础上进行了稳健性、异质性的检验(武永超，2021) [42]。这也说明，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在定量研究的使用上正在朝着多样化、复杂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发展。
对混合研究具体研究方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根据汇报结果可以看出混合研究中描述性统计分析(45.8%)、案例研究法(34.7%)与回归分析(31.9%)三种方法的使用频率最高。
混合研究具体分析方法的使用上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形式：有的研究通过扎根理论探索因素，构建模型，再运用量化分析方法来进行检验(谭新雨，2019) [43]；有的研究先进性量化分析，再进行案例讨论来验证量化分析结果(范梓腾，2018) [44]；有的研究先进行案例研究，然后使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韩燕，2021) [45]；有的研究则是先对量化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进行质性的结果讨论(刘振春，2022) [46]。混合研究在分析方法上的表现形式和组合形式较为多样，但都是运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种方法来对研究对象进行不同角度、不同维度的深入探讨，以期能够获得更加真实准确、深入本质内里的结论。
Table 7. Mixed studies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7. 混合研究具体研究方法描述性统计
|
具体研究方法 |
数量 |
占比 |
混合研究 |
案例研究法 |
25 |
34.7% |
扎根理论 |
5 |
6.9% |
内容分析法 |
9 |
12.5% |
回归分析 |
23 |
31.9% |
描述性统计分析 |
33 |
45.8% |
定性比较分析(QCA) |
1 |
1.4% |
注：由于混合研究法所使用的方法组合较多，在此仅汇报各种方法被使用的频率。
4.4. 统计分析软件
Table 8. Each research method analyzed the softwar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表8. 各研究方法分析软件统计分析结果
研究方法 |
使用软件 |
频次统计 |
占比 |
定性研究(52) |
Nvivo |
24 |
43.15% |
QCA/fs/QCA |
21 |
40.38% |
AXQPA |
4 |
7.69% |
Atlas |
3 |
5.77% |
混合研究(23) |
SPSS |
5 |
22.73% |
Nvivo |
5 |
22.73% |
Amos |
3 |
13.64% |
Ucinet |
3 |
13.64% |
NetDraw |
2 |
9.09% |
Stata |
2 |
9.09% |
Gephi |
2 |
9.09% |
定量研究(126) |
SPSS |
40 |
31.75% |
stata |
17 |
13.49% |
Amos |
12 |
9.52% |
UCINET6 |
12 |
9.52% |
CiteSpace |
11 |
8.73% |
Nvivo |
10 |
7.94% |
SmartPLS |
5 |
3.97% |
NetDraw |
5 |
3.97% |
Mplus |
5 |
3.97% |
POSTCM6 |
5 |
3.97% |
DEAP2.1/python/excel/EVIEWS |
4 |
3.17% |
在文献中明确提到使用了某种分析软件的文献有200篇，其中定性研究的52篇，定量研究126篇，混合研究22篇。对各种分析软件进行整理结果如表8所示，根据汇报结果可知在定性研究中Nvivo软件(46.15%)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分析软件，其次是QCA/fs/QCA软件(40.38%)。定量研究更多是运用SPSS (31.75%)与stata (13.49%)进行分析。
从表8中可知，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会使用更多种类和频次的分析软件；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定性研究更多是研究者对数据进行的文字的讨论和语言的描述；而定量研究则主要是对数据化的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对各变量间关系的探讨，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借助软件工具来进行。
5. 与已有研究的比较分析
在该部分，研究选取国内外对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应用的统计分析研究，梳理国内外在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应用上的发展变迁历程，并结合国内外进行比较分析。
研究选取的国内的样本为范柏乃和楼晓靖(2013) [22]的研究。搜索发现国外自从2011年以后，并未有学者进行公共管理领域总体的研究方法应用分析，较多的都是对单一实证方法如混合研究(Kathryn Hendren et al., 2018) [20]、定性研究(Ospina, SM et al., 2018) [47]、网络分析法(Qian Hu et al., 2016) [48]等的讨论。由于这类研究中仅有某一种单独的方法数据，且方法占比的计算方式并不相同；因此，为方便起见，本研究对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发展历程分开比较。
具体的国内外比较研究从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2个方面进行。
5.1. 研究范式的比较分析
对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在研究范式上的应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通过直方图可以直观地看出，从1982年到2022年，国内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范式的变化趋势是规范研究占比不断下降，从1982~1995年的80.6%到1996~2005年间的65.8%，到2006~2012年时基本与实证研究持平(45.7%)。到2018~2022年，规范研究(38.9%)已经低于实证研究(61.1%)。
实证研究的数量则与日俱增，从最初的19.4%到现在的61.1%，短短40年间，增速达到41.7%。可以看出当前在公共管理领域，实证研究开始逐渐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国外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规范研究占比已经低于实证研究，而到了2010年左右，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比例已经接近3:7。可以看出，在10年前，国外公共管理领域已经开始将实证研究作为主流的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的应用上都呈现出规范研究减少而实证研究增加的趋势，只不过是一个前一个后的形态。
Figure 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paradigms at home and abroad
图3. 国内外研究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分析
5.2. 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
在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混合研究)的讨论中，样本文献中大部分并未对混合研究进行讨论，因此本研究不对混合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将本研究结果与范柏乃学者等人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具体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
Figure 4.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methods at home and abroad
图4. 国内外研究关于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
根据图4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公共管理学重建初期，国内的实证研究一直以定性研究为主(98.10%)；迄今为止，定性研究仍然占比较高。定量研究在实证研究中的占比一直较低，但是定量研究的占比在不断上升1.90%~5.40%~11.70%~30.5%。虽然时至今日，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在实证研究的使用上仍然不平衡，但是纵观整个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定量研究在不断地发展进步，越来越受到公共管理领域重视。
因此国外定性研究的样本从2001年开始。虽然仅有两个样本进行比较，但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国外定性研究数量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0年，国外对定量研究的使用从28%上升到58.3%，可以看出定量研究在逐渐成为学者们的偏好。
综上所述：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在研究方法上的发展趋势都呈现出相同的趋势：定性研究占比下降，定量研究占比升高。近年来，国内外都开始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根据比较结果可以看出，国外在定量研究的探究上开始的很早(1975左右)，且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定量研究占比已经略高于定性研究。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基本没有涉及定量研究(1.9%)。国内一直到近五年，定量研究的占比才开始有较大幅度的增加(30.5%)。
6. 结果与讨论
经过实证研究与比较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从2018年到2022年，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呈现出实证研究使用频率高于规范研究(规范研究38.9%，实证研究61.1%)。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对定性研究的使用频率是定量研究的两倍之多，可以看出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对定性研究的偏好，而对定量研究的使用仍然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定性研究63.5%，定性研究30.5%，混合研究6.0%)。
定性研究占据公共管理领域主导地位，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学科的特殊性。公共管理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的学科，人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是复杂和多样的，仅使用工具对客观的数据进行讨论并不足以对公共管理领域的现象进行更深刻的讨论，因此更多的学者倾向于通过与研究客体的深入交谈、观察记录等方法，透过研究客体的行为、语言和心理去对公共管理领域的各种问题进行解释和诠释。二是定量研究的可行性。定量研究主要是对客观量化的数据进行分析，这些数据的来源、质量、数量等会对研究结论造成重大的影响。而公共管理领域需要讨论的问题、现象等都具有对象范围大、影响范围大等特点，要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是一件工作量大、需要研究者具有相关社会资源等条件才能够完成。
第二，通过国内外已有研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在研究方法上的使用均呈现出规范到实证，定性到定量发展的趋势。在同一条路径上，国内外在同时期却处于不同的阶段；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国内外对该领域研究方法的探索起步早晚所导致。
自19世纪以来，由于国家经济、社会等问题的出现推动行政国家的出行，国外开始重视和关注对公共管理领域的探究。规范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一直是该研究领域的主流研究范式。回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国外就已经开始踏上了实证研究的道路，至今已经80多年的发展历程。再回望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发展史，1982年夏书章先生提出重建公共管理学，国内对于该领域的探索才起步。可以看出，国内对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的探索较之于西方起步晚了近40年。因此，如果单纯从横向时点上讨论方法使用的情况，中国在研究方法的应用发展上要迟于国外。但是，从中国开始探索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至今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内在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上的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到2012年，短短30年的时间，实证研究增速达到34.9%，相比之下，国外从1984到2010近30年间的实证研究增速(21%)就要慢于国内。
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国内学者会更多采用实证研究(61.1%)。可见，公共管理越来越立足实践，用真实的数据资料做支撑，构建符合实践的理论体系，得出更真实客观的研究结果，提高了公共管理研究指导实践的能力。然而，在质量上公共管理领域研究仍然具有进步的空间，尤其是在定量研究中更多使用二手数据而非一手资料(76.1%来自文献法，而文献法大多并非一手数据)。这一点也侧面印证了罗梁波(2020)认为虽然国内在积极推进实证研究的定量研究，但是其中高质量研究并不多的结论。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定量研究从研究者的一手数据中生根发芽。且相较于过去在定量研究中仅使用简单基础的统计分析方法，未来定会将更多复杂、更深层次的定量技术来探究公共管理领域。
案例研究(66.8%)近几年几乎成为公共管理定性研究中的主流研究方法，这是由于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学界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与讨论推动着案例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使得案例研究法能够更加贴近中国实际；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案例研究写在中国大地上，真真切切地解决中国问题。相信在未来，案例研究仍然会持续保持热度，并得到新的发展与进步，会更加被赋予中国特色，进行更好的中国研究。
混合研究仅占6%，说明公共管理领域仍然以单一的研究方法为主导；这一点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论证。但是，当今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元化，需要解释的现象更加复杂，涉及的数据更加复杂；在未来，需要使用更加多样化的方法来探索公共领域，为中国公共管理发展做贡献。学者们应该将新出现的技术、工具、方法与传统的、成熟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将理论与经验进行更好的融合，共同探索公共管理领域实践。
7. 不足
研究在进行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过程中，存在一些有待进步的空间，具体看来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部分文献未明确其数据收集方法或具体研究方法，研究者进行人工界定对文献进行归类，但这不可避免带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其次，四个期刊的文献数量相差较大，未能以文献来源对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进行相关讨论。最后，在对定量研究的具体研究方法的分类上有待完善。